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史之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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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军阀的所作所为，虽然各有不同。
有的无远图之志，专好女子玉帛、良田美宅；
有的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恃强骄矜，缺乏雄才大略，不能深谋善断。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
为了武装割据，争夺天下，都力求扩充自己的实力。
为此不断征兵筹饷，常加赋横敛民财.甚至公开抢掠，残害人民，破坏生产。
而元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加紧盘剥百姓。
朱元璋虽然比较注意军纪，收拾人心，但他为了争得天下，也不得不时时征发劳役，加赋于民。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
它是敌我双方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手段。
它的性质虽有区别，但其本身都会对生产、生活设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带来不同程度的直接破坏。
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时局变动更加混乱和动荡，同时形成两种战争。
一种是军阀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军阀与元王朝之间的战争。
元末形成的这两场战争，如果从元朝至正八年（１３４８年）
十一月方国珍起兵海上算起，至朱元璋灭大汉，取大周，称皇帝为止，前后历时近２０年。
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进行了多年的南北征战。
连年战争的结果，留下的是城乡各地人民大量伤亡，土地荒芜、禾稼尽废，经济萧条，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
在大汉国陈友谅占据的区域内：
元朝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５５年）五月，朱元璋以湖广荆、襄初平，调浙东提刑按察使章溢为湖广按察佥事。
章溢到湖广，见所在多废地.荆州白水镇，由宋元时居民万家，至元末明初成为一片废墟①。
洪武三十年二月，湖广常德武陵县民奏报：
武陵等十县，自丙申（至正十六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②。
江西，未归入朱元璋版图以前，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③。
著名瓷都景德镇，唐宋以来已是一个颇为发达的手工业重镇。
元末以兵火破坏，灾荒疫疠，人民十死八九，房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塞，十里五里绝无人烟。
瑞金，原有民户在籍者６１９３户。
元末战争以来，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④。
在大周国张士诚割据的地区：
自赵宋以降，素以财赋重地和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江南苏、松、嘉、湖地区，元末战争以后为张士诚的辖区。
在他入据时，还是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他也因此得以兵粮饶足，雄视一时.到了元末明初，连最有名气的苏州城，都变成冷冷清清。
成、弘时吴人王锜描述说：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士诚）之据，天兵（明太祖军队）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南京、中都凤阳、北京），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先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
然犹未盛也。
迄成化年间，始见其回若异境①。
浙江湖州乌程县名镇乌程，经过元末战争的破坏，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②。
即使是在朱元璋经营的区域内，情况也相差无几，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颍州，因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墟。
泗州，至明朝建国以后，亦是如此③。
临濠为朱元璋老家。
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说：
兵革之后，中原民多流亡，而临濠地多闲弃④。
同年五月，他又说：
惟尔两浙，自归附以后，民力未苏⑤。
至洪武七年，朱元璋以临濠为吾乡里，兵革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令移民往耕。
广东、广西两地，由于元将何真、阿思兰等人拥兵割据，生产同样极大破坏，民不堪命。
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命廖永忠等率领由海道取广东时，谕其曰：
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
①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
① 《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②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⑤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
在西南地区，明玉珍父子占领的四川，多是荒芜不治之地。
经过明初大力恢复以后，不少地方经济仍待复苏。
洪武二十年三月，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上书朝廷，说：
四川所割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
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①。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四川都指挥同知徐凯还奏言：
汉州地广民稀，宜发军士往彼，屯种自食。
太祖从之②。
在元朝贵族梁王把持的云南，也是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③。
在元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区北方，元末饱经战乱；
明朝立国以后，随着战场由南向北转移，连年干戈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社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胜凋敝，遗骸遍野④。
山东、河南，原是北方两个大省，人口众多。
元末以来，人民大量死亡，变为多是无人之地⑤。
河北等处也不例外。
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
新附之邦，生民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望。
同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宋冕为开封府知府，指示他说：
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⑥。
三年六月，山东济南知府陈修与司农官上疏言：
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⑦。
同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言时政，说：
自辛卯（元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
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⑧。
裕州，至永乐元年还是地广人稀⑨。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
今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⑩。
西北地区，洪武三年指挥使甯正到河州时，所见是城邑空虚，人骨出积①。
大体说来，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是元末明初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
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②。
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
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③。
朱元璋说的这两段话，既充分概括了元末明初的经济萧条状况，又充分说明了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零，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新生的朱明王朝的致命威胁。
明太祖这位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勇敢地面对现实。
在依靠武力打天下之后，继续担负起历史重任。
为了尽快改变民无宁居，耕稼尽废，粮食匮乏的局面，以稳定大局，巩固政权，他雷厉风行，采取措施，与民休养生息，积极恢复社会经济。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⑤ 顾炎武：
《日知录》卷一○。
⑥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⑦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⑧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
