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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乡的野菜》艺术特点
平和冲淡的风格
格调闲适，意味隽永
浓郁的书卷气息
三、闲适中的苦涩——周作人散文的精神特征
板
书
设
计
悠然闲适
苦涩、清冷
“五四战士”
“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讲授新
拓展内容
周作人与鲁迅之比较
课后总结
教研室主任签字年月日
讲稿
讲授内容
备注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
一、现代散文的美学特征：
这节课我们要来欣赏一篇现代散文《故乡的野菜》，它出自大名鼎鼎的散文家周作人之手。
散文可以说是文学创造中最接近于天然的一种文体，因为它最基本的美学特征就是“真”，这是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而言的。
不同于其它三类文体可以通过虚构人物、情节或“再造”语言来完成作者自我的表达，散文要求直接传达作者的真感情、真歌哭，只有这样才会有读者的真“会心”。
这使得散文成为一种最见性情的文本样式。
在借散文与读者坦诚交谈的过程中，作者实际上也把他的性情展露给了读者，读者可以从散文中见出作者的个性、趣味、爱好，看到他的谈吐、风度乃至他的学识、修养。
散文的第二个美学特征是它的“散”，确切来说，也就是“自由”。
从可直接感受的层面上看，散文的“散”，主要体现为它选材范围的无所拘限和表现形式上的没有定规。
从形式上看，大到社会宇宙、日月星辰，小到沙石草木、花鸟虫鱼，山川地理、历史人文，凡是人类目力所及，乃至想象力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可以进入散文之中，真正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之后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从形式上看，散文完全没有如诗歌格律、节奏、韵脚等的限制，也没有如小说、戏剧在结构上的限制，叙事说理、写景抒情可以随意穿插，语言可如行云流水般自由洒脱，是最不拘一格而“以意役法”顺势而行的文体，以至于有人干脆将它称为“自由的艺术”。
散文是一种边界模糊的文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散文指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的一切散体文章，它包括杂文、报告文学、书信、日记等；
狭义的散文即“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概念），指的是一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
《故乡的野菜》就是一篇堪称典范的美文。
从狭义的散文范畴来说，散文的第三个美学特征是它的“美”。
一篇好的散文，总能让我们在为作者的真知灼见所折服的同时，也如品味陈年佳酿一般获得一种韵味悠长的美的享受。
下面就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来感受周作人散文的美，并通过其文来感知其人，领略其散文所蕴涵的人格魅力。
二、《故乡的野菜》文本赏析：
艺术特点1.平和冲淡的风格。
文章虽欲通过故乡的野菜来表达怀乡之情，但这感情却非浓郁炽热，也不流于感伤；
周作人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节制，营造的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淡中有味的情感，浸润着岁月如斯的淡淡哀愁。
将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与叶圣陶《藕与莼菜》作对比分析：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
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
因为想起藕，又联想到莼菜。
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它本来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
但这样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
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
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的：
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便萦着系着不能离舍了。
——叶圣陶《藕与莼菜》
“平和冲淡”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与作家的性情有关。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
两人先后进入将江南水师学堂，跟着赴日本留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建筑，都深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最后都改行从事文艺。
留学归国后，先后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同人，可谓手足情深、志同道合。
虽然早期经历经历如此相似，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气质。
只需多看几眼鲁迅和周作人后来的照片，就会发现，鲁迅即便是少有地穿起爱人许广平手织的毛衣，依然毛发根根直立；
而周作人却越发温文尔雅。
2.格调闲适，意味隽永。
读这篇散文，感觉作者是一位饱经世事、充满人生智慧的长者，在舒徐自如地向读者闲谈着他所知道的故乡的野菜，看似平淡无奇，仔细品味却充满盎然的生活情趣。
由妻买菜自然地引出“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挖野菜的乐趣——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
上巳节——美味的糕点（黄花麦果糕）、祭祀的用品（茧果、紫云英）。
周作人同样写于20年代的《北京的茶食》、《喝茶》、《乌篷船》等名篇，取材也都极为平凡琐屑，可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平平常常的生活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的滋味，有特别的情趣。
尽管那种情趣可能未免落寞、颓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吃茶》）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们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
——《乌篷船》
3.浓郁的书卷气息。
《故乡的野菜》不过千字左右，引文却占据了将近六分之一。
无论是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清人顾禄的《清嘉录》，日本《俳句大辞典》，还是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谚语（“三月三蚂蚁上灶山”），周作人都随手拈来，旁征博引，使这篇短小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书卷气息。
其实，一篇文章大量引经据典征是很冒险的，因为处理不好会有“掉书袋”之嫌；
但周作人写来却自然又恰到好处，因为在周作人的精神世界里，故乡的野菜和青灯古卷一样是充满生活情趣的事物，野菜和书本同样都是他的生活。
当然，这同时也对其散文的阅读者提出更高要求，没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是无法欣赏周氏散文的美的。
散文家曹聚仁（亦是周作人的生前好友）这样评价周作人的散文：
“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
附：
1.荠菜：
一种有较高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可实用野菜。
富含维C和胡萝卜素，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
还能降血压、有健胃消食、明目的功效。
《本草纲目》记载：
荠
菜“明目益胃”。
2.马兰头：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其嫩茎叶含钙、磷、铁、钾、胡萝卜素、烟酸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性凉微寒，有清热解毒、止血消肿之功效。
3.《清嘉录》：
