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意义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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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的意义有
南昌起义的意义有
南昌起义的背景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省城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
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人民吓倒、征服为挽救革命挽救人民挽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
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
起义原定7月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
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
旋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依中央原定方针转兵广东，相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
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
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
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
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2、30年代，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越往后越通胀，20年与39年的工资天差地别。
银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以银元为单位来看，20年代，普通技术工人月薪16-24大洋；体力劳动者8-12大洋；普通公务员（巡捕）10-13元，巡长16-18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
上海卫生局的1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
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原文中的"石"，应为156斤；1包面粉，约为45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
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
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
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
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
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
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
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70、100-300元。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
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
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
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
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
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
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
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
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
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
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
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
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
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
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
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
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
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
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
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
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
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
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
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
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
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
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
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
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
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
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
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
……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
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
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
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
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
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袁也烈在南昌起义中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宽敞的宴会厅里，正举行着盛大国宴。
一位身着元帅服的慈祥长者，端着酒杯，来回给陆海空三军将领敬酒。
当他走到一位海军少将跟前时，凝望了一会，满面笑容地说：
营长同志，好久不见了。
还记得不？
你下过我的枪哩！
这位年届花甲的少将，突然像个小青年，变得腼腆起来，正想答话，一位身着中山装、浓眉大眼的首长，也来到跟前，笑着开口了：
老总，不能记仇啊！
不打不相识嘛！
元帅嘿嘿地笑道：
不是记仇，是记住了我有过这么一位好营长哩！
这位长者不是别人，是长期担任我军总司令的朱德。
身着中山装的则是总理周恩来。
那么，这位海军少将是谁呢？
朱德和周恩来说那些话，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位海军少将，就是时任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
背景袁也烈，湖南洞口县人，生于1899年10月，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
1927年，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这国共合作已遭到彻底破坏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5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时年29岁的周恩来临危受命，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由武汉秘密来到南昌。
当天，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今南昌八一起义馆）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起义。
这之后，张国焘畏首畏尾，打算取消起义，但经过激烈争论，仍维持原先的决定，只是把起义时间推迟了一天，改为7月31日晚上。
起义的主力部队是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
前委决定由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受命七八月间，已值酷暑，南昌城像蒸笼，闷热异常。
7月30日上午，袁也烈接到通知，师部于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不得缺席。
吃过午饭，他便骑上战马，急急忙忙赶路。
按时到达开会地点时，袁也烈全身大汗淋漓，军服湿得能拧出水来。
参加会议的有营长以上干部40余人。
会场内外有卫兵把守，戒备森严，气氛严肃紧张。
叶挺首先讲话。
他在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时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就杀害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共产党员萧楚女等人。
在北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被捕英勇就义。
