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义渡.docx
《百年义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百年义渡.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百年义渡
百年义渡，书写信义传奇
摆渡的间隙，万其珍将河里的漂浮物捞起，祖祖辈辈下来他们家不仅义渡，而且还是这条河的环保使者。
万其珍被评为中国网事2010年度人物和“中国最佳民间公益人物”。
在风景如画的武陵山区深处，湖北省建始县三里乡大沙河村，有一个古老的渡口。
渡口不远处住着一户万姓人家。
为了遵守祖上的一个承诺，万家子孙四代人，120年来“不收一文钱”，在大沙河边为村民摆渡。
义渡是从万其珍爷爷那一辈开始的。
1877，万其珍的爷爷万作柱为躲兵赋，从江汉平原监利县举家迁到了建始县大沙河村。
作为外乡人，当地百姓不但不排斥他们，还为万家的生活行了诸多方便，这让全家人十分感动，总想“为村民们做点什么”。
大沙河村因为那条从村口流过的大沙河而得名，很多村民家住此岸，田在彼岸，每日要绕行很远，走旱路到对岸劳作。
后来，有人自造了木筏，但因为撑船人水性不好，时常翻船落水。
来自水乡的万家爷爷会划船，目睹这样的情景，便跟家人商量着，把猪卖了，造了条小木船，专职摆渡，还许下诺言：
不向村民收取一文钱。
就这样，万家爷爷一辈子都载着村民，在河两岸摇摇摆摆，来来去去。
临终前，他把万其珍的父亲和幺叔叫到床前，嘱咐他们要对这个“承诺”负责。
万其珍的父亲作为长子，接过了万家爷爷的蒿杆，用余下的人生继续着老万家的义渡。
去世后，万其珍的幺叔二话没说，又在大沙河边摆起了船，直到病死在渡口旁。
幺叔去世了，老万就成了维系万家“义渡”的接班人。
“过河……”渡口对岸村民的声音在山谷里响起。
坐在岸边晒太阳的老万像一个接到命令的老兵一般，“蹭”地站起身，稳步走到河边，解开船绳，等村民一一上船坐稳后，起浆开始撑船。
大沙河宽约百米，老万熟练地起桨、落桨，大约一刻钟光景就到了对岸。
最忙时，他每天来回撑船50多次。
村民们说，万家几代人都有求必应，无论冰雪连天，还是夜半更深，只要有人喊“过河”，他们就摆渡，从不会为多等几个人而耽误时间，哪怕一次只渡一个人。
更难得的是，虽然大沙河摆渡这一段水深时而浅只数尺，时而深过60多米，但从万家开始撑船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从没有过一起事故。
村民们曾向上级部门建议在大沙河两岸修座桥。
但因为村子穷，河口宽，桥的跨度大，造价高，所以一直没能解决。
万家义渡依然是村里人过河的唯一方法。
“如果没有万家摆渡，过不了河，我们的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
”村民谭正英家的菜园在河的对岸。
每天她都要乘老万的船到对岸种田、种菜、割猪草。
“真是分文不收。
”家住渡口旁的村民龙世银，说起万家义渡，十分激动。
干农活一般都要早起。
于是老万养成了早出晚归的习惯。
平时每天都是两顿饭：
上午10点左右不忙的时候吃一顿，算是早午饭，晚上村民都回家之后，他再回家吃晚饭。
中午，好心的村民如果外出，都会多带一点干粮，让老万先填填肚子。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大沙河发洪水。
水位很高，水流急。
老万家人劝他，洪水这么大，容易出意外，不要冒险去渡人了。
要知道，水流急的时候要靠撑杆划船，水位一高，撑杆就不容易找到落脚点。
身子一倾斜，人就容易失衡落水。
老万不听劝，执意继续摆渡。
他说，跟别人说好的事情，不要轻易放弃。
而且自己撑了这么多年的船，对自己撑船的本领信得过。
儿子万芳权为此跟老万吵了一架。
但他还是陪同父亲一起，在汛期每天接送村民。
万家并不富裕，在全村仅算中等偏下水平。
清末，有富绅在渡口附近给万家划了5亩左右的山田，给他家租种，交完田租赋税后，剩余谷子可自行支配。
这块约5亩的“当家田”成了万家安心义渡的保障，但每个月收入也仅维持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县里给这位老人每个月发60元补助。
到了90年代涨到80元钱。
后来，恩施州政府了解到万家的百年义渡，从2007年起便把补助提高到了每月540元。
万家的日子稍稍好过了些。
然而，由于大沙河修水库，万家的田地被水淹没，至今还未收到补偿。
如今，老万家最年轻的一代，都已跨入了中学校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也曾有人邀老万“合伙”：
摆渡一人收费一元，那么一个来回大概有10人，每天约莫30个来回，这就意味着，老万每月至少有近万元的收入。
但他听了这“生财之道”，手一挥，坚决不干：
“说话要算数”。
万家几代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信义”二字。
冬去春来，夏逝秋至，木船变成了铁船，篙杆变成了船桨，不变的是那份质朴的承诺。
赤子钱伟长
“回顾我这一生，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
”————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钱伟长
钱伟长（1912年－2010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奠基中国近代力学，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一生坎坷，从未放弃理想，为国家谋，为天下谋。
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曾几度为了国家利益而改弦更张甚至重起炉灶。
钱老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只要怀抱报效祖国的信念，人的毅力与能力就往往能发挥到惊人的程度。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
钱伟长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传奇和佳话。
比如，钱伟长之父钱挚居长，其四叔钱穆，后为国学大师。
有意思的是，钱穆的名字是长兄钱挚改取的，而钱伟长的名字又是钱穆所取。
少年丧父的钱伟长，若没有钱穆的影响、提携与帮助，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正是钱穆的熏陶，钱伟长于1931年6月，18岁的他在上海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所大学。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马上要进入清华历史系学习的钱伟长得知这个屈辱的消息后，当天决定弃文从理，科学救国。
