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框架.docx

经济法学框架.docx

《经济法学框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法学框架.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经济法学框架

经济法学框架

所谓研究框架，就是人们在研究活动中形成的比较定型的思维体系，包括切入点的选择、话语形式的认同、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等。

它表明一个学科在研究问题时惯于遵循什么理念和逻辑、从什么角度、依据什么要素、按照什么顺序来分析问题。

它属于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范畴，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

法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已探索出许多研究框架，如以“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为要素的法律关系研究框架，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为要素的主体资格研究框架等等，成功地论证了诸多法律问题。

同时，这些研究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之中。

经济法学作为新兴学科应当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学研究框架，同时还应当产生能对传统法学提出批评、进行挑战、突破其给定前提的新型研究框架，以提出和解决传统法学没有提出或解决的问题。

法学界尽管对经济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争议，但对经济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却无人质疑，主要是由于它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法学的诸多研究框架。

然而，人们对经济法学进行回顾和总结时，只重视各种观点、学说的综述，对其研究框架却缺乏必要的关注1.本文拟从经济法学文献中梳理出对传统法学有所突破的研究框架，以吸引学界同仁投入到研究方法的探索之中。

一、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

经济法学比传统法学更加重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并基于这种关系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

这种研究是围绕经济现象、经济学、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

（一）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与法律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现象与法律的关系。

经济现象最直观地反映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作用和效果也可以从经济现象中得到最直观的评价。

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从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出发，来探求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规律。

当前，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经济秩序、经济波动、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现象与经济法的关系。

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跨世代性、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的发展模式，普遍被世界各国所选择。

这一重大现象给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应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从全新角度、更大范围、更长远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理论课题。

在研究中，应注意到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

能对法律起决定作用、需要由法律来着重规范的经济现象，是常态而非短暂、定型而非临时的现象，是由深层原因而表层原因所导致的现象。

经济法学只应研究这些经济现象，并依据以这类现象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

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二）经济学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需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

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原地位。

无论是抽象的经济法基础理论，还是具体的经济法中制度，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法学的交融。

（1）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越来越重视吸收经济学的理论营养，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论证经济法的存在依据、基本假设、调整范围、宗旨（或价值取向）、主体等基本问题。

如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理论中，得出经济法为弥补“双重失灵”而存在的必要性和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的本质。

又如从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中，得出经济法所确认的国家干预应当与经济民主相伴同的适度干预。

2

（2）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中，经济学的渗透甚为普遍。

①经济立法中的许多概念，是转用原来为了把握经济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或经济学上的概念3，如公开市场操作、预算、垄断、经营机制、产权、私营企业。

阐释这些法律概念，必然要借助相应的经济学原理。

②许多经济法律制度建立和变迁的合理性及其内容，都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撑。

如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都能够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找到依据；又如金融立法对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或混业经营体制的选择，也可以从当时的金融风险理论中找到解释。

③经济法体系设计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运用经济理论来论证。

如有学者依据国家针对市场三缺陷（市场障碍、市场机制唯利性和市场被动性、滞后性）采取三调节（强制、参与和促导）的理论，将经济法体系设计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三大块4.而笔者根据国有投资经营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经济学原理，将国有投资经营法列入宏观调控法之中。

④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可以运用经济理论来评价。

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而对经济法律制度作“成本-收益”分析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法是规范经济行为之法，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所得的结论来检视经济法律制度，以判断其是否达到目的，更能客观评价其优劣。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预测能力的学科，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行或将要制订的经济法律法规，既可以对经济法的实施效果作超前预测，又可以增强经济立法的超前性。

应注意的是，经济学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在部门经济学与部门经济法的关系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和明显。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5.经济与经济法的相互作用，是以经济政策为主要媒介的。

对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思考：

（1）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界限。

主要是研究两者在表现形式、调整范围、稳定程度、实施机制等方面的区别，从而明晰二者的地位差别和职能分工。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主要是研究经济政策法律化的范围和途径。

就范围而言，就是要界定哪些政策可以法律化。

一般说来，只有中央政策、基本政策、长期政策才有必要法律化，地方政策、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则不宜法律化。

就途径而言，一般指经济政策的目标和基本精神由法律具体化，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为法律所吸收；当改革中出现立法空白领域时，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必要通过执法和司法系统而直接适用。

但这种“以政策代法”的现象必须从严控制。

如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任何税收政策想在转化为法律之前，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指导和拘束人们行为的规范。

