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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学案·
序录》云：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又云：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
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从这里看不出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似乎范仲淹是安定、泰山“而外”或而后的另一支。
其实，范仲淹不仅“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领路人。
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记：
“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才是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之关系的实际情况：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生在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
他21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刻苦读书[1]，23岁时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
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
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登进士第。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
“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主张。
其中“救文弊”的思想，是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开端，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2]。
他在书中批评当时士人学风和吏治的败坏：
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
师道既废，文风益浇；
诏令虽繁，何以戒劝？
士无廉让，职此之由。
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
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
（《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国家的治乱之源；
而此源头的澄清，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
这一精神一直贯彻到后来的庆历新政中。
职此之故，庆历新政不仅关乎宋代的“革新政令”，而且更关乎宋代的“创通经义”[3]。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应天府。
当时晏殊为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载：
“（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
”范仲淹《年谱》载：
“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
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仲淹在此年写了一万余言的《上执政书》，指出当时的宋朝已经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
他系统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之策。
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
而“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正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和本源。
也正是在这一年，范仲淹结识了孙复，《范文正公集·
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
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
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
“何为汲汲于道路？
”孙生戚然动色曰：
“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公曰：
“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
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
”孙生大喜。
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
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
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又见《宋元学案·
泰山学案》附录）
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为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
范仲淹对当时穷困潦倒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
泰山学案》载：
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
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
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
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安定学案》载：
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
……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
他生于993年，13岁时是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
《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
“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
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
”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通过孙复[4]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
此年，范仲淹延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
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
此时，胡瑗42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以“白衣”被授学官之职。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奬”（《范文正公集》卷十八）。
当此时，胡瑗任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推官，是“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5]。
庆历二年（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年谱》），此时孙复50岁，距其离开睢阳已经14年了。
孙复在泰山苦学期间亦曾向范仲淹推荐石介：
“执事若上言于天子，次言于执政，以之为学官，必能恢张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右执事，教育国子，丕变于今之世矣。
”（《孙明复小集·
寄范天章书》）观此可知，石介为学官也是出于范仲淹的推荐。
“宋初三先生”都是因有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庆历新政推行时（1043—1044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
范仲淹又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范文正公集·
政府奏议》卷下），其中说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
此时，胡瑗的“苏湖（教学）之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推广，胡瑗本人也被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未行）。
石介在当时作《庆历圣德诗》云：
“惟仲淹弼（范仲淹、富弼），一夔一契。
……众贤之进，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6]“宋初三先生”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展现。
庆历新政的夭折，发端于石介的被诬陷而死[7]，孙复亦被罢贬。
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
胡瑗则在皇祐二年（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
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勾太学。
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
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
”（《安定学案》）程颐的“闲游太学”，得到胡瑗的赏识，就是在皇祐或嘉祐年间[8]。
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则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形成了与王安石“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安定学案》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
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
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
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对曰：
“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
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
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
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
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
但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
胡瑗“专切学校，始于苏湖”，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按实为景祐）年间，在湖州讲学则在宝元年间。
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
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
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
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范文正公集》卷九）中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
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
刘彝所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胡瑗“尤病其失”，实际上，范仲淹“尤病其失”比胡瑗早十年。
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这是本于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思想。
“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还应归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立郡学。
若无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荐，胡瑗也不可能“始于苏湖，终于太学”，成一时教育之盛事。
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庆历新政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
钱穆先生说：
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9]。
二、两次“革新政令”对道学的影响
“明体达用之学”是道学之先驱。
前者所针对的“进士场屋之业”与“释、道山林之趣”，也正是后者所认为的学之大弊。
程颐说：
“今之学者有三弊：
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
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
必趋于道矣。
”（《程氏遗书》卷十八）此“三弊”中的“溺于文章”和“牵于训诂”属于“进士场屋之业”，而“惑于异端”也就是惑于“释、道山林之趣”。
“苟无此三者……必趋于道矣”，这说出了从“明体达用之学”向道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
庆历新政的实质是：
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
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是“以民为本”，这在他作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中有鲜明的体现。
