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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认为，不同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可以结合成一个大背景，然后可以做研究可以交流。
“我在本书中试图做的是：
把许多‘新制度主义’学者所使用的策略与有生物学家为促进从理论上更好理解生物世界而开展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
”她认为生物学家同样面临着研究现在还很少被理解的复杂过程的问题，生物学家研究的是有机体，“我所选择的‘有机体’是人类的一种情形，我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
”
说起不同学科之间是相通的，本科出身为经济学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经济学的学习不仅与数学、统计学、系统科学密切相关，更是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美学、生物学等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契合点。
曾读过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等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书中下篇就着重讲述了经济学横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共分为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系统论的方法和知识、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等七个方面。
下面我借鉴其中的生物学方法与知识论述来说明生物学的方法和理论是如何影响经济学发展的，并且《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中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所借鉴的生物学的经验研究方法也是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各学科中采用生物学领域的模拟、模型和术语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
马歇尔在其经典着作《经济学原理》中就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而不在经济力学。
”宣称是推崇生物学模拟的。
“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它论文集》（1919年）中认为，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进化论科学”，尚需从达尔文的生物学中得到启发。
而在战后，阿尔奇安于1950年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发表“自然淘汰”方法的着名应用之时。
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围绕经济学中应用进化论思想的重大争议旋即爆发，内中包括了彭罗斯（Penrose）195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重要文章《企业理论中的生物学模拟》。
20世纪70年代晚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贝克尔、赫什利弗和塔洛克等抓住新兴的“社会生物学”并视之为对其个人主义假设的证实和对跨越生物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的确认，分别发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和遗传合理性：
经济学与社会生物学》、《从生物学观点来看的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与经济学》等论文。
他们把稀缺性和个体竞争等现象看成是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相通现象。
下面介绍几个生物学知识与方法应用于经济学分析的实例。
进化论是生物学中最大的统一理论，进化是物质由无序到有序、从同质到异质、从简单到复杂的有方向的复杂过程。
由于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有共同之处，经济学研究可以借助于生物学的某些方法。
生物系统与经济系统都包括缠结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包含连续的变化和极大的多样性，便产生了如何区分划定抽象层次和选择合适选择单位的问题，采用生物学方法也许有助于结束这个方法论上的争议。
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是日趋按照被认为是构成系统的追求效用极大化的个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了。
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起到了削弱以系统层次的总力量为焦点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作用。
由于公认生物学和经济学有共同的复杂性问题，经济学家不会过于相信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会承认个人以上分析层次和单位的正确性。
这样一来，总量宏观经济学就得到恢复自发分析层次的定位。
有经济学家预言，本世纪，该学科将恢复亲生物学的马歇尔传统，经济学必将发生重大重建。
生物学中的有许多其他理论都是经济学可借鉴的，如动物的利他主义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设”的反驳、动物的“拟态行为”和博弈论中的学习理论、动物的社群关系和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布局等以及进化稳定战略（ESS）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但无论是数学、物理学还是生物学，在研究经济学时都只是一种方法，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就过分重视了数学、物理学（力学）的研究，似乎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主流经济学好像迷失了自我。
做研究时，理论视角和思维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不通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会对自己在本领域的研究进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
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通常是很复杂的，许多学者为了进行研究，回避了这种复杂性，“以为所有的物质结构都可以用一组完美的形式——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等——来加以描绘的信条，长期妨碍着天文学的发展，直到约翰尼斯·
开普勒打破经典思想的束缚，发现火星的轨道是椭圆时才结束。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在书中提到：
戈德温和萨帕德曾经指出，“政策科学家们未认真考虑现实世界中的变量和理论模型是否一致的情况下使用公地困境模型，实际上是做着强行把正方形、三角形和椭圆形都裁剪成一个圆形相同的事情。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认为，个人在分析和理解复杂问题环境的结构上所具有的能力是类似的和有限的，科学家的责任就是确定什么问题是人们正在努力解决的以及什么因素帮助或阻碍着他们的努力。
