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精选十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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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精选十篇
我眼中的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精选十篇
（一）
逢山开路谱新篇
“不管什么年代，不管是谁，都少不了邮电”，这是1990年母亲朴实的想法。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她因此为我选择了浙江省邮电学校，也决定了我未来的就业之路。
1994年8月，中专毕业的我骑着初中时买的金狮自行车，后座捆着被子和席子，烈日下沿着宁溧路骑行15公里赶往人生的重要一站：
秣陵镇邮电支局。
技术之路
因为专业是计算机通信，理所当然进入程控机房成为了一名机务员，从事程控交换机及配套设备的维护工作，自此走上了技术之路，开始了自己的邮电生涯。
从事技术工作是孤独的，在1994年的农村乡镇感受更加明显。
虽然距离县城不过10多公里，距离市区也不过30公里，但当时的秣陵镇还是典型的农村，一到晚上通往镇政府的唯一一条主干道漆黑一片，同事开玩笑说：
“到了晚上放一炮都打不到一个人。
”工作在二楼机房，睡觉在三楼宿舍，吃饭在一楼食堂，成为我和同事每天生活的全部。
一个机房，三四个机务员，设一个班长，班长负责排班，大家白班夜班轮班倒，确保机房24小时不断人，设备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业有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四家著名企业，简称“巨大中华”，寄托了大家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期待和希望。
我所在机房安装的正是巨龙公司生产的“HJD04”程控交换机，当时的江宁县邮电局就秣陵支局一家使用此设备，县城中心机房是日本富士通公司的F150，其它20个乡镇基本是中兴公司容量为500门的交换机。
每天的故障处理、每月的出账，接待用户的话费查询、电话报障是我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虽然当时已经有114查号台，但农村用户查询当地单位的电话还是习惯打到机房询问，所以我工作不久就基本记住了秣陵镇所有单位的电话号码，直到现在还记得不少。
因为设备的特殊性，我所在机房每月用户话费出账等工作都是本机房机务员负责，不像中兴设备机房，机务员只需每月拷贝出话费数据交给上级部门即可。
作为刚刚起步不久的国产通信设备制造商，在运行的稳定性、计费的准确性和后期账务处理程序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如时常会出现超长话单等，这就需要每月出账时进行处理，还有话费查询、打印等功能也有所欠缺。
当时，县局里基本没有计算机专业的员工，这些问题只能找厂家处理，而厂家在外地，很难及时处理，从而引发用户的不满。
我来到秣陵邮电支局不久，通过自学、请教厂家工程师、分析计费程序源代码，逐渐掌握了交换机的话费数据结构，然后我又利用休息时间用C语言编写了话费查询程序、异常话单处理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避免了此类问题引发的用户投诉。
1997年，江宁开发区电信枢纽大楼落成，我有幸调入新区机房开始新一程技术之旅——F150设备的日常维护。
不久，我参加了富士通公司的A级培训并获得证书，但因F150设备数据的非开放性和自身工作的性质，在技术之路上，我基本走到了尽头。
2000年，我的工作又再次有所调整，开始迈上管理之路。
管理之路
2000年，中国电信江宁分公司业务收入喜超亿元，迈入了新纪元。
同年，我从新区机房机务员调整到工会工作岗位，迈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实现了从技术之路到管理之路的转变，而这一干就是14年。
从与设备打交道到与人打交道，这对于一个从事多年机务工作的我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设备障碍处理、机器命令输入，需要严格遵循障碍处理规范和命令格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容不得一点错误。
但在服务员工的工会工作，则不能用处理设备障碍的“死脑筋”来应对，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来应对人的工作。
从在职员工到退休员工，从前端员工到后端员工，从公司内到公司外，我开始不断接触新人、新事、新思维。
企业民主管理、组织员工活动、看望慰问员工……在分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围绕企业经营发展，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会工作中。
