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林的故事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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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高中毕业后与同学朱德聪一道返回家乡，一同去昭通县委宣传部人事科报到，科长叫饶思云，是朱德聪的亲舅舅，由他接待他俩。
一周后吴家林被分配到县城里条件最好的一所重点小学昭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任教，而朱德聪则被分配到离县城30多公里的一所山区小学任教，文革时期这所山区小学的教师几乎全部遇害，朱德聪也未能幸免。
那时共产党的干部饶思云“把困难留给自己”的亲戚朱德聪，“把方便让给别人”，吴家林终生难忘。
在昭通师范附小，任语文、美术课，一教就是六年。
1964年春，在昭通师范附小与从昆明来的年轻教师吴月华相识，俩人一见钟情，1965年春节结婚，11月长子吴昭昆出生。
1966年吴月华分配到昆明市邮电局工作。
从此俩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
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全县小教停课集中68天，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批判“走资派”、“牛鬼蛇神”。
1967年前后约两年时间，因武斗爆发，从昭通回到昆明家中躲避，为表示自己也在干革命，在家里用钢板、蜡纸小心翼翼地刻印《毛主席诗词》寄发到昭通的“革命群众”手中。
1968年，因他的美术字写得好，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制作“农业学大寨”展览，书写毛主席语录等。
深秋，县城在召开全县农民业余文艺调演，团县委的王国恒忽然背着一台上海牌四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来找吴家林。
要求吴家林顶替他去为各个公社的农民业余文艺队员拍照。
吴家林对照相机很反感，总觉得只有风流子才弄这玩意，就一口拒绝。
王国恒苦苦哀求吴家林帮他一回，因为他农村家里要办喜事，他非回去不可。
吴家林说自己从未弄过怕误了事。
王国恒说太简单了，五分钟把他教会。
王国恒教他如何装胶卷，如何调焦距，大晴天用光圈11、1/125秒，阴天用光圈5.6、1/60秒……日落前两小时吴家林拍完了四个120胶卷，送到国营照相馆冲洗。
这四十八张照片洗印出来后令他大吃一惊：
影像的光影质感层次无比的美妙，没有一张不好！
谁看了都称赞照片拍得好！
从此他与拍照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逢星期日，吴家林总是在公园里，在风景美丽的大自然里义务为亲朋好友、熟人同事拍照。
他拍的照片得到从事艺术领导工作的杨华岳的赏识，推荐他到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做新闻摄影工作。
1969年，吴家林到昆明探亲，意外碰上省报记者在为“云南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26个少数民族代表拍照：
身作民族服装的26人集中坐在河堤的斜坡上，错落有致，每人手捧“红宝书”，视线集中在中心位置的男主角捧着的“红宝书”上。
太阳光从每人身后照来，形成强烈美丽的轮廓光。
他第一次见到在阳光下使用闪光灯。
他原以为这是一张有创意的留影照，万万没料到次日的《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竟是这幅“新闻照片”。
他茅塞顿开：
原来新闻照片是如此炮制出来的！
1970年6月16日，吴家林的第一张新闻照片发表在《云南日报》上。
画面上一群人民公社社员，在阳光下围坐在八仙桌四周，手捧党章在认真阅读。
墙壁上贴着一横条大标语：
“学习新党章，朝气蓬勃干革命”。
从此，《云南日报》每个月都会刊登吴家林组织摆拍的新闻照片，少则一、二张，多则十几张。
1971年，吴家林的摄影引起县委书记刘跃武的重视。
当时全县仅有县委书记的一辆吉普车。
县委书记身患高血压病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一天早晨，他派驾驶员用他的专车送吴家林到宁边高寒山区去拍摄羊群，自己却步行到十多公里的农村去检查工作。
吴家林后来得知此事后，羞愧感动万分，他的摄影被县委书记的行为激励着。
3月11日，妻子在昆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