钱伟长说：
“当时蒋介石叫张学良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个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
”而之前的录取考试中，钱伟长数、理、化加英文的总成绩只有25分。
放弃双百的文史转学物理，钱伟长无视个人的风险得失。
钱伟长说：
“我就是说我都没有考虑，我是将来要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
”
比如，留学之路一波三折。
钱伟长在清华大学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70分，4年后成为8名顺利毕业的学生之一，且成绩优异。
1938年，钱伟长考取中央庚款会的中英留学生，获得宝贵的去加拿大学习的资格，但是因为搭乘的轮船要在日本横滨逗留三天，钱伟长等留学生拒接上船。
钱伟长说：
“我就不干了，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到黄浦江里头了。
”经过近一年的等待，1940年8月，钱伟长等留学生才搭乘不停靠日本的轮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
赴加拿大50天后，就因为一篇论文的发表而成名。
二年后，拿到博士学位。
之后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
至1945年，钱伟长已经成为了一名国际范围内的知名科学家，收入颇丰。
钱伟长说：
“那很不错，大概八万美金一年呢。
”
比如，钱伟长二战中曾帮助伦敦免遭德国导弹袭击。
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称赞的“这个美国青年真厉害”，就是指他这位中国青年。
比如，艰难的回国和出国选择。
就在钱伟长在美国的科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传来了国内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此时他选择了回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授。
钱伟长说：
“我是决心来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
”但连年内战，经济衰退，到1948年时，钱伟长的工资只够买二只暖瓶，此时钱伟长有机会再回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申请护照填表时的一个问题，却让钱伟长选择了留在中国。
钱伟长说：
“最后一项，我填不下去了。
他是讲，假如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
”
比如，提出要造原子弹。
1956年，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张发展蓝图——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钱伟长提出，国家要优先发展原子能、导弹和航天等，当时，除了钱三强、钱学森，其它所有参与规划的400多人都不支持他，而且这400多人的身份都是各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钱伟长说：
“我觉得我要说真话，国家应该怎么办。
不能听这些话，吵了一年多了，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
”事实证明，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不了改变当时世界格局的新兴力量；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中国也成为不了现在以及未来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比如，坦然面对生活的打击。
蓝图才刚刚展开，反右运动又来了。
1957年6月，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在实验室负责扫地一年，之后下放农村劳动。
钱伟长说；“那时说我成了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行。
我的儿子、女儿都没有上大学。
我个人还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也不，我也不退。
”被打成右派后，钱伟长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发挥自己所长，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项。
钱伟长说：
“我是爱国的，对国家好才行。
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
”
1979年，钱伟长重新投入祖国的教育事业，直至2010年去世。
九十八年，钱伟长用九十八年的人生，研究了一门他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爱国。
比如，在科研上，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于是有人戏称他为“万能科学家”。
比如，钱伟长与孔祥瑛的婚姻长久、稳定、和谐、美满，并且婚龄越过了“钻石婚”。
妻子孔祥瑛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是他生活上、精神上忠实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成功的一个保障。
比如，1972年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周恩来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这才知道他还在首都钢铁厂劳动。
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来不及换下劳动服的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
周恩来见状，叫来秘书换衣服给他，并把自己的鞋子给他穿，才得以出访。
链接：
钱伟长之子钱元凯：
