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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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维持这种文化发展的“均衡”，还需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如果缺少这种稳定性和对自由的最低限度的约束，文化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陷入困境。
其次，他认为历史学、像神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世界上的一种很正统的知识，是科学的，因此必须建立在严格的与认真的批判方法的基础上。
第三，在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方面，他认为：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前后现象。
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见到的是社会、经济、宗教、法律、艺术和文学、政治生活的种种形式——一言以蔽之，他所见到的是文化的形式”。
他进而认为，文化是一种形式，历史也是一种形式，只是借助历史这种形式，才能阐明某种文化本身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赫伊津哈所提倡的文化史研究，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结构的研究或文化形态学。
从总体上说，赫伊津哈的史学业绩，尤其是他在文化史方面的认识与实践，构成了20世纪反对西方传统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大大推动了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二）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美国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
他生于布兰肯堡，早年曾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勒大学学习。
他兴趣广泛，对历史、艺术、生物学、数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研究。
毕业后，他过着独身生活，在一所中学教数学。
因健康原因，他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免服兵役。
在此期间，他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
1917年他发表了专著《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一举震撼了西方文化界，他也因此成为蜚声西方社会和学术界的巨擘。
在书中，他以历史文化为宗旨，探究人类文化，剖析西方文化，建构起自己的文化史思想体系，创立了文化形态学说。
所谓文化形态学，实际上是把文化（或文明）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实质上，就是把生物学的概念引进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后产生的一种思想。
斯宾格勒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研究世界历史，也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
他认为，在世界上曾出现过八种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这就是，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各自独立”走完其生命历程，即必须经过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①前文化阶段，即原始文化时代，社会还处于原始蒙昧状态，其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直觉的”，在文化形式上表现为神秘的象征主义和朴素模仿的特征；
②文化阶段，是正在成长的、富有创造的、不断上升的历史时期。
在早期，一种文化产生了成熟的意识，形成了某种独特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装饰和建筑业上；
在晚期，其特征是城市的兴旺，第三等级的成长，理性主义的勃发等，这是一个从文化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历史时代；
③文明阶段，是每一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人类重新回复到原始的状态，开始下一次循环。
基于此，斯宾格勒指出，西方文化同其他七个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必然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期、强健有力的成年期，最终走向日益腐朽的暮年期，走向自己的归宿。
这就是他的书名《西方的没落》的含义。
由于他的著作的结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西方社会种种弊端不谋而合，而且道出了当时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与悲观情绪，所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当然，斯宾格勒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点和谬误，但是他所开创的文化形态学，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所给予的重大影响以及启迪，是无可怀疑的。
（三）汤因比
阿诺德·
汤因比（1889—1975年）是20世纪西方卓越的历史学家，美国《展望》杂志把他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应把他列入自希罗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
他出生于伦敦，早年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后到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
1912年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古代史讲师。
1918年曾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近东问题顾问，参加巴黎和会。
1919年任伦敦大学教授，主讲拜占廷史和近世希腊史。
1925年受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负责主编该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
1943—1946年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曾以顾问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
1955年退休后，他仍然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直至逝世。
汤因比一生写过几十部著作，较为重要的有：
《新欧洲》、《古希腊的史学思想》、《在考验中的文明》、《文明与战争》、《世界与西方文明》、《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但他生平最重要的著作是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给他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和非议。
在这部著作中，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从古至今共出现过二十六种“文明”，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连续的阶段：
①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
②大一统的帝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繁荣局面终于消失，出现了“间歇时期”；
③在大一统帝国处于衰朽时期，内部无产者和其他阶级团结在作为文明深厚基础的宗教周围，建立起大一统教会；
④由于外部无产者的入侵，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一统的帝国最终瓦解，但教会成为新旧两代文明嬗变过程中发生亲子关系的媒介。
一个文明终结了，从它中间又产生了第二代文明，这个新文明，也将重演它的母体文明所走过的历程。