汪精卫已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革命。
目前宁汉合流已成定局，革命面临着空前的严重危机。
接着，他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举行起义，才有可能挽救危局。
他指出这次起义的任务，就是要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城关内外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阀部队。
袁也烈从1924年参加革命以后，先在黄埔军校担任过连指导员，随后便被调到叶挺独立团任六连连长，参加北伐。
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带领全连官兵，在叶挺指挥下，一路北上，攻醴陵，克浏阳，占长沙，大战汀泗桥，直取咸宁城，攻占贺胜桥。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他被晋升为副营长、营长。
叶挺在他的心目中，早已树立起崇高威望。
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听了党号召起义的决定，他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
接着，师参谋长在会上布置了具体作战计划。
他指着一幅标着红蓝色符号的军用地图说：
敌人的兵力有朱培德的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一个团，第九军两个团，加上机关留守人员，共约一万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3万余人，我们师和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他根据前委的指示，要求全师要在一个晚上全部解决战斗。
如果延误时间，让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战局就复杂了。
随后，他对各团、营的作战地区和战斗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他特别强调，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定要严守机密，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袁也烈任营长的第七十二团三营，奉命单独执行一项战斗任务，作战地区是在南昌城东门附近。
侦察打仗先要摸清敌情，做到知己知彼，派谁去进行侦察呢？
袁也烈回到营部，首先考虑的便是这个问题。
这个营，共产党员只有四五人，都是军官，士兵中一个没有。
相反，国民党员却不少：
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就更多。
这些国民党员虽然大都倾向革命，但在紧急关头，不能不防止出现意外。
为了不走漏风声，作为指挥员，也为了自己对敌情做到心中有数，袁也烈慎重考虑以后，决定自己单独去进行一次化装侦察。
7月31日早晨，袁也烈脱下军装，穿上一件长袍，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溜出营部，向城东走去。
到了东门附近的敌军驻防营区（这里正是他们当晚要攻占的阵地），被营区门口的哨兵拦住了。
不等哨兵开口，他就主动向前问道：
请问××团驻在这里吗？
是呀，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会见一位朋友。
他叫×××。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的老乡、同学。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中学的教师。
哨兵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文质彬彬，觉得没什么可怀疑的，说了一句：
进去吧！
请问路怎么走？
哨兵用手一指：
一直走，然后向左…向右…再向左…就这样，袁也烈大模大样地进了营区。
边走边留意四周的地形、地物，他一一记在心里。
遇见人，他主动打招呼，问这问那。
问完了，连声道谢；问得不合适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遇到盘查，他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就这样，袁也烈几乎走遍了营区的每个角落，了解到不少情况，特别是摸清了这里竟然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团部、一个营部、7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共有两个营以上的兵力，比师部原先估计的兵力要多得多。
在往回走的路上，袁也烈暗自嘀咕：
自己一个营，要对付两倍于自己的敌人，吃得消吗？
他犯难了。
可是，再难，歼敌任务必须完成！
他绞尽脑汁，反复思索。
突然，一拍大腿，计上心来。
敌人数量虽多，但我处主动，敌处被动；不能蛮干，只能智取。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须克敌制胜。
当袁也烈回到营部时，一个比较完整的作战计划，在他脑海中已经形成了。
团部批准了袁也烈拟定的作战计划。
他立刻召开党小组会，研究落实这一计划的具体办法。
党员人数虽少，却是完成这次战斗任务的核心力量。
经过商讨，部队何时出发、何时把任务传达到哪一级、由谁去完成哪项任务等等问题，党小组都取得了一致意见。
待机当天下午，全营官兵接到通知：
提前开晚饭；作好夜间执行任务的一切准备；黄昏时出发。
于是，各连官兵都动起来了：
有的擦拭武器，有的减轻行囊，有的退还借物，有的购置电筒、电池……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了。
袁也烈把各连连长召集到一起，传达、布置了晚上的作战任务，商定了何时把任务下达给各排排长，何时用什么方式下达给各班战士。
连长们听了都很兴奋，个个喜形于色。
一声令下，全营官兵浩浩荡荡，沿着大街由西向东进发。
行李担子紧随其后。
街上行人稀少，天色渐渐阴暗下来，街边的路灯亮了。
附近街道上，兄弟部队也在调动：
有的在集合，有的在行进。
营、连军官心中有数，彼此心照不宣。
士兵们不知是去执行什么任务，暗自纳闷，但又不敢随便打听、询问。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东门附近，袁也烈下达了原地休息的命令，大家放下背包，停了下来。
营部副官按照袁也烈出发前的交代，作为联络官，带上传令兵，走进对面营房中的敌军团部，会见团长。
他说自己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来，天黑了，找不到宿营地休息，可否借贵军前面的空地露营。
那个团长打量了他一番，问了他部队的番号和其它几个问题，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以，都是革命军嘛！
副官提出：
可否借用几个房间，给我们营部办公？
那个团长连连摇头：
没有多余的房间，对不起！
副官最后要求告知今晚的联络口令，防止发生误会。
这个团长叫来一位参谋办理，转身离开了。
这位参谋把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都抄写给了副官。
他还告诉副官：
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晚城里部队调动频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请你们也加强警戒。
得知敌团长允许在他们营房空地露营，并告知了当晚通行口令以后，袁也烈非常高兴，心想实现自己制定的智取计划已有了五六成把握，但从那位参谋透露的信息中，他也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已嗅到了一些气味。
他告诉各连连长，一切动作都要特别机警，要不露一点声色，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以迷惑敌人。
随后，他向全营下达了露营的命令。
在露营之前，各连连长以上厕所、找水喝等各种借口，对营区附近察看了一番，有的还到敌人营房里瞧了瞧，对发起攻击时的路线、进出口和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盛夏的夜晚，蔚蓝的天空布满了星星，地面上也吹来一股股凉风，官兵们入睡了，敌人营房里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
敌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
一队队流动哨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钢枪，不时在营区巡逻。
他们走到露营部队的附近看来看去，但他们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枪架，一个个疲倦的士兵，背包打开了，人都睡熟了，行李担子横七竖八地随地放着，到处是一片平静景象。
就这样，两支敌对的部队，一支在营房里，一支在营房外，相距只有几十米，最远的也不过100米。
现在都在睡觉，一会儿就要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了。
攻击夜深了，营房里又黑又静；营房外，有月亮，有星光，有路灯。
按照袁也烈出发前的布置，露营部队的军官们开始行动了。
先是各连连长轻手轻脚地走到排长身边躺下，小声地向他们传达上级决定今晚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交代了注意事项。
随后，各排排长依法炮制，轻声细语地向每一个士兵作了传达、布置。
于是，大家轻轻地穿上衣服，打上缠带，扎好皮带，每人左臂上缠上一条白毛巾，以便战斗中易于识别敌我。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依旧躺下假睡。
时间过得真慢。
大家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好不容易等到了8月1日凌晨。
全营官兵一跃而起，紧握钢枪，装上刺刀，捆好子弹带，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投入战斗。
砰！
砰！
砰！
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南昌城的夜空。
这是指挥部发出的举行起义的统一信号。
在西大街，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的起义部队，向朱培德的精锐警卫团发起猛攻。
由于叛徒告密，敌军已有所准备，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枪炮声响成一片。
在松柏巷，叶挺正亲自指挥部队架起机枪，向盘踞在天主教堂的敌军进行猛攻。
在其他许多街区，也响起了枪声、炮声，有的在偷袭，有的在肉搏……在听到信号枪响的同一时刻，袁也烈指挥三营官兵，在冲锋号和冲呀，冲呀的呐喊声中，像潮水般地冲进敌军营房，按照事先的分工，向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发起攻击，到处响起了不许动、缴枪不杀的怒喝声。
由于计划周密，保密严格，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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