（3）经济法律的政策化。

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①经济法中的不确定性规范需要由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强其确定性，给当事人展示一种明确的预期，这在反垄断法域尤为突出6.②经济法的执行力度受到经济政策的严重影响，如美国反垄断法在20世纪60年代因风行中小企业保护政策而执行非常严格，70年代却因政策变化其执行由严厉走向宽松。

③经济法中存在着许多政策性语言，这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削弱了其确定性和约束力，以致出现了所谓的“软法”现象。

这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尤为明显。

为解决此问题，需要从立法技术层面研究“使软法硬化”的对策。

在经济与法律互动结合框架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经济学理论向法学理论的转化问题。

这主要是如何适当淡化经济学色彩、增加法学“浓度”，避免以经济理论来取代法学理论的倾向。

（2）经济法学如何转换和选择经济学概念的问题。

应尽可能使用在经济学界已有明确和一致含义的概念；立法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概念，其法学含义应同其经济学含义相通；当立法中不得不使用有多种含义的经济学概念时，应当在法律文本或立法解释中明确选择其何种经济学含义。

（3）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方法的问题。

法律经济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以理性人、个人主义和完全竞争为假设的，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应当注意其在法学中的适用范围，不宜将其用来分析一切法律问题；效益目标应在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准确定位，不宜过分拔高其地位；量化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不宜照搬国外的调查文献；经济分析工具应当尽可能从各种经济学科中寻找，不宜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学。

（4）保持法学独立品性的问题。

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容易沦为纯“政策注释学”。

二、经济法规体系框架

经济法学界所提出的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构成的经济法规体系（或称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在整个法律体系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将传统法律部门中有关经济的法律规范，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进行重组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

它体现了现代法以“经济性”为时代精神7的特征。

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未能充分考虑到经济主题或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框架相比，它不仅是法律体系框架，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法律问题的分析框架。

由于法律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从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这四个方面切入的。

这四个切入点较完整地反映了现代法规范经济的着力点，因而许多学者自发地利用经济法规体系框架来研究经济法律问题。

如运用这种框架讨论经济审判庭的存废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济纠纷（即涉及经济问题的纠纷），按照这种框架来分类，更能显示出各种纠纷的特殊性，从而发现传统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分格局的局限。

如市场主体法中的企业兼并与破产纠纷；市场规制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反垄断纠纷等纠纷；宏观调控法中的政府采购纠纷、税务征管纠纷等纠纷；社会保障法中的社会保险纠纷、劳资纠纷等纠纷，一般都难以套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来解决，有的超出现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收案范围；有的虽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渠道解决，但成本过高。

因此，设置处理这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如经济审判庭、社会法庭），并制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法，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必要。

而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在原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撤销原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和交通运输审判庭，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

一、

二、

三、四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的机构改革方案，值得深思。

利用此分析框架还可以分析其它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法律对策，例如西部开发、扩大内需、通货膨胀（或紧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三、“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现代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其调整对象是个复杂系统，涉及多类关系、多方主体和多种行为。

在该系统中，含有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和社会组织内部等多类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属性、要件、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不尽相同，但又相互关联和制约；任一主体都处于多维关系中，在不同关系中相对各方主体处于不同地位，实施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受不同的法律规制。

传统的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有一个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用权利义务来概括法律关系的内容，而权利义务概念却涵盖不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从而使现有法律关系学说只能解释私法关系，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公法关系。

经济法域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公法关系，而且还有公私法混合关系。

作为主要是对私法关系（特别是交易关系）的一种理论抽象，法律关系框架对经济法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如税收法律关系兼有权力关系和债权关系的双重属性，其运行过程中含有多个环节、涉及多种因素。

而运用法律关系理论框架来论述税法问题时，不仅不能实现权力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有机融合，消除它们在实践运作中的冲突8；而且与税制要素分析框架相比，对税收制度设计帮助不大。

而税制要素分析框架实质上就是“主体-行为-责任”框架。

我们注意到，现代经济立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都不是按照法律关系框架，而是以主体、行为和责任作为其基本要素来进行设计的。

这种框架实际上对各个法律部门都通用。

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和结构进行研究时，也应以“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为主、法律关系框架为辅。

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中，主体理论一般应回答以下问题：

（1）给主体定位。

将主体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综合其在所处多维关系中的主体资格，对其进行全方位、宽口径定位，如既在实体法中定位，也在程序法中定位；既在市场规制中定位，也在宏观调控中定位；既在市场交易中定位，也在市场竞争中定位。