在与员工的接触中，我看到了众多员工身上的闪光点，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机房建设、线路建设和业务发展上，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个个漂亮的机房在他们手中建成，一路路电缆光缆在他们肩头架起，一道道信息高速公路在他们脚下延伸。
传统的固话宽带到无线市话小灵通，最后再到CDMA天翼业务，江宁分公司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迈进大建设、大发展、大提高、大服务的阶段。
与此同时，我在企业的不断改革中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法律工作、秘书工作和宣传工作，企业员工也在不断地调整着思路和定位。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手，利用手中的笔，不断为企业发展擂鼓助威、献计献策，组织和号召员工共同努力，一起见证并参与到江宁分公司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壮大的历史洪流中。
支撑之路
2014年，我的工作岗位调整到维护安装部，在离开维护工作14年后又回到“后端”，而此时的电信网络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曾经的铜缆已经被光缆取代，曾经的F150、中兴交换机已经退网。
机房内的设备已经焕然一新，ODF取代了MDF，程控交换设备已经被光通信设备取代。
曾经的技术至上在市场浪潮的不断洗礼中已经逐渐让位于销售至上。
技术日新月异，我已经很难再重新追上飞驰的技术快车，但是多年的管理工作让我对企业的整体情况和基层管理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回到后端工作岗位，我开始重新审视新时期、新阶段的建设维护工作，身体力行深入到一线工作中，重点强化问题源头分析和外包队伍管理，一点一滴带领分管部门的员工分析支撑困境，明确工作思路，着手问题解决。
快速支撑是分公司对后端工作的要求，也是用户对电信的要求，但是对于拥有庞大无线和有线网络的江宁电信而言，快速支撑意味着背后需要强大的管理实力，决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装维服务、资源管理、合作单位能力提升……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面对和处理，而长时间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局限，再加上管理体制的问题，使得支撑之路磕磕碰碰，步履艰难。
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我本着“正视现实、找准方向、以点带面、逐步改善”的思路，投入到我所负责的装维、资源和客户服务工作中，为支撑工作贡献出我微薄的力量。
现在，我又回到了办公室。
回望改革开放的40年，是通信行业大发展的40年。
从1994年参加工作开始，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见证了江宁分公司的蓬勃发展，如今分公司也将跨越年收入10亿元的大关，这一切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改革，离不开开放，离不开一代代电信人的努力。
作为一名一直扎根基层的电信员工，我深深地感觉到，电信从规模大上升到能力强再飞跃到管理精，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二）
“见面如字”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电信业的大发展时期。
现在回顾那个时代的电信业，真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中国联通刚刚成立，中国移动还是中国电信的一部分，手机还叫“大哥大”，长途电话费还要0.7元/分钟……虽然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很多同学进大学前没有见过计算机，更不懂“多媒体通信”是什么概念。
我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数据与图像通信”，顾名思义，重点学习科目应该是“数据通信”和“图像通信”。
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被“香农定理”虐得不轻，课堂上学习的各种编码和算法，后来发现都是纸上谈兵。
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发现同专业70多名同学，仅有几位现在从事了数据（IP）专业，从事图像专业的只有我一位，相比其他人的“不务正业”，我算是难得的“从一而终”了。