⑨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⑩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二）明朝政府恢复社会经济的主要措施
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政治、文化、军事才能发展起来。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其经济思想有两点颇足称道。
第一，由于他出身农民，而且幼而孤贫，亲历田里，饱受艰难，了解民间疾苦。
所以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①。
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困苦，与民休养生息。
第二，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②。
与民休养生息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动群众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早在建国以前，他就对中书省的官员说过：
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③。
衣食之本，在于农桑④。
只有发展农桑，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国家才能立起来。
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
在封建社会，户口的兴衰和土地的利用，是影响农桑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衡量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否发达的两个主要标志。
建国伊始，明太祖立即提出以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恢复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任务。
并围绕着实现这个中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效的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有开垦荒地、兴办水利交通、制定赋役政策、田赋折色和减免夏秋二税。
１。
发动军民垦田这个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和商人屯田。
是明初恢复社会经济各项措施中最主要的一项。
移民垦荒，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发展生产，而经常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朱元璋也沿袭了这种做法。
他坚决运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空前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运动，从而造成农村人口大移徙和土地大开发。
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迁苏州富民实濠州。
明初移民垦荒运动自此开始。
洪武三年五月，在河南设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诸事务。
三年六月，迁苏、松、嘉、湖、抗五府无田之民４０００户往耕临濠，就所种田为己业。
由官府资助耕牛、种籽、舟车和粮食，三年不征田租。
同月，又命北方农村无田之民开垦近城荒地，每户１５亩、菜地２亩。
有余力者不限顷亩。
皆三年免税。
四年三月，移山后之民１７０００户耕田于北平。
六月，又徙山后民３５８００户入籍北平卫、府，为军者给衣粮，为民者以田耕。
后再徙沙漠故元遗民３２０００户赴北平耕种。
前后计立屯２５４，垦田１３００余顷。
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河北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种田。
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筦、增城元将何真所部降民２４４００余人于泗洲屯田。
二十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
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贫民往河南就耕，给钞备农具，三年不纳税。
二十二年四月，迁江南苏、松、杭、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往滁州、和州等处开耕，赐钞购农具，免租税三年。
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
二十四年七月，移江南诸处富民１４３００余户填实京师（南京）。
二十五年二月，徒山东登、莱诸府贫民无产业者５６３５户入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八月，给山西兵民１０万人，每人钞３０锭，令置耕牛开荒。
闰十二月，令户部遣官赴湖广、江西诸郡县买牛２２３００余头，分给山东屯种贫民。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洪武以后，继续执行明太祖的移民垦荒政策。
如，建文四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钞备农具，五年免征税粮。
永乐元年八月，发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
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至北京务农。
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开垦荒地，三年免税。
以上这些，仅是一些全国性的或影响较大的移民。
另外，还有江南向江北移民，江、浙省内各地的移民，湖广向西南云、贵、川的移民，特别是山西向北平、河南、山东等处的移民，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以及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某些边境地区向内地的移民。
次数繁多，不胜枚举。
军队屯田与商人屯田，目标与移民垦荒一致。
但方针政策、管理体制与具体运作，则有些不同。
军队，是明初垦荒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军队屯田，最早始于元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士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令军兴屯的目的是为使兵粮自给，减轻百姓负担。
经过数年实践，军队屯田经济效益显著。
到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所部得谷１５０００余石，除给军饷，尚余７０００石。
朱元璋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屯田之令，命自今为始，诸将务必勤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使兵食充足，而国有所赖①。
从此之后，军士屯田便在全国军队中广泛而有秩序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命诸将分赴各地重兵屯田，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大事认真抓好，切不可坐食民租，务得兵有养而民力不劳。
其次尽心制定实施细则，视地理险易确定屯、守比例、屯田科则和各项奖罚措施。
大体上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也有四六开或五五开的。
军屯的地区，总的说来是边区多，内地少。
每人授田５０亩，供给耕牛、农具，每亩收租（子粒）一斗。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之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其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
二十七年六月，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起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减轻江南的税粮运输。
洪武以后，为了坚持兵食自给，又做了一些新的规定。
建文四年九月，命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的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
年终向朝廷上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
同时正式定立科则：
每军田一分（５０亩），收正粮１２石，贮于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永乐二年，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
以每年食米１２石外余６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
凡屯军年６０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不受此赏罚条例限制。
宣德、正统以后，屯政稍弛，军屯开始衰败。
商屯，即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后来有些盐商在边境招人垦田，就地纳米饷边。
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
数量最多的是移民垦荒和军士屯田。
移民开荒、军队种田和商人开中，都是屯田，即《明史？
食货志》所说的军、民、商屯田.它们在明代田土制度分类上，都属于官田.