同时还应当考虑到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主体定位所受到的诸如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制约因素。

（2）确定主体资格。

这主要研究取得特定主体资格的必备条件（包括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和方式，特定主体资格的内涵和内容构成，特定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法律主体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等等。

（3）设定主体体系框架。

这主要研究一定体制下主体的法律形态，并按不同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以凸显其具体人格，并展示其对不同方位相对人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

依主体的职能，主体一般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工商者业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职业介绍所、商业银行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

（4）评价和选择主体立法模式。

这主要研究各法律部门关于主体定位的立法分工，分析现行立法体例的特点和利弊，在既定体制下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

行为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市场规制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具体行为的运行规则，其中以行为的属性、内容、形式、目标、效力等要素为重点。

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域中的行为具有多样性，各种行为都有其特殊的制度框架，异质性多而同质性少，民商法域或行政法域的行为则不然-尽管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种类繁多，但各类行为之间同质性多而异质性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抽象出涵盖经济法域各种行为的一般行为理论，一则难以同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或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相区别，二则可操作性不强，无助于各类行为的制度设计。

因而，经济法中的行为理论，与其仿效民商法学或行政法学研究各种行为的共性以形成一般行为理论（如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政府经济行为理论），倒不如着力分别研究各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为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等类行为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鉴于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既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又具有经济行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时，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而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等市场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相对竞争对手、交易对象等市场相对人而言的一般民商事行为，另一方面是相对调控者或规制者等而言的市场对策行为9.在研究市场行为时，既要研究其双重属性的区别和融合，又要偏重研究其作为市场对策行为的特殊性。

责任理论一般应研究三个问题：

（1）责任形式的确定。

既要研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域中运用的特点，也要研究经济法域中出现的专业性制裁、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责任形式。

（2）责任形式的组合。

既以主体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如企业、社会中间层主体、政府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也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各种责任形式的组合，即分别研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等制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它责任的组合。

（3）立法模式的选择。

既要研究经济法律法规中如何配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规定经济法域中的法律责任，也要研究经济法体系内各部门如何就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分工和协调。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经济法学著作将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这种套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变种只适宜于象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简单的法律关系，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却显得过于呆板和形式化，以至在分论中由于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而不便适用。

鉴于法理学界已有以权利与权力为核心建立新框架的尝试10，我们建议在经济法学中尝试采用“主体-行为-责任”框架，因为其中的主体、行为、责任都是公私法通用的要素，便于具体的制度设计。

四、“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

我国法学界近年来盛行着“政府-市场”（或“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研究框架。

这体现在如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力与权利等方面。

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都处于“越位”和“缺位”并存状态，市场“缺位”就是政府“越位”，市场“越位”就是政府“缺位”。

但是运用这种框架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法律问题时，普适性受到局限。

实践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它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互动。

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其在政府与市场互动构架中的地位日趋突出，既履行了原由政府承担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未能完全弥补的“市场缺陷”和市场未能弥补的“政府缺陷”，已成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中“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而“政府-市场”框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反映这种现实。

正是在此意义上，“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是对“政府-市场”框架的超越和修正。

“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既保留了“政府-市场”相关联的研究优势，又引导人们在宏观大背景下把握经济法的社会公共性11.这种框架已在现行立法有较多体现。

如《证券法》（1998年）中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和经营者”框架；《产品质量法》（1993年）中的“产品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质量管理协会、消费者协会-消费者、用户、生产商、销售商”框架；《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公司法》（1994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投资机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里指尚未改造为公司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框架；《劳动法》（1994年）、《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2001年）等法律法规中的“劳动行政部门-职业介绍所-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框架；《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等法律中的“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框架。

总之，在这种经济法主体体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机构，社会中间层主体12包括社团类主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等）、交易中介类主体（如产权交易所、拍卖行等）、经济鉴证类主体（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和经济调节类主体（如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

运用该框架进行研究，至少应注意：

（1）研究框架的适用范围。

这种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任一经济法律问题的研究，但对主体研究具有优势。

其适用重点应置于主体的制度设计。

（2）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缺陷。

社会中间层主体同政府一样，具有内部性，存在缺陷。

我们既要研究社会中间层主体缺陷的表现和原因，也要研究弥补这种缺陷的对策，如研究政府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适度监管，以及市场主体对社会中间层主体的制约。

（3）不同社会中间层主体与政府、市场间的互动。

社会中间层主体有多种类型，各自职能和任务以及与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不尽相同。

