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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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作品NO.3
俯视经济直面社会薪传学术关注中国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是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晏、王永钦、章元、陈钊和陆铭五位青年经济学者发起成立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的目标是为了交流和研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
工作室将特别注重经济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互借鉴，以及对当代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追踪。
工作室将不定期地以小范围研讨的方式推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自身研究的交流，并以对话的形式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
主讲人：
王永钦
讨论：
陆铭 陈钊 张晏评论：
章元
整理：
蒋仕卿
时间：
2005年10月17日
[王永钦：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我们上次确定的，我把它取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名字，叫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
这个思想来自于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2000年发表在QJE（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名字是“经济学与身份认同”。
这篇文章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一发表就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并激发了很多相关的文献。
其实，早在他1985年AER（美国经济评论）文章“忠诚过滤器”中，就有了思想的萌芽。
在1985年的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中不研究的价值观问题：
为什么穷人的小孩生下来他爸妈就给他灌输一套价值观，要勤劳，要忠诚等等？
而富人的小孩生下来他爸妈就会灌输另外一套价值观？
即一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类型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行为？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人的偏好是稳定的，如果满足几个公设条件，在人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差异。
但是，这样就完全将价值和与价值相关的行为规范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了。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根据理性设计的制度搬到每个地方都是适用的，所有的地方的经验同时也应该是普适的，因为人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价值和行为规范。
但是，这样的范式却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不一致，甚至相左。
譬如，传统经济学就不能解释：
为什么男人的行为与女人在很
多方面有系统性的差别？
为什么穷人的行为与富人相比也有很多系统性的差别？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和行为方式（文化）？
换言之，为什么不同的
社会类型（社会范畴）的人的行为方式系统性的区别？
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的经济
学所不能解释的。
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地方往往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因素”、
“社会心理因素”，或者简单地归结为“非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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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洛夫在2000年QJE的这篇文章“经济学与身份认同”中，大胆地将社会学中的重要的概念“身份认同”（identity）1引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
阿克洛夫所说的“身份认同”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人们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者类型（社会范畴），就像我们说的身份一样，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农民或工人，黑人或白人，这是一种社会范畴。
这产生于人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只要有差别就有不同的社会范畴，比如黑人你的皮肤就和别人不一样，复旦的学生就和北大的学生不一样，只要有差别，就有社会范畴。
这样理解的话就非常广泛了。
河南人和山东人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范畴，男人和女人是两个社会范畴，党员、非党员等等。
这可以贯穿到所有的差别上来。
由于有差别，才产生了社会范畴。
这是身份认同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社会心理学的。
阿克洛夫将身份认同定义为与特定的社会范畴想联系的自己对自己的感受。
比如作为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是不是很满意。
如果有人做了损害你教师身份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觉得你的身份认同受到了影响，内心感到不安，即使没有人监督你。
身份认同在社会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特指一个人对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
你属于这个社会类型，你就必须做与这个社会类型相对应的事情，你的行为就必须符合给定的行为规范，不管有没有人监督你。
这有点像孔子讲的“善独”，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在，你做事都是一样的。
不会有外人在你就努力表现一下，外人不在你就偷懒一点，你做的事情是你所属的社会类型对应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所决定的。