但这种看似循环的文明演变，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某种螺旋形上升态势的前进运动。
汤因比通过研究，认为在二十个文明中大多数文明已经死亡。
但是，只要处理的得当，西方文明仍可以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避免解体的命运。
汤因比的结论是从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后得出的，他认为世界不只是欧洲，也不是欧洲的扩大，在西方文明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伟大文明，这无疑是对西欧中心说的一种否定。
他在自己的遗著《人类和大地母亲》中，就是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以抒情诗般的笔触，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互相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在50万年前至20世纪70年代的变迁。
实际上，这部书是汤因比的文化史理论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次实践，全面反映了汤因比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观点。
当然，汤因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唯心论和文化至上论的缺陷，但他的探索和结论，对我们无疑是有着参照、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二、历史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以来，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哲学取代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他们更注重关心历史学自身的问题。
这种理论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
（一）克罗齐
克罗齐（1866—1952年）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评论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在学术界首先提出了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为20世纪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
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是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中建立的，集中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克罗齐阐述了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差别。
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外在的，即对现象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历史研究是内在的，即历史的认识是从认识主体的心灵或精神出发的。
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
所以，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
他从批判以朗克为代表的“如实叙述”史学出发，冲破了以前史学研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主体与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确立了其绝对的历史主义。
他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是为了克服历史主义中的相对主义的，也就是一切从精神出发的历史哲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历史。
而精神活动，思想活动就是哲学，所以他的结论是“历史即哲学”。
以此为基础，克罗齐严格区分了“历史”与“编年史”。
他认为区别历史和编年史不是因为它们不同的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编纂形式，而是因为其中有无精神。
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
历史是现在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
历史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行为活动。
总之，历史是有精神生命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而编年史则是丧失了精神生命的一堆死材料。
“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
但是，一旦编年史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它就会从死材料活过来，成为活得历史。
因为精神本身就是历史，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它也是一切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本身包含了自己的全部历史，而这种历史与精神本身是相一致的。
于是，克罗齐就提出了他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句话包含着三层意思：
①研究历史总是历史学家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
②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是由当前生活的兴趣和利益引起的，是为解决现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③历史是由历史学家按现时的思想和方法来思考和理解的。
因此，在克罗齐看来，真正的历史是人们思想中所想到的和可能想到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思想中的历史。
不但当代史如此，非当代史也是如此。
无论这种过去的事实距离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或多么临近，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在的兴趣和利益出发而进行研究、撰写，所以，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的特征。
我们应该看到，克罗齐在批判以朗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历史学的过程中，解决了传统史学在哲学上二元论的问题，强调历史学家的主体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但是，他却进而否定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认识主体的思想的逻辑的构造，这就使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史观的泥淖。
（二）柯林武德
在克罗齐的影响下，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柯林武德（1889—1943年）对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柯林武德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长期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
由于他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被认为是英语国家中最重要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的观念》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一门特殊的科学。
这门科学的任务是用推理的方法来研究那些我们无法直接加以观察的事件，并运用某些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东西来讨论这些事件，这种东西是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他将其称之为‘史料证据’。
而历史哲学就是要专门探讨由历史思维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
在认识论问题上，例如人们所归结的这样的问题，即何以才能够达到历史的认识？
