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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应链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原标题：

2019年农产品供应链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2019农产品供应链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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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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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

　　说明：

转发只为分享，不代表本号立场

　　多级供应链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非效率因素仍旧存在生鲜供应链分环节的财务成本分析供应链整合者对超额收益的获取和多余成本的降低生鲜经营壁垒：

超前的时间和大规模资本投入建立的护城河

　　一、多级供应链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非效率因素仍旧存在

　　1.1我国生鲜供应链现状：

上下游极度分散+中游多层级

　　上游：

以"小农生产"为主，集中度低上游极度分散，农村经纪商层级无法避免。

自古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即以个体"小农生产"为主，至2016年年底，我国有2.3亿农户，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

生产经营非常分散，集中度较低。

受制于生产源头农户的分散性，以及各地生鲜品种、质量、价格不统一，农村经纪商需要对当地生产状况、语言等十分了解，且备受村民信赖的农村经纪商去各家各户收购生鲜，一定程度上，起着整合生鲜的作用。

因获取各地生产信息成本高及信任机制影响，中间商很难跨越经纪商直接向农户采购，使得当前供应链无法避免的增加了农村经纪商层级。

　　中游：

损耗高、冗长交叉的多级批发模式仍占主流。

生鲜从农户到消费者至少经过4层的供应链十分冗长。

由于上游极为分散，为了满足农产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时的需求，我国多年来形成了稳定的以多级批发市场为主的生鲜流通体系，即分散的农户生产商品后，由大量经纪人收购，运输至产地批发市场，随后由销地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商等分销至零售端农贸市场、超市等，最终到达终端消费者。

由于供应链冗长，农产品经过每层环节的储存、运输、装卸后损耗较大，叠加运输成本、人工成本等，层层加价，使得产销两地产品差价较大，而当前生鲜零售终端毛利率普遍较低。

　　多级分销市场也使得从生产源头地到终端消费者的完整流通过程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特点。

零售商可从二、三级批发商进货，也可从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整合能力较强的零售商如永辉超市会一定比例的直接与农户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多级批发市场也会从农户、产地、销地批发市场进货；生鲜在不同"角色"之间的流通多元交叉，没有统一规划，使流通效率下降，商品难以溯源。

　　生鲜直采电商频现，但盈利形势尚不明朗。

近年来一些依托互联而生的开放平台式供应链体系正在形成，如以善之农、美菜、宋小菜为代表的农产品电商企业，通过收集下游小B端订单，整合上游农户，实现规模采购和运输。

但总体来说，由于物流成本、整合成本高昂，目前电商盈利较低，普遍亏损。

以2011年成立的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善之农为例，2017年虽首次扭亏为盈，但营收、净利规模很小，企业自由现金流经常为负，毛利率低于8%，到目前还没有跑通稳定的盈利模型，电商未来经营趋势还不能判断。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生鲜供应链仍以冗长、高损耗的多级分销模式为主，整合能力强的超市直采只占采购的一定比例，电商直采盈利能力较差，长期经营效果尚未显现。

但减少供应链的中间环节，提升采购效率一定是未来生鲜流通的趋势。

　　下游：

以农贸市场为主，超市、电商齐头并进带动直采。

当前生鲜零售以农贸市场为主，未来超市直采为必然趋势。

由于超市生鲜购物环境整洁、其价格较农贸市场更有竞争力，消费者开始转变只去农贸市场购买生鲜的传统观念。

从下游生鲜终端渠道销售数据来看，2016年73%生鲜通过传统农贸市场交易，仍稳居零售端市场主体地位，其零售摊位的分散性限制规模化采购，使中间商整合难度提升，增加了中游流通环节。

超市生鲜销售占比仅达22%，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超市生鲜销售超70%的占比，但其始终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还有很大渗透空间。

电商份额虽占比较小，但上升速度较快。

2017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391.3亿元，同比增长59.7%。

未来随着超市生鲜销售占比进一步提升，将带动生鲜大规模采购，有助于其跨越多层中间批发环节，更大比例的向基地或源头农户采购。

　　1.2、供应链多层级主要系上下游、产销地分散

　　我国多级供应链历史演变1949-1952年，国营企业占据农产品市场主体地位，农产品匮乏使生鲜跨区域、多品种需求很小。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自由购销市场体制。

