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法律实务操作研究(周冬平律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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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法律实务操作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于2004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法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治之春已经到来，也为司法实践中准确地把握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提供了更为明确、权威的法律适用的原则依据。
通过解读，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蕴含的诸多新的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对此，作为审理此类纠纷案件，肩负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应当首先做到精研领会，及时运用于个案的审判活动之中。
而近一年的实务运作，又频频暴露出许多新的司法难题，毕竟，《道路交通安全法》因其固有的抽象性，不可能穷尽规范司法实务中所滋生的种种专业化问题。
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与省法院民一庭共同组织主办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专题调研活动，活动为期三个月，其间，召开了一次由枣庄中院承办、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暨交通事故律师网协办的研讨会，山东省交警总队、山东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枣庄市交警支队、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山东省财产保险公司的有关人士亦应邀参加会议参与了研讨。
研讨会后，承担相应调研课题的法官根据会上形成的较为统一的意见对各自所承担的课题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本刊编辑进行了文字上的编辑校正，文稿最后经省法院民一庭审定，现与部分其他与会人员的发言意见一并刊出，供读者参考。
一、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判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刘学圣（省法院民一庭法官）：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民法上一般称为“机动车致人损害案件”，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道路交通事故属于侵权行为法的范畴，而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损害赔偿问题实际上还有合同法上的救济途径。
鉴于我们所讨论是由新近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编者注）引出的，在用语上，我们仍使用“道路交通事故”一语。
（一）近年来我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情况
为使大家对我省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对2000年—2004年全省法院审理的一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做了一个简要的统计（见下表）。
年度
数量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收案数
2543
3205
3701
4280
5508
受害人数
2572
3241
3734
4326
5567
结案数
2548
3187
3631
4321
5428
受害人数
2574
3232
3665
4362
5483
上述数字可以反映出以下事实：
一是五年来全省法院审理的一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收结案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升势头强劲，短短五年间，数字已是翻了一翻；二是随着案件数量的上升，交通事故涉及的受害人数量也大幅度上升，这反映出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呈现上升趋势。
《道交法》实施后的2004年下半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3393件，涉及受害人3432人，同比分别上升58.55%和58.67%，这一数字反映出在新法实施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跃升”势态，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赔偿的依据有所变化之外，同时期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化导致私家车和“马路杀手”数量上升进而引起交通事故数量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道交法》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的变化
《道交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传统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制作了较大的改革，主要体现在：
1.程序方面。
一是公安机关处理的前置程序被废除，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赔偿争议的解决有了更加灵活的选择；二是由于新交法规定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在交通事故赔偿诉讼的参与者上就增加了一类诉讼主体。
2.实体方面。
一是采用了更加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区分交通事故的主体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由于归责原则由传统的过错责任向多元化的变化，交通事故的概念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不再过分强调交通事故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过错。
二是在赔偿的项目和标准上，由于采用了新的法律依据，赔偿的项目由《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编者注）规定的11项增加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15项，增加了后续治疗费、康复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4项。
赔偿的标准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按照原来的规定，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以1人计算，肇事人最多赔偿5万元左右，而按照
新的标准，这一数字会上升到20万元左右。
新法的上述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概言之，主要体现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与作用、诉讼主体的确定和归责原则的把握等三个方面。
（三）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思想
1.加强诉讼指导，合理主张权利。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当事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法律知识贫乏。
因此，只有对文化素质不高、诉讼能力不强的当事人依法进行诉讼指导，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自身的诉讼权利，了解有关诉讼中举证、质证、辩论的基本程序和要求，努力使他们能够正确、充分行使好自身的诉讼权利，才能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审判工作的司法为民宗旨。
2.简化程序，先行调解。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大多数受害者因遭受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在交警处理过程中，肇事方又没有积极地理赔，导致求偿心理迫切，且带有感情色彩。
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
第14条规定，对婚姻家庭、交通事故等案件需先行调解。
因此，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尽量简化程序，减少当事人诉累。
对当事人一方有调解意愿的，要先行调解，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努力促使当事人化解矛盾，定纷止争。
3.采取措施，保障权益。
《道交法》施行后，交警部门再不能责令事故当事人缴纳保证金。
因此，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当事人如果及时申请财产保全，便能够有效防止事故责任人转移财产，保护合法权益免遭损害，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4.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
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实践证明，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对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司法公正，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总之，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必须贯彻司法为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能调则调，调判结合，调解不成再判决的原则，通过庭前、庭中和庭后全方位的调解工作，切实做到案了事了，诉息人和。
二、关于诉讼与行政处理程序的衔接问题
尹德常（济南中院民一庭审判长）：
随着《道交法》的实施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编者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编者注）等一系列交通法规的出台，无论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的程序还是实体，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交通事故行政处理与诉讼程序衔接的问题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起诉与受理
2004年5月1日前，根据《办法》的规定，交通事故案件在公安交警机关进行责任认定及调解终结之后法院才能受理民事诉讼，这一规定较为明确，便于掌握。
但《道交法》及其他法规中均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种意见认为，《道交法》第74条第1款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因此，新法施行后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不再附有前置程序。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是以当事人取得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前提，即在公安交警机关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后才能进入诉讼程序。
我们赞成第一种意见。
法发[1992]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条规定：
“自1992年1月1日《办法》实施后，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除起诉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
”由此设立了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其作为《办法》的一个配套通知，在《办法》废止后，应当同时废止。