我分到当工人的时候，临走，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人们可以剥夺你上大学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法剥夺你受教育的权利。
所以我记住他的这句话，我是拿着莫斯科大学的教材和铁锹，一块去的首钢。
按他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这几十年里，我通过不断地自学，从一个装卸工，变成一个高级工程师，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总工，就是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和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希望能给国家作更大的贡献，我觉得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
他希望我们孩子们能够永远不论有什么多大的本事，希望能够忠于职守，淡泊名利，希望我们能够胸怀坦荡，这个表里如一。
天生我材必有用——钱元凯
中国著名的数码影像专家，著名摄影教育家。
长期从事摄影教学工作，曾被摄影界冠以“问不倒的钱元凯”之美誉。
《数字影像技术基础》、《现代照相机的原理与使用》、《摄影光学与镜头》都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专业系列丛书。
从壮工到工程师
钱元凯就读北京四中，由于时任清华大学教务主任的父亲钱伟长成中央点名的大右派之一，因此，尽管取得了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的高考好成绩却依旧名落孙山。
服从组织分配来到首钢。
报到、查体这天，钱元凯和一起分到首钢的同伴在厂区走了一圈。
艰苦的作业环境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令不少人望而生畏，结果被首钢招来的140人中竟有近半数不辞而别。
钱元凯没有走，他在首钢当了一名壮工。
他每天干的都是清理、搬运焦炭等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整个人成了一个“小泥鬼”。
收工后还有大会小会等数不清的思想改造活动在等着他。
当时他们这批“出身不好”的落榜学生是工厂重点监管改造的对象，生活、工作、一言一行都有专人监督。
钱元凯自幼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无疑对他是一个考验。
面对考验，钱元凯毫无退缩之意。
他以一种坦然的心境直面现实。
他干活非常卖力气，实心实意地在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两年后，钱元凯因劳动表现出色，被分配到首钢机械厂当了一名车工。
分给他使用的是一台老掉牙的车床。
作为大右派的儿子，厂里的先进设备是摸都不让他摸的。
钱元凯依旧坦然地面对现实。
能够从事技术工种，他已感到很不容易了。
钱元凯心灵手巧又有文化，不用师傅就能独挡一面。
仅两个月，他就帮师傅创了一个“千台时”纪录（两个月完成了1000个台时的任务）。
师傅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徒弟而乐开了花。
除车工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掌握了铣、刨、钳等诸多工种的技术，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技工和技术革新能手。
1966年，钱元凯“以工代干”，被调到技术科从事工装设计工作。
冶金系统的工装设计是一项令人头疼的工作。
这不仅是因为技术要求复杂，不能用常规的工艺，还在于设计人员若缺乏实际操作体验，设计出的东西工人不买账，常常会为此引发矛盾。
钱元凯来自生产一线，且已自学了大学理工科的课程，因此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
他先后设计了工装500余套，其中重大工装（重量超过1吨，零件超过100个）50余套，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关键难题，且深受直接使用者的好评。
尽管由于没有大学文凭，他一直评不上职称，身份一直是“以工代干”，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工作中屡创佳绩。
“文革”后钱元凯的境遇出现了转机。
1980年他考取了首钢业大（大专）和北京钢院函授部（大本）两个文凭，1981年被评为助理工程师，1982年又破格普升为工程师，并先后获得了冶金部的科技成果奖和首钢重大科研成果奖。
从壮工到硕果累累的工程技术人员，钱元凯的路颇不平坦。
从兴趣演化为事业
钱元凯家里有一台相机，他从小就喜照像。
“文革”期间首钢经常要举办大型展览，但厂里会照相的人屈指可数，于是钱元凯就承担起拍照的任务。
当时照相机在国内属稀缺的奢侈品，且国产相机在性能、质量上往往不能满足摄影需要。
于是钱元凯决定自己动手制造相机。
他既有理科知识、工科知识、工艺知识，又有活跃的创意和很强的动手能力，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除了镜头外，各式的相机、闪光灯、三角架、放大机、测光表等等他做了个遍。
他越干越觉得有意思，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是大有可为的。
他对国内照相机厂的许多产品进行过测试，发现存在的问题缺欠比比皆是。
他也对国内的照相机厂做了大概的了解，发现全国从事相机设计的专家没超过100人，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没系统地学过照相机，自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工艺上都占优势，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非常喜欢这项工作。
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主动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离开首钢，到摄影界去干一番事业。
1982年，经过一番周折，钱元凯来到了北京照相机总厂，成为一名职业相机设计师。
在新的岗位上，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一开始他设计出的东西也有人挑毛病，认为没法照图加工。