到1952年底，国营商业的商品批发额达批发总额的60%，商品零售额达零售总额的34.4%，国营商业在零售市场占主体地位。

由于此时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差，国家通过集体汇编、图上作业等物流技术，实施农产品运输。

由于农产品匮乏，此时消费者还未产生对生鲜更高质量的需求，仅仅在附近区域消费，因此商品采购主要在各区域本产地。

　　1953-1978年，农产品以统购统销为主，物流建设未受重视。

1953年为稳定粮价、保障农产品供给，国家对重要的农副产品如生猪、鸡蛋、水产品等实行统购统销。

农民因购价低，生产积极性不高，生鲜品种很少，叠加政府禁止跨区域交换或贩售，使农产品无需进行大规模的跨区域运输。

因此生鲜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没有受到重视，只建设了数量不多的运输车，仓储、配送中心寥寥无几。

因此，我国生鲜供应链在物流建设方面起步晚、基础弱。

　　1979-1984年，农产品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实行"双轨制"，向市场开放过渡，奠定农产品物流基础。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国家逐步减少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同时恢复和发展集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市场。

1983年，国家允许长途贩运，农产品上市流通量的迅速增加以及不同地区的农产品价格差异，诱发了农产品贩运和流通，形成了一批集贸市场，并随之出现数量有限的专业户，从而奠定了农产品物流的市场基础。

1984年为稳定市场价格，推行蔬菜"双轨制"，对70%-80%的大路菜实行计划收购，对20-30%的精细菜放开经营。

由于两个市场并存，"好菜自己卖，坏菜卖国家"的现象很普遍，国营蔬菜公司亏损严重，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5-1995年，全面放开价格，生鲜品种大幅扩大，批发市场迅速发展。

1985年，政府对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的经营和价格全面放开。

蔬菜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产销区域范围大幅扩大，不同地区对蔬菜需求不同使得蔬菜需要在全国内跨区域流通，但是小规模的集贸市场无法组织和分销大规模农产品的异地交易。

为了解决各类区域性、小规模集贸市场面临全国性农产品大流通的问题，农产品批发市场由892个（1986年）增加至1509个（1991年）。

产地、销地批发市场逐渐取代了国营蔬菜公司，占据主流地位。

在零售市场上，由于终端市场低门槛、低投资，很多人涌入贩菜行列中，当时的生鲜零售经营者主要是当地的商贩、城郊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

受消费者高频、分散、便利性购买需求的影响，生鲜零售摊位、菜店等大都分布在消费者住所附近。

生鲜零售经营者的生鲜大都从上级批发商采购。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以"农户+各级批发商+农贸市场+消费者"模式为主的生鲜供应链逐渐稳定，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1996-至今，超市、电商生鲜经营迅速发展，推动直采模式。

受大型国外连锁超市率先经营生鲜的影响，1996年北京、深圳等地的超市打破只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加工食品的传统，将生鲜加入零售商品当中。

同时由于农贸市场的经营缺乏有效监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购物环境差等问题接连暴露，政府开始重视农贸市场改建，发布多项政策鼓励农贸市场超市化改革、农超对接等，逐步引导连锁超市直接与产地合作社产销对接，推进"超市+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流通模式。

1996年超市经营农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几乎为0，2016年生鲜超市渠道销售占比增长至22%。

生鲜电商近两年也保持快速发展，同比增速保持在50%以上。

超市、生鲜电商等多种新零售渠道的出现不断推进直采模式发展，同时转变中国城市居民生鲜消费观念。

但受上游产品生产分散、物流成本高昂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以农贸市场作为终端销售渠道的比例仍然较高。