当面对的问题与高度的复杂性和交易中的各种困难还有缺乏预测能力、信息和信任有关时，必须努力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公开作说明，而不是回避其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做研究就要理解很复杂的问题和很复杂的系统，还有系统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一些变量是简单的线性增加的，并且有时候会回避考虑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书中，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均衡是否可能，一种均衡是否改进了相关者（或是对那些受这些人影响的人）的状况，都将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结构。
而作为一种制度结构，有多种特定的选择，有这些选择的排列顺序，还有获取的信息，选择性激励等等，都会对制度结构及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再加上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制度结构的影响，整个的分析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种复杂性，要接受它。
看很多期刊的论文，总觉得空而无物，也没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或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总有这样的措辞“加强政府监管，……”“加强制度建设，建设……”等等，感觉这样的文章好像对解决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所说的“主张中央管制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中央机构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组织，它应该拥有何种权威，应该如何维持对这种权威的限制，它将如何获得信息，它的代理人如何选择，怎么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以及怎么对他们的工作加以监督、奖励或制裁。
”如果不注重制度细节，以隐喻作为政策基础的话，只是提出了一种“无制度”的制度，并且“基于隐喻的政策可能是有害的”。
“那些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各种实际场景也被忠实地认定是固定不变的，除非外部当局对他们做出了改变。
”奥斯特罗姆认为她宁愿致力于提高当事人改变博弈中约束规则的能力，进而使博弈的结局不同于囚犯困境中那冷酷的悲剧。
奥斯特罗姆在本书中所作的研究是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研究，她将其概括为“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
（1）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
（2）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3）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
”要分析这个问题从过程和方法都是十分复杂的，面临着很多难题，但是作者并未回避这些难题，而是选择接受它们，并且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来解释、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在理论分析时首先界定本研究中所指的公共池塘资源，分析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境中的个人行为，认为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有四个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并指出，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最可能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环境变量的组合以及这些环境变量是如何发生的。
”然后考察在公共池塘资源中人们面临的一般问题：
如何通过组织避免独立行动的不利后果。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公共池塘资源问题解释为囚犯困境，因为与囚犯不同，大多数公共池塘资源占有者的独立行动不是被强制的。
根据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这个一般问题是由外部代理人解决的，但是这尚不能解释一群委托人（一个社群的公民）如何才能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制度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这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
在研究框架的设计中，奥斯特罗姆指出，探讨集体行动的常常假设囚犯困境博弈始终是基本的结构，并且一个层次的分析已足够，而本研究所遵循的假设是：
占用者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
在这些方面，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犯困境博弈结构，虽然囚犯困境的博弈结构是可能存在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保证合作的博弈结构等，都是现实可能存在的结构。
在分析层次方面，奥斯特罗姆认为，目前大多数对公共池塘资源及相关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单一层次（操作层次），在操作层次，人们假定博弈规则和自然的、技术的约束是既定的，在分析的时间框架内是不会改变的：
在操作情形中的个人行为直接自然世界。
可是制度变迁的分析比在一套固定的制度中分析操作决策要更为困难，影响操作选择的规则是在一套集体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而后者本身又是在一套宪法选择的规则中制定的。
一个微观场景中的操作选择规则受更大范围内的集体选择和宪法选择的规则影响，而具有自主组织能力要同时涉及操作的、集体的、宪法的选择领域。
本研究讨论的案例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确实涉及了不同的领域，因此应该放弃进行单一层次分析的框架性假设。
在分析的各个层次上，可能有一个或是多个的论坛，每一层次上的决策类型均会在这些论坛中发生。
占用者使用的操作规则可以有多种渊源，可以包括实际上的和法理上的规则，这一事实使得理解特定地方的行为与结果和改进结果的问题大大复杂化。
缺乏国家的、正式的规制公共池塘资源占用与提供的法律与缺乏有效的规则并不是等同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当地占用者也许已经建立了限制进入和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规则，这些规则或许能也或许不能引导占用者有效、公正管理他们的，但是这些规则将影响占用者认为可以采用的策略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通过把非正式的规则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就进一步开拓了制度分析的视野。
三、并不存在万能灵药
所谓的万能灵药，就是这种药什么病都能治。
如果真的存在万能灵药，我们就不再需要医生，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做手术，只要有这种万能灵药，我们就什么病都能治好了。
而事实上呢，这种万能灵药在这个世界上是并不存在的。
而我们在做学术研究时，一些学者通常会提出所谓的最优解、最优方法，即认为这种方法是唯一的且能解决某一领域的所有问题的，这就像提出万能灵药一样谬误。
奥斯特罗姆在书中指出，一个人可能陷入他自己所编织的知识网络结构中。
当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一种既具有相当的效力又简洁典雅的理论后，分析人员显然想把它运用到尽可能多的情形中去。
她同时又认为，每个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而理论模型的局限性更大，因为所有参数被固定在一个模型中而不被允许变化，如果把一个模型与内含于这种模型的理论相混淆，会进一步限制模型的应用性。