阿克洛夫试图通过身份认同将价值观（Value）内生化，将价值观引入到经济学中来。
价值观和内化的价值在经济学中是一个缺失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按照他的话来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变量是价格和数量。
而他认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决策是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身份认同问题。
这个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电影《阿甘正传》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和定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
人们的很多行为遵循的可能是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基于工具理性式的计算。
身份认同可以解释很多很复杂的现象。
阿克洛夫举了很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不引入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很多行为是传统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譬如，很多人有自残行为，有的人会把耳朵穿孔，套个耳环；有的人去做很多的纹身、图腾的标志。
其实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情，按照经济学的角度都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
而这其实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才这样做的，因为你处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里面，你必须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做你就会受到排斥，同时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
这就是身份认同的含义：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自己就会感到不安。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妇女在家庭分工中的分工。
他的解释就是女性有一种身份认同，对应着一套她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在美国女性做律师就比较少，虽然她可能非常善辩，口才比男的还好，但是别人的感觉是女的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因为这违背了女性这个社会类型应有的行为规范—
—女性应该很温柔、很慈善，甚至有些柔弱。
而律师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有侵犯性，所以女律师会受到女性的排斥。
他引用了这个例子说明身份认同影响了人的职业选择。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女律师在她的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必须白天装得像男人一样，晚上把自己打包，把自我扔到一个箱子里面去，
1Identity这个词在汉语中很难直接找到对应的词，它既含有社会范畴的意思，有含有与这个社会范畴对应的价值观、认同感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含义。
后面我们用“身份认同”
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说这个身份认同决定了内部家庭分工。
第三个例子是，很多女性反对女权主义运动，因为女权主义者倡导的行为规范破坏了女性的身份认同。
2还有一个例子讲到了转型中的例子：
简单的一个“同志”中蕴涵了多少身份认同的变化，让人的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很有意义，前苏联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停的改变身份认同，改造人就是改造身份认同，毛泽东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他培养雷锋这样的人。
“同志"有个特殊的内涵就是一套特殊的规范行为（PrescribeAction）。
阿克洛夫把它称为P3：
一套你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后面会讨论P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这是阿克洛夫研究这个问题的起因。
刚才我们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普遍性。
具体地说他论证的逻辑非常简单，他并没有用复杂的数学，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效用函数
Uj=Uj（aj,a-j,Ij）,其中Uj是第j个人的效用，aj是他自己的行为，a-j是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Ij是第j个人的身份认同。
进一步Ij=Ij（aj,a-j;Cj,ej,P）这5
个自变量的函数，解释一下，aj，a-j和Ij是说你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你本人的
行动，还取决于别人，还取决于你内心的感受，对你身份的认同。
这个a-j就把外部性刻化进来了，就是别人对你的影响，把社会学的概念引入了效用函数。
如果没有a-j，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
影响你的效用函数，另一方面是通过Ij来影响你的效用函数，有个间接效应。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人在外边做了一件丑事，就会影响到单位中同事的效用，他直接影响你的效用，这是第一个直接效应，第二种效应就是通过影响你
的身份认同来影响你的效用，因为Ij本身又是a-j的函数。
这样不仅把别人对你
的直接影响刻画进来，而且刻画了他对你的身份认同影响。
他的整篇文章很简单，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效用函数，无非是从不同角度来阐述身份的重要性。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下他的Ij。
它第一个受自己行为的影响，aj，比如你做一件
事情，违背了你的规范的话，会感到不安的。
比如一个老师，让你去偷东西，你肯定不会做的，即使没有人看到。
这个虽然经济学原来没有研究过，但实际上是无时不在的事情。
为什么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管你意识或者没有意识到，它是起作用的。
就像重力学的概念一样，虽然你
没看到，它却深深的影响你。
第二个是a-j，就是别人的行为影响你的身份认同。
Cj指的是社会范畴，就是你属于哪个社会类型的。
比方说现在有段时间大家对
“河南人”有非议。
在这里河南人就是社会范畴，个别河南人的不道德的行为
来表示它。
3P代表prescription.