① 以上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移民和屯军的任务，都是参加开荒屯田。
其主要区别是，授田的亩数和科则不同；
民屯多分布于内地，军屯集中于边区；
军屯的考核制度比较严格，民屯没有具体规定；
民屯由府州县管理，军屯领之卫所。
生产资料均由户、工二部统筹。
至于商屯，则多由户部综理。
移民、调军、募商大兴屯垦，自始至终都是在封建国家的直接策划下，依靠政权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进行的。
它是集恢复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秩序于一体的一项系统而又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
明朝决策者之所以在建国伊始实施这样艰巨的工程，完全是时势使然。
洪武初期的经济形势，前已叙述，于此不赘。
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退居塞外的残元势力卷土重来，彻底根除各地群雄的残存势力，建设京师以及加强对周边各个少数民族的控制。
永乐朝，经济上的问题主要是靖难之役对河北、山东等地的严重破坏。
政治上与军事上，仍是蒙古贵族势力的威胁，以及大力建设新都城北京。
进入宣德，全国经济业已完全恢复，国内大势已趋稳定。
由于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不同，移民、调军垦荒的规模和对象、去向也有很大的差别。
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时已大为减少。
迄宣宗登位，天下郡县人民版籍已定，产业有恒，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基本结束。
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①。
移调的对象与去向不明，表现得更为清楚。
明太祖在位时，加入垦荒屯田的对象，主要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被认为威胁明朝政权的敌对分子。
如，故元官吏将士及塞外边民、群雄的降兵降民、罪犯和江南诸府的豪强地主。
明太祖对这类人又采行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
故元官兵与塞外边民，从洪武元年至五年被迁徙的约有５０余万人。
多数是移入京师（南京）和北平诸府州县开荒种田。
其中，边民内迁包容双层用意：
减少北元入犯时以边民为内应的危险性；
使各族人民杂居，以汉文化同化之，达到民族融合之目的。
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势力，以及江南豪强地主，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被迁者约为３６０００余人，主要是迁入南京和临濠屯种。
意在使他们从此失有原有的政治影响及财富，即便于就近监控他们，又借以充实京师和繁荣明王朝的发祥地。
罪犯及其家属，大多是发往西南和辽东，用以戍边和开发边区经济。
第二类是缺少田产的贫民以及遭受兵火劫难、赋役剥削和自然灾害而破产颠沛流离的流民，移向主要是由人稠地狭的狭乡，迁入人稀地广的宽乡；
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移入经济落后的边区，以使地尽其利，而民有恒业。
第三类是军队。
他们多数是移调边区。
如，洪武十六年到二十年移戍的１３万人中，就有近６万人开入云南屯田。
对以上各类的政策，虽有不同，但其出发点则一，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
消除敌对势力，巩固新生政权；
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供给。
就人数与作用而言，贫民、流民、军士是构成屯垦的主体，恢复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
各地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
元末以来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也不一样，调动军队和移徙人民开荒种田，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大框框。
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等人可谓处置得当。
既时刻不忘敌对势力的威胁，又紧紧把握住恢复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坚持政治、经济两手抓。
对此，只要看封建朝廷部置的人口移动的区域，就一清二楚了。
洪武时，移出居民最多的是元明交替时战乱较少和民稠地狭的山西及山东东部，有数字可计者为５１万余人。
其次，是与蒙古接壤的塞北地区，约４７万人，此线为消除敌对势力。
再次，为原来方国珍、张士诚割据而又豪强势力强大、人口稠密的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约为１８万人，此则兼具消除敌对势力与减轻人多地少压力的双重动机。
移入居民垦荒最多的是，元末战乱中罹难最惨烈、地荒人少的山东西部、河南、北平三地结合部，迁入者约１００余万人。
其次，为南京，约２４万人；
再次，为临濠、泗洲，计约２４万人。
目的俱不言而喻。
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对被移徙者说是一种艰难的转移，对朝廷说来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为了减少迁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明太祖依据政治、经济形势，采取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就近移动的方针，洪武前期主要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为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为山西南部→山东西部；
