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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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
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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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学》2005-3 原作者：
张明楷
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
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
本文探讨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
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
关于诈骗罪对象的立法，外国刑法存在以下几种体例：
一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
如《日本刑法典》第246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但该条第2项规定：
“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
”因此，一方面，“财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二项犯罪”的规定，则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35条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故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英国1968年的《盗窃罪法》也将诈骗财物与诈骗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其第15条规定的是诈骗财物，第16条规定的是诈骗财产性利益）。
二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规定在同一款中。
如《韩国刑法典》第347条第1款，规定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或者“财产上之利益”（其第329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59条第1款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包括“他人财产”与“他人财产权利”（其第158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产’）。
三是以“财产”、“不正当利益”等概念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42条与第249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限于“动产”（或“可移动的物品”），而第263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是“财产”，其中的“财产”便包含了动产、不动产等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再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4条与第628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仅限于“他人的动产”，但第640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则为“不正当利益”，后者显然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上述三种体例形式有异，但实质相同：
其一，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或财产上的利益、不正当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刑法明文规定的对象为财物或动产，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根据上述所列规定，在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盗窃财产性利益不成立盗窃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至于抢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则取决于刑法分则有无明文规定。
其二，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对象，即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而诈骗罪对象包含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单从财物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盗窃罪对象仅限于动产，诈骗罪对象则还包含不动产。
在本文看来，在上述立法例中，诈骗罪对象之所以宽于盗窃罪对象，主要原因在于：
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而转移占有，但一般而言（特别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未经被害人同意，几乎不可能转移不动产与财产性利益，即使在某些情形下转移了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况且很容易通过民事手段恢复原状；但诈骗罪则不同，由于转移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得到了受骗者或被害人的同意（尽管存在瑕疵），行为人不仅能够取得不动产或财产性利益，而且难以通过民事手段补救。
由此可见，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对象的立法例具有合理性。
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为“侵犯财产罪”，但第266条以及该章的其他条文都仅使用了“财物”一词。
于是，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
如果作出否认回答，是否符合法益保护的目的与客观现实？
倘若得出肯定结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依笔者之见，主张诈骗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
首先，《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反过来说，《刑法》分则第五章的目的在于保护财产
（当然需要具体化）。
《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标题，对理解章节之下的法条的保护法益，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
例如，《刑法》分则第四章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故该章具体法条的保护法益，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中予以确定。
因此，得到被害人有效承诺的诬告陷害行为，虽然侵犯了司法活动，但由于没有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不得认定为诬告陷害罪。
《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指明了其保护的法益为财产。
“财产一词在各国立法和法学著作中，往往具有多重的含义。
第一，财产是指有货币价值的权利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和有体物是相通的。
第二，财产是指人们对物事有的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财产与没有权利归属的物是相对的，一个没有形成权利的而仅仅是被事实上占有的物，并不是财产，财产就是指所有权，德文的eigentum、英文的Property，既可以译为财产，又可以译为所有权。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和法学中很少使用所有权的概念，更多的使用了财产的概念。
第三，财产还可以用于捐物和权利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不过是一种财产。
”我国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财产”概念。
《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标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的“财产”指财物，而《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泛指有体物、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
事实上，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
换言之，财产是主体在物上的权利或加于其他人的非人身性权利，前者包括主体在物上的所有权或其他排他性权利，后者则包括债权和其他含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
既然如此，从逻辑上说，作为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保护法益，当然不能排除财产性利益。
进一步而言，既然《刑法》分则第五章标题表明其保护法益是财产，那么，对该章各个法条所述“财物”就应当作为财产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即应当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包括财物与财物以外的具有财产价值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利益。
其次，财产性利益是法所保护的一种重要利益，将其作为诈骗罪对象，具有现实的妥当性。
因为财产性利益与狭义的财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没有实质的差异；况且，财产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甚至可以转化为现金或其他财物。
如果不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诈骗罪对象，就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
例如，甲使用欺骗手段取得他人1万元现金；乙采用欺骗手段使他人免除自己1万元的债务；丙利用欺骗手段使银行职员将他人1万元的存款转入自己的账户。
可以说，甲、乙、丙三人的行为都是给他人造成了1万元的财产损害，法益侵害性质与程度没有区别。
