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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陕西作家群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秦腔》评语：
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
2008年11月2号晚，在风景如画的浙江乌镇，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落下大幕。
陕西作家贾平凹凭借长篇小说《秦腔》一举获奖。
至此，连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已经有三届出现了陕西作家的身影。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陕西籍作家是毋庸置疑的重量级人物。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等长篇小说是新中国建国后到文革前十七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王汶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的作品曾经点燃过几代人的文学激情。
然而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的风雨飘摇后，陕西文坛一度青黄不接、一片寂寥。
时间来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欣喜地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降临。
作为当时陕西省内唯一的文学杂志，《延河》承担起了振兴陕西文学的重任。
时任《延河》杂志编辑的著名评论家李星回忆说：
“当时为了给刊物挖掘好作品，《延河》杂志的编辑们几乎踏遍整个陕西，寻找能写的人。
终于在1981年1月，推出了两期陕西作家专号。
”
“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京夫、邹志安等这批作家、小说家全部推出来了，在全国第一次打出地域性的作家群。
”
陕西地形南北狭长，不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气候截然区分出三大自然区域，孕育了风格各异的几个作家群。
陕北的粗犷豪放、关中的深沉厚重，陕西作家们用不同的文学气质书写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和所处的时代。
文艺评论家李星：
“陕西作家好多都是农村出来的，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打出了自己的强项，就是他对农村很熟悉，最先敏锐地感受到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带来的变化，这跟陕西文学一直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有关。
”
这是1984年作家路遥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
影片开头近二十秒，一个人在荒凉的黄土高坡上锄地耕作的长镜头，形象勾勒出城乡交叉地带青年高加林不甘心被贫瘠落后的黄土地束缚，希望走出人生，走出一条人生新路的矛盾彷徨心理。
文艺评论家李星：
“中国社会变动，农村返乡知识青年已经不能忍受农村那种落后、闭塞、压抑，我在看文章时，我说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改革的一直报春燕子，他不安于现状，他要改变这种现状。
”
就在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被各地读者争相阅读的时候，小说《白鹿原》正在作家陈忠实的脑子里无声地酝酿着。
五、六年创作时间中，陈忠实写得很慢很苦闷，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际活动，猫在西安东郊的农村老家一门心思写作。
他曾经对妻子说：
“这回要是弄不出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安息的巨作，就永远留在乡下喂鸡。
”
这是秦腔现代戏《白鹿原》的片段音乐。
故事以渭北高原白、鹿两家的兴衰为主线，讲述百年时间四代人的命运，描画了一部浩瀚绵长的西部历史画卷。
1992年7月，《白鹿原》出版，立刻引来文坛轰动，人民排队购书，盛况空前。
《白鹿原》的成功，其实只是当年陕西文坛兵强马壮的一个缩影。
1993年5月前后，《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陈海的《热爱生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五部长篇巨著，先后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
人们清晰地感到一股强劲的文坛疾风，正从西向东吹遍中国文坛。
当时《光明日报》以《陕军东征》为题，历数了陕西作家群的实力。
文坛陕军这一名词从那一天起在文学圈内异常响亮。
这一时期，除了长篇小说之外，陕西文学在其它领域也是硕果累累。
