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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论的本体与它的自然界中的“真实”对应物之间契合这种观念，现在在我看来原则上是虚幻的。
另外，作为一位史学家，我特别能感受到这种观点的不合理。
Kuhn（1970a）,p.206;
emphasismine.
为了说明这一点，库恩继续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爱因斯坦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对他而言似乎更多，要大于这二者与牛顿的共同点。
持批评态度的人所坚持的关于库恩对进步的把握与“逼进真理”观念之间的区别，已经广为人知，没什么新的内容了。
而我所关注的是库恩关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距离这一对比的说法。
接下来在这篇后记中，库恩对《结构》一书所展示的模式做了反思。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
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它领域。
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类活动的史学家，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学科。
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的周期性来分期，是他们的标准方法之一。
Kuhn（1970a）,p.208;
换句话说，库恩解释其所谓的“相对主义”理论不过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习以为常的一种分析工具，借此试图为他所遭受的极端主义攻击进行辩解。
之所以出现激进主义是因为将这种工具用在科学史上而已。
库恩的辩解所引起的麻烦（“此处除了史学家没有别人”）在于库恩之前职业史学家已经这样写过科学史了。
巴特菲尔德和柯瓦雷（提两个库恩所认可的前辈）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像《结构》出版后所遇到的那样强烈的反弹。
可是，库恩的把戏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呀！
正如我们所要见到的那样，他的编史学实践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著作家的套路。
此外，哲学界对1957年版关于哥白尼革命的论述还是相对平和的。
由此可见，对于《结构》争议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将标准的编史学技巧应用于科学史所致。
本文认为，库恩作为史学家并非有意允许他的这些处理和经验的特征进入到他对科学的一般性论述中去。
譬如，看一下恶名顶顶的格式塔转换。
在《结构》的第一版中，库恩认为在革命期间，科学家经历了某种云翳顿开的体验，即所谓的鸭兔转换。
参见Kuhn（1970a）,Ch.10,pp.111—135.后来他取消了这一主张，认为科学革命作为社会现象是在长程的历史时期发生的，而格式塔转换则是个人的体验并且是瞬时的。
在《必要的张力》前言自传性的文字中，他澄清了这个错误的根源：
当史学家通过一种或多种范式转移来回顾某种与我们自身相分离的世界观时，他可以经历一种瞬时的转换。
Kuhn（1977）,pp.xi—xii.猛然间他发现他自己是在透过亚里士多德的眼睛（或用不同的语法在说同一件事情，他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在看世界。
那是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在妄称“自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便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了”之类的事情。
对于身临其境的科学家而言，范式转移的两边在他经验的连续体中是密不可分的，这并不否认，譬如说，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相应的世界各方面。
将过去分成泾渭分明的“诸世界”仅仅是史学家经验中的一个时刻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库恩在其科学发展的论述中引入了一个作为史学家经验的要素（即格式塔转换），他看到这个错误并将其收回。
本文的论题是库恩在科学模型的编史学经历和处理中还引入了其他诸要素，但他却未能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然这样做了。
库恩在《结构》中宣称，其目的就是要展现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只能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
”本文认为，库恩关于科学的概念与他审视过去的方式和他在那里的发现具有同等的关系。
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是智力活动的产物，撰写这些记载的史学家具有各种方法论承诺，而正是这些承诺勾勒出某种粗线条的科学形象。
举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上述引语中关于周期性的论述。
在库恩看来，“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的周期性来分期”，不过是一种“工具”。
因而使用这种工具便意味着承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题，即这种革命性的间断的的确确发生过。