如果对甲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对乙、丙的行为只是追究民事责任，则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
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一般将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
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0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
“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所谓“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实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
再次，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考察，刑法也应当保护财产性利益。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
据此，如果民法能够抑止所有侵犯财产的行为，刑法就没有必要将侵犯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但民法对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的保护不是万能的；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在财产关系极为复杂的当今社会，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民法补救被害人的债权、财产性利益的损害，也是不现实的。
前述外国立法例，在否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的同时，肯定了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对象，也说明民法并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
所以，当民法木足以保护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就需要刑法保护。
如果认为只有财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那便意味着：
只有当民法不足以保护所有权时，才由刑法保护；而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不能由刑法保护；这显然不利于保护财产。
另一方面，我国《刑法》第2条宣布保护财产，第13条宣布侵犯财产的行为构成犯罪，《刑法》第20条、第21条也间接表明刑法保护财产。
所以，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由刑法予以保护实属理所当然。
最后，刑法的相关规定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对象。
例如，《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
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货物、货款、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
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
再如，《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
“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扣税款、出口退税）。
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于法律拟制。
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
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
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
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就应认为《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敌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
问题在于，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如果认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对象是‘财物’，尽管‘财物’只限于有体物与天体物，但为了满足处罚的需要，对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应定罪量刑”，那么，这显然是类推解释的思维。
因为，如果解释者明知骗取财产性利益不包含于刑法规定的“财物”之中，仍然主张以诈骗罪论处，就意味着解释者明知刑法没有将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鉴于处罚的需要以及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相似性，主张以犯罪论处。
在这种思维中，即使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犯罪。
但是，以上讨论明显不是这种思维，而是认为，《刑法》第266条的“财物”包含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或者说，将“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是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还是被禁止的类推解释？
疑问显然是存在的。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使是立法解释，也不能采取类推解释方法）。
要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以及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
民主主义要求，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国民自己决定，各种法律应由国民自己制定。
刑法的处罚范围与程度直接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与名誉，属于特别重大的事项。
“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公民继续保留其否决权：
这属于人权与基本权利，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的创造性存在（而非像在传统自由主义中被作为对民主的提防）。
”所以，应当由国民决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
但社会现实表明，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直接的立法者，妥当的做法是由国民选举其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刑法；由于立法机关代表国民，故其制定的刑法也反映了国民意志。
刑法一经制定，便由司法机关适用，司法机关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实现国民意志的过程。
为了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不致使国民产生不安感，就必须使国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
与此同时，只有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才能限制司法权力，从而保护人权。
具体地说，一方面，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是其自由的前提之一。
因为当国民事先能够根据成文刑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时，就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处罚而感到不安，也不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刑罚制裁而不敢实施合法行为，从而导致行为萎缩的效果。
在此意义上，尊重人权主义与使国民具有预测可能性是同一含义。
另一方面，事先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就可以限制司法权力：
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司法机关不能定罪量刑；即使是法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司法机关也只能依法定罪量刑。
显然，如果在具有成文法的前提下实行类推解释，则意味着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刑法不起作用，因而违反了国民意志；意味着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被类推解释为犯罪，意味着司法机关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因而侵犯了国民的自由。
所以，必须禁止类推解释。
也因为类推解释“超出了通过解释才可查明的刑法规范规定的内容”，是“为制定新法律规范目的而类推”，所以，禁止类推解释的要求，实际上包含在许多思想家所提出的法治原则之内。
罪刑法定原则虽然禁止类推解释，但允许扩大解释，换言之，扩大解释是刑法解释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因为：
首先，由于语言具有局限性，对用语进行扩大解释，也是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扩大解释习以为常，在刑法上进行一定扩大解释时，不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范围。
其次，虽然扩大解释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此意义上说，不利于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不只是保障人权主义，还有民主主义；刑法不只是为了保障行为人的自由，还要保护一般人的法益，解释刑法时必须兼顾二者。
当不进行扩大解释就不足以保护法益，而且扩大解释无损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时，理当进行扩大解释。
最后，成文刑法是以固定的文字对应现实社会可能发生的犯罪，固守文字通常含义的解释方法必然导致刑法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犯罪的变化。
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不是正义的法律；要使刑法不断地满足人们的正义要求，就必须根据社会变化不断地解释刑法，其中木可避免地使用扩大解释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并不禁止扩大解释，但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易言之，虽然扩大解释方法本身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其解释结论则可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