清代苏州文人顾禄所著，一部专写吴地民俗风情的岁时记。
4.蚕上山：
指蚕宝宝上蚕蔟吐丝作茧。
蚕蔟，供蚕作茧的东西，用稻麦秆等堆聚而成。
5.鼠曲草：
内服有止咳平喘的功效，外用治跌打损伤、毒蛇咬伤。
6.黄花麦果糕，即鼠曲糕，又称清明糕。
鼠曲草也是用来制作清明团子的一种辅料。
7.艾饺，又称清明艾饺，浙江民俗清明节吃艾饺，能驱邪禳毒。
此饺用鲜嫩艾叶和米粉和匀作皮，包入白糖芝麻屑馅，捏成海燕状饺子，蒸制而成。
其色泽翠绿，味道清香而略带苦味，食之别有风味。
8.草饼：
又叫麻糬，是一种流行于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精致小点心。
它的外皮采用糯米、糖等原料制作而成，配合各种不同馅料。
糯米外皮清香浓郁，内馅清甜而不腻，粒粒晶莹剔透，精致美观，口味独特。
9.紫云英：
分布于中国的长江地区，生长于海拔400米至3000米的地方，多生长在溪边、山坡及潮湿处，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10.俳句：
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
11.姣姣：
同“佼佼”，美好出众的样子。
此处应指上坟船中的美丽容颜。
12.莼菜：
属于睡莲科的一种水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用来调羹做汤，口感鲜嫩滑腻，在古代亦为宫廷贡品，相传深得乾隆皇帝青睐。
莼菜以苏州太湖、杭州西湖出产较多，也最为著名。
13.乌篷船：
“绍兴三绝”之一（乌毡帽、乌干菜、乌篷船）。
其船篷用竹片、竹丝编成半圆形，中间嵌夹箬叶，制成后用烟煤粉和桐油拌搅涂于船篷。
绍兴方言“黑”叫“乌”，乌篷船由此而得名。
三、闲适中的苦涩——周作人散文的精神特征：
周作人的散文，在悠然闲适中又别有一种清冷，一种苦涩，犹如一位离群索居、孤寂落寞的老人在阴冷的下雨天独自悠然地体味喝茶的乐趣（胡适称其“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尽管他在创作《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乌篷船》等代表作时仅40岁左右（《故乡的野菜》创作于1924年，此时周作人39岁）。
周作人在《药味集·
序》中说：
“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
这样一个“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形象恐怕很难与“五四战士”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
但若对周作人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周作人确实曾以五四先驱的姿态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坛。
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但这时的周作人却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他与鲁迅一样，都怀揣着启蒙救国的热忱。
1918年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译作——日本女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
这篇文章宣布了夫妻之间仅有肉体的“性交”而无爱情的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
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中国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中国人的福音。
因而文章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胡适、鲁迅也立即发表文章《贞操问题》、《我之节烈观》表示响应。
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之后，周作人又发表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成为当时众多进步青年的精神导师。
疑问随之而来，这样一个充满“浮躁凌厉”之气的“叛徒”怎么会转而变成“平和冲淡”的“隐士”？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周作人对“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此话出自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的字条）的清醒认识，即美好的人生理想的破灭。
其中，启蒙救国梦的破灭与兄弟失和是导致周作人陷入虚无、幻灭的重要原因。
1.启蒙救国梦的破灭：
五四时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周作人，在1924年前后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境中，这是对北洋政府愈演愈烈的专制统治下启蒙无用的深刻悲哀。
一方面，北洋政府加强了言论控制，一而再地“取缔新思想”，不仅将《新青年》作为打击重点，还查禁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宣扬新思想的书籍，甚至还要“定期焚书”。
“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再一次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面对反对当局对写作出版自由的武力剥夺，鲁迅曾不无悲哀地说道：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
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
”（《革命时期的文学》）
然而令周作人深感痛苦的，却是专制统治下绝大民众的依然昏聩、不觉醒。
周作人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中这样谈到中国启蒙者的命运：
“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
”这种寂寞悲凉的心境，与鲁迅当年如出一辙：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呐喊·
自序》）
然而面对沉默的国民的坚壁，鲁迅与周作人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鲁迅将反抗绝望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而周作人却在1924年2月沉重地写下“教训之无用”五个字后，决然放弃了自己长久以来坚守的启蒙救国的梦想，而将“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
既然启蒙已无希望，多做都是徒劳，还是个人自走自己的路为好。
放弃了社会理想和信仰，必然感到虚妄；
把精神重心放回个人生活，又不甘心过平庸的生活，于是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精致化，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这样就有了《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散文。
但对于周作人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虽抛弃了对于“主义”的信仰与追求，却不能彻底忘怀历史与现实，于是，在闲适之中又有着说不尽的苦味。
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
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
2.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
在周家三兄弟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情最好，这不仅因为两人在年龄上更相近，更在于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儿时两人睡前总要躺在床上编故事；
后来鲁迅往南京水师学堂求学，两人时常通过书信写诗唱和，互相鼓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在大哥鲁迅的影响下，周作人求学于江南水师学堂，并通过鲁迅读到了令当时知识分子为之振奋的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从此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书籍，广泛接触近代启蒙思想。
