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公民及其政治态度辩正思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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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持有怎样的政治态度？
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如何？
为此，本研究将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的批判性公民进行实证分析。
二、概念与研究框架
（一）批判性公民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Inglehart，1997；
Inglehart，2005；
Norris，1999）认为，西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使得社会形态由现代社会转变为后现代社会，西方民众的价值观念由以物质汲取为导向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以自我表达为导向的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后者强调自由表达，实现自我价值，自由赋权，要求政治参与和保障公民权利，要求一个透明、公正、负责任的政府。
这种价值转变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民众持有很强的民主价值观，但是公民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由政治体系提供的“物质产品”转变为政治体系运行过程的合法、透明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而政府并未及时跟上民众价值观和民主期望的变化，从而导致其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由此产生“批判性公民”。
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所遭遇的“民主危机”或“政治信任危机”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状态，它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民主制度运行及其绩效已然陷入危机，而是与公民的期望相比不够好而已。
如果按照目前全世界比较权威的国家治理指数来衡量，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水平依然处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但是，总体而言，西方语境下的“批判性公民”在政治价值观上仍有基本的共识，即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政体核心价值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不被质疑，他们批判的只是政府当局以及特定的政策或政治行为者。
“批判性公民”强烈支持民主价值观，但是认为当前存在的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不足的。
他们对已建立的权威和传统的政治制度表达不满，认为当前参与的渠道无法实现民主的理想，因此想改革当前代议制民主的机制。
克林格曼（Klingemann，1999）也指出，“不满的民主派”（dissatisfieddemocrats）对政治绩效表示不满，但与此同时却支持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
换言之，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批判性公民”批判的矛头更多是指向特定的政治机构，而非抽象的、弥散性的政治基本价值和政府组织原理。
王正绪是最早关注中国的“批判性公民”的学者。
王正绪（Wang，2005：
155-171）在2005年撰文指出，经济发展对增加政府公信力有直接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会导致公民的价值改变，促使“批判性公民”的形成；
从现阶段来看，经济发展对政权的正作用要大于负作用，物质增加所带来的对政府的支持也大于价值改变所带来的不支持，因而中国的“批判性公民”时代尚未出现。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公民的价值观念开始转变，萌生了“后物质主义”观念和“自由民主价值”（王正绪、游宇，2012）。
王正绪与游宇（Wang&
You，2016：
1-20）近来著文称，中国公众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开始出现下降，其原因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进步性的（progressive），公众不断强化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使其对于政治机构更具批判性；
另一方面是修正性的（revisionist），公众偏好从经济产品转向了政治产品，公众政治文化的变化逐渐使得公众更加强调自由与赋权。
因而，他们认为数十年来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批判性公民”时代的到来。
芮国强和宋典（2015）也基于“批判性公民”的视角对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与政府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公民表达是公民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
虽然不少学者经常使用这一概念，但“批判性公民”概念本身并不十分清晰和严格。
不信任或者反对政府往往是人们为批判性公民所贴的标签，但是批判什么、反对什么并没有十分明确。
当不同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分析不同国家的批判性公民时，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祁玲玲和申道哲从民主体制支持和对民主表现是否满意两个维度对公民进行了分类，通过跨国实证分析指出批判性民主主义者（支持民主体制但不满意目前的民主表现者）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QiandShin，2011）。
台湾学者朱云汉、黄旻华、张佑宗等（Chu&
Huang，2010；
张佑宗，2011）认为对民主的支持有两种测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台湾语境下的“批判性公民”。