钱元凯不急不恼。
他说，你们在一边看着，我来干。
他三下五除二把活干完，令工艺人员和一线工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再也没找过他麻烦。
他在照相机总厂刚工作了两年多，就获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这在该厂可算绝无仅有，至此钱元凯愈发确信：
自己的路选对了。
钱元凯在照相机总厂期间，其主持设计的相机曾获得过全国照相机评比自动相机组一等奖、全国20省市照相机群众评议第一名、北京优质产品奖、北京市技术标准双采（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三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殊荣。
他还设计研制了众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照相机基础部件、摄影器材、专用仪器，编制了大量CAD软件，并参加了9项国家照相机标准的编审工作。
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他在业内名声鹊起。
他曾承接过社会上许多单位的高难度业务，并赢得良好口碑。
1994年，钱元凯离开了照相机总厂，就任外商独资企业普斯特公司（后更名为新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在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下，钱元凯的智慧和才学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他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开发出国内第一套拥有自主产权的光栅型立体照片合成设备及相应的工艺、工装、仪器，并获得5项国家专利。
而在国外开发出这样一套系统，至少需要4、5年时间。
经过不懈的努力，钱元凯在摄影技术、摄影机械、器材测试等方面已成为我国摄影界无可争议的专家。
他被聘为“中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还被聘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中艺影像学校客座教授及纽约摄影学院中国分院技术顾问，担任了《大众摄影》、《摄影与摄像》、《中国摄影》、《数码摄影》等杂志的编委，并参加了《摄影大词典》、《数据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摄影篇的编写工作。
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讲义、专著，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层次的讲座、培训班，为我国的摄影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被授予我国摄影界有突出贡献的摄影家称号。
坚持自学与时俱进
钱元凯高考落榜后，钱伟长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
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
”这番话令钱元凯终生奋斗、受益终生。
初进首钢当壮工时，钱元凯就开始自学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的课程。
首钢图书馆晚上10点闭馆，钱元凯回到宿舍继续学。
当时他住的是有几十人的大工棚，环境极为嘈杂。
他把自己的铺位安置在一个角落里，自己拉了一个25瓦的小灯泡，旁若无人地沉浸在课本中。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每天基本上是6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以顽强的毅力保持着与大学正规教学同样的进度，最终用两年半的时间自学完莫斯科大学三年的课程。
有了这个基础，“文革”后他在业大拿文凭简直是易如反掌。
1981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工交系统自学成才标兵。
当他迷上了摄影时，又开始在新的领域里勤奋自学。
当时国内有关的教材、资料甚少，为了直接阅读日本的资料，他又自学了日语，并一步步全面扎实地掌握了光学仪器的系统知识，逐渐成为我国摄影界集光机电学科一体化的难得人才。
进入21世纪后，数字影像在我国掀起热潮，传统摄影人面临着一次知识与器材的更新换代。
钱元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势，及时置办了数码相机、扫描仪、打印机等全套系统，并进行了大量有关数字影像的学习研究和基础试验。
当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提出应开设数码课时，学院里竟找不出胜任的授课教师。
于是钱元凯责无旁贷，成为国内首批在大学摄影专业编写数字影像教材并讲授相应课程的教师。
从1958年参加工作至今，自强不息的钱元凯每年都要自学二到三门学科。
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学才能与时俱进，才能避免在事业上陷于平庸。
在漫长的自学之路上，他深感当年四中刘老、张老等名师的启发式教学让自己受益匪浅，自己的自学能力正是在四中学习期间开始形成的。
他认为自学能力是使人能够具有较强生活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他的另一个深刻感悟是：
学习必须要与实践结合。
他目睹了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实现中屡遭碰壁的事例。
而他在生产一线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学到了许多在正规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从而在工作中少走了许多弯路。
知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发展于实践，是他在自学中一直坚持的理念。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在逆境中从不低头，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钱元凯的人生之路令人感动。