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研究历史学题材的性质：
对诸如事件、过程、进步、文明等词语进行解释”。
即历史哲学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认识论（主观）和形而上学（客观）。
柯林武德进一步区别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学。
他认为，自然界的事件都是单纯的事件，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是观察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把它们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
而历史学家则不然，他必须深入观察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
因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
而历史学家所探寻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
因此，历史知识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头脑中重演他所研究的那些历史的思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隐藏在历史事实后面的那些思想，而认识它们，就需要研究者设身处地地对以往的思想进行再思。
这种研究不仅是指“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是指一切历史的研究。
这种再思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知识水平，而且还要求把对往事的再思置于现今的条件下进行。
柯林武德在经过一番论证后指出，历史学家对以往思想的知识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知识，所以他本人实际上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历史的一个微观的历史世界；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实现对人类的自我认识，所以历史学家的知识也就是他对人类世界的知识。
另外，柯林武德认为传统史学讨论的大都是资料问题，而非思想问题，离开了思想来谈历史，历史就成了无灵魂的躯壳。
他将仅仅排列组合史料的传统史学称为假历史，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是不可取的。
而真正的历史除了要求历史学家具有其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外，还必须具备构造历史的能力，即“历史想象力”。
综合起来看，柯林武德的关于历史知识和历史理解的理论，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如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理解地再现历史；
而且他的历史研究是从主观出发的，并且是从现在的主观出发的，这就包含了相对主义的思想，因为这样历史就会因人因时而异。
但是，他对历史学家主体作用的强调，以及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知识的可能和限度及历史学的功能和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启发了人们的思想，锻炼和提高了人们的分析能力，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贝克尔
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否定历史客观性而盛行历史相对主义，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
贝克尔（1873—1945年）。
1926年4月，他在康乃尔大学科学研究会宣读了论文《什么是历史事实？
》，文章认为：
1、历史事实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某一事件的一个象征，因为历史事件一去不返，历史学家不可能对历史进行直接的观察，他们借以了解历史的前人记载是不完备的，加之历史学家不可能把全部史料都搜罗净尽，所以历史学家无法完全认识或根本无法认识历史的真相，因此历史知识只是历史学家表现“自我的一种重建工作而已”，换句话说，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是不能确定的。
2、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当人们，你或我，依靠真实事变的描写、印象或概念，使他们生动地再现于我们的头脑时，它才变成历史事实，才产生影响”。
而历史学家在再现历史事实时，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时代和个人的偏见和要求的影响。
因此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于是，所谓历史只是就成了适应每个时代的需求和根据历史学家的自我观念而制造出来的东西，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客观实在的历史知识。
1931年，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他对历史做了严格的语义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最简化的定义：
“历史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
他批判朗克代表的传统史学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主张，认为那是一种可笑的幼稚，他说：
认为历史学家要展现全部事实是不可能的；
第二，即使你能展现所有的事实，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让事实本身说话即使能做到的话也是一种假象，真实的情况决不是历史通过我们来说话，而永远是我们通过历史来说话。
历史学家决不是历史的消极的传声筒，他写历史、叙述历史永远要进行选择，选择那些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物、事件等，而且这种选择是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的。
“说话的并不是那种未经区别的事实，而是历史学家的理解”。
贝克尔的观点在20世纪的历史理论中影响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成了西方历史理论的认识论的基础
二、法国年鉴学派
（一）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
1929年在法德交界处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一份新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来随着杂志影响的不断扩大，在它周围逐渐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成就卓著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在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开拓了西方史学的新方向，他们试图揉合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历史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
几十年来，学派的影响与日俱增，他们开创的历史研究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史研究的“典范”，也成为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主流。
年鉴学派的产生及演变，是当代西方社会与学术文化思潮的产物，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学派发展史。
年鉴学派研究人的总体的历史，分析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状况及其进步的理论和方法，是在继承法国悠久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波普利尼埃尔、伏尔泰、基佐、密芝勒等人的总体思想；
波丹、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博绪埃对民族心理、集体精神状态的研究；
以及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贝尔的综合研究、西米昂的价格、工资研究、拉布拉什的地理学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对年鉴学派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二）年鉴学派的发展阶段
