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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松年，2001）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提出要“回到费孝通”，因为费孝通先生不仅是“苏南模式”的首倡者，而且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对“苏南模式”以及其它各种“模式”的研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把握费孝通的“模式”思想脉络与研究方法，对于廓清当前“模式”研究领域的种种争论，走出当前“模式”研究领域的种种误区，推动“模式”研究的创新提高，重新认识“苏南模式”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费孝通“模式”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四年思路回顾》中，费孝通首次将自己“模式”思想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
1、“苏南模式”概念的初步提出（1983～1984）；
2、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模式”阶段（1985～1986）；
3、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阶段（1988以后）。
（费孝通，1999c，481~488）
（一）、“苏南模式”概念的初步提出（1983～1984）
1983年到1984年间，费孝通先生先后在苏南、苏北、苏中开展小城镇调查，苏南发展的独特性以及苏南、苏北以及苏中之间的对比，使费孝通萌发了“苏南模式”的观念。
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费孝通通过对推动苏南小城镇发展的乡镇工业的考察，指出“在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与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
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系统，展现了‘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
……所谓区域经济系统，是指一种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它意义的经济模式，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
在常州市的金坛县与南通市的如皋县，可以明显感到它们已是上海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已具有许多不同于整个苏南地区模式的特点。
”（费孝通，1999a，359）这里首先明确指出，“苏南模式”属于中国工业化的一种新模式。
对于这一点，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一文中已经表明：
苏南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费孝通，1999a，86）
在《小城镇、苏北初探》一文中，费孝通进一步将“苏南模式”的观念具体化，提出了根据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来划分苏南、苏北与苏中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的建议；
文章中将苏北五市的发展条件与苏南发展条件进行了比较，指出“怎样发展工业与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
……所以它所走的道路不可能重复苏南早期所走过的路，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费孝通，1999a，420）
多年以后，费孝通对这一段历史多次进行了回顾：
“由于当时我对‘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明确，甚至还认为其他农村在今后会走上苏南一样的路子，所以‘模式’一词包含了‘模范’的意思，甚至带有‘样板’的味道。
这是不正确的。
其实苏南农村由于其特有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与其他农村相同之处，又有其独具的特色。
把它看成一种模式主要是在显示它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
模式在概念上应当与样板区别清楚，不然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费孝通，1999c，481）
（二）、“因地制宜，多种模式”（1985～1986）
1985年3月，费孝通以温州调查开始了小城镇研究的第二阶段。
“1986年当我在温州看到了与苏南不同的另一种在农村里发展工业的路子时，就警觉到我所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不够明确，而且带有成为‘样板’的危险性，所以着重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主张。
”（费孝通，1999c，481）“1986年我们到温州考察时，对发展模式这个概念才有进一步的认识，明确了它的意义是指：
‘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
”（费孝通，1999d，208）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提出也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来源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个体所有制，积累的利润用于发展生产以及社队福利，形成了‘苏南模式’。
在社队时期没有发展工业的温州老百姓想出了另一个方法来了。
他们在温州的现有条件下，发展了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
”（费孝通，1999b，344）另外，对“耿车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形成。
通过将“耿车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费孝通指出“耿车模式并不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简单的相加。
……耿车模式更适合那些缺乏工业基础的农村，因为它是走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以加工工业为主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
”（费孝通，1999b，442～443）通过多种模式比较研究，费孝通最终确定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观念：
“不要一般化，不要一刀切。
我们的经济发展只能是这样，不根据历史条件与实际情况，想发展一个地区，那就很困难。
”（费孝通，1999b，592）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阶段费孝通已经提出“一个目的，多种模式”的观点（费孝通，1999b，607）与模式的评价标准问题：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或群众创造的其他模式，评价它们的惟一标准是视其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费孝通，1999b，537）
（三）、“随势应变，不失时机”（1988以后）