1972年，摄影作品《高原放牧》等，参加云南省、昆明部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摄影艺术展览，并入选同名画册。
11月25日，新华社《新闻照片》第2825期刊登《高原放牧》（新华社1596稿，402315）。
县委书记刘跃武关心吴家林夫妇两地分居的家庭困难。
要求吴家林在昭通培养出一个摄影人才后，放他调昆明工作照顾家庭困难。
1973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昭通大山包公社发展养羊业的新闻照片。
3月，吴家林被组织部门按“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的有关政策，调到昆明市商业局物资回收公司宣传组工作。
解决了家庭分居困难他心怀感激：
“无条件服从党的分配！
党叫干啥就干啥！
”他失去了心爱的摄影工作。
上班的第一天公司领导让他去给一批从各单位回收来的旧相机确定处理价格。
这是批老式蔡司、柯达、康泰克司等品牌的进口相机30多部，大半数仍能使用。
领导规定处理价格按相机优劣在5至30元之间由他确定。
他一直没有自己的相机（过去拍照都是单位上的），多么想买一台30元的折叠式蔡司相机。
可是他买不起，他和妻子每月总共六、七十元工资要解决一家5口人的吃饭穿衣问题，眼睁睁看着一台台相机让他人买走。
他在回收公司一直兢兢业业地干着各种杂务宣传工作。
1973年11月29日，小儿子吴昭影出生。
1974年春，回收公司的赵书记推荐他去为市商业局组织部服务。
因为市商业局将要分成一商局、二商局两个单位。
分家前他去为组织部的干部到公园里拍留影照。
他们为他提供了一台海鸥4A相机和8个120黑白胶卷，全部拍完后就将胶卷交组织部的人去冲印。
三个月后，他在菜市场遇见组织部的方部长，便寻问上次拍的照片是否有问题。
方部长兴奋地对他说：
“小伙子你的技术太好了！
大家都说一生人从未照过这样好的照片！
”他顺口说：
“过去我在昭通搞这个专业，现在专业丢了。
”方部长说：
“你这么好的技术丢了多可惜！
”他向他讲述了省文化局要他，市委组织部不同意，硬是将他分配到回收公司的经过。
方部长说：
“现在不必通过市委组织部了，只要省文化局还要你，我批准你走！
”
9月9日，他被调到云南省文化局所属云南新闻图片发稿站《云南图片》采编组任摄影记者。
组长是原夏衍的秘书劳季芳，副组长是原新华社国内部资深图片编辑萧敬志。
两人的人品艺品，做人做事正派坦诚、一丝不苟的精神给吴家林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萧敬志一生都与他共事，成为他毕生敬重的精神导师。
次日，在萧敬志老师的培训指导后到镇雄县拍摄专题摄影报道。
1975年，《云南图片》停刊，与萧敬志老师一道调到云南省文化局美术摄影工作室工作，主要组织辅导开展全省摄影工作，筹备影协云南分会成立等。
1976年，与萧敬志一道赴禄劝金沙江绞平渡，丽江巨甸、石鼓、金沙江虎跳峡，大理等地摄影考察，感受文革即将结束的喜悦。
1977年，亲自向省委书记安平生递交萧敬志老师起草的“创办《云南画报》的建议信”，当月获得批准。
1978年，赴广州参观加拿大国家影展，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唯美的风光摄影展，很欣喜开了眼界。
1979年4至6月，参加最后一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赴勐海县巴达公社曼皮大队，住在处于刀耕火种的布朗族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用一台海鸥DF相机，记录了他们真实的劳动、生活。
回昆明后编辑、撰写了摄影调查报告：
《为什么西双版纳的森林一直在燃烧？
》以个人的名誉分别寄给邓小平、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次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复后，下发云南省委、版纳州委并拨给专款落实解决。
年底，萧敬志老师将北京四月影会《自然·
社会·
人》三届影展接到昆明展出，他原来的摄影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
1980年元月，赴成都接陈复礼大型摄影展，到昆明展出，第一次见识有艺术个性的沙龙摄影作品。
6月，在萧敬志的带领下组织、编辑《云南省首届新闻摄影展览》，并在北京王府井摄影橱窗展出，得到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蒋老等人的肯定。
在北京与王志平、王苗相识，看了他俩《从野外拾回的小诗》、《西藏》的幻灯放映后，摄影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
1981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4月，《父老乡亲》组照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首届现代摄影沙龙展。