纵观年鉴学派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创建阶段（1929—1945年）。
该派的奠基人费弗尔和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为中心展开了批判传统史学宣传新史学的活动。
他们倡导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包括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情感、政治等因素，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并大大扩大了史料的范围。
这一阶段后来被认为是“定性结构史学”居主导地位的阶段。
吕西安·
费弗尔（1878—1956年）出生于法国南锡的一个大学教授家庭，受密芝勒的影响喜爱上了历史。
1899—1902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历史学和地理中学教师资格。
1903—1906年获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留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并参加贝尔《历史综合评论》杂志的工作。
1911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腓力二世与弗朗什——孔泰省：
政治、宗教、社会史》，因此获第戎大学的教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弗尔应征入伍，后以上尉军衔退伍。
1919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
1929年创办《年鉴》杂志。
1933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留在巴黎从事学术活动。
战后初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法国代表。
1947年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经济社会科学部）成立，任该部主任直至逝世。
他的著作主要有《土地与人类演变：
地理历史引论》、《马丁·
路德：
一个命运》、《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
位伯雷的宗教》、《为历史而战斗》等。
马克·
布洛赫（1886—1944年）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古代史教授，自幼即受到了历史学的熏陶。
1904—1908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学教师资格，同时在历史学方面受到了较好的训练。
1909—1912年在巴黎获梯也尔基金会的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中断学业，后以上尉军衔退伍。
1919年赴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
次年完成博士论文《对法兰西岛地区王家农奴释放的研究》，成为公认的中世纪史专家，1921年晋升为教授；
1929年参与创办《年鉴》杂志。
1936年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师，次年晋升为教授，《年鉴》杂志也因此迁到巴黎。
1940年巴黎沦陷，因自己的犹太血统，被迫离开巴黎，在维希政府辖区内的大学任教。
1942年他拒绝了维希政府让他流亡国外的的安排，参加了抵抗运动，成为反法西斯战士。
1944年3月，被盖世太保逮捕，6月中旬在历尽折磨后被枪杀。
他的主要著作有：
《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法国农村史的基础特性》、《封建社会》和遗作《为历史辩护：
历史学家的业务》。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以《年鉴》为阵地的学派终于建立了根基，不仅为学术界所承认，而且对法国史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费弗尔的总体史研究和布洛赫倡导的比较方法和回溯复原方法，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
第二阶段，是年鉴学派“制度化”和深化阶段（1945—1968年）。
1946年《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易名为《经济·
社会·
文明年鉴》，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反映了编者认为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必须融合成为“人的科学”信念，进一步体现了学派的总体史研究精神。
1947年费弗尔等人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并任主任（后由希罗代尔接任）。
第六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中心，它的成立标志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总体史研究的发展。
195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治史实践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标志着该学派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派。
这一阶段是年鉴学派的鼎盛时代，有人称之为布罗代尔时代。
费尔南·
布罗代尔（1902—1985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早年醉心于诗歌和医学，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历史系，获中学历史学和地理教师资格。
1924—1932年在阿尔及利亚中学教书，开始以地中海的历史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
1935—1937年赴巴西圣堡罗大学任文明史教授。
回国后，入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四部工作，受费弗尔影响，成为年鉴学派的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
1940年7月马其诺防线被德军俘虏；
1945年大战结束前，获救回国。
1947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提出了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短时段（个别时间）的理论获博士学位，并任《年鉴》杂志编辑。
1949年晋升为法兰西学院教授。
1950—1955年任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评审委员会主席。
1956年接替费弗尔任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及《年鉴》主编。
1963年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人文科学院，从事社会科学、国内和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的协调工作。
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继承了他的事业和全部权力，成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
他通过学派掌握的学术机构，进一步拓展了总体史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全面而系统的学术交流，实现了前代史家在“社会科学实验室”里综合研究人的科学的设想。
布罗代尔在著作中，提倡并注重结构和情势的研究，并大量运用计量方法来揭示它们的内涵。
在他的带动下，历史学家纷纷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结构，诸如生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等。
分析各种情势，诸如人口增减，价格波动、商业兴衰等等。
这种研究趋向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高等实验研究院出版的丛书，如《人口与社会》、《人类与土地》、《考古与文化》、《货币、价格、情势》等等。
因此，这一阶段是“计量情势史学”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1968年由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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