刘成章的散文《仰望彩云》、冷梦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红柯的《春牛》、叶广芩的京味小说《梦里何时到鹊桥》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陕西作家还频频登上其他各种奖项的领奖台。
在文学陕军的主将中，贾平凹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作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剧烈变化，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和焦虑。
小说《废都》恰逢其时地塑造了文人庒之蝶的形象。
小说出版短短几个月之后，书中人物性格颓废的一面和小说善感的格调就引来了极大非议，一时间讨伐之声四起。
贾平凹：
“《废都》的阴影一直笼罩了我十多年，你啥也做不成，只有低头在那写东西。
”
充满灵性执着的贾平凹终于埋头写出了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秦腔》。
小说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变革的艰难与悖论、农村新老两代人的心灵痛苦和生命冲突。
贾平凹说，他动用了自己最后一块资源储备，为故乡竖了一块文字碑。
文艺评论家肖云儒：
“他整个作品综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农民命运的断代史，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断代史。
”
正是有了植根于黄土地的文学创作和乡土情思，正是有了直面现实问题的敏感预知和深入思索，正是有了作家在整体文学不景气之时甘于寂寞的执着求索，陕西作家用他们的文化底蕴、个人魅力和深厚写作根底，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4年是陕西省作协成立50周年。
陕西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再度发力。
冷梦的报告文学《高西沟记事》、冯骥奇的《村子》、杨红柯的《西去的旗手》、叶广芩的《青木川》等长篇小说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再次舞起文坛陕军的旗帜。
于此同时，陕西省作协还成立了文学院，负责文学青年的发现和培养，采用签约制的方式打破从前文学创作的铁饭碗。
陕西省作协书记雷涛：
“过去的专业作家那就一定要是公务员，你必须是这个体制内的。
现在签约就打破了这个旧的框框，你是社会哪一个层面的人，只要你在文学创作上有潜力、有成就，我们都可以签。
”
今天，签约作家制在陕西发掘文学新人方面已经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批14个签约作家已经陆续推出了作品，在花花绿绿的商业浪潮中，用严肃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当前的中国文学不断增添着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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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黄土地走向世界——陕西作家群崛起动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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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水木清华站（MonMar1401:
50:
432005）,站内
（刘运祺湖南邵阳师范学校，４２２０００）
摘要：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陕西作家群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首先，陕西是一块文化富矿，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经济发展滞后诸方面优势与劣势并存，深深地影响着作家们的秉赋、气质与文品，并使他们形成共识。
如忧患意识，境界与哲理意蕴。
女神崇拜，“向内求善”的审美追求，写实手法与故事性。
其次，从现实角度看，陕西作家兼容中外文化，大胆实践，刻意求新，勇于开拓和进取，因此成绩斐然。
陕西作家群的成功，给中国走向低谷的文坛，放了一颗信号弹——震醒了社会，轰动了世界。
关键词：
陕西作家崛起积淀文化哲理兼容
１９９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权威出版社，相继推出了《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废都》、《热爱命运》等五部大作，它们全是陕西作家的新著。
这几部作品，使静寂的文坛，出现了近几年除股票交易之外所没有的热闹。
“陕军”怎么突然强大起来了？
！
本文就是试图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对陕西作家群的影响
笔者认为，陕西作家队伍的发展壮大，占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关中深厚的古老历史文化积淀和作家特定的生存条件。
（一）、陕西作家群的生存环境与恋土情结
正如评论家王愚所说，陕西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又是一块文化传统丰厚的土地。