《道交法》第74条第1款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因此，新法施行后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不再附有前置程序。
同时，《实施条例》第96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期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调解终止。
”据此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他部门坚持调解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二）诉讼保全程序的衔接
交通事故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不同的一点是，在发生事故之前受害方与责任方素不相识，互不了解，事故的责任方的主要财产往往是肇事车辆，查询其它财产则有较大的难度。
因此启动诉讼程序后，财产保全的财产往往只有肇事车辆。
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因收集证据、检验、鉴定的需要可以暂扣肇事车辆，但检验、鉴定必须在20日内完成，检验、鉴定完毕后5日内发还当事人。
而启动诉讼程序的过程较为复杂，往往是进入诉讼程序后，车辆已早被发还给当事人，法院再对车辆进行保全产生了较大的难度，加之当事人对处理程序的相关规定不甚了解，一般不能够及时申请诉前保全，这样就会给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及审判后的执行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实现。
因此，公安交警机关和法院之间有必要搞好衔接，即交警在处理中及时告知当事人相关的规定，促使当事人及早采取诉前、诉讼保全措施，公安机关及时配合法院进行财产保全工作，以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维护。
对此，陕西省公安厅陕公交（2004）83号“关于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交通事故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条第2款规定：
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不得因事故责任人拒绝预付或暂时无法预付事故伤者抢救费用扣留事故车辆；对于交通事故伤者抢救费用无法落实的，交警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扣车期限到达七天前通知交通事故伤者一方当事人、亲属或者代理人，告知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和提起民事诉讼。
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三）行政调解与诉讼的衔接
行政调解是《道交法》规定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之一。
对调解书效力的认定是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部门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在交警主持下，自愿就事故所承担的责任及处理所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属民事合同行为。
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和解协议签订后一方当事人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宣告和解协议无效或变更、撤销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并根据以下原则处理：
1.和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具备法律规定无效条件的，应宣告协议无效；2.和解协议行为人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代理人无权代理的，和解协议对代理人不发生效力；3.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有重大误解或和解协议显失公平或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可能根据当事人请求变更、撤销和解协议。
4.原告以和解协议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有遗漏事项，或和解协议签订后有新发生费用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增加部分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对其请求事项进行审查，对和解协议确未涉及的部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编者注）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处理。
5.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解除和 解协议的，应予以准许，并对损害赔偿依法处理。
6.除上述情形外，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反悔并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不应支持。
三、关于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问题
陶志民（淄博中院民三庭庭长）：
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双方当事人责任认定的问题，理论上往往有不同见解，审判实践当中也有不同做法。
《道交法》实施以后，相关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此我们提出以下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
我国《道交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从中不难发现，和《办法》相比，首先名称有所变化，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更名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删除了“道路”和“责任”二词，改变了原来将事故认定区分为“道路”“非道路”的做法，相对淡化了行政色彩；其次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予以澄清，将交通事故认定书明
确界定为证据，基于证据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的基本常识，这种证据性质的界定，将原来责任认定可诉与否的争论，一扫而去。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无“责任”二字，但公安机关还是要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并在认定书中予以载明。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包括对交通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各种检验技术、侦查技术的运用，对事故现场的测量和勘查，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质。
因此，公安机关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在确认责任认定属于证据的前提下，其应当属于一种技术鉴定。
公安机关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负责适用交通规则，行使对交通秩序的指挥和车辆的管理，有对违章行为的纠正和处罚权。
公安机关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目的不仅仅在于为解决当事人之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作为对违反交通法规的肇事者作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分的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仅是确定是事赔偿的证据，也是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分的证据。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审判中的应用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所作责任认定的采用长期存在一种误区，以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决定，只要没有提起复议和行政诉讼，就当然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可以直接采用，怠于行使审查的权力而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以其责任认定比例确定民事赔偿数额，对当事人的抗辩事由不作过多的考虑。
对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民法属性，在民事审判中确立依法审查的理念。
《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根据本规定，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
过错系指主观过错，易于解释，但是至于什么是“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则理解上相对困难一些。
侵权行为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民事概念，就是原因力。
所谓原因力，是指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行为中，每一个原因行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生的作用力。
显然，以上“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应当理解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力。
在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而言，主观过错程度是主要标准，比较原因力虽然也是确定赔偿责任的重要因素，但是原因力的影响具有相对性，仅起“微调”作用。
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涉及对交通规则的适用，违反交通规则，即说明有主观过错，违反交通规则的情节越严重，责任就更大。
所以说，在一方过错和双方过错的情况下，亦即是大多数情况下，公安机关根据《程序规定》，依据事故原因和过错大小确定事故责任，应当与人民法院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没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在民
事诉讼当中，对过错以及原因力进行综合分析，以及据此确定赔偿责任，是法官的一项职权，不是证据提供者的权利或义务。
公安机关作为鉴定人，对民事赔偿法律、民事赔偿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无法同法官相比较，加之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着眼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不能代替法官确定具体的赔偿义务。
此外，根据公安部《程序规定》第45条规定：
“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从这些规定来看，公安机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显然也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
因为，民事赔偿诉讼当中，双方均无过错的，可以适用公平原则对受损害一方确定适当的补偿，并不一定都不承担责任，该第三项规定意外事故双方均无责任，已经说明了他的属性与民事赔偿责任不同。
鉴于以上理解，我们认为，人民法院理应依法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予以审查。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公安机关对于交通规则的理解，对道路交通情况的熟悉，以及对事故现场的直接观察，都比审理案件的法官更具有优势，只要公安机关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责任认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其实也很难否决公安机关的认定结论，加之公安机关确定责任的原则一般同民事赔偿原则相同，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拿来比作民事赔偿责任。