会影响到每个河南人的身份认同，让河南人感到不舒服，所有的河南人都受到影响。
P就是你属于的社会范畴，你就应该做这个社会范畴所蕴含的行为规范，这是规范（Prescription）的意思。
比如你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你就要宽宏大量，你要聪明，道德要比较高尚，对应着一套应该去做的事情，这由P来总结。
你
实际的行为于理想型行为的差别被差异总结到ej里面，差距有多大，就用e来表示。
这个效用函数就涵盖了足够多的因素，这就是阿克洛夫的基本理论。
他的贡献在于引入了这么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讨论经济学中长期忽视掉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基本上没有讨论身份认同的内生化问题。
刚才讲的都是他的框架，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内容。
下面我们对这个基本框架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部分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身份认同是重要的。
阿克洛夫只是说它有影响，但是我们想问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非要有一个身份认同不可？
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说在一个具体的经济组织中，比如学校是一个组织，评估一个人你很难评估的，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指标来评估，根据霍尔姆斯特朗（Holmstrom，1979）年的文章，很难找到一个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来评价一个人，因为很多行为是不可观察的，即使找到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说显性的货币补偿有时候不是那么完美的，因为他的绩效和他的行为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能是运气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
基于货币补偿的激励可能不是完美的）。
另外一个可能是由于团队生产，我们知道团队生产在信息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叫多任务模型，就比如一个老师身兼教学、科研和辅导员。
但是相对来说有些工作重要一点，有些不重要，所以每个人行为配置时候就扭曲了。
比如比较重视教学，其他工作你就不太会去做的。
有的比较重视辅导员的工作，所以多任务会造成人们低效率地配置他们的努力，单纯看一个维度，你看不出他的贡献的，这使得显性的评估很难。
有些人可能提到相对绩效来衡量业绩，这样可以把共同的共同冲击剔除掉。
根据你的相对排名，第一的就提上来，这是一种思路。
但是爱德华·拉泽尔（EdwardLazear）指出这种相对绩效评估也有它的问题，就是人们会互相拆台，人之间缺少合作的激励，同事之间如果按照相对绩效评估就会相互拆台，不会合作。
因此，绝对绩效评估和相对绩效评估都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安排，这种显性的、外在的激励安排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内在的自我约束（self-descipline）就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自我约束可能更为重要。
我们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对这一点有很大的贡献，孔子的《论语》和其他的儒家经典灌输给人们的是一套内在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套价值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在古代社会中国是很重视价值观的，孔子说的“慎独”，西方人叫做“Integrity”，就是不管有没有外人在，你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准则做事情。
孔子引用了曾子的话说“吾日三省乎吾身”。
就是我每天多次来反省。
他就是考察自己的行
为aj，看看ej和P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ej越大，他越痛苦。
对于中国人
来说，阿克洛夫的身份认同理论比较亲切，比较容易理解，非常合乎中国古代的文化，这是我想身份认同很重要的原因。
从监督不力的角度。
上面三小点是一点，就是激励的方面：
显性的激励可能不是有效的。
第二个方面我想从组织的文化方面来讲。
组织文化大家都知道不是一个管
理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
斯坦福大学的博弈论大家大卫·克瑞普斯
（David Kreps）第一次比较严谨地定义和分析了组织文化。
文化这种过去是
“软”的制度，经济学是很难研究的。
从他1990年的文章开始以后，许多后续文章开始研究组织文化。
因为按照克瑞普斯的理解，企业只是一种声誉机制而已。
如果两个人都是短命（short-lived）的，不会实现长期博弈的，很多有效的交易就无法达成。
但只要一方长期存在就可以了，如企业是长期存在的，其他人是流动的，不要紧。
我们说学生虽然是来回变动的，但复旦大学本身是一个长期存续的主体（Long-livedEntity）就够了，这可以维持声誉机制，所谓“铁
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企业本质是一个声誉的载体。
这种声誉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声誉很好这个意思，而是从长期博弈角度来理解
的一种机制，这就说明了企业是如何产生的。
这一解释和科斯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
科斯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的，但交易费用本身是一个黑匣子，而克瑞普斯的声誉理论则初步打开了这个黑匣子，就是组织要这样才能存在，它的社会功能在这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思想，可能克瑞普斯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
既然组织只是一个长期博弈中单方面长期存在的实体，人格化的、独立的一个东西，使得别人可以与之长期博弈，使交易的进行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率。