历史上的陕西是文化之邦。
《易经》、《尚书》、《礼记》、《史记》都诞生在这块土地上；西安曾是十二个皇朝的都城，是九州方园人才荟萃之地。
虽然这些历史上的人、事早已沉戟千古，但他们的成败、得失、功过，是深埋在浩瀚的历史烟海中的珍宝；“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又为古代中外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通途与契机。
至今西部民族的坚韧、顽强、古朴、粗犷、仍可窥见古代民族融合的印记。
但是，元代以后，西安作为京兆的地位彻底失落，从此陷入了冷落、萧条。
一种沉重的历史失落感在这块土地上积压下来。
陕作家群就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
他们在荒凉、贫瘠、封闭、落后相交互，丰富的古文化与经济满足后诸方面优势与劣势并存的区域间生息着。
八百里秦川的平坦浑厚，黄土地的博大浑朴，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带着与生俱来的豪爽豁达和朴拙。
当时代的列车隆隆向前飞奔，改革的春风在陕南陕北大地上引起微澜的时候，作家们的心灵也同样产生过向往都市文明与怀念故土的强烈矛盾。
他们没有被涌动的商潮卷走，而是矢志不渝地把根扎在黄土上，扎在区域文化中，把一方山水和风土民情作为描写对象。
因此，奔涌在他们心底，流溢于笔端的是一种强烈的恋乡恋土情结。
陈忠实的《白鹿原》所描绘的正是十二朝古都所在地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的世俗风情和世纪史；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所写的就是“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１）］的陕北高原的文化风俗；京夫在《八里情仇》里所展现的是汉水旁、巴山下的陕南风光；程海的《热爱命运》虽然主要着眼于心灵流程，但关中平原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俨然是献给读者的一幅油画；贾平凹的《废都》则是唯一写西安现实生活的，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沉重的历史失落感，经他感悟而衍化成一种“废都意识”［（２）］，小说虽不是贾平凹出生的商洛山区的风物民情，但这种广义的乡土情愫，却显得更深沉、厚重。
这些长篇，几乎对陕西境作了全景式的观照，作家们并以此为依托，来展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民族发展史，文化演变史，革命斗争史。
（二）、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
陕西是华夏土地上的一块文化富矿。
这大片富矿对辛勤耕耘的陕西作家群的秉赋、气质，文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很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共识。
１、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生于忧患的民族。
从《易·系辞》：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到《诗经》文人讽谕诗的“我生靡乐”、“忧心如焚”［（３）］，及至屈原《离骚》抒政治之忧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些都说明“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且早已有之，它根源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
近年来，忧患意识逐渐淡化。
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很少见到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疾苦，能打动人、感化人的作品出现。
而陕西作家群则不同，他们继承了周文王、司马迁等先哲遗留下来的传统，生活的琴弦始终萦绕坚实的黄土地而拨动，音符更多地依附着这块土地上生生息息的人从前的衣、食、住、行而跳跃。
在他们的作品里，不仅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民族精魂，同时还注入了新的时代意识——关心社会变革，探讨民族变革的新途。
例如《废都》就表现出经烈的“生存焦虑”［（４）］。
《白鹿原》以共产党员白灵被自己人活埋、《最后一个匈奴》里中共党员杨作新的惨死，对３０年代党内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这是以往的文学作品讳莫如深很少涉及过的领域。
对“文革”的痛定思痛，《八里情仇》等作品则写得更为深沉。
贾平凹《浮躁》中那条“浮躁”的州河，虽然是象征着今天变革时期民族的一种文化心态，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流程，但同时对改革的前途地进行了有益探讨。
对官场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鞭挞，对其危害也表示了深切的忧虑。