激烈的反弹出现在《结构》里而不是在《哥白尼革命》里，其原因在于，《结构》的出版促进了编史学的方法进入哲学理论。
《结构》出版以来，库恩及其拥戴者的蕴涵性方法论承诺，凝聚为一种讲英语的哲学家所能认可的关于科学的一般模型，他们就依据这个模型来说事。
然而，希望人们不要以为本文试图对《结构》进行一种全面的解读。
库恩的科学哲学有许多内容是不能追溯到他的编史学实践的，如关于概念形成的论述，以及他对科学教育那种奥威尔式的观点等。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的解读能够说明《结构》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反应和混乱的原因。
显而易见，我们不得不检讨一下库恩从他的模式里学来的编史学实践，否则在其科学过程的模型中我们就不能将其识别出来。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库恩在哲学家中作为史学家位置的意蕴。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个观念，他把编史学方法转换为哲学模型基本是未被注意到的一种全然无邪的做法。
目前的这个论证部分认为，尽管库恩坚称历史对科学哲学具有戏剧性的意蕴，但是他从未充分澄清过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说明这些意蕴是如何形成的。
2．欧洲派的史学家，美国味的哲学家
库恩尽管在不断辩解，但他依然不单纯是个史学家。
他的学术人格是分裂的。
他所崇拜的许多人物是以鲜明的哲学意图来写历史的（例如，布伦士维格（Lé
onBrunschvieg）、梅耶逊（EmileMeyerson）、狄克斯特霍伊斯（E.J.Dijksterhuis）和柯瓦雷（AlexandreKoyré
）等。
的确，库恩在寻求一种关于科学变化的一般模型时，不得不充当一位十足的哲学家，这样才能使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发生碰撞。
尽管如此，他还是声称他之所以背上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恶名，是因为他是作为史学家来写作的，而那些声音较大一些的批评却把他解读为哲学家。
在讨论人们接受不可通约性的论题时，他宣称“只有哲学家才严重误解了我在这部分所作的论证的意图。
”库恩并没有试图精确地指出对他误读的实践者的哲学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库恩在这个语境下所意味的“哲学家”的涵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0年左右，北美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的”（很抱歉我在很宽泛地用这个词）。
也就是说，形式逻辑是主要的工具，反心理主义是被接受的智慧，而经验论和实在论之间的紧张则是中心问题（在宽泛的意义下，多数批判理性主义者也是“实证主义者”）。
库恩对“史学家”的理解更为模糊。
在《必要的张力》的第一章中，库恩曾就历史和科学哲学做过对比。
然而，他却未能就此问题提出什么新的见解，这部分原因在于他基本是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受到的松散哲学教育是英语传统的。
这一点（库恩自己说出来的）妨碍了他把握他所处的历史传统中的学术背景：
对我以及我的历史学同事产生如此影响的各种早期模型的那类历史，是后康德欧洲传统的产物，而我和我的哲学同事却依然没有察觉。
Kuhn（1977）,p.xv.
这番表白似乎不是什么假谦虚。
在《必要的张力》中题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那一章中，可以见到历史所寻求的是在其语境中理解特殊，而哲学则是在任何给定的特殊中寻找一般。
接下来的那篇文章记载了库恩为研究生办的学术研讨班上的这些不同目标的实际后果；
在得出这两门学科应该寻求合作而非联合的结论之前，该文对历史说明的覆盖率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这种平庸的反思表明，“后康德的欧洲传统”对他果真是一部合上了的书。
尽管如此，在拒斥历史说明的覆盖率模型上，库恩卓有成效地抛弃了他已经打算涉足的唯一哲学传统。
任何相信历史可能会有什么深刻的哲学意蕴的人，将不得不学会在欧陆和英语哲学传统之间早就存在的鸿沟之间架设桥梁，对此我表示怀疑。
同上。
当然，库恩的确相信历史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因为他从未在欧陆和英美鸿沟之间架设什么桥梁，所以（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并没有完全理解他自己工作的逻辑。
正如最后这段引语所表明的，库恩与其哲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并非完全是历史与哲学之间那样的鸿沟。
而是库恩所崇拜的人物——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如巴特菲尔德、勒沃乔伊（A.O.Lovejoy）、梅耶逊、布伦士维格、狄克斯特霍伊斯、麦尔（AnneliesMaier）而最重要的是柯瓦雷］Kuhn（1977）,pp.108—109.——与其讲英语的科学哲学同事（宽泛意义的“实证主义者”）的传统之间的鸿沟。
库恩的导师中的欧陆哲学家，更倾向于是史学家而不是偏向讲英语的哲学家，因为并非与历史进行对比，而是与历史主义进行对比。
库恩的众神中的哲学家属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思想的某个时期，正如柯瓦雷所指出的：
受历史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意识不到除了历史方面的自己的知识之外，可能还有任何其他方面的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除非通过并且作为其过去，其历史功能之外就不承认能够理解其自身并说明其自身的时期。
转引自Jorland（1981）,p.72.