其次，我们应当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属性，正确确定民事赔偿责任比例。
《道交法》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了解决新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它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车辆、驾车人员的管理和执法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交通事故民事赔偿只占其中跟小一部分内容。
交通事故的处理和责任认定，正是体现了公安机关行政权力的干涉，它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着眼于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这是它的行政属性。
从实践来看，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当事人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多数并不等同，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责任一般不会重点提前考虑民事赔偿的问题，而是往往着眼于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目的在预防事故的发生和为行政处罚做准备，所以认定的责任都是基于事故发生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民事赔偿诉讼当中，人民法院都是着眼于损失的确定和对受损害当事人的救济，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导致损失发生原因的分析而确定赔偿责任。
在一些案件当中，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和导致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力是不完全完全相同的，与此相对应，交通事故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是有所区别的。
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甲方负有主要责任，乙方负有次要责任，因乙方对受重伤的甲方抢救不及时导致甲方死亡，事故发生原因和甲方的死亡原因就有两重性，如果仅仅依据事故发生原因，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乙方负次要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妥当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并始终保持一种强力态势，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很难行使有效的抗辩，此外，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最终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它所适用的法律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包括《道交法》、《实施条例》和《程序规定》等，由于受到本身权力范围和法律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民事法律知识方面的限制，在责任认定中，有可能对过错的举证责任、责任人的范围等不能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不相一致，这都需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的时候重新予以认定。
四、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性质和适用问题
刘勇（省法院民一庭审判长）：
《道交法》第17条规定：
“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75条规定：
“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
”第76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
”因此，《道交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规定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原则。
这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立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丰富了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内容，有利于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有利于侵害人预防和分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风险，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与保险公司原来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较，《道交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保险性质、理赔原则、请求权主体、第三者范围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是前者为商业保险，可以由机动车所有人自愿选择是否办理，保险公司不能强制要求机动车所有人必须办理；后者是法定保险，具有强制性，是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办理的责任保险。
二是前者的目的在于集合危险，分散损失；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功能，主要还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
三是前者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可由投保人根据情况在最低保险金额基础上选择并与保险公司协商签订保险合同；后者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则由保监会做出指导性规定，投保人不能自由选择。
四是前者以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具有过错责任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依据保险车辆驾驶人员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所负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据此规定了较为宽泛的免责事由；后者不以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具有过错责任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情形下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五是前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是被保险人，第三者不享有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后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既可以是被保险人，也可以是作为受害人的第三者，第三者对保险公司具有直接的请求权。
六是前者对于保险人、本车驾驶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以及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均不负责赔偿；后者包括的第三者范围则比前者要宽泛的多。
因此，保险公司原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能完全等同于《道交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所以称为强制保险，就在于它的强制性和法定性，以及在理赔原则、保险责任范围和免责事由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
虽然《道交法》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但国务院作为法定的授权部门尚未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保监会也尚未制定和公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从而导致《道交法》实施后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适用方面产生了诸多法律问题。
对此，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正确理解《保险法》、《道交法》的立法精神，正确认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公司现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正确适用《道交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进而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依法公平维护保险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一）保险公司原来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是否应当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适用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还没有正式出台的情况下，对于如何执行《道交法》第75条和第76条的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
保险公司认为，目前保险公司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不同于《道交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正式出台以前，保险公司仍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是否具有过错作为保险公司赔偿的依据。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道交法》规定对机动车一方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作为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亦应当遵循这一责任归责原则进行赔偿。
我们认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和具体条款尚未出台之前，是《道交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具体适用的过渡阶段。
保险公司根据《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推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与《道交法》规定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性质和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保险制度，在实践中不应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而予以强制适用，否则就不能公平维护保险公司一方的正当利益，并会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诸多的矛盾。
（二）保险公司是否具有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法律义务以及保险公司对此有无继续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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