工作后人力资源部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我的大学专业，直接把我分配到了多媒体局图像公司，负责会议电视业务。
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认识了专业设备CODEC，中文名称“编解码器”，利用2M/E1电路传输。
当时的上网速率普遍是128K，2M算是高速了。
因为活动图像编码后速率还是很高，压缩到2M才能达到电视级的效果。
在用网线传输文字都嫌奢侈的年代，我们已经开始传输图像了，当然算是高科技。
顺便我也学习了一堆会议室的常用外设，矩阵、调音台、电视机等等，所有联线摸一遍，还学习了如何焊接音视频接头。
虽然图像编码知识生活中用不上，但是多媒体系统联线知识倒是很实用，从此自己搭一个家庭影院什么的不在话下，缺什么线材自己做，比如几年前我就自己动手设计了让手机和功放直连，让音箱可以直接播放网络音乐。
不过现在智能音箱可以直接完成这个功能，我的那套设备也无用武之地了。
我们机房里管着会议电视全国网、集团网、省网、本地网三级多套设备，那时各个系统所用的设备品牌都不一样，颇有传输“七国八制”的风范。
我最初认识的会议电视的系统是威泰公司的，外国一位华裔设计的编码算法，经过优化比ISO国际标准效率还高，被大公司收购后成为私有协议，带来缺陷是不能和其他厂家互通。
设备装在机柜里，足有半人高，附带一台29吋电视机，笨重而厚实。
那时候设备不稳定，经常需要重启、插拔板块，板卡极大，需要两个人同时用力插，而且插后也许会好，也许不好，需要再次插拔。
我们会评选谁的手比较“仙”，一次就能插好，谁的手比较“霉”，插之前一定要先洗手。
维护人的三板斧“重启、插拔、换板子”就是这么来的，都是经验之谈啊。
2003年，全国网进行设备升级，各个厂家都派人带设备来选型，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兴和华为的设备。
中兴的设备那时候还很粗糙，接口居然是一块外接板，测试时参数不对，工程师现场开始焊板子，我是又惊讶又佩服。
到了2006年，省网升级，中兴中标，此时的中兴已经是一体化设备，再也没有外接的那些板卡，传输线路也升级到了8M，采用4条E1电路捆绑的方式，编码采用MPEG-2方式，达到了广播级的水平，号称“高清会议系统”。
2017年，省网再次升级，之前的“高清”已经只能算“标清”，现在的高清是1080P、4K。
传输带宽变成了50M，因为是动态H.264编码，高清码流能够高达每秒40多兆。
幸亏现在传输不断升级，只用一根网线就能实现百兆带宽，如果再用以前的E1电路，无法想象50M电路如何实现。
之前机房里荟萃了专业排名前四位厂家的设备，几番退网后倒是中兴和华为一统天下了。
最初的会议电视只能传送图像，厂家利用T.120传输协议进行PPT等同步数据显示，但是效果不好。
2006年后，厂家是用转换器将PC信号转换为视频信号显示，传送PPT就不能传送会场画面了，PPT效果也不够清晰。
现在上了高清系统，可以在码流中单独划分出数据带宽进行双流传送了，不但可以传送会场画面的同时传送PPT，PPT显示也非常清晰。
以前是“见面不能见字”，现在是“见面又能见字”。
以前是“见字如面”，而借助科技发展，如今的视频通信已经可以将“见面”变得如“见字”一样简单了，能够“见面”，当然就不满足“见字”了。
视频业务曾经因为大带宽、时延敏感被称为“流量杀手”，一直不温不火，现在终于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从专业的会议电视到手机“抖音”APP，已经覆盖全方位的客户，不再有曲高和寡之感了。
这一切离不开电信技术的发展，不光是视频业务的技术革命——从H.261到H.264编码，占用带宽小了，视频质量高了；更是传输和IP、无线等多专业的协同发展，给视频业务提供了便利可靠的支撑平台，加上“提速降费”的政策，才能有视频业务大发展的契机。
从事会议电视业务20年，顶着“资深专家”的名号，我心里其实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了，自己一放松就会落后，没有“吃老本”的本钱。
不光是工作上，我们的生活也是日新月异，几年前谁能想到手机能替代钱包？
可以随时随地借到共享单车？
如今这个时代，还真得“活到老、学到老”。
（三）
甜蜜的回忆
也许是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美好生活的憧憬，自幼我便对电话有着特殊情感。
解放初期，江苏泰兴县城拥有电话的寥寥无几。
为便利城乡沟通，县城通往各区公所的通信杆线逐步形成。
当时我正读小学，经常看到一些辛勤劳作的外线工人立杆架线，我打心眼里敬佩，渴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外线工，服务电话事业。
1955年，初中毕业的我正赶上县邮电局招收外线工，我有幸被录用，从此，每天与杆线打交道，与邮电外线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解放初期，泰兴只有30门小总机，老百姓打电话、拍电报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
那时的电话线路很简单，除市区和通往口岸、黄桥几个方向用木杆，其他通往区公所方向的都是毛竹和杂树杆路，只要在竹梢上绑几只白料瓷瓶或在木杆上固定几个弯脚隔电子，再挂上粗铁丝便成了电话线路。