对于讲英语的科学哲学家而言，这个情况并不真实，因为他们斥责的是库恩的相对主义。
他们的训练大都在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方面，而不是在历史人文方面。
那么，这种反差就不仅仅是历史和哲学之间的了（库恩在这两个领域都沾点边，否则也就不会是这个样了）。
这种反差一方面是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间的，另一方面是史学家与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传统的哲学家之间的。
那究竟什么是历史主义呢？
3．巴特菲尔德
在库恩这一代人之前，巴特菲尔德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典型英国版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攻击。
这种“辉格解释”对英国历史的解读就像一个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新教自由的幸福状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进步所致。
巴特菲尔德对这个故事的抨击在任何进步主义编史学中都是很平常的，科学史也不例外。
到了巴特菲尔德那个时代，把过去看作是为当今做准备这种成见已经开始不时兴了。
先是哲学史，后来（1920年代以降）又是科学史，都经历了这场变革。
参见HoyningenHuene（1993）,p.18.这种“历史主义”一开始就决定要处理：
让过去“自己说话”，而不是根据当前或什么其他外部资源的结论来说话。
到了1931年，“历史主义的”运动已经大功告成，巴特菲尔德将其论证总结成一部小书：
《历史的辉格解释》。
巴特菲尔德对于这篇文章而言是一个快乐的案例，因为他还写过科学史（并为柯瓦雷70华诞的纪念文集写过文章Butterfield（1964）.）。
库恩引用过巴特菲尔德的《现代科学的起源》，他是将其作为对自己有关哥白尼革命的研究的影响来引用的，而且是将巴特菲尔德视为柯瓦雷的崇拜者。
的确，将柯瓦雷的思想在讲英语的世界进行普及被库恩看作是巴特菲尔德功劳。
库恩曾特别提到巴特菲尔德论题——早期现代欧洲科学的兴起并非来自新的或更精确的观察，而是来自“换位思考”，“一种不同的思维状态”。
在这一点，库恩找到了一种与自己观点暗合的启示，即科学革命涉及到科学的格式塔转换。
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巴特菲尔德论证了党派的历史——包括“辉格式的”（即进步主义的）历史——不需要以偏执立场对资源进行处理。
相反，当专业学者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被简写并被压缩成一种提纲挈领式的东西时，危险就来了。
“简写可以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依据某些经过挑选的原则……”巴特菲尔德的选择并非一种随意性的细节筛选，而是一种不“改变意义和历史故事本来面貌，仅仅是一种简写。
”根据巴特菲尔德的看法，做到这一点还是可能的，如果这种简写是“全部的思想浓缩”的话。
苛求包括对揭示专家研究中细节的精当理解，因为历史就是“无数复杂情节永久纠缠在一起所生成的整个网络”（Butterfield,1931,pp.74—75）。
简写是如何“在不丢失全貌的情况下缩减细节”的问题（同上，p.76）。
库恩自己对历史解释的说法是信念，但是把他的说法与巴特菲尔德的进行比较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多数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都是一种叙事，一个故事，讲的是过去某些特定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所发生的事态的一种描述（哲学家和科学家常说，仅仅是一种描述）。
然而，它的成功却不仅仅靠精确性，而且还要靠结构。
历史的叙事应该提供其所描述的可令人接受和理解的事件。
Kuhn（1977）,p.5.
注意这里用到的“哲学家”是特指上面讨论过的。
史学家的解释努力受到适当标准的苛求。
例如，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人。
例如，一个人的一生不应该出现太多在通往大马士革路上的皈依事件。
从我们的目的出发，最重要的是要求“在叙事中……不可以在中间出现空隙。
也不可以有任何断裂。
”Kuhn（1977）,p.17.换句话说，库恩派的史学家认可的是过去没有空隙的叙事，他要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统一性。
我们姑且把这条称为历时的统一原则（diachronicunityprinciple）吧。
他继续论述道：
历史如果是解释性的，并不是因为它的叙事是由各种一般的定律所覆盖。
相反，是因为读者说“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还说，“现在我明白了；
现在我理解了；
先前对我而言的那些仅仅是事实的罗列已经落入一种可以识别的模式中了。
”Kuhn（1977）,pp.17—18.