9至10月，参加中国摄协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第二期摄影讲习班。
1982年，调云南新闻图片社采编室任摄影记者。
10月，参加《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风情摄影展》的拍摄，玩命地一跑就是两个月。
1983年，春节在边陲村寨继续拍摄。
5月，只身第一次进迪庆州德钦县拍摄。
一路上奇异的自然风光、人文状态令他震撼！
他第一次见到从西藏磕着长头来朝拜梅里雪山的老年藏民，风餐露宿那种纯洁善良虔诚的挚着劲感动万分。
当地人告诉他，朝拜完神山的藏民，有个别人太累了不想回去，干脆跳进冰川雪谷之中，这是他们幸福归属的极乐世界。
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羞愧，感悟道：
做艺术的人就要有藏民对待宗教的精神品格！
第二天清晨，他背着摄影包和三脚架刚出门就碰上返程的班车要离开县城，早餐也顾不上吃就跳上汽车。
汽车到白茫雪山丫口处他下车了。
不远处有个小土屋，他想找当地老乡带带路，听到脚步声土屋内出来个高大男人请他进屋歇息。
原来这是个海拔4500米的高海拔气象站，常年就两个纳西族气象观测员守候这里。
方圆这一带是无人区，距县城55公里。
当气象员得知他是一个人第一次到此地时，都为他担忧。
他俩目睹过许多人因不适应高海拔而在此倒下。
冬天冰雪封冻着白茫雪山丫口，汽车进不了德钦，常见一些翻越雪山丫口的老年人抱着电线杆冻死在雪地上。
知道他还没有吃东西就分给他一个饼，一碗酥油茶。
他谢了两个气象员后就出来拍照。
他试图找个高角度看看梅里雪山，才爬行几十米就觉得心跳得很猛烈，他只能缓慢前行。
他向德钦县城方向边走边拍摄。
一小时后他开始腹泻，几乎每隔半小时要腹泻一次，一连十多次。
壮美的大自然让他忘记了疲惫、饥渴和身体的脱水。
他终于寻找到拍太子雪山的最好角度，架起背着的三角架，直等到日落之前雪山拦腰出现玉带云，太子雪山成为张开双臂的大神！
他激动地从正常光线一直拍到低色温暖光线，拍到暮色前的乌云缭绕雪山。
直到光值低到无法再拍照时他才第一次想到：
今晚该怎么办？
离县城大约还有40公里，至少还要走八到十个小时。
还算天上有一弯新月，勉强能见路影。
终于听见狗叫，又见一老妇站在路边，向她要点吃的喝的。
语言不通，老妇人伸出只粗糙温暖的大手牵着他往前走，一股暖流涌进他全身。
一进门屋里一片漆黑，她把碰到陌生人的情况向屋里看不见的人讲述着，突然间一个男人在黑暗里怒吼起来，老妇人无奈地将他往外推，示意他赶快离开。
他知趣地赶快离开村子。
在恐惧紧张中快速地走了三个多小时，一直没见到灯光和村子。
还算上午气象员给了他那点东西吃下，一整天再也没找到吃喝的，连续的腹泻身体已经脱水，他感到浑身无力。
刚走到一个转弯路段，忽然间四只藏獒咆哮着向他冲来，他急忙用三角架抵挡，藏獒机敏地从四面向他包围，他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握着角架背带四面甩着抵挡，边甩边退，退在路旁的鹅卵石堆上他摔倒了，这一倒将四只藏獒吓得退开，他迅速地一个后滚翻爬起来。
一个藏民吹着手哨唤着藏獒，藏獒迅速撤离。
他吓得一身冷汗几乎瘫在地上。
他不能倒下必须赶回德钦县招待所。
就这样一直艰难地勉强支撑着前行，凌晨四时他终于敲开了县招待所的门，他一头倒在地上休克了。
同屋的地质勘探队队长用民间土办法将他救醒，让他喝糖盐水，煮来一斤挂面、五个鸡蛋一大盆，被他全部吃光。
此次拍摄的八个反转片请上海的摄影朋友帮冲洗，结果全部冲坏。
拿到冲坏的胶卷，他暗下决心永远不拍风光了！
他没拍风光的交通条件，靠两条腿行走只适合拍人，从此他关注拍人了。
1984年，深圳《现代摄影》创刊，得到他的欣赏、支持。
他知道中国的摄影刊物将结束一家独办的局面，只有多家竞争才会发展。
他因急性囊尾炎发作住进医院手术，手术后的第三天，他穿着病号服夹着李媚从深圳寄来的一大卷《现代摄影》创刊广告，义务在昆明满大街张贴。
10月，《佤族男孩》（彩色）在《现代摄影》第二期发表，他在摄影圈内引起关注。
1985年12月，《山里人》肖像作品五幅，在《现代摄影》第七期发表，同时发表摄影手记：
“我出生在西南滇东北高原。
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他们穷，但是他们百折不挠，他们有着作为人最可贵的淳朴和善良。
由于蒙昧我对他们的爱曾经被扭曲。
我曾强迫他们在痛苦的生活中莫名其妙地笑着照相；
借文工团员漂亮的服饰让他们穿戴着照相；
他们不识字，却偏要叫他们捧着大著作，盯着陌生的文字照相……在一个早晨，我从那扭曲的恶梦里醒来，看到了自己的虚伪。
在生活神圣的真实面前，我开始了自己的摄影创作：
表现我的父老乡亲普通的人生；
表现他们在生活之中与各种困难搏斗的本质力量。
真挚、强烈的爱，在我心灵深处滋生。
不能廻避，不能掩饰的痛苦而又美好的真实，注定了我毕生的路……”