我们都知道长期博弈会产生多重均衡，这是因为一个组织中大家怎么做事情会有不同的预期，比如说一个事情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我们可以把简单博弈理解成有各种不同的预期，有的人可以这样想，有的人可以那样想，都是可以的。
那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即多重均衡问题或者说协调问题：
应该怎么做事情？
这时候，组织文化就比较重要了，按照克瑞普斯的思想，组织文化提供了一种挑选均衡的机制。
文化的重要性在于不知道怎么选均衡的时候能选出均衡。
所以企业文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非常关键。
而绝对不是大家想的很虚的东西，而是非常基本的，因为只要有多重均衡，你就必须从中挑选一个均衡，怎么选？
文化，即大家一套共享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就可以选均衡。
我觉得这个可以和身份认同结合起来。
身份认同其实也是一种内化的价值，但是当时没有这种身份认同的理论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联起来了。
比如说一个企业里面有很多的仪式，包括升旗等等，它其实就是塑造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一套企业文化。
我觉得阿克洛夫的文章里面是外生的，不考虑怎么来的，这是它第二个内生的原因——它是选择均衡的。
接着我还要说内生性问题，我们认为身份认同可以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刚才说的，有意形成的，比如企业灌输一套价值观给员工，这有很多的原因，这就解决了刚才两个问题，一个是激励问题，一个是均衡选择问题。
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演化的路径的，就像上次陆铭提到的演化稳定均衡。
比如说女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其实这是演化的，没有人规定什么事情，历史就演化决定女人应该做什么事情，男人应该做哪些事情。
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差别就很大，并没有人来强迫什么，大家就觉得应该这样。
P是演化形成的。
我特别觉得有外人强加的可能更有意思，因为演化可能很难刻画，打个比方来说，企业就会灌输一套价值观给员工。
我觉得最重要的应用可能还不是企业，而是学校。
西方的名牌大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于塑造一个人，一套价值观。
我觉得我们中国大学的一个不足就使中国大学只知道教给别人一套东西，外国大学进去塑造完全把你变成另外一种人。
哈佛、耶鲁，这些名校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进去以后它就改变你的价值观，这个使得你更能成功。
这个我觉得是和“信号传递”理论是不一样的，和人力资本理论是不一样的。
他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想成为这
样的一个人。
差校的为什么成功率比较低？
有时候不仅仅因为他学的东西比较差，这个可能不重要，因为他可能一进学校定位就这样了，比如说我进了某某学院，我比较差，我就这样了。
如果我进了复旦，进了北大，进了哈佛，我就会想，我要成为一个社会精英。
这个是过去经济学没有研究过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教育经济学非常有意思，因为原来的教育经济学无非两个范式，一个信号传递理论，一个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内在的生产力，信号传递理论说不能提高，是种社会显示机制。
我觉得身份认同是一种社分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
[陆铭：
]我插一句，袁老师从哈佛大学回来以后就讲到，哈佛大学学生第一堂课，给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当这个世界出现危难的时候，我们哈佛人在。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王永钦：
]这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你的东西。
这和其他方面是不一样的。
阿克洛夫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耶鲁的校训：
爱上帝，爱耶鲁。
把你塑造和这个地方永远连在一块儿。
校友会啊，一般人是进不来的。
布什的那个校友会，他是耶鲁毕业的。
[陆铭：
]布什这事情还很有趣的。
布什当总统之前，他想去搞一个耶鲁的名誉教授什么的东西。
后来耶鲁就不给他，说他不够。
当了总统以后，他又到耶鲁去了，他发表的演讲讲了这么一句话：
你看我这个耶鲁的差生，但是哈佛的高才生切尼是当我的副手的。
后来呢耶鲁就给了他了。
[王永钦：
]价值观很重要，西方人比较重视价值观这东西，我们中国人呢就学了点皮毛。
前些年我在《经济学消息报》写了一篇小散文叫“为什么哈佛大学不设分校？
”。
按理说现在技术条件这么先进，设分校技术上很容易的事情。
远程教育，很容易的，同步可以教育。
我觉得哈佛是维持了它的一个身份认同。
这东西必须在那个环境下才能生成的一套价值观。
如果很多人都可以很容易的话，就不可能形成价值观的。
因为价值观必须在日常频繁的互动中才能形成的。
这个过程叫做同化（Identification）。
比如我们这里的人都慢慢同化了，价值观慢慢趋同了。
你如果离得很远，知识通过录像等传过去，但是你怎么做人这种东西很难看到的。
价值观很难形成。
中国大学解放前比较重视怎么样塑造人，解放之后都变成赚钱机器了。
我们复旦我觉得做的也不好。
不知道一个定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比较模糊，不太强调这东西。
它就是教学。
大学应该是一种灌输价值观和塑造人的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灌输知识的机构。
还有一个就是外部强加的身份认同。
比如改革开放前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为来操纵身份认同的一个例子。
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经常做。
毛泽东就是分成几类人，工农兵学商，他给你分类，分好了以后，你就对应哪一类的行为。
这种行为完全是强化的，因为根据刚才理论，有好几个效应影响你的效用。
你为你这样划分了，别人怎样看你就形成了，你就没办法了。
有时候不是你愿意的，也没办法就这样形成了。