河南北部、北平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中，由于靖难战争延续四年，河北、山东等处土地重新荒废，人民流徙死亡；
出兵安南；
迁都；
郑和下西洋，国家财政面临新的困难，政治形势也不同了。
如何恢复靖难所引起的经济破坏、安抚破产农民；
巩固北部边防与建设新都，就成为摆在明成祖面前的两项主要任务。
于是他在继续实行移民垦荒的前提下，对移民垦荒的区域作了新的调整。
此时移出人口最多的是南京，原因一是已失去国都的地位；
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除减去驻军尚有３０余万人，且多为民匠户。
次为山西和山东东部，计为１２万人左右，原因是民户丁多，而多无田.次为安南，约２万人，意在安抚。
移入最多的是北京地区，总数达３０万人左右。
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为了建设宫殿。
明初调军、移民、募商开垦荒地，从至正十八年立民兵万户府开始迄宣德、正统间基本结束，前后历时八、九十年。
洪武时移参加垦荒的人数最多，有数字可稽的移民１６８余万人（实际可能在３００万人上下）。
永乐时移民３５万人以上（实际可能达到６０万左右）①。
时间之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实为历来所罕见。
不仅在明代，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
在整个移民、调军屯垦的过程中，明太祖政策明确、规划得当、措施具体，贯彻坚决，近期效益和长远影响都十分显著。
第一、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大量增加。
朝廷所移之民，虽有不同界别和阶层、阶级，但最大量的是贫民、流民和军士；
其所从事的职业，因有为工（工匠）为农之分，而绝大多数都是垦荒务农。
如，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有数字可考的移民４２万人，其中仅迁入华北地区垦荒的即达３８余万人。
永乐元年至七年移民１７万人，专事垦荒者为１４万人。
于时，东自辽左（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桎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①。
全国可耕地面积由此年年增加。
洪武元年，天下州县垦田７７０余顷。
二年：
天下郡县垦田８９８顷。
三年：
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２１３５顷。
四年：
天下郡县垦田１０６６２２余顷。
六年：
天下垦田３５３９８０余顷。
七年：
天下郡县垦荒田９２１１２４顷。
八年：
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各省垦田地６２３０８顷。
九年：
天下垦田地２７５６６４顷。
十年：
垦田１５１３余顷。
十二年：
垦田２７３１０４余顷。
十三年：
天下开垦荒闲田地５３９３１顷。
十六年：
垦荒田１２６５余顷（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四府７３８余顷，山西平阳县５２７余顷）②。
① 据徐泓：
《明洪武年间的人口移徙》和《明永乐年间的户口移徙》。
本部分多处采用徐文的观点，谨致谢意。
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也最多。
以上总计１８０５１６４余顷。
这个数字只指两京１２省（贵州尚未建省）。
而且实际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些年代缺乏记录；
有的只为部分地区。
自洪武十七年起没有具体数字，而此期间移民垦荒者特多（如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入华北垦荒的有４２万人）。
据《诸司职掌》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计８５０７６２３余顷。
骎骎无弃土矣.军屯，江武时为８９万余顷①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诸朝的垦田数，虽《明实录》未详细记载，但可肯定有不少数量，尤其是永乐一朝。
富国之本，在于农桑.田野辟，农桑兴。
公元１４世纪下半叶至１５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明初南北两京的大规模兴建、明成祖靖难、出征安南、郑和下西洋，以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振世界，国内太平，经济富庶；
对外，四夷詟服，万国来朝.原因何在？
主要就在于通过发动军民大兴屯垦，使全国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如《明史？
食货志》所说的那样：
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盖是时，劭农务垦闢，土无莱芜，人效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供边军，餫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在封建时代，广大农民所渴望的是有田可耕和轻徭薄赋两件事。
通过大兴屯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分配的数量，也可以视为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使土地占有关系暂时趋于稳定。
广大无田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有田可耕，满足了对土地的起码要求，又多享有三年免税的优惠，生活由此有所保障。
从而也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存活率，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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