1987年，参加珠海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将“山里人”三十多幅照片拿到会上交流，引起许多批评、关注。
第一次认识了蒋齐生、侯登科、安哥、胡武功、于德水、王征、陈小波等人。
1988年，接受台湾《汉声》特约评论家张照堂采访，以《高原子民》为题，在《汉声》发表十余幅“山里人”摄影作品及张先生的评论。
在李媚编辑的《摄影》杂志上，看到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拍摄的44幅《中国所见》，大开眼界：
纪实摄影决不是单纯的记录，通过主观独特的视觉发现，通过典型细节瞬间的抓取，照片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
5月，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进独龙江拍摄，体验“世上最复杂险峻的山路”，有一半路是在长着青苔的水沟卵石中行走，当地独龙族每年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在这条路上失踪。
来回路途上行走五天（其中三天在无人区）。
当翻越雪山丫口时，看到上百棵笔直的几十米高的大树，树叶、树枝、树皮全被恶劣的气候自然地剥去，露出精光的白色树干时，他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渺小，大自然是如此的神奇伟大！
返程在雪线上翻雪山丫口，正是黄昏时分，他迷路了，他只身走进了松软下陷的雪塘，差一点就被埋入其中。
待他挣扎出来慌乱中才发现远处隐隐约约的电线杆——唯一的指路标记，他才脱险爬到简陋的东哨房营地。
8月，编辑云南新闻图片社四人摄影集《云之南》画册。
1989年4月，为香港《中国旅游》杂志，沿“南方丝绸之路”拍摄两个多月，平生出一次差拍得最多的胶卷：
135彩色反转片：
156卷；
135黑白片：
5卷。
10月，在台北、高雄举办《云南行脚》影展。
1993年6月7日，经杨延康、肖全的引见，在深圳与马克•吕布相识，马克•吕布非常喜欢他带去请教的照片，并将照片认真分成A、B、C类。
从此他俩结下深厚的友谊。
12月，出版摄影集《云南山里人》。
1994年。
在香港艺术中心，有10幅作品参加《大陆·
香港·
台湾当代摄影展》。
1996年。
2月，应邀到美国休斯顿FOTOFEST第7届国际摄影节上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
展品由他在瑞斯大学亲自放大。
接受美国CNN电视台、《星岛日报》总编辑等媒体采访。
在瑞斯大学作了两次讲座。
《云南山里人》30余幅作品被博物馆、展览馆、收藏家收藏。
他最为兴奋的是发现了该国际摄影节举办的“专家见面会”，这让他想起了马克•吕布信中的话：
“要想在摄影上不断进步，唯一的途经，就是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别的摄影师看，我们需要批评，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是一张好照片，那张照片又不好，从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受国际摄影节组委会安排，他也坐台当了一次专家，当面阅评来自全球的20多位摄影家的作品。
3月下旬，受马克•吕布邀请带着精放好的80多幅《云南山里人》照片从休斯顿前往巴黎（住在马克•吕布家里），向“法国国家摄影中心”等机构申请秋季在巴黎国际摄影节办展。
在马克•吕布的引见下，与国家摄影中心主任、马格南图片社总裁、国家地理总监、欧洲摄影中心及在巴黎的10多位摄影大师进了友好的交流。
11月，应邀到巴黎第9届国际摄影节举办《中国·
云南》摄影展，开幕式上，徕卡公司向他赠送徕卡M6相机。
影展在巴黎引起轰动，被誉为“是本届影节100多个影展中最好的影展之一”。
1997年
3月，应法国电视二台邀请，在广州、深圳拍摄电视纪录片《马克•吕布与吴家林的友谊》。
6月，《云南山里人》系列作品，获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应邀到纽约领奖，获奖作品在联合国展厅展出。
中国人第一个获此奖项。
7月，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
有两幅作品被该中心收藏。
先后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暗房、纽约商业暗房亲自放大展出的照片。
10月，在德国赫尔腾国际摄影节上举办《云南山里人》影展。
1998年
2月，任云南新闻图片社社长。
4月，由卡蒂埃·
布勒松指定，应英国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馆长MarkHaworth-Booth之约，为该馆永久性陈列展出的卡蒂埃·
布勒松摄影精品展的中国部份撰写馆藏评论。