此种杆路如遇上暴风雨和大雪冰凌，很难保证电话畅通。
1958年在县政府统一安排下，泰兴发展了大批电话用户，那时不仅实现了社社通电话，各企事业单位的电话也应运而生，乡镇邮电所也装上了小总机和营业用电话。
苦于资金不足，当时的电话线杆多数是由县政府发动地方伐竹砍树代做。
为节省通信器材，有的电话用户使用的是一线一地式单线电话，通话质量不高，音质音量特别差，加上各乡镇通往县城的电路少，花费半天时间排队打不通电话的现象乃是常事。
上世纪60年代实施了载波化，在一条线路上开通单路或三路载波机，口岸、黄桥中心支局还开通12路载波机，相对解决了通信电路紧张的矛盾。
然而，十年浩劫同样给通信业的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直到70年代中期农村通信状况仍很落后，当时县城通往各乡镇的通信线路依旧是明线杆路，一个乡镇只有一对实线，一条载波电路，电路紧张，杆线质量差，经常发生通信阻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1984年，在全国邮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00年邮电业翻三番的目标，固定电话发展呈急剧提速态势，电话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老百姓发家致富的工具。
改革开放为农村通信发展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使全县村镇通信面貌发生很大改变。
原先使用的毛竹、杂树、劣质方形水泥杆，逐步更换成标准的圆形水泥杆，杆上装置也由铁质明线更换成铜芯电缆，电路增多了，老百姓打电话、装电话难的日子成为了历史。
“要想奔小康，先把电话装”，这是上世纪90年代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亲身体验和感受。
电话，促进了城乡商贸交流，密切了亲朋关系，是老百姓致富奔小康的必然帮手。
先行装通电话的用户享受到信息化甜头后，花三四千元初装费申请安装电话的用户越来越多，而原先的通信杆线，陈旧的交换制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电话大发展的需求，所以更换先进的程控交换设备，大力发展程控电话，成为上世纪末泰兴现代化通信的方向。
程控交换机体积小、容量大、耗电少、性能稳定、维护方便，是当时最先进的交换制式，且程控电话具有自动功能，可直接拨打长途电话，深受用户欢迎，程控交换机不断扩容，程控电话在我市普及使用，为创建“电话小康村”“电话小康乡镇”“电话市”创造了条件。
1995年后，进入固定电话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泰兴电信依靠乡镇大力支持，每年投资数千万元用于村线工程。
从1995年至2002年，泰兴电信投入近5亿多元，架设水泥杆路2200多公里，布放电缆、光缆一万多公里，基本上实现了主干电缆进村，支线电缆到组，达到了一户一线的要求。
2002年春，泰兴固定电话达到30.48万户，入户率74.93%，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23.73部。
特别是近10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泰兴电信又多方筹措资金，在继续发展固定电话和小灵通的同时，加大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网络规模和覆盖面，2007年全市实现了村村通宽带，满足了农村信息化的需求。
为实现童年梦想，在几十年的话务外线生涯中，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的考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风雨兼程，我带领施工队伍参加苏北第一家口岸支局自动电话的开通，施工期间吃住在工地，连续6个月不休息，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临退休我站完最后一班岗，完成了全市程控电话开通；我又退而不休，继续组织施工队伍，深入农村搞村线工程，立杆架线，布放光缆，为全市2000年创建“电话市”发挥余热。