奥斯特罗姆在反思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时，首先列举了三个富有影响的模型，即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博弈、集体行动逻辑。
她认为这些模式对试图认识实现集体利益时个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规定了一种可接受的方法，这些模式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搭便车的诱惑如果支配了决策的过程，最终的结局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
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呢，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方案。
（1）以“利维坦”为唯一方案。
“从一个外在的利维坦对避免公地悲剧是必不可少的假定出发，提出了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系统实行中央政府控制的政策方案。
”提出这一方案的学者试图通过这一政策基础才改变哈丁的牧人博弈，由中央政府实施“最优策略”，决定谁能使用牧地，何时使用牧地，能喂养多少牲畜。
（2）以私有化为唯一方案。
另外一些政策分析人员同样以强硬的措辞，要求在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强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
认为公地私有化对所有池塘资源问题来说都是最优的解决办法。
奥斯特罗姆对此提出了质疑，“是唯一方案吗？
”她认为无论是中央集权的倡导者还是私有化的倡导者都是把制度变迁必须来自于外部并强加给受它影响的个人作为中心信条。
并且她认为极少有制度不是私有的就是公共的——或者不是“市场的”就是“国家的”，许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破了僵化的分类成为“有私有特征”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征”的制度的各种混合。
接着奥斯特罗姆提出了理论的替代解决方案，在这个博弈中，牧人自己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合约，承诺实行由他们自己制定的合作策略。
这个方案不是作为解决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法”被提出来的，它仅仅是一种方法。
奥斯特罗姆认为，不论是中央政府管制、私有化还是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案，都并非万能灵药。
对中央政府来说，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的信息、准确估算公共池塘资源的负载能力和为促进合作行为规定适当的罚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对于私有化方案而言，各种权利如何界定、相关属性的产品如何度量、谁支付排他费用、冲突如何裁定等，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在许多场景中也具有不少弱点，牧人可能高估或低估草地的负载能力，监督制度可能出现故障，外来的执行人在事先承诺将按某种方式行事后可能又不实施等。
人们在实际场景中观察到的制度安排，要比任何一个简单的博弈结构复杂的多，所以要摆脱“万能灵药”的思维定式，通过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思考可以用来摆脱公地困境的各种不同机制和方法。
四、重视经验研究，建立一种可检验的理论
奥斯特罗姆认为，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
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理论，人们就不可能理解不同情形中的很多外在现象的一般规律或是基本机制，并且如果理论不是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所创造，很少会对现实世界有所反应。
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理论预测与经验观察不一致，就需要对理论进行修正。
进一步说，在有些情况下理论模型可能是有效的，但未必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
实际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远比抽象的模型结构要复杂的多。
这就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政策分析家或是学者除了进行理论思维以外，还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经验研究。
并且有时候我们要挖掘的非常详细，对一些关键变量进行非常深入非常详细的研究，才能对一个现实场景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在解决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的现实情景问题上，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策分析人员的工具箱中所缺少的，同时也是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而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组织理论所缺少的，是一种具体明确的集体行动理论。
而凭借这一理论，一群当事人能够自愿地组织起来，以保持自己努力所形成的剩余。
奥斯特罗姆希望通过研究对发展由经验支持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理论作出贡献。
奥斯特罗姆在第一、二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三、四、五章结合实例进行经验研究，在第六章又回归理论分析。
第三章讨论了具有两大特色的案例，一是占用者已经为控制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设计、应用并监督实施了一套自己的规则；
二是资源系统以及相应的制度，都已存续了很长的时间，存在时间最短的超过100年，历史最长的已超过1000年。
这些案例涉及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状况。
奥斯特罗姆认为虽然在各种公共池塘资源场景中存在着各种差别，且有些是实质性的差别，但它们在一些基本点上又具有相似之处。
比如都面临着不确定的和复杂的环境，人口长期以来保持稳定，都采用了大量规范来严格界定“合适”的行为，还有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资源系统和制度所显示出的非凡的坚韧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可以描述所有这些强有力的制度特征的7项设计原则和1项勇于更大更复杂场景中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公共池塘资源及其相关制度的存续性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解释。
这8个设计原则分别为清晰界定边界、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
第四章奥斯特罗姆通过考察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管理制度，分析了制度起源和制度供给的问题。
分析了该地区发生的抽水竞赛导致的地下水资源退化、因此而引起的诉讼博弈以及企业家的努力。
在这些案例中，奥斯特罗姆看到，水资源生产者为了摆脱恶劣的抽水竞赛，在大量的诉讼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终于自主地建立了公共企业，对地下水资源进行适当的管理。
在多个公共企业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
接下来她分析了案例中能够解决制度供给这种“二阶困境”的原因，她认为这与地方自治的地方政治制度有关，这些地方的制度设施减少了制度供给的成本。