　　我国多级供应链形成原因

　　1）国土辽阔，生鲜种类繁多，且产、销地分散

　　生鲜种类多样，中间商难以全品种运输。

中国生鲜种类繁多，据统计我国的食用蔬菜有229种，常用蔬菜高达150种，而美国常用蔬菜只有几种，2015年中国蔬菜产量占世界蔬菜产量份额达61.03%。

一个批发商通常只会运输某几种或十几种蔬菜，难以全面覆盖。

　　产、销地分散，产全国卖全国。

为了方便农民经验可复制，各大产区倾向于种植一、两个核心品种，导致一个产区的产品上市后销售压力很大，需要进行全国分销。

由于生鲜季节性明显，单个销地需要全国各个产地轮流支撑以实现全年不间断销售，从而决定了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是"产全国卖全国"。

由于生鲜品种的多样，产、销地的分散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大增加我国生鲜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难度。

　　2）上、下游分散，阻碍中间商规模采购

　　从上游看，农户及合作社的分散极大增加了下游统采难度。

我国"小农经营"导致生鲜生产极为分散，农村合作社是目前与农户距离最近、最便捷的整合方式，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虽然已达193.3万家，整合了一定数量的农户，但是合作社规模均比较小，2018年上游平均50户/个（合作社）的整合度甚至远远低于美国1年1000户/个（合作社）的整合度，且美国农户人均耕地面积达1600亩，远超我国90%农户拥有的10亩耕地面积。

若去除不达标合作社数量数据，每个合作社吸纳的农户数量更低，此外还有高达1.3亿的农户未入社。

较高的生产分散度，使最靠近农户这一源头的下游，无论是经纪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必须与"千家万户"的农户面对面，大大增加采购成本，降低流通效率。

　　我国上游实质上仍以个体种植为主，农户经营的分散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主要系：

合作社管理、科技水平低，融资难，农民合作意愿受地域影响，追求政府补贴为主，一定程度阻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和规模壮大。

　　管理、科技水平差，合作社收益不大。

合作社社员均是农户，缺乏科学的管理素质和技术创新观念，在内部运行、财务管理、科技运用、生鲜市场动向洞察、各种政策法规把握等方面都很匮乏，大大制约了合作社规范的快速发展。

　　融资难，资本投入少，技术落后，无法扩大规模。

由于合作社组织结构松散、信用体系不健全使得担保责任主体不清晰，且融资时多以土地、劳动力、技术抵押，贷款变现难，融资公司不愿意借款，虽有政府补贴政策，但资金缺口大。

因此合作社资金主要是社员出资，但其投资意愿较弱，资金少，生产流动性资金缺乏。

　　农民受地域、关系影响，合作意识不强，不愿意与外地农户合作，更愿意和相同村庄的附近村民联合入社，"一村多社"现象普遍，阻碍了合作社联合发展。

　　法规不健全，很多合作社形同虚设，只为享受政府补贴。

很多合作社是因一些涉农企业为了各种财政扶持、税收减免与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钻了法律的空子而成立，农民根本不了解合作社，也无法享受到加入合作社的收益，使得合作社未取得实绩。

　　日本农协发展主要由政府在法律、财政、教育各方面推动：

　　1947年开始，政府推动建设农协。

为保护自耕农民，日本推出了农协法，并设立由政府扶持的农协。

由于农业原料优先供应农协，且购买价格更低廉、补贴丰厚，到1950年全国99%以上农民均加入了农协。

但因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很多农协只有名头，类似于我国当前合作社状态。

　　1955年开始，政府发布法律推动农协逐步稳定发展和合并。

政府推行了多部法律、在全国开展5次农民运动，给予农协强力的保护和支持，使各级农协在经营上趋于稳定，并形成了基层-县-中央三级农协体系，这与日本村-县-中央的行政体系一致，也有利于实施各项农业政策。

随后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法律推动，小农协不断合并为大农协。

　　70年代开始，农协以农村全民发展为重心。

农协不仅仅局限在原料提供、产品销售等层面，而是在经济、教育、文化、保险、医疗等多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不断向农村各领域渗透，与农民发展相互促进。