《最后一个匈奴》里对“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５）］的陕北高原绿色及耕地遭沙漠侵袭而渐缩小，表示了极大关注，并剖析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６）］的落后穷困原因，探究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发展地方工业是陕北致富之路。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陕北黄土高原的“生存之谜”、“腾飞之谜”［（８）］。
２、境界与哲理意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而诗是讲究境界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９）］。
中国又是儒、道、释三教盛行的国度。
儒家的主旨是积极入世，以“中和”为境界；道家主旨是“出世”，以“虚静”为境界；佛家则主张普度众生，宽大为怀，以“虚空”为境界。
作为华夏文化发源地的关陕一带，相比较而言，道家学说的遗泽比儒、释要深远。
道家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军事、人生斗争的智慧体系，对陕军作家的影响莫过于贾平凹了。
他的取名，性格、气质、秉赋以及他的创作悟性都与道家思想有关。
道家的思想体系与贾平凹的生命本性比较契合。
因为贾平凹出身清寒的农家，对于权力垂直上升运动没有切实的洞察，这扇起了他胸中炽烈的权力意志和奋斗欲。
自卑与自信、天真与老到、超逸与世俗、恪守旧道德与宣传反封建，在他身上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道家追求“虚静”境界，而艺术总是以“虚”和“静”为基础，以显示真生命的感性形态，体现出生命节奏，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贾平凹在创作中对中国的哲学情致和艺术境界的把握与追求，与其自身的表面羞怯自卑内心好胜自尊的情感世界十分吻合。
他的小说“穷极物理，万事皆可入文法”［（１０）］，力求显示“青青翠竹，皆是佛性，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１１）］的神圣境界。
他的小说中景的描写，情的抒发，总是刻意寻求还原大自然本色的恬淡的无我境界。
传统文化中，道家又是以创造富有神秘色彩的寓言和阐述哲理见长。
贾平凹小说擅长用静虚的情绪来投射故事，用道家的眼光来阐述哲理。
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是用《周易》道家文化来阐释生命现象和男女性别。
《浮躁》中的金狗就是作者设计得最为完美的一个男性文化符号。
金狗的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预兆：
“随母尸，在桥墩下回水区漂浮，人将婴儿捞起，母尸沉，打捞四十里未见踪影”。
这就暗示着他的奇特的身世。
金狗“前胸有一青痣，形如他胸前墨针的‘看山狗’图案。
”“看山狗”是商州的一种怪鸟，其声如狗咬，其响如巨豹。
这图像暗示了金狗的顽强生命力和天地间的阳刚之气。
乃至后来金狗以记者身份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社会上就传得更玄了。
“州河两岸所到之处皆掀起‘看山狗’崇拜热，家家中堂上‘天地神君亲’牌位左右画上了‘看山狗’图案”［（１２）］。
在金狗与小水的名讳里，也暗藏《周易》文化系统的密码。
接五行相生法则，金正好生水，金狗和小水体现了“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ｘī＠①”、“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１３）］的相生关系，并与天上的星宿“金星”、“水星”相感应。
再加上书里通过和尚用《邵子神数》、《造天机》来阐述人类生活、生存玄机，从而使《浮躁》具有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充满了哲理意蕴。
与贾平凹不同，陈忠实小说创作追求是儒家境界。
《白鹿原》中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白鹿精魂”［（１４）］和仁义为怀、耿直为本的人格力量，正是儒家“修身治家平天下”的最高境界。
至于白家迁坟与白鹿显灵，同样也存在神秘色彩。
《热爱命运》、《最后一个匈奴》都是立足于现实生活，侧重于从伦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阐述哲理、因此也就具有了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
３、女神崇拜
人类社会是从母系社会脱胎出来的，恋母情结是显示生命意识的原动力。
女神崇拜心理从人类的童年起一直延续至今，它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与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体验有关。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女性的画廊基本排成两列。
一列是女神形象：
嫦娥、西施、卓文君、崔莺莺、林黛玉；一列是女妖形象：
褒姒、妲已、貂婵、潘金莲……。
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这种神与妖的分立，正是长时期的审美教化传统和文化习规所致。
陕西作家群大都从深层心理承受了这种风范。
贾平凹的成名作：