6月3日凌晨，25岁的小儿子吴昭影因车祸不幸身故。
6月中旬，带着妻子搭各种班车（包括农用车和拖拉机），一连跑了13个边境县，用摄影来排解丧子的悲痛。
1999年
4月，参加瑞典斯特哥尔摩艺术博物馆组织的《艺术走向民众》大型地铁影展。
6月，任“《人与自然》中国摄影艺术精品展”及同名画册的策展人、主编兼执行编辑。
10月，有6幅作品参加美国纽约“光圈”APERTURE基金会组织编辑的《中国，人民共和国50年》大型影展及画册，在全世界巡展。
11月，作为美国方面的特邀代表，出席中国文化部对外交流中心与美国纽约“光圈”APERTURE基金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共和国50年》大型影展的新闻发布会，代表美方向国内外新闻媒体介绍影展的有关情况。
在开幕式上，代表美方致辞、剪彩等。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剪彩，是极不情愿的，过去多如牛毛的剪彩，那怕是摄影的剪彩从来都与他无关。
2000年
获新西兰《家庭·
友谊·
爱情》摄影优秀奖，云南第三届王中文化奖。
6月应《纽约时报周刊》邀请，为该刊拍摄创意时装摄影作品。
2001年
在山西平遥国际摄影节和昆明T'
CAFE/GALLERY举办《黑白人间》影展。
2002年
休斯顿国际摄影节艺术总监，为英国PHAIDON出版社，从10届一千多位参展摄影人中挑选出10位来，其中就有吴家林。
他有9幅作品入选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100位摄影新锐》BLINK画册，并由著名评论家对其评介。
8月，在昆明诺地卡（NORDICA）举办《人与自然》2002作品展。
10月，退休后成为自由摄影家
2003年
代表作“拉家常1999成都”，被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卡蒂埃·
布勒松收入《布勒松的选择》影展及画册。
该影展画册是布勒松亲自挑选的，从1888年至1999年间他欣赏的全世界85位摄影家及其代表作品。
入选者均是世界大师级摄影家,其中46人已作古，健在的仅39人。
6月，在俄罗斯SAMARA美术馆，有10幅作品参加“FOTOFEST1992——2002”精选13人联展。
2004年
7月，《吴家林摄影展》在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9月，《时光·
吴家林摄影集》出版。
10月，《吴家林人文环境中的动物》在法国蒙贝利耶的法布尔艺术博物馆展出。
11月，到巴黎布勒松美术馆参观访问，会见了布翁遗孀马丁·
芳（MartineFranck）、盖蒂基金会主席威斯顿·
纳夫（WestonNaef）等。
在马克•吕布家中与约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相识，寇德卡看了他的《瞬间边地》书稿照片后问：
“这批照片拍了多长时间？
”他答：
“三个月。
”寇德卡说：
“那我非常惊讶！
三个月时间拍出这么多精彩的照片！
”最后与布勒松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戴乐比尔（RobertDelpire）的会见最为重要：
戴乐比尔看了他的《云南山里人》、《时光》及《瞬间边地》书稿照片后，毅然地将他列入“黑皮书”的出版计划。
这对中国摄影家来说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决定！
2005年
6月，《瞬间边地·
《吴家林人文环境中的动物》影展在台南艺术大学展出。
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2005德国自由摄影家协会（BFF）国际摄影年会，演讲放映60幅《吴家林摄影作品》。
7月，参加全球175位摄影家角逐2005布勒松（H·
C·
B）摄影基金奖，进入前五名决赛。
10月，《拉家常·
成都1999》入选法国弗拉马雍出版的《摄影大师看到的猫》画册。
11月，《吴家林人文环境中的动物》影展在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2006年
4月，出版《吴家林·
保山》画册。
5月，在北京大山子798百年印象画廊举办吴家林摄影展。
6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熟悉和陌生的朋友》 吴家林摄影展。
11月，吴家林《中国边陲》在巴黎国际摄影节展出；
《中国边陲》进入法国袖珍摄影黑皮书（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丛书），在巴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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