“公平正义”有关文章
或许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良好的家庭环境，从小就受着非凡的待遇；或许有人，由睁开眼睛的瞬间就注定吃苦，挨饿……不论如何都不比怨恨，因为上帝是公平的。
出生在繁荣的都市当然能受到优越的教育，但是出生在山村的你不要哭泣。
因为你能保存一颗完美的，纯洁的心，这不是每个城市人能够拥有的。
你知道什么叫做满足，不需千吨黄金，只要有一支新的笔、一本新的书就能让你露出笑容，这是我们所做不到的。
上帝是公平的，繁华的市中心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它多了高耸着的建筑，但却没有了原来的成阴绿树，清澈小溪。
学生们低头认真做作业、复习的情景到处可见却不见了孩子们与鱼儿、虾儿嬉戏的身影。
添了各种式样的新车子，却被废气掩盖了清爽的空气……
有时候你总说你躲在村里不会有所成，当不上上市公司总裁。
上帝是公平的。
他不给予你总裁的位置，要你从低级职员做起，不是他吝啬，是因为他要锻炼你，要你用自己的实力坐上这位置，他不想你想一些子承父业却一事无成的纨弟子，只有真正经过风雨花儿才能结成甘甜、硕大的果实。
生在都市的你，抑或落在山村的你，都不必埋怨任何东西，因为“上帝永远是公平的……”
说到不公平与不正义，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比如自家的房屋被强拆，比如自己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之类的具体事件。
看看这些事件，会发现，这些都是具体的事情，人们由此而产生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的感觉往往也很强烈。
但是，我却以为，这些不公平与不正义，恰恰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公平在那些具有“温水煮青蛙”效果的事情中，你不大会产生痛感，但却影响了你的很多权益，比如，高考的省际不公平就是一个典型，600分在北京可以上北大，但在好多个省份却什么大学也上不了；还比如，你去政府机构办事，却频频遇到冷脸，他们原本是该为你办事的，但你却不得不去找熟人拉关系。
河南南阳一个青年，依据《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当地政府公开公车运行等问题，当地政府不但不公开，反而把人给拘留了。
这个小伙子提的要求，有依据，有法律，结果怎么样呢？
你说你有权利，你的权利能实现才算是你的权利，我们现在不需要纸上的权利，要有实实在在的权利。
法治应当成为公平正义的保障。
正义就是给一个人以其应得。
―――古希腊政治家梭伦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2010年，社会保障的整个体系在完善，更多的贫苦大众被容纳进来。
工伤保险首次实现了全国意义上的城乡“同命同价”，新拆迁条例虽然艰难，却一直未放弃前行。
还记得“彭宇案”吗？
2010年，这个案子重演了N次。
郑州，杭州，深圳……哀叹道德远去者，却很少去细看一下最初“彭宇案”的报道细节：
被撞倒的老太本来一路说谢谢，到医院一听说要花好多医疗费，立马就改口咬定是彭宇撞伤了她――逻辑或许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责任人，她就要自己掏钱，她没有那么多钱，也或许，她不舍得花这么多钱。
只想说，更多时候，仓廪实而知礼节，比“饿死不拆屋”更接近普通人。
如果老太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来支付医疗费，那么彭宇很可能就成为榜样式人物，我们也无须把这个道德包袱一直背到现在。
2011年，我们希望能有尽量多的人，得到尽量多的社会保障。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应该享有社会保障，更是因为社会保障能促进公平正义，能够消灭“血房地图”，能够让蚁族不再蜗居，能够让“海豚族”不再惧怕复杂因素下的柴米油盐涨价。
“我爸是李刚”喊出时代的困惑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2010年这样，让我们对“二代的迷惑”如此痛入骨髓。
“我爸是李刚”喊痛了几乎所有正在打拼的人：
“我能干什么”的思考突然就变成了“我爹能干什么”。
“官二代”成了一个怪异的标签：
舆论上天然弱势，现实中无比强势。
这是对公平正义的巨大侵蚀：
不仅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于权贵，而且让社会认知大步倒退：
凡是撞了人还嚣张的，一定是“官二代”，凡是“量身招聘”的，一定是“官二代”……最终，可怕的理念：
凡是“官二代”，一定不是好人！
――出身成了评价标准，想想看，这是什么时代的思维。
5月，新华社发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的警告。
这不光是经济学上的警告，更埋藏着价值观上的警告：
“恨爹不成刚”的思维不破，我们就无法激励创新，无法促进社会的流动。
以《让子弹飞》结尾
年末，又一部大片以接近史上最快的速度票房攀上4亿，这是姜文的《让子弹飞》。
新闻联播主持人说，很黄很暴力。
是有一点。
但在北洋军阀时代的“彼时彼刻”，不黄不暴力，你无法得到公平正义。
所以“麻匪”们选择了“不轻松”，以“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决绝，不惜流血，甚至牺牲无辜。
此时此刻不是彼时彼刻了。
更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像张麻子一样牺牲一个无辜的“黄老爷替身”才能取得公平正义。
我们有围观的力量，我们也有公民身份赋予自己的权利。
2010年，我们已经在世界经济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中国的声音已经能让世界屏息静听。
上海世博会后，世界已经习惯对中国物质力的赞叹。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有鼓舞世人、激励人心的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或许还得让社会“再发展一会儿”。
但是，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一定就是温总理所说的，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
今天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