在探讨这种互动关系的共性的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各种互动关系的个性。

（4）“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的过渡。

我国现阶段社会中间层主体缺位、错位、越位状态并存，不仅“二元框架”不定型，“三元框架”也不成熟。

我们应当以“三元框架”为目标模式，在研究如何完善“二元框架”的同时，研究如何培育社会中间层主体及其与“二元框架”的衔接，探讨“二元框架”向“三元框架”过渡的路径。

五、法益主体框架

法益是法律所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的利益。

各个法律部门都基于一定范围的利益而存在，都以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重叠的利益为己任，而这种协调须以明晰法益主体为前提。

经济法域中的法益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明晰其法益主体，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框架。

其中下述几种更有特殊意义：

（一）归属主体-代表（或实现，下同）主体框架。

其要点包括：

（1）法益主体可以分法益归属主体与法益代表主体两个层次。

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有时一致，有时并不一致。

换言之，归属主体的利益有时由自己代表，有时由他人代表。

如个人利益，其归属主体是个人，一般由个人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政府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其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一般由政府来代表，特殊情形下也可由个人或非政府公共组织来代表。

（2）归属主体有单个归属主体和共同归属主体之分，如公司法中的股东权益和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权益都可以作自益权与共益权的区分。

（3）代表主体有一元代表主体和二元或多元代表主体之分，前者如在民事诉讼中，只有与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的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才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和第三人；后者如在消费者协会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案件中，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都是代表主体。

（4）关于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的关系，存在着两者统一的自我代表模式、两者不统一的他人代表模式以及自我代表与他人代表的混合模式。

自我代表模式如民事诉讼中的自诉；他人代表模式如刑事诉讼中的公诉，在这里公诉既实现受害人利益，也实现公众利益；混合模式如在王英诉“富平春”酒厂案中，王英作为原告提出人身伤害赔偿和在产品标签上作警示标注两项诉讼请求，前项请求是实现自我利益，后项请求是实现公众利益13.他人代表模式还可以分为形式代表模式和实质代表模式。

如在国有公司中，董事长在法律上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但这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表；只有当其行为符合国有资产利益时才是实质上的国有资产代表。

实践中存在着许多国有资产代表实施的违背国有资产利益的行为，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产权虚置”、“产权不明晰”之说。

可见，要使形式代表转化为实质代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二）当事人-相关人框架。

其要点包括：

（1）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同质当事人间的关系和异质当事人间的关系。

后者包括强弱当事人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行业与区域间的关系、市场主体与特定行业或区域间的关系等等。

（2）相关人依不同标准，可分别作出特定相关人和不特定相关人（公众）、直接相关人与间接相关人、显性相关人与隐性相关人、当代相关人与后代相关人、相当个人与相关组织（行业、区域）等分类。

（3）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处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

这是共生理念的体现。

因而，法律在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不能只是关注内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配置，还应当考虑到当事人与相关人间的利益配置。

如在考虑股东利益时，至少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甚至还应当考虑供应商、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等相关人。

（4）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划分是相对的。

例如，在构成同业竞争的甲、乙两个企业与消费之间，就竞争关系而言，甲、乙企业为当事人，消费者则为相关人；就消费购买关系而言，消费者与其中某企业为当事人，另一企业则为相关人。

相关人一般可以划分为自然人、法人和社会公众，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既可以是当代人也可以是后代人。

（5）当事人与相关人的相互影响有大小、正负和主客观之分。

如果影响微小，可以忽略不计，无须考虑相关人问题。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就是对这种正负影响的最好说明，其中正外部性如创造发明，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

这种外部效应既可能是主观制造的，也可能是客观形成的。

（6）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利益协调。

就协调内容而言，有补偿和限制两方面。

补偿即针对当事人与相关人之间的正负影响而采取相应的利益弥补措施，对产生负面影响者增加其负担，如征收排污费、收取容器或包装物回收押金；对产生正面影响者增加其收益，如贷款扶持、财政补贴。

限制即对产生负面影响者的行为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如颁布许可证、监督检查。

就协调方式而言，有协商（如劳资集体谈判）、参与（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董事、垄断企业的价格听证）、诉讼（如赋予职业团体对职业者的支持起诉权）、政府干预（如征税、市场准入）等多种方式。

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对主观制造负面影响者实行过错责任（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者）或严格责任（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对客观形成负面影响者（如环境污染损害者）实行无过错责任。

（三）当代人-后代人框架。

其要点包括：

（1）代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