1988年底费孝通教授到东莞访问接触了珠江的发展模式，将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加以比较，从珠江等地把握住了香港经济扩散的时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得到启示，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模式发展思路。
“自从我接触到了‘珠江模式’后，我对发展模式的概念又有了深化，在多少带有一种静态意味的‘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上加了个‘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动态观点。
”（费孝通，1999c，488）这一思想在对“侨乡模式”、“民权模式”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丰富了。
“后来在1988年，我在两广调查时，对当地农村迅速向珠江模式靠拢的事实，发现我所提出的这个发展模式的概念多少带有一点静态的意味，没有照顾到条件本身是变数。
而且路子尽管不同，不能排斥相互交叉与学习。
所以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一文中又提出了‘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
”（费孝通，1999d，308）
正是在这一阶段，费孝通在自我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模式比较”理论。
“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
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
”（费孝通，1999d，209）“怎样把这样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我们研究各种发展模式时，不能忘记它们只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
我们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与为什么不同。
”（费孝通，1999d，210）
纵观费孝通“模式”思想的演进，这是一个“螺旋式”的认识发展过程。
在第一阶段，费孝通从小城镇问题入手，从苏南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的特殊工业化道路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相对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独特性。
此时费孝通关注的重心在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一般性问题：
解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小城镇等等，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苏南的特殊发展道路与这些一般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差异。
（费孝通，1999b，603）在第二阶段，在接触到温州模式、耿车模式之后，费孝通意识到各地发展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路子存在着特殊性，各地发展要从自身条件出发。
这一阶段费孝通强调的是通过比较认识不同发展路子的特殊性以及各地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的问题，还只能在经验层次解释。
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此时也认识到模式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不同点，甚至提出了评价模式的标准问题，（费孝通，1999b，536~537）但共性与个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有统一起来。
在第三阶段，费孝通从珠江等地抓住香港经济扩散机遇认识到每一种模式本身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不断发展的，要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选择发展路子，更要创造条件。
如何创造条件？
就是在模式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扬长避短。
这一阶段费孝通将“模式”的本质规定为“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这里的“同一问题”也就是将剩余劳动力转换为生产力的问题。
从这一高度才实现了一般与具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证统一，并以此将他的“模式”思想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问题在逻辑上统一起来。
三、比较的方法
乍看之下，“苏南模式”与苏南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似乎很简单：
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因此长时期里人们关注的是如何结合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对“苏南模式”的内涵与本质特征进行阐发，回答“什么是‘苏南模式’”的问题。
但是正是根据这一逻辑，90年代中期以来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势头的减弱，使人们对传统的观点产生了怀疑，甚至以此怀疑“苏南模式”的合法性。
尽管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苏南模式”理论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至少人们可以看出一点“破绽”：
原有的“苏南模式”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指导解决当前苏南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甚至还对当前的困境有“始作俑者”的嫌疑。
费孝通先生的“模式”思想表明，对于任何一种模式的本质问题，必须要从“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的高度来把握，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办法是跳出某一种具体模式的框框，运用比较的方法。
而费孝通“模式”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运用比较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
（一）、“模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比较”方法的烙印，这是“模式”从根本上不同于“样板”之处。
费孝通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不是从概念而是从活生生的创新性实践出发来研究问题。
作为“模式”研究出发点的是小城镇问题。
“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
”（费孝通，1999a，198）“任何事物一旦产生了理论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视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
小城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笼统的概念出发，就会把所有的小城镇看成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视各个小城镇的个性与特点。