《满月儿》，曾以山地姑娘爽朗的喀喀笑声，在复苏的文坛上吹过了一楼清新的春风。
贾平凹对女性类型的看法，通过《浮躁》中金狗表达出来。
金狗将小水比作菩萨，也就是女神；将英英比为小兽，也即女妖。
由于小水体现了女神的特征，尘世间男性爱不可及，只能敬重供奉。
人爱小兽，正是小兽使金狗陷进了不该陷的泥淖中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采的，仅用神妖分立划分法来概括复杂多变、内涵丰富的女性人物形象，未免过于模式化、简单化了。
实际上，荷花、叶小昙、毕淑贞、小娥、柳月、石华等女性形象［（１５）］，本身就是很复杂的组合体，难以简单地分类界说。
但划入女性崇拜，还是确定无疑的。
４．“向内求善”的审美追求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于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
宗法关系下的人被框在儒家道德范畴内，不断地用儒家道德标准去修身善性，追求“美”、“善”的结合。
因而，“向内求善”的审美传统，涂上了浓郁的伦理色彩。
陕西作家们秉承了这种审美心理模式，塑造了一批“向内求善”的人物形象。
路遥笔下的高广厚、孙少平［（１６）］，是陕西作家较早反映“向内求善”的审美典型。
到了９０年代，程海、京夫则把这种“向内求善”的审美典型大大向前发展了。
他们一般以人物的爱情纠葛、心理生理的扭曲，以形貌的丑与内心的善进行强烈的美丑对照。
《热爱命运》中的田大光，是县委机关后勤处办饭票的工人，“又黑又胖，而且模样凶狠，象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从不欺负人，从不做不讲道理的事，真可谓‘金刚面目，菩萨心肠’”［（１７）］。
田大光被作者塑造成了道德的楷模。
传统的化身。
这头睡狮在最后的觉醒，表现了作者对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和预言。
王兴启［（１８）］性格上、精神上与田大光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老实厚道，长期为饥饿所困，为保护仓库里的粮食，奋勇救火而被烧成一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废人。
但却被领导视为“救火英雄”并被蓄意安排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荷花。
荷花的被捉弄，使王兴启常处于良心谴责之中而不能自拔。
尽管他是一个高位截瘫的植物人，但他爱美、珍惜美。
最后，为解脱荷花与儿子金牛的矛盾、金牛与生父林生的矛盾，他上吊自杀了。
这是一个悲剧色彩浓重的道德完人。
读之，让人灵魂震颤，令人对残酷现实表示愤懑。
５、写实手法与故事性
在物欲横流，商潮滚滚冲击文学阵营的时候，陕西作家们仍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恪守严肃文学的阵地。
他们的创作总体上还是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陕西一带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宗教神话、方言、风俗沿革乃至性爱方式，都进入了小说的审美表现领域，并通过区域文化形式的描写，来共同揭示出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反映时代的脉博。
陕西作家群的作品都刻意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和故事情节性。
如《最后一个匈奴》里讲述肤施城名称的由来，就象一位历史老人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
此外，在这批作家的作品里，最常见的是高亢激昂、带有原始野性的陕北信天游民歌和带有哲理性的民谣。
《最后一个匈奴》里陕北老女人向前来采风的北京女记者丹华忘情的唱出了对往昔情人的思念，她选择的就是信天游形式：
“半碗黑豆半碗米，
端起饭碗想起你。
端起碗来想你，
眼泪儿滴在饭碗里。
……
骑红马来穿飞衣，
错把别人当成你。
……
想你想得灰塌塌，
想你想得难活下。
……。
”
这类直抒胸臆的信天游民歌，就把古老土地上老百姓的苍凉、古朴、热情、泼辣的民风民情活灵活现的刻画出来了，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真实性与感染力。
贾平凹与陈忠实继承了写实手法，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贾平凹讲究原汁原味、原生态的“零点写作”，好象把鸟放回山林，把池子里的鱼送归江河去观察。
把真实的原生生活端到读者面前，由读者去评判。
表现一种对生活的困惑和面对现实的冷静。
而陈忠实在《白鹿原》创作过程中，则继承太史公“其言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１９）］的信史观，坚持“不回避、撕开写、不是诱饵”［（２０）］的原则，以一种发展了的现实主义，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
这部小说通过白、鹿两个家族５０年的兴衰消长，写出了中华民族浓缩了的近代史。
从而给人留下了一个“离经不叛道、哗众不取宠”［（２１）］的印象。
著名作家冯牧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给严肃文学带来了希望。
”
二、兼容中外文化，大胆实践，刻意求新