　　90年代开始，农协三级体系改革为二级体系。

为提高效率，日本农协将基层-县-中央三级组织体系改革为基层-中央二级，并将基层农协进行合并。

到2015年，从最初的1万余家减少到约700家。

　　美国合作社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有赖于其全国性农业组织对农户合作理念的转变：

　　美国合作社最早于1810年成立，到1869年一直处于萌芽阶段。

　　1870-1920年，农户合作意识加强。

在合作社数量快速增加时期，"农业保护者协会"（格兰其、农场主联盟）、"全国农场主协会"为了维护农场主利益纷纷成立，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促进其合作互助，使合作理念深入农村，并改革其生产和流通领域，为农民提供储运、代销农产品，批发原料等服务。

　　1921-1932年，美国立法使合作社成立和运行规范化。

政府极力支持合作社，"合作社大宪章"、"合作社销售法"发布，规范了合作社成立和内部运行条件，严格的"一人一票制"防止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并进一步加强对合作社的扶持。

　　1933-1945年，美国合作社信贷体系、经营制度逐步健全。

美国通过"农场信贷法"建立了12个地区性合作社银行和一个中央银行，专门用于向农村合作社提供贷款，同时合作社管理、会计制度逐步完善，使合作社开始正规化经营。

　　1945年以后，美国合作社数量骤减。

为提高竞争力，经营成熟的合作社加强"垂直一体化"发展，从生产到销售处于不同环节的合作社开始合并形成产业化，合作社数量不断减少，规模越来越大。

　　综合来看美、日上游整合的历程，其发展动因主要源于注重合作意识培养、产业化发展、法律法规健全、财政支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这也正是我国当前合作社发展及扩张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户较强的合作意识为上游整合奠定了基础。

美国早期多个全国农业协会对农户进行合作教育，日本农协在对农户生产、销售的指导过程中也培养了农户合作观念，使农户在经营上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对合作社整合接受度很高。

　　产业化发展带动上游整合。

在美国，一个专业合作社一般只经营一种或两种产品，然后深度开发该产品，其销售、运输、储藏、加工等由相应的农业技术合作社、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销售合作社、农业设备合作社等提供服务，不同环节合作社合并将大大提高单个合作社竞争实力和效率从而推动其快速整合。

而日本农协从初始就整合，统一负责农产品生产资料购买、加工、销售等实现农产品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模式，使农协收益大大提高，上游较好的整合效果促使其可以继续扩大规模。

　　法律法规的健全推动合作社规范化发展。

美国的多项法律为合作社规范发展，同时为不被资本掌控提供了条件，使农户作为合作社收益主体，推动合作社快速发展。

日本发布的经过28次修改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农业基本法》、《农协合并成法》等多部法律确立农协的地位并给予其发展指导，由法律和市场共同推动基层农协的整合。

　　财政补贴、信贷体系健全使经营资金充沛。

美、日除每年的拨款、低息贷款和较低税收政策外，特别注重农业金融信贷建设。

日本从最初设立农协时，就十分重视信用合作社业务，其全国农协银行现今为日本经营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

农民无需担保即可贷款。

美国建立"联邦农业信用管理局-中央银行-12个地区土地合作银行"的融资机制，农户只需以土地作抵押即可得到贷款，融资很便利。

强大资金支持解决经营资金周转难题，为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化发展，提高生产率。

因务农人员数量越来越少，且人口老龄化，日本极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协内部建有完整的教育体系，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

美国联邦政府自1996年始就着力于农业研究、教育以及农业科研攻坚战略计划，每年20亿美元投向农业科研、推广、教育，使农业科技不断创新，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业规模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此外，日本农协以农村全面发展为主的观念，与农户相互促进发展。

农协在农村的服务触角很广，包括原料供应、技术指导、教育培训、农产品加工、存储、销售，以及信贷、保险、医疗保健等，保障了农民生活水平，让农民与农协相互信任，使更多的农户加入农协并专注于生产、培育新产品等；相应地，农户的高收益也进一步促进农协发展。