因此，小城镇研究的第一步，应当从调查具体的小城镇入手，对这一总体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小城镇进行分类。
”（费孝通，1999a，199）分类是比较方法的逻辑起点。
以此为方法，费孝通发现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与直接的原因不是农副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
（费孝通，1999a，211）。
由此，费孝通抓住了“模式”研究的第一点“蛛丝马迹”。
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的概念也是以比较方法为基础的。
这包括两方面：
一是苏、锡、常、通四市通过比较得出经济发展上的共同性；
一是苏南与苏北、苏中通过比较得出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
苏、锡、常、通经济发展的共同性不仅表现在当时走在江苏、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更体现在发展条件、方式与面临的问题上：
四市发展的路子都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小城镇的兴盛，都是靠大上海的经济辐射，劳动力流动都具有“离土不离乡”的兼业流动性质，等等。
另一方面，苏南与苏北、苏中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量的差距上，更是体现在发展条件与方式的不同上。
“由于起步迟，乡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基础较差。
……这种历史条件与乡镇工业起步早的苏南就有所不同。
……苏北乡镇工业起步迟，联产责任制落实得早，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
”（费孝通，1999a，406）“怎样发展工业与发展什么工业是当前苏北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
由此可见，“模式”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打上了“比较”方法的烙印，这是“模式”从根本上不同于“样板”之处。
但是，这时的费孝通还没有将“模式”定位为具体的发展路子问题，还仅仅是立足于“苏南模式”的比较，因此也就不能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般道路问题与苏南发展路子的具体问题自觉地区分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孤立的“苏南模式”的确存在被当作“样板”而独尊的可能性。
（二）“因地制宜，多种模式”说明比较方法是“模式”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
接触到“温州模式”之后，费孝通意识到原来认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它地区的明天”想法忽略了发展的一般道路与具体道路之间的区别，是“不全面的”（费孝通，1999c，51），提出了“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思想，从而将比较的方法推进为“模式”之间比较的层次，进一步将比较方法与模式理论结合了起来。
“中国农村有各种不同的模式。
……于是，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点’的横向比较上。
”（费孝通，1999b，342）“农民自己搞工业，不同的地方，由于条件与基础不一，会有很多不同的办法。
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条件不同，农民要富起来，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创造很多不同的模式。
”（费孝通，1999b，344）
在对“温州模式”进行调查过程中，费孝通自觉地意识到比较方法的重要性。
“比较是科学认识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行前，脑子里带着的是一套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到了温州，我就试图寻求两地的异同，从而在具体的比较中去认识这一地区的发展特色。
”（费孝通，1999b，452）通过比较两种模式的异同，费孝通不仅对“温州模式”的特色有了了解，而且对“苏南模式”的性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费孝通，1999b，466）可见此时的比较已经不再是立足于某一种模式的比较了，而成为独立于具体模式的普遍的方法。
也正是由此费孝通才产生了明确的“模式”定义：
“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才提出了评价“模式”的标准问题。
对“耿车模式”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使“多种模式”的原则得到了确认，避免了“两分法”的理解。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与比较方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时比较方法已经成为费孝通“模式”思想自觉的内在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费孝通此时强调的是“模式”之间的“异”，强调的是各地要从自身实际条件出发来选择发展道路，对每一种模式内在的变化与模式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因此，每一种模式的存在具有经验的先在性。
也就是说，此时“模式”在逻辑上是先于比较而存在的，是比较的前提假设，这样比较方法这把“手术刀”还只能停留在认识模式之间的异同层次，还不能自如地深入到模式本质层次。
这就可能导致认识上的“故步自封”。
（三）“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思想体现了“模式”理论与比较方法的辨证统一。
所谓“随势应变，不失时机”，就是各种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根据形势的改变而抓住时机创新发展。
这里存在两个比较：
一是现状与历史的比较，一是不同模式发展之间的比较，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时的比较已经不再是从具体模式的个性出发的了，而是具体模式的共性层面的比较。
这个共性就是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劳动力这个关键问题。
不管哪一个模式，都不能说已经充分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因此，模式的比较的根本目的，就不是停留在模式之间的“异”（个性）的层面，而是通过把握“异”背后“同”（共性）。
“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是有利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但也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
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
概括起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劳动力、资金、原料、市场、技术与管理等条件，它们的来源可以不同，办法可以各异，但缺一不可。
怎样把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共同的关键问题，但转换的办法有所不同。