最近五年，阵容坚实的陕西作家们，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４０多部，这与他们痴迷文学，大胆实践分不开。
第一，善于融中外文化之长以求新意
贾平凹说过：
“最早主要学鲁迅。
学习鲁迅主要学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对社会的透视力，这一方面鲁迅对我影响很大，我学习废名，主要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但他气太小，我看废名，是和沈从文放在一块看的，沈从文之所以影响我，我觉得一是湘西和商州差不多，二是沈从文气大，他是天才作家。
孙犁我学得早，开始语言主要是学孙犁，我更喜欢他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我影响大。
古代作家有屈原、庄子、苏东坡等”［（２２）］。
在国外作家中，贾平凹崇尚日本的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仅在创作手法上崇尚、借鉴，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感应。
川端康成是以写女性，写颓废美而著称的，由于身世的不幸，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气质阴郁，凄婉，常常深陷在世事无常，人生幻化的精神危机中，贾平凹没有伤感得这般严重，但他创作个性中的孤独自悲，他那极其敏感，极其脆弱的性格，实与川氏心有灵犀。
所以，《废都》的取名，未必没有川端康成颓废美的影子”［（２３）］。
贾平凹写小说时观察事物的角度比较独特。
他说过“譬如我写杯子，我就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
最近写的长篇我就从佛的角度、道的角度，从兽的角度，从神鬼的角度等等来看现实生活。
”
京夫的作品结局险象环生，《八里情仇》突破了大团圆的结局，其中哈姆雷特式的仇杀与毁灭，就可窥见京夫对莎士比亚创作手法的借鉴。
陈忠实写农村历史题材，也跳出了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俗套，从而赋予作品以新意。
第二，勇于探索、勇于开拓，为中国文坛增添了新的人物画廊
首先，陕西作家们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闯荡世界的群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关于在改革中农民摆脱土地、闯荡世界的主题提了出来。
一批作家开始在这个领域涉足、尝试、实践，最初是高晓声、路遥、然后是京夫，贾平凹等。
８０年代改革初始，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高加林，以后又在《平凡的世界》里塑造了一个富有抗争精神的孙少平。
这两个形象无疑在农村思想思变的青年农民中引起过心灵的震动。
贾平凹笔下的金狗，比孙少平本领更大，生活道路更曲折，抗争精神更强。
金狗的阅历与秦岭、巴山一样丰厚，他从一个州河上的“浪里白条”带着希望闯进了军营，在那令人窒息的年代里，他又无力地回到了州河。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州河，他焕发了青春活力，敏锐地捕捉到经济大潮的势头，率先干起了航运。
从此，他在州河上如鱼得水。
凭着他的才力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闯进了上流社会，成为“无冕之王”。
他不断地进取、奋斗，时刻记着人民的疾苦和重托，他疾恶如仇，他凭记者的身份和才智，有理有节地与邪恶作斗争。
先后参倒了不顾百姓死活的东河县委书记，以及专员巩宝山、县委书记田有善等两个腐败的官僚集团。
他虽遭报复，但他至死不屈，终获胜利。
即使最后留职停薪乃至被无故除名，他退回州河，在改革的路上他也没有停步，仍在领导着州河的航运事业。
金狗身上的正直力量和体现出的“看山狗”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呼唤和所需要的。
除了一批在困境中不断奋斗的农村青年典型外，陕西作家们还塑造了一批与改革的时代相悖的艺术典型。
贾平凹笔下的田中正、京夫笔下的左青龙便是这一类型。
只不过左青龙［（２５）］比田中正更阴毒，更残酷，是一个十足的希特勒式的报复狂。
幼时的左青龙差不多已经是一个癞皮。
八百老百姓给这种作恶多端的人送了一“美号”：
黑子队伍。
以后，他成了土改根子，再以后哄骗到一个老婆，然后又去当了兵。
当他的老婆因性饥渴难耐与人同居出了问题后，他按照法律程序将那个邮电工人送进了监狱。
退伍回乡后，左青龙便以大队党支书身份，巧施诡计，将那邮电工人的女儿——年纪尚小且又十分漂亮的荷花嫁给了植物人王兴启，然后逐步利用职权霸占了荷花。
左青龙时刻企图往上爬，文革中他以为气侯到了，摇身一变成为造反司令，常常借刀杀人，有时为了杀人灭口，竟将人活埋。
改革开放以后，左青龙凭他浪迹江湖的直觉与乖巧，见风使舵。
又成了私营厂长企业家。
他一方面捐助教育，捞取名誉；另一方面又去行贿，争取政府的财政投入。
同时，他始终不忘报复荷花与林生，以至自己众叛亲离，他仍不死心。
最后设计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从而引发了一场哈姆雷特式的仇杀。
作者对左青龙结局的安排，虽然没有跳出回果报应，历史轮因的窠臼，但总的说来，左青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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