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操纵身份认同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有这样的现象，西方不一定有。
印度可能也会有的，种姓制度。
我觉得这里研究的问题是操纵身份认同和社会治理结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第二个例子，对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涵义。
特别是独裁
的国家非常喜欢搞的东西。
民主国家很难来分类，因为分类必定意味着歧视，民主国家可能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国就很好做，我就把你打成一个反革命。
你是又红又专的，他是很坏的。
这是我讲的内生性身份第二方面。
第三个我想讲的东西是接着上面来的。
就是显性的货币补偿和这种基于身份认同感的自我约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身份认同更重要的话，我们过去的这种激励理论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下，我直觉上这是可以研究的，当然有可能有时候是冲突的。
用钱来买他的时候他会感到不舒服的，会破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的。
有些人工作就是一种使命感，劳动经济学缺乏考虑不同的行业，有的行业我觉得身份认同很重要，比如教师行业，医生和社会组织，有的部门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很多部门身份认同很重要的。
如果你用记件工资这种定价方式，比如加班100块钱，不一定好的。
这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钱补偿和身份认同之间有时候可能是相反的。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我想讲为什么有些组织身份认同更加重要。
有些不重要，有些更重要。
我们直觉来看有些政治组织比较重要的，政治组织经常给你灌输一种价值观，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例子。
意识形态就是改变你的身份认同。
现在的保先教育也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定位经常在变化的。
最近三个代表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了身份认同。
代表什么人，做什么事情。
它不停的来改变自己，一个改革的政党，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区别。
这可能是中国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经常在改变自己的内涵的，改变自己的模式的。
它虽然名字不变，但里面的东西已经变了。
俄罗斯共产党我猜想是没有及时地转变，快要转变时也破产了，91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
中国共产党聪明的地方就是不停的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
[陆铭：
]与时俱进，对，没错，这其实是三个代表背后一个很深的含义。
而且这东西不光改变了党员的行为，对于非党员来讲，这是a-j别人的行为。
别人的行为实际上对自己的效用产生了影响，这是很深刻的。
[王永钦：
]对，这是社会互动了。
所以学校比较重要，塑造人的地方比较重要，社会组织比经济组织有时候身份认同还要重要。
这是我们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失败的地方，基本上不塑造人。
我们可以做总结下，哪些情况下身份认同比较重要，一是监督很难的，很大的组织。
第二个是挑选均衡难的。
三是社会组织，政党、学校、非盈利组织、社会团体，货币激励很难的。
但是对于企业组织也是同样重要的，比如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
中国有些地方可能也开始注意这个了，但是没理解到那么深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上次郎咸平引起了很多非议，但他的一个思想也带给我启发。
他说中国MBA和西方MBA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MBA有每个学校不同的模式，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西方的MBA各个学校上的课差不多的，大同小异的，教课书一般都是标准的，统一的。
虽然是不同学校，但用的书都是一样的。
这样使得你进入一个组织就比较和别人达成共识。
郎咸平虽然可能没有一个价值观的概念，但是他讲的就是一个如何挑选均衡的问题。
我们MBA就是教给他知识和技能，还是一种人力资本的理解，这是错的。
你进来以后大家进行同质的训练，你就很容易达成一种价值观，一种默契，这可能更重要一点。
你过来之后我不需要再花很多口舌来教你怎么样做事情。
你自己已经知道
怎么做了，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中国MBA忽视的一个东西。
中国的MBA需要培养一套同质性的价值观，这可以降低多重均衡现象，极大的降低交易费用。
这是我讲的哪些组织中比较重要。
第五点是宗教、意思形态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宗教。
这个比较重要，所以特别拿出来讲。
在讲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区别的时候呢，梁漱溟先生就指出一个东西，他发现西方是有宗教的社会，中国没有宗教。
这是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差异比较好。
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候缺乏价值观，比较实用主义，不是很看中长远的东西。
宗教其实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形成的机制。
教会本身就是属于一个社会范畴，对应着一套价值观，比如你每天读圣经，一套价值观渗透到你心里面去。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向一个外教借他《圣经》来看，他不借的。
不是吝啬，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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