这些关于对历史本质理解的观点不会相互抵触。
库恩是在事实堆里寻求可以识别的模式，而巴特菲尔德则希望在整体性中辨识全貌。
这些阐发不是对等的。
模式要比全貌更加灵活。
在几个明显不同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所展现出的相同模式，这个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结构》一书确实也主张这一点），而一个叙事的全貌却是独特的，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关系明晰的关联，尤其是在覆盖率理论的对比中。
对巴特菲尔德而言，简写的问题是认真的，因为他的科学史像柯瓦雷的一样，都是跨越好几个世纪的。
这种历史要求周期化，这反过来又引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过渡的问题。
因而，在巴特菲尔德的历史（包括他的科学史）的内容、形式以及方法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在《结构》中很显眼的主题。
《历史的辉格解释》还预设了库恩关于历史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观点。
巴特菲尔德的理想史学家“是事关具体的，是在事实、人物和事件的世界的中心”（Butterfield,1931,p.52）。
例如，
［史学家］恰恰是通过发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来解释法国大革命；
在任一点上，倘若我们需要进一步阐释，那么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我们带入更多的细节之中，并让我们看到更加确凿的具体情景。
Butterfield（1931）,p.56.
接下来，巴特菲尔德的史学家就把我们带出了“一般看法的世界”（同上，p.56）。
在这方面他的本能与哲学家的不同，哲学家是在成就具体生活的纷繁复杂的细节中寻求普适的概念秩序。
一个有哲学头脑的史学家倾向于越来越对“他所从事的业务中所要注意的那些琐碎和重复的东西”感到厌烦（同上，p.52—53），并且企图将这些不相干的东西置于他真正关心的一般观念的框架之内。
在这个意义下，辉格史就是采信当下的思想并将其处理成一般的观念而犯这种罪。
就具体历史细节的特殊性的历史关照而言，覆盖率模型也犯下同样的罪过，因为要想应用某个定律，我们必须先要把所要考虑的事件从其具体的语境中抽象出来。
由于我们的目的是要寻求库恩所谓的相对主义的源泉，所以有必要关注一下巴特菲尔德，“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寻求可能是价值判断的那些东西”（同上，p.57）。
这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不是裁判和公职人员所期盼的那种公平。
相反，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事实：
为表达事关这一行为或那一特征的某种伦理判断，有必要从流变的对象进行抽象并认为它就是一个类型的例子（我们把那些干革命的人设想成什么样？
），或者至少将其强行进行缺乏历史顺序的比较（如何比较法国和俄国革命？
）。
史学家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当他
把我们从简单和绝对的判断引开并返回到历史语境中去把一切都搞乱。
当他根据具体情况和其中所产生的互动关系告诉我们，某件事情是好的，某件事情是有害的时候，他便回到他恰当的位置了。
倘若历史还能做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提醒我们那些复杂关系使我们确信的东西打了折扣，并告诉我们所有的判断仅仅相对于时间和空间。
Butterfield（1931）,p.58.
因此，相对主义对诸如巴特菲尔德那样的史学家而言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历史说明就是将被说明的事情嵌入到恰当的语境中去。
判断就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e），而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这不是历史。
现在，没人相信巴特菲尔德对编史学实践做出过让人信服的描述。
他对“辉格”史观的反面痛斥被认为是成功的，但他的正面论述却有一个方法论上的漏洞。
他从未解释过在证据的细节中沉浸的程度有多大，才能使一个史学家从全局把握住“面貌”。
当我们考虑到史学家的读者面时，问题也会同样出现。
史学家不得不将过去的故事以可理解的形式呈现给今天的读者，要想做到这一点，仅靠罗列事实不行，尤其是这些事实采用古代语汇表达。
掌握了“就其所是”（即考虑到当时的概念、建制、习惯用语等等）之后，史学家应该将他的这种理解翻译成今天读者能读懂的文本。
巴特菲尔德的长处在于他是对过去负责的史学家，短处是他对读者不那么负责。
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柯瓦雷非常清楚解读一段古代文本的就是把它翻译出来（例如，见下面他关于解读欧几里得的说法）。
在这方面，柯瓦雷的历史主义要比巴特菲尔德模糊。
而巴特菲尔德则强调，成与败、善与恶都是相对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可是柯瓦雷却证明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是相对于当前。
就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些缺陷无关宏旨（尽管对库恩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难免有这些缺点的：
在《结构》的第一页他写道，“历史记录”仿佛就是自动组装在一起的证据）。
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史观的痛斥表明，他已经明确表述了在史学家的史学态度之间的论战。
下面让我们回到巴特菲尔德和库恩共同的情感上来吧。
4．柯瓦雷
库恩写道，“没有任何学者能够像柯瓦雷那样对编史学革命……负责”，通过编史学革命，可以克服辉格式的科学史。
Kuhn（1970b）,p.67.柯瓦雷之所以赢得了这一赞誉是由于他处理原始文本的方法。
对于辉格式的科学史家（如库恩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而言，解读原始文本的关键在于确定今天的科学方法或原理的某一部分被发现的那一瞬间。
据此，主要的作品可以被解读得很快，可能是翻译的，而外围文献则不在考虑之列。
这与柯瓦雷的做法形成对比，他是一定要把科学家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
这就要求他阅读外围文献，包括这个主题的先行者、同代人和直接继承人用其母语写成的作品（柯瓦雷可以阅读法语、俄语、德语、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拉丁语以及中高地德语等Jorland（1981）,p.79.也可参见‘TraduttoreTraditore'
inKoyré
（1966）,pp.272—274.）。
他的这种劳作的酬劳便是一种更为可靠的历史。
用库恩的话来说：
他笔下的伽利略（或哥白尼、或牛顿）不再是一个企图超越他前辈错误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迷信的现代科学家了。
他所写的伽利略甚至也不是一个直接通往牛顿之路的人物。
相反，他是个……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人，曾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和更加令人着迷的人物。
Kuhn（1970b）,p.68.