如关于农：
“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
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
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
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
”关于工：
“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
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
”关于商：
“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
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
”他对当时农、工、商阶层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此即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忧其民”。
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
“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
而关于士，他批评自秦汉以来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恶失去准衡，士之升迁黜陟不是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
虽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但是“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
“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
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
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
”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
“禆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黙。
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
”这里的“禆灶”（春秋时期郑国言“阴阳灾异”者）是喻指佛老。
他在此所说的佛老“激扬”，孔学“寂默”，“六经无光辉”，也正是稍后王安石与张方平的那段问答所反映的情况：
“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
‘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
’……文定曰：
‘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
’公欣然叹服。
”（宗杲《宗门武库》）在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
“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尽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要“回此天地力”，复兴儒学，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吏治、士风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如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
“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
”他深切地认识到，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
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
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
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
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
吏治的腐败到了如此地步，故改革应从整饬吏治开始。
因为“举择令长，久则乏人”，所以吏治之源的澄清又必须“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
范仲淹说：
用而不择贤，孰进焉？
择而不教贤，孰继焉？
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
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
所谓“慎选举”，就是要改革科举以诗赋为先的考试方式，“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
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
有讲贯者，别加考试”。
所谓“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
如此行之数年，可望“士风丕变”，此乃“择才之本、致理之基也”。
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书中，范仲淹也明确地提出：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
育材之方，莫先劝学；
劝学之要，莫尚宗经。
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科举考试要“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从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
宋仁宗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
范仲淹“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
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
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此次上疏即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宋史·
范仲淹传》）史称“庆历新政”即是指此。
“十事”中的第一、二、四、五条都与整饬吏治有关，而第三条的“精贡举”就是“慎选举，敦教育”。
范仲淹批评此前的科举“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移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当此“天下危困乏人”之时，他主张“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范仲淹所谓“经济”，即指本于儒家的“经义”或“经旨”而经国济民）。
凡各州郡有学校处，“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考试方法则“进士：
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
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如此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范文正公集·
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注重“经济”，将“辞藻”、“墨义”（记诵经书章句）置于“经旨”、“理道”之下，这对于宋代学风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开启了宋代经学即“道学”或“理学”的方向。
“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安定学案》）。
胡瑗的教学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广，即是庆历新政的产物。
“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欧阳修《居士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宋朝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自庆历新政始。
然而，庆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便因触犯了一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致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年谱》）。
党论兴则迫害起，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宋史·
范仲淹传》）。
就这样，随着范仲淹的贬离中央，庆历新政便夭折了。
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它对士人学风的影响一直持续。
如朱熹所说：
“范文正杰出之才。
”“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程颐早年写的《上仁宗皇帝书》和王安石早年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可以说是受到了庆历新政之余风的影响。
皇祐二年（1050年，或嘉祐二年即1057年），程颐“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朱熹《伊川先生年谱》）。
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指出，当时宋朝已面临“厝火积薪”、“土崩瓦解之势”。
他主张推行“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由君主之“仁心”而发以为“仁政”。
又说“天下之治，由得贤也”，批评科举取士“明经之属，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也；
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
”（《程氏文集》卷五）这些思想与庆历新政的精神是一致的。
王安石在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写有《祭范颍州文》，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名节无疵”（《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其中有云：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
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
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
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
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
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
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
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
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
《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而以后的熙宁变法，则是王安石俯就了宋神宗的意旨，从以人才为急，转向了“以理财为方今先急”。
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
“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
”（《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意旨。
当时，这个意旨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可，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意旨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
神宗问：
“卿所施设，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
“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
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
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
”（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
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
“制置条例如何？
”安石答：
“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
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
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
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
恐风俗坏，不胜其弊。
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
”（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
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
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
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
及王氏排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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