她建议为了理解案例中渐进、连续、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分析家们应该重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涉及若干微妙而又重复的变化，即要考虑到制度的规则及其起源和变迁，同时还要把制度供给与制度变革统一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把宪法选择与集体选择统一起来思考问题。
第五章奥斯特罗姆考察了制度完全失败的案例，以及由资源占有者所设计的制度处于极其脆弱的几个案例。
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照强有力制度的设计原则分析制度失败、脆弱的原因，并分析影响人们改变他们自己制度的情景特征和体质特征，以及限制人们改变自己制度的因素。
最后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第六章又回到理论探讨，进一步回答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并提出了分析制度选择的框架，并从收益评估、成本评估、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制度变迁的过程、预测制度变迁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奥斯特罗姆的整个研究过程看，她十分重视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的结合，主张建议一种可检验的理论。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很好的继承前人提出的理论模型，它们给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分析手段，在此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们要更加重视经验研究，注重在实验室、现实场景中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些理论，提出可检验的理论，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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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是一本讲公共选择理论的书，但主要是讲交易费用的书。
其中的一些思想已经被其他学者大量研究，比如个人通过制度安排自发提供公共产品，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已经大量涉及。
奥斯特罗姆的发展，就是讨论了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并给出了制度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
奥斯特罗姆很强调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在她看来。
一切集体行动的结果都要具备某些先决条件。
比如说囚徒困境。
为了让两个囚徒都坦白，必须防止囚徒进行有约束力的串供，这就要求将囚徒隔离开、分别讯问。
但是，隔离囚徒、审讯囚徒、击碎囚徒之间互相信任的幻想都需要时间、精力与金钱。
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囚徒招供，都不是囚徒在一瞬间的抉择，而是历经一段时期攻心审问的结果。
所以说，一切结果都依赖于制度，制度又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
既然制度是复杂的，设计制度需要时间、精力与金钱，那么，谁来设计制度呢？
一旦制度设计成功，模仿是很容易的，设计制度的人难以回收成本。
就此而言，理性的人是不会去设计制度的。
这就是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
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需要解决机制，那么解决制度供给问题的制度又有谁来制定呢？
这就形成了制度供给的“三阶困境”，由此派生，直至于无穷。
一级级的制度供给困境，使得精确测算制度的优劣成为不可能的行为，制度的变化，只能是根据目前主要问题的局部改进。
假如有一个全能者比较制度改变前后的优劣，他可能发现制度没有改得好，而是改得糟了。
但是就改变制度的人来看，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这就足够成为改变制度的理由了。
那么，制度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是交易成本，也就是维护制度的成本。
还以“囚徒困境”为例，要把囚徒隔离关押、隔离审讯，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如果警察人数有限，那么根据边际成本递增的一般规律，交易成本很快会变得无法容忍。
为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以其他方式降低囚徒的意志。
所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复杂审讯手段与技术。
因此，交易成本是一切制度形成、维持与改变的根本，分析交易成本，提供降低交易成本的外部环境，就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交代关于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并对其的适用性进行评析和挑战；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框架；
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正反两种案例，分析其中有助于困境的的解决以及导致困境的各种变量，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最后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传统上，公共事物治理问题通常都可以归为三种模型：
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基本思路类似，系指人都是理性的，但单个人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人的自利动机，当然还包括信息的不完备、缺乏沟通以及监督不利等。
但是这三个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现实中尽管有接近这些模型的实例，但通常情况下，现实生活并不与之符合，如果政策人员简单的运用这些模型进行政策分析或政策制定，则会产生理论与现实不符合的后果。
作者对其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
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
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于是就有对其进行改进的必要，也就是通过增加符合现实的变量，使其更符合现实的要求，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完善的基础。
奥斯特罗姆选择公共池塘资源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其研究范围限定为小规模。
她在批判传统的集体行动困境的两种解决方法（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即私有化或者实行中央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公众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难题，即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因为这些措施在力图解决个人自利动机和搭便车心理的同时，也同样会产生这些问题，即二阶困境，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后面的成功案例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研究框架，指出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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