　　从下游看，我国小B企业的分散，使几家批发商难以满足众多门店、摊点的供应。

　　餐饮企业分散增加供应商采购难度。

在餐饮市场我国130强连锁餐饮店门店数只占总餐饮门店数量的6.2%，尽管当前我国餐饮门店数是日本的9倍，但在门店集中度、市场规模集中度上都远远低于日、美。

若去除中国的肯德基、百胜、星巴克数据，其门店集中度会更低。

分散的餐饮门店因对各生鲜的品种需求多样、质量标准要求不一，一家餐饮店很难由一家批发商供货齐全，加大供应商采购难度。

因单个出口订单量很大，一些批发商更愿意做出口业务。

　　在生鲜零售端，农贸市场销售占比达73%，大量分散的摊点、门店进一步冲击生鲜规模供应。

　　我国小C的需求多样性拓宽了生鲜流通区域。

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使消费者对生鲜品种、新鲜度要求很高，购买一般为高频、低量；美、日多食冷冻品，通常一次购买一周所需食材，且生鲜品类较少。

因此中国的生鲜需在全国更高频、更大范围的运输、流通。

　　整体上看，上下游均具高度"分散性"，中间商既无法实现规模化采购，也无法实现规模化销售，若与中间商的流通呈现沙漏状，显而易见其整体效率非常低，稳定的多层级分销体系反而纾解了上、下游流转不畅的局面。

　　3）中间商单体资金量、规模小，垫资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弱

　　生鲜市场价格波动大，个体户批发商风险承担能力弱。

由于生鲜供给受气候、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叠加其易腐性，因此价格敏感度高、波动大，往往在批发市场一天内同一品类生鲜价格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使生鲜批发市场充满高风险，故在流通环节需要抗风险能力较强的物流链来消化市场风险。

我国批发商多为个体户，单体资金量小、规模小，风险承担能力弱，从而需要更多层级、更多数量的中间商来共担风险。

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于多采用拍卖制，激烈的竞买使小型批发商被淘汰，少数有实力的批发商发展为大型株式会社，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背景使得为数不多的大型批发商可承担一定的市场波动风险。

　　零售业账期长，个体户批发商垫资能力弱。

国内零售企业普遍占用供应商资金，为稳固销售渠道，上游批发商需垫付1月左右的仓储、场地租用、运输、包装等资金，而委托批发商代销或赊销买断的农村经纪商也需先垫付购货、包装、运输、装卸、租用场地等资金，承担批发商1月以上的账期。

由于中间商资金量小，垫资能力弱，一旦某环节出现垫资困难，可能会导致其流通过程瘫痪，因此在收到销货收入前，生鲜流通所经历的层层装卸、运输等成本需要更多数量、层级的中间商分担，长久下来形成了稳定的多层级的批发体系。

而日本批发市场货款结算账期很短，零售商一般需在在3-7天之内向批发商付款，批发商需在1-4天内向供货人付款。

资金回笼快，使批发商可更大规模的采购，流通效率更高，供应链层级更少。

　　1.3、多级供应链仍存在损耗率高及非效率的问题

　　多层运输、装卸，损耗率大幅提高。

多级供应链涉及流通环节众多，且由于其"产全国销全国"的市场特点，长途运输不可避免，国内批发零售冷链物流尚不完善，运输环节损耗率较高。

产品最终达到消费者手中花费时间较长，国内生鲜农产品25~30%的损耗率相较于美1~2%、日5%非常高。

　　信息流转不畅，致使农产品抢购滞销、批发商亏损情况频现。

1）生鲜价格暴涨暴跌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供应链太长，远离市场的农民通常只能根据去年行情选择种植品种，或者从批发商、农村经纪商那里获取市场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是很滞后的，如果去年销售较好的生鲜在今年大规模种植反而会造成供给过剩，其他品类供应匮乏，导致农产品滞销、抢购现象，第二年农户继续根据今年的市场选择热销产品，又会使此品类明年价格暴跌。

从而导致生鲜价格暴涨暴跌情况陷入"怪圈"。

2）价格变动信息传导慢致使批发商严重受损。

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受阻，生鲜在流通中的价格波动无法及时传至各级批发商，可能会使其收购价反而高于售价严重亏损，因而批发商承担的价格风险较高，若其囤货，则风险加剧。