因为不合理的扩大解释结论，也可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侵犯国民的自由，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要使扩大解释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最重要的是明确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
关于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列举许多：
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
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
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
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尽管如此，在国内外解释实践中，对同一种解释，仍然存在有人认为是类推解释、有人认为是扩大解释的现象。
例如，将《刑法》第259条的“同居”概念，解释为包括长期通好或导致严重后果的通好，既可能被人们认定为类推解释，也可能被人们认定为扩大解释。
如果同时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出发，本文以为，将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
对一个行为的处罚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
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
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
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
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是民主主义原理决定的；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尊重人权主义的原理要求的。
“可能具有的含义”，是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
“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内部）；二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三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
如果行为符合第一种含义，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
如前所述，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做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应当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判断某种解释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
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
“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
”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人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
但当笔者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公众有权提取存款时不允许公众提取存款”时，人们却提出了疑问。
其实，两者的解释原理完全相同。
如果说将不支付存款解释为“非法吸收”存在疑问，那么，将不退去解释为“侵入”也存在问题。
反之，如果将不退去解释为“侵入”是合理的，那么，将不支付存款解释为“非法吸收”也是合理的。
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
所要强调的是，解释者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
由于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法益侵犯性，将其作为诈骗罪处罚，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因而不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
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所以，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相比较，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诈骗罪属于自然犯，对财物进行扩大解释，使之包含财产性利益，也不致于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
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
例如，当A条文规定对某种行为按B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处罚时，如果不是法律拟制，只是注意规定，那么，对A条文所使用的用语能否做出扩大解释，要取决于B条文的规定。
如《刑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23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发生性关系”的通常含义是发生性交，但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对该用语作扩大解释，即完全可能存在性交以外的性关系。
但是，由于《刑法》第236条规定的是强奸罪，《刑法》第237条又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猥亵儿童罪，故强奸罪只能限于性交行为。
既然如此，对《刑法》第241条中的“发生性关系”就不能作扩大解释，只能按通常含义解释。
又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
例如，《刑法》第67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316条第1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2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400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
这说明，刑法严格区分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315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
但是，刑法总则与分则对“犯罪分子”与“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
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
如前所述，将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2条、第13条）是协调的，不产生任何矛盾。
为了证明本文的观点，下面再举若干条文予以说明。
《刑法》第92条规定：
“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显然，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实际上包含了财产性利益。
第92条虽有“本法所称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表述，但分则条文却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的述语，相反，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都被表述为“公私财物”。
在本文看来，侵犯财产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就是指财产；这样理解，才能使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保持协调。
另一方面，《刑法》第115条、第133条规定的结果之一是“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刑法》第338条、第339条、第408条规定的结果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刑法》第304条、第397条、第403条规定的结果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还有20余个条文将使各种利益遭受重大损害规定为构成要件的结果或者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这说明刑法保护“财物”与“利益”。
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只能是财产中的狭义财物。
换言之，没有理由认为，刑法分则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如上述第338条、第339条、第408条、第304条、第397条、第403条）保护公私财产、保护财产性利益，而关于侵犯财产罪的规定反而不保护财产性利益。
相反，只有认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才能使侵犯财产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相协调。
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与刑法的其他条文相协调，就不应认为这种解释属于类推解释。
第四，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的刑法用语得出结论。
例如，日本有学者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
这种观点之所以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
再如，韩国刑法也区别规定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韩国大法院的判例指出：
“擅自使用他人电话通话的行为，是利用电信事业者的通信线路和电话交换机等电信设备，以及通过电信技术电话用户，和对方通话的行为。
甲使用他人电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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