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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31（20XX）01-0003-5
为什么当今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
难道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吗?
全球化究竟会带给我们幸福还是灾难?
我的回答是,全球化确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它有如一个难以摆脱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制约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上可能出现的全球化趋势。
①诚然,经济全球化决不是少数专家学者躲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幻的现象,也不是新闻媒体肆意炒作出来的话题,而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逼近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
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和国产影片的节节溃败;
电视业也面临着入世之后西方媒体的冲击。
毫无疑问,全球化使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循环中,抓住机遇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反之就必定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法则使得经济发达者越来越强盛,而原先的经济落后者则再度被边缘化。
全球资本将面临又一次重组。
对于全球化的本质,诚如英国学者查尔斯·
洛克所总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
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3①收稿日期:
20XX-10-05作者简介:
王宁（1955-）,男,江苏南京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个权威。
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
政治和经济的话语在传统意义上担当的角色———国家,公司（作为人的合法虚构的组织）———已不复有效:
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
”既然全球化使我们大部分人都被边缘化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子越来越近,这种迹象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全球化可能给中国文化研究带来的后果,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
一、全球化理论质疑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不少人曾一度沉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认为这一宏大的计划并未完成。
那么为什么同时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谈论全球化?
这一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此,学术界显然有着较大的分歧,但人们至少都认为,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批评话语,对欧洲中心主义有着强有力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同时,它也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对立物,对现代性有着某种反拨作用。
美国学者阿里夫·
德里克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全球化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少数学者之一,他在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历史溯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后总结道,“换言之,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
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
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
对全球化的成功的价值之考虑,正如它之于跨国资本那样,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人士或左派也有着吸引力,它弘扬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但却忽视了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过去的残存物,而是带有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假想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
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消,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
”这也就是说,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在中心发挥作用,同时也活跃在边缘。
同样,作为全球化的产物,跨国资本既剥削本国人民,同时也剥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人民。
它打破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序列,使富有者更为富有,贫穷者更为贫穷。
这就是全球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后果。
因此,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
在经济上,美国的货币已连续多年占统治地位,美国经济也一直发展飞速而居高不下。
在传媒领域,它的强大和无所不及性更是表现得明显。
跨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业和影视业,甚至在当地找到可以联手操作的合作伙伴。
这样一来,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人不仅参与了对别国的剥削,同时也剥削了自己的同胞,并直接参与了摧毁本国的民族电影和电视事业。
在欧洲,面对美国文化的入侵,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北欧诸国,不得不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限制包括美国电影电视和麦当劳餐馆在内的美国文化的扩展。
而在一些文化弱国,美国影视则如入无人之境,侵蚀着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
因而不少人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上全球化的进程步步紧逼,强势文化可以借助于经济上的强力向弱势文化施加影响,使之趋同于强势文化。
这样,在文化全球化这面大旗下,世界文化将越来越走向趋同,民族的文化特征越来越模糊。
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忧虑。
难道具有千姿百态的世界文化果真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走向同一吗?
试想,假如有那么一天,整个世界的多种文化都成了一种模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依循一种创作方法和同一的技巧,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可怕!
同样,在银幕和荧屏上,假如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或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广告,世界文化的末日便来临了!
然而,历史将证明,这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一种幻想,因为作为其对立物,文化本土化的力量也不可低估,而且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或按照一个杜撰的英文术语所表明的,将出现“全球本土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现象。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排除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趋同化之危险。
既然全球化是来自西方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分析批判。
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重视的,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而忽视其消极的东西。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论述的出发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从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曾在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
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
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但是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
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
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
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
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
②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不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而未来的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
这就是我对全球化现象之本质的认识和分析批判。
由于我本人现在正从事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因此在下面两部分我将论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影视传媒之功能。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
不管我们把20XX年定为新世纪的开始,还是把20XX年定为其开始,我们都可以说已经处于真正的世纪之交。
这无疑是一个转折时期,过了这一转折时刻,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将进入第二个千年。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一提到“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这个词,便立即会想到19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颓废情景:
传统的现实主义受到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艺术流派的崛起使得文学的精英意识愈益浓厚;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流行;
此外文学艺术创作本身还受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
如此等等。
这显然是针对上一个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艺术之走向而言的。
那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艺术之态势,我们将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艺术的走向有何认识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
考察当代影视传媒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文化研究也不应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
文学与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
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译名为《战地钟声》）等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正是通过电影的银幕才得以充分展现的,众多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
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自然也是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
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扩展到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因而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化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
若是专指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没落的”涵义。
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
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这个词现已被广泛地用来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方文艺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内涵无限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
“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不断拓展其内涵,现已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流派。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文学的经典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在受到重构并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媒介。
有时,一部电影或电视的成功也会使得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一部文学名著再获新生。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小说原著的促销。
因此,不加分析地将世纪末的文学艺术定为“颓废”和“消极”的,至少失之公允。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呢?
第三,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引进的,它们在技术上的更新和艺术上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得助于其在西方的发展进步。
但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身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
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恰恰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语境下。
进入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在经历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
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在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
人们不得不对世纪末文学艺术的走向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
现在我们先对处于“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之现状作一匆匆的考察。
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注意到9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
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
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
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
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
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以便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后启蒙”之目标。
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则对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
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
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
但是文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影视传媒的受挫,后者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是来自近几年来崛起的络。
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
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
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等等。
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致力于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
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
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
他们不得不问道:
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
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
但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
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
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的,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
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和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
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
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
因此对未来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影视艺术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论述。
三、全球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功能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文化精品）、观赏和获得审美快感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
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
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
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
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
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
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
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
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
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9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
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在庆祝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电影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
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
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
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
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越来越临近而愈加紧凑。
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风骚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
它能够在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
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我的‘泡沫’说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络里的社会全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
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
”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
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
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
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
“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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