1903年，周作人收到鲁迅的日本来信，内附断发小照一张，上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句。
周作人读后顿时热血沸腾，连日深夜不眠。
一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正气在兄弟二人内心熊熊燃起。
1906年，周作人随鲁迅前往日本留学，一个学医，一个学建筑，但最终都确立了文学救国的人生道路。
直到晚年，周作人还清晰地记起他与鲁迅在阴冷的冬天，在日本的简陋住所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情景。
回到国内后，鲁迅与周作人都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成为大时代的弄潮儿。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鲁迅和周作人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战友。
可谁又能想到有着如此深厚感情的两人，却于1923年7月的一天早上宣布决裂。
正如学者陈漱渝所说，“东有启明”（启明，周作人的号），“西有长庚”（长庚，鲁迅的法名），“两星永不相见”。
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的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
但在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如此平静的言语中却隐含着不寻常的信息。
因为这之前鲁迅与母亲、朱安、周作人一家一直是同桌吃饭的。
1919年，为了尽孝、讨母亲欢喜，鲁迅买下了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一所大宅院，将在绍兴老家的母亲和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周建人一家都接到了北京。
之所以买这么大的宅院，用鲁迅的话说：
“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
鲁迅自己并无子息，他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
大家还通过决议，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
究竟这一天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鲁迅为什么要“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
鲁迅在日记却只字未提。
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愿把详情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本身就够耐人寻味。
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杂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但对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仍然不置一辞。
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
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
“大先生和二先生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直到今天，所有当事者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兄弟二人的感情。
就从那一天起，周作人与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
半个月后，鲁迅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
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鲁迅患有肺病）。
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
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
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事、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了一份心灵相通的情味。
他到北京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周作人的通信，备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怎样难得的情意！
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一尺高的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
周作人又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
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的第二个月，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
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对之进行一连串隐晦的恶毒的咒骂，这样的言语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发生冲突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一切相关的材料都指向一个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鲁老太太曾对人说：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我只记得：
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羽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査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还有这样一句：
“许寿裳（鲁迅非常要好的朋友）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亲密交往的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
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
”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
“主要是经济问题。
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
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
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
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
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由此可见，导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
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鲁迅为何格外痛恨羽太信子。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
1927年4月所作《铸剑》中，给那个代眉间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用的还是“宴之敖”。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
“宴”从门（家），从日，从女；
“敖”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就这样，曾经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如今却成了仇人，连亲情都不可信，那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
对家庭和骨肉亲情的幻灭，将鲁迅与周作人推向最深刻的悲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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