写光学的牛顿和写炼金术的牛顿是同一个人。
如果把第一个牛顿写成一个不合时宜的现代科学家（因为这样的人从不会认真地去写什么炼金术），那么这一事实就变得不可思议了。
因此，对外围文本的关注就不可能导致辉格史。
不管怎么说，库恩的评价还是正确的。
譬如说，柯瓦雷坚持认为，欧几里得的解读应该具有注释，注释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将欧几里得与来自现代思考的欧几里得思想区别开来，一是可以澄清欧几里得立场赖以成立的“心智结构”。
否则，欧氏几何学可能就会像是一套笨拙标注体系下的现代数学。
Jorland（1981）,p.85;
Koyré
（1966）,p.14.然而，除去不知疲倦地对文本间分析的关注之外，柯瓦雷还是有其他内容的。
柯瓦雷自1909年至1914年在哥廷根大学上学（中途有过中断），期间他遇见了现象学家胡塞尔和莱纳赫（AdolfReinach）。
在他的工作中，我们未能发现胡塞尔体系的技术装置，（像大多数胡塞尔的学生一样）他没有接受胡塞尔的“超越的观念论”。
Schuhmann（1987）,p.158.然而，在一封1953年写给施皮哥尔堡（HerbertSpiegelberg）的信中，柯瓦雷说：
现在是你的问题，我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是现象学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深受胡塞尔的影响，大概向他学了不少——胡塞尔对历史知道的不是太多——正面接近历史的方法；
对古希腊和中世纪思想的对象主义（objectivism），对表面上纯粹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的兴趣……Jorland（1981）,p.28,originalinEnglish,partiallyreproducedinSpiegelberg（1960）,p.225.
此处所谓的“对象主义”在柯瓦雷那里的意思似乎是说诸如“古希腊思想”或“中世纪思想”这样的术语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术语指称的是某些对象性的历史范畴。
Koyré
（1966）,pp.16—23.“表面上纯粹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指的是科学生活的经验方面（让人想起现象学中那个半技术意义的“直观”）。
例如，成为一个托勒密传统的天文学家就是以某种方式遭遇夜空，同时还要掌握相应的学说和数学技巧。
这便是库恩后来在知觉心理学的帮助下所阐述的要点：
属于某科学思想的学派，最重要的就是要被其格式塔锁定。
柯瓦雷以下述方式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转换成一种编史学方法。
每个人都要确定一个意向性世界。
这个世界的一般框架就是一种思想（ideas）体系。
这里的“思想”要解读为半柏拉图式的，话虽这么说，这些体系也还是有其“直观内容”的。
科学史家或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头脑中重建所讨论的历史上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意向性世界的相应部分。
柯瓦雷为现象学的“加括号”装置派上了一个新的用场，把有关意向性世界的精确性的所有问题都是“现实”（Selbstverstndliche）世界的表征加上括号（放在一边）。
“加括号”可以使史学家集中精力于意向性世界依次的辩证演进。
这种关于史学家任务的观念让人回想起柯林伍德（RobinCollingwood,）的“重演（reenactment）模型”，只不过柯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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