而较高的价格风险又需要多量、多层的批发商共担，使得信息流转不畅与供应链冗长相互制约的局面难以被打破。

　　批发商"舍近求远"，造成、效能非效率问题。

主要体现在：

　　1）多级供应链使各地市价不一，批发商受利益驱使追逐"远市"。

批发商并不总是直接将生鲜批发到距离最近的批发市场，而是先将"单品菜"运往知名度高、吞吐量大、销售更快的批发市场销售后，再配以多品种的高价蔬菜运往其他批发市场，主要系批发市场因辐射范围、品类数量、地理位置等而被划分为不同层级，不同层级间因各自为政的逐利性，其销货速度、销货量、生鲜差价均不相同而产生获取更高利润的机会，供应链层级越多，批发商获利机会越多，非效率越严重。

若超市采取直采，去除供应链中间层，则生鲜在内部统一销售管理，没有其他中间商参与，即可直接避免因供应链不同层级追求更高利润造成的不效率问题。

　　以批发商从内蒙古呼和浩特经销土豆为例，若直接将30吨土豆以0.3元/斤差价批发至距离更近的北京批发市场，则全部售完大致需要5日，扣除运费0.4万元，此趟利润为1.4万元。

但若先将土豆运输至距离更远的寿光批发市场，以0.2元/斤售卖20吨获利0.8万元，由于寿光市场吞吐量大，只需1日即可销售20吨，相较北京市场5日才能销售30吨，其风险更低，剩余10吨土豆再配上20吨差价更高的芸豆共同运输至北京批发市场，扣除1万元运输费，这趟距离更远的运输利润为1.8万元，比直接运输至北京的利润高0.4万元。

　　2）市场信息不对称，批发商被迫销往"远市"。

多级供应链使得市场信息不畅，批发商可能无法准确掌握较近的批发市场价格、需求信息，不愿意贸然进入，而距离更远的批发市场吞吐量大，销售风险更低。

例如在贵州省贵阳市一直缺乏中高品质蔬菜，但省内黔东南蔬菜年外销量为10万吨左右。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黔东南不知道贵阳市场需求如此大，也不了解贵阳消费者在什么时间段需要哪些蔬菜及价格等信息，导致菜农不敢贸然大规模进入贵阳市场。

其农委总农艺师甚至仍在外考察广州批发市场，帮助黔东南菜农找市场，其表示如果早知道贵阳市场有如此强烈的合作愿望，肯定更愿意与贵阳方面洽谈。

由于供应链多层级，农户与下游双方信息不对称，使得农户只能向信息更透明的远地的批发市场运输，造成效率不效率问题。

　　销售的生鲜难以溯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

生鲜经过在多级供应链中的流通中，经过层层加工、包装、运输，溯源信息难以保存，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很难追溯同一品类生鲜不同源地，由此容易造成食品安全存在较高隐患。

　　超额收益的分散使消费者承担更高的生鲜价格。

当前生鲜产地的收购价与终端售价的差距很大，其中大部分是因运输、包装、挑拣等环节的必要成本加价。

尽管生鲜的流通利润在经过地头、各级批发商、到终端零售商的分摊后，每个环节的利润率均很低。

但在较长的供应链上，农村经纪商对各地不同生鲜市场的品类、价格、质量等信息的了解、多级批发商对市场风险的承担仍分散了一定的超额收益，若能够减少供应链环节，使收益可以集中在农户、零售商上，生鲜零售价可以进一步降低。

　　二、生鲜供应链分环节的财务成本分析

　　国内生鲜供应链的发展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前文已分析清楚，大众所认为多级供应链产生的中间成本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而可以分为：

　　1、货物流通所必须的成本，包括燃油费和车辆租赁费用

　　2、中间商承担资金和风险，并通过经验取得的超额收益

　　3、由于流通的低效率产生的多余成本

　　其中第一项是难以消灭的成本，而第二和第三项成本可以通过供应链的整合消除，我们通过拆分国内多级供应链上各个可能环节的参与者的财务结构来分析可以消除的成本。

　　2.1、农产品经纪人：

轻资产低风险，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和交易撮合

　　农产品经纪人是最接近生产者的一环，他们通过作为本地人的关系优势成为生产者的代表。

由于农产品的季节属性，一个地区一年中一个品类收货的时间短则半个月，长则5个月，而代办的工作时长和当地的优势品类数量以及其主理的品类有关。

蔬菜经纪人的经营成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