”（费孝通，1999d，308）这样，比较方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不是各种特殊的模式，比较方法真正彻底地与“模式”理论结合起来，并使整个“模式”理论获得一种开放发展可能，赋予了每个模式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的逻辑合理性。
现在看来，“理论来自于实践又起指导实践的反作用”并没有错。
“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使我产生了‘模式’这个概念。
新概念的形成反映着客观实际的变化，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成为认识工具，帮助进一步认识新生事物与促进实践变革。
”（费孝通，1999e，205）但是，这里的“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要指各种模式为实现将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多样化实践，而指导实践也不是满足于不同模式的简单比较，而是要“认识新生事物与促进实践变革”。
因此，理解理论、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关键在于对比较方法的把握。
四、苏南模式
费孝通的“模式”思想及其比较方法是与具体模式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其中“苏南模式”的研究贯穿整个“模式”思想的发展。
因此，考察费孝通的“苏南模式”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模式”思想以及比较的方法的深刻涵义。
（一）、对“苏南模式”的初步认识
前面已经介绍过，费孝通初次提出“苏南模式”的时候，是将其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种探索。
这时一方面他通过比较苏、锡、常、通在经济发展上的共性，另一方面从苏南的发展出发去认识苏北地区的发展道路问题。
通过对苏、锡、常、通四市发展的比较，费孝通首先指出起源于社队企业的乡镇工业的兴起是这个地区共同的特点，进而发现，在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
因此，此时的“苏南模式”主要是指“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模式，概括为“有农则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智则进”（费孝通，1999a，370）。
虽然意识到苏南人多地少等自然经济条件，但这时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历史条件在苏南当时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此时的“苏南模式”的内涵是笼统而单薄的。
进入苏北调查过程中，费孝通从苏北发展乡镇企业缺乏集体所有制基础这一点上意识到苏北在工业化方面不会走苏南的早期道路，因为存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与基础。
但尽管意识到起点不同、条件不同，费孝通还没有“多种模式”的思想。
因此，此时的苏北调查只是进一步丰富了“苏南模式”的经验，还没有质的提高。
（二）、“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中的“苏南模式”
“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思想要求认识“苏南模式”就要进行模式比较。
一方面，比较发展的路子；
另一方面，比较发展条件与基础。
”（费孝通，1999b，344）“从温州回头看江苏，我认识到江苏的乡镇企业性质在初期并不是生产者的合作企业，而是公社及生产大队适应群众需要而举办的‘小国营’。
这种‘小国营’企业在计划之外，活力比‘大国营’强。
后来才在逐渐发展中政企分离，到目前很多已是地方政权领导下的社区合作经济实体所办的企业。
这与温州的家庭企业作比较，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是温州高，可在企业利润的使用上，江苏的基层政权可以直接以工补农与举办地方福利事业等，经济与社会发展比较协调。
”（费孝通，1999b，426）通过比较，费孝通对“苏南模式”内涵与特征的认识更加丰富，但对特征的认识更多地还是从结果来认识。
后来费孝通进一步明确要历史地认识“苏南模式”：
“就苏南这个模式来说，有一些带有历史性的特点，它是在公社时期，在农村经济体制没有改变的时期出现了工业。
一开始不叫乡镇工业，叫做社队企业，属集体所有制。
……在江苏，公社办与生产队办的企业没有分给各家，保持了原来的经济实体，应当说还是属于原来公社的社员，即全乡或全村的居民，所以有个名词叫‘大集体’，因为它不同于由若干居民联合起来办的企业，后者叫‘小集体’。
凡属大集体的企业依旧由基层干部领导与管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党政企不分的。
”（费孝通，1999b，603~604）
伴随着“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提出，费孝通对“苏南模式”的内涵与特征着重从其个性上来把握，这种个性是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这种把握已经具有很强的历史倾向。
（三）、“苏南模式”随势应变，不失时机
彻底历史的态度表现在对事物发展的开放性认识之上。
随着“随势应变，不失时机”思想的提出，费孝通对于“苏南模式”的认识也更加全面与中肯。
在与其他模式比较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着重于对“苏南模式”自身发展的历史比较。
从所有制上，费孝通不仅对“社队工业”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将其称为“社队所有制”，并对公社体制改革后的乡镇企业的所有制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到目前苏南的乡镇企业里还可以看到公社制留下的尾巴：
乡办企业利润归乡政府支配，村办企业的利润归村里支配；
管理上还是乡长与村长掌权。
实事求是地说，我想这种乡镇企业可以称作地方干部经营的社区所有制。
……社区所有制是指名义上所有权是属于这个乡或这个村全体居民的，而事实上由于利润由管理这个社区的行政机构支配，所以性质与‘地方国营’相类似，……”（费孝通，1999c，483~484）“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在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
……我并不想贬低新生事物新的一面，只是想指出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与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
”（费孝通，1999c，484~485）从“集体所有制”到“社区所有制”，是对集体所有制历史地肯定，而这也说明，必须实事求是地随势应变，不失时机，寻找集体所有制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更好地坚持集体所有制。
在《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一文中，费孝通全面回顾了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历程，将“苏南模式”的特点归结为以下五方面：
集体所有制、接受大城市的辐射、政府经营、离土不离乡、工农相辅。
（费孝通，1999f，478~479）同时，他也指出了苏南出现的新发展，指出“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城镇化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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