2006年我身患重病，手术、化疗后，体质有所下降，但仍坚持帮电信企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21世纪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它的快速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泰兴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电信泰兴分公司作为信息事业的领先者，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在以信息化促进泰兴经济发展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我虽退休20多年，可当看到家乡农民家家户户装上了电话，部分农户还安装了宽带，现代的农民企业家，广大种植、养殖专业户坐在电脑前，“鼠标轻轻点，信息滚滚来”，通过互联网推销自己的农副产品，耳闻目睹信息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时，我这个老外线工为亲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通信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当我使用手机与不在身边的3岁重孙女视频聊天，目睹广大电信用户“一机在手，办事无忧”带来的方便，我常在睡梦中笑醒。
童年梦实现了，我的一生奋斗值得！
（四）
被淘汰的义务维修员
1981年7月，我被安排到高邮县一沟乡邮电所从事话务员工作。
从时间上来看，我的工龄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因此，40年的电信发展，我基本上是参与者、见证者、亲历者。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沟邮电所有一台40门的磁石式电话交换机，除了邮电所附近的电话使用电缆传输外，距离稍远的生产大队及其创办的工厂，所使用的电话都由单线铁丝作为电话线，电气性能差，通话时杂音大。
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打电话都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其实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社队（公社、生产大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对电话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沟邮电所的人工电话交换机也从40门逐步扩容至50门、55门。
电话客户多了，电路质量又不高，因此各类故障也就多了起来。
邮电所只有一个线务员老朱，他年龄有点偏大，不少电话故障不能得到及时排除，客户意见较大，电话故障的查修也成了邮电所负责人头疼的问题。
那时，我20岁不到，精力充沛，个人、家庭里也没有我多少事情，加上我又喜欢学习、喜欢动手，就跟老朱找了一些磁石式电话机的原理、农村电话业务规程方面的书籍进行阅读、学习，掌握了电话机的工作原理，再对照书本把那些因故障而拆旧的电话机拆了装、装了拆，不久我就能修理磁石式电话机的简单故障了。
一次，公社办公室电话出现了故障，线务员老朱又去了10多公里外的公社砖瓦厂查修障碍，邮电所里没有会修电话的人了，所长让我去看看。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带了一把钢丝钳和一把螺丝刀跑步去了公社办公室，我首先拿起电话听筒，对着送话器吹了吹气，受话器里有回音，基本排除电话机的故障，接着手摇发电机，手上感觉很轻，这是典型的没有负载，说明是电话线路断了，拆开靠近地面的接线盒，一眼就看到因为潮湿的原因，电话机与外线的接头处已经腐蚀脱落，重新接好后电话恢复正常。
初战告捷，我的信心倍增。
之后，只要是镇区的客户电话有故障，我就毫不犹豫地带上工具前往处理，时间长了，有些客户电话发生故障就直接找到了我，我也慢慢地成了邮电所里的义务电话维修员。
我在电话维修过程中也总结出了经验：
先看电池，由于磁石式电话机是靠干电池供电，很多时候对方听不到讲话是因为电池没电了，或者电池接线脱落，更换干电池或重新接好电池，故障就排除了；再摇发电机，手感重说明电话线路短路，手感轻说明线路断路，如果确认是外线的问题则交给线务员处理，如果是室内线路短路或者断路，仔细检查一下，眼睛就能看到问题，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
1991年5月，我调到市邮电局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
城里的电话是供电式自动交换机，电话机是拨号的，比磁石式手摇电话机复杂一些。
这时，有亲戚或好朋友家里电话发生故障，我还会去看看，就是判断故障是外线问题还是电话机问题，方法也很简单：
供电式电话是由交换机供电的，把电话与外线断开，再用导线将外线两线头轻触短路，如果看到打火，则说明外线完好，是电话机问题，帮助更换电话机排除障碍；如果外线轻触不打火，则是外线故障，帮助打电话报障碍。
后来，有了互联网，先是通过电话线拨号的，再后来，有了ISDN、ADSL，客户的电话故障从过去的固定电话慢慢过渡到上网故障方面。
亲朋好友家的上网故障，我仍然是采用判断是否外线故障的方法，如果外线是好的，但是上不了网，那就帮助卸载并重新安装拨号软件；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在征得同意并备份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重装系统，经过这么折腾，有时候故障还真的被排除了。
但是，我所花费的时间是大量的，尤其是当电脑屏幕上跳出来英文提示，我只能呆呆地看着。
它认识我，我可一点也不认识它。
慢慢地，我这个义务维修员不敢接“活儿”了。
近年来，中国电信高邮分公司实施光纤到户，电信机房到客户家的传输介质由过去的铜线变成了光纤，有源变成了无源。
20年前，一把钢丝钳、一把螺丝刀基本可以解决电话通信的所有障碍，电话故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今面对光纤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我过去的那套在铁线、铜线上判断外线是否有故障的方法也不再适用了，光纤是否断路、光纤的接续必须借助专业工具，我没有；配纤、光交接箱开启等，均要通过手机APP并得到授权后才行，义务维修员肯定享受不到这些“待遇”。
去年7月31日，高邮市最后一部固定电话完成了光纤改造，全市电信客户全部实现了光网化，我这个有着30多年“工龄”的义务维修员被彻底淘汰了。
（五）
无数心花发桃李
1998年，我离开象牙塔走进了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进入鼓楼电信大楼，全国八大通信枢纽之一。
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恰恰是个双手双脚并用和打拼的数字。
1998年，是邮电分营，电信业实现政企分开的一年。
我进入了当时南京电信通信网络的技术最前沿，在多媒体数据网管中心工作。
虽然说起来多媒体在当时是新兴业务，但其实顶多只能叫萌芽而已，视频点播业务仅仅局限在展览馆演示，尚未商用。
我们的数据专线业务，现在想来，当时的速率低得实在很可怜，简直是龟速。
要么是电话Modem以64Kbps接入，要么是ISDN以2B+D接入（真正的信息传输速率只有128Kbps）。
过了一年多才有了ADSL接入方式，后来，陆续发展到SDH的2M/155M，以太网10M/100M，直到如今的10G、40G、100G等多种形式多种速率的接入方式。
当时我虽然是网管人员，其实工作内容和种类很多，开电路、修障、放线，几乎什么活儿都做。
我们的通信联络方式，除了固定电话，就是寻呼机。
当时，个人通信的发展目标是“5W”，即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能够与世界上的任何人，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
在我们心目中，这目标简直遥不可及，几乎就是一个梦想。
1998年，不仅是鼓楼，在各大通信机房里，满眼充斥的几乎都是外国的产品。
日本富士通、瑞典爱立信和美国贝尔三家瓜分了交换网；美国思科在宽带网独霸天下；日本富士通在传输网一枝独秀。
我们这些通信员工，感觉就像被帝国主义国家重重包围了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2年，南京电信开始大规模上国产设备。
几乎一夜之间，小灵通基站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这时，我从通信网络的维护转岗到了设计和建设领域。
作为一名通信网络建设的“蜘蛛人”，我见证了固定电话网从PSTN到软交换和IMS；传输网从SDH到波分到OTN；移动网从小灵通到2G、3G、4G的演进；城域IP网从IPV4到IPV6的发展；有线宽带接入网，从ADSL铜缆网接入和局域网LAN接入两种方式，向EPON全光网覆盖全面演进。
其间，国产产品以星火燎原之势，有如农村包围城市一般，全面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时至今日，除了思科的集群路由器CRS在城域IP网的核心有些难以撼动，占有一席之地外，城域IP网的汇聚和接入层产品也已全部实现国产化。
其它各大网络，包括交换网、无线网、城域传输网等，全程全网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产设备和线路。
我很喜欢清朝张惠言的《水调歌头·其五》，感觉这首词和我有共鸣，感想特别一致：
“长鑱白木柄，劚破一庭寒。
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
要使花颜四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
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
”这首词的大意是，我用一个白木柄的长铲子，把寒冷的，坚硬的冻土地都给铲破了。
我亲手劳动种出花草来。
三枝两枝，那么新鲜的带着生命的绿色植物，在自己房间书桌的窗前。
四面都是美丽的小花，草心千朵，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
不用和其它名贵的花比，你自己种出来的，你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你就有了自己的春天。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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