他们将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两种，分别通过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来测量，认为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存在四种类型，即批判性民主支持者、一致性民主支持者、非民主支持者和表面性民主支持者（见表1）。
其中的“批判性的民主支持者”有着较高的间接测量值和较低的直接测量值，这部分民众对民主在台湾的实现情况表达不满，但是这些民众却有着很高的民主价值观，其价值倾向是偏民主的。
上述学者从民主支持的不同类型对“批判性公民”做出的研究对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细致深入地考察“批判性公民”在不同政治体制和环境下可能具有的不同意涵，尤其是缺乏对中国语境的考察。
即便是王正绪的研究，也仅仅从政治信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批判性公民”，但是笔者认为政治不信任只是“批判性公民”政治态度的一个体现，而并不能涵盖“批判性”的全部含义。
朱云汉等人的研究启示我们既要综合考虑不同的维度来界定“批判性公民”，同时也要注意这个概念要符合中国的语境，有利于解释中国政治现象。
（二）两个维度：
体制认同与民主评价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环境，笔者认为，公民批判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
第一，批判政治体制；
第二，批判政治体制的绩效。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体制认同这一维度来描述“批判性公民”对政治体制的态度。
体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个子类别，它指的是公民对于自己所身处的政治体制的向心力和认可度。
一个国家具有较强的体制认同，这个国家才能保持基本的政治稳定。
假若公民对本国的政治体制产生质疑，那自然也就质疑和批判政府机构和政策，就从最根本上侵蚀着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使用体制认同作为测量维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样能够区分公民是否具有“反体制”的倾向，是否对核心政治结构保持最起码的认同。
使用政治信任作为批判性公民的测量指标的缺陷在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很多，可能有制度的因素，也可能有文化的因素，我们很难将政治上的不信任简单等同于批判现状，而把政治上的信任等同于满足现状。
用民主评价这一指标来定义“批判性公民”的合理之处在于，尽管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不符合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是自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将“民主”作为政治进步的名词，官方也在极力地宣传中国体制的民主性。
现今中国民众虽然对“民主”有着五花八门的理解，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价值，相对于独裁、君主制、威权等政府形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判断上的优先性和主导性,“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接受。
因此，通过考察公民对现体制在民主方面的评价，可以较为合理地界定批判性公民这一群体。
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本研究所建立的“批判性公民”的概念分类，并呈现出了四种理想类型（见表2）。
第一种类型是“非批判性公民”，这部分民众认同政治体制，同时也对体制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并没有体现出“批判性”。
“非批判性公民”一般可以被视为各种政策的支持者、政治机构的信任者，也是政治体制得以维系的坚定基础。
第二种类型是“建制派批判性公民”，这部分民众仍旧认同本国的政治体制，对政治体制保持忠诚，但是他们却对国家的民主现实感到不满。
他们想要提高国家的民主质量，但是又认可国家的现行体制，愿意在现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实现有序的渐进的改革，具有很强的“建设体制”的色彩。
第三种类型是“改良派批判性公民”，这部分民众对政治体制不认同，想要改变现行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却对体制的民主现状保持满意。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一个人会不认可政治体制，却认可它的民主表现呢？
我们推测这部分人的逻辑是，虽然他们并不认同现有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们又对国家的民主表现感到满意，认可国家在民主发展方面的努力方向并认为目前的民主发展速度是适当的，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来颠覆体制，而是采用渐进的“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改变体制的目的。
第四种类型，也就是政治最为激进的就是“疏离派批判性公民”，这部分民众既不认同现行的政治体制，又不满意当前的民主现实，他们想要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具有很强的“反叛性”或“批判性”。
“疏离派”和“改良派”的共同点是都不认同当前的政治体制，都想要寻求变革。
两者的不同点是，“疏离派”对当前的民主现状不满意，他们对现有体制不抱希望，因此倾向于去采用极端的态度评价政治和社会现状，并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进行抗争；
不同的是，“改良派”认同当前的民主发展现状，即使不认同体制，但是他们也愿意渐进性地增强体制的民主性，以量变推进质变，最终实现稳定的体制转型。
当然，这四种类型不是界限分明，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非批判性公民”在遭遇政治不公事件后，或者自己的利益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受损时，可能就向其他三种类型转变；
建制派长期对民主现状不满，可能就会怀疑体制的正当性；
当改良派对国家民主未来失去希望的时候，他们可能转变成疏离派；
而疏离派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下可能以建制派或者是改良派的面貌示人。
（三）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
以上的概念划分只是理论上的，那么现实中的批判性公民是什么样的？
在全体国民中占有多少比例？
这些不同的批判性公民群体在其他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方面处于何种状况呢？
１、政治态度
阿尔蒙德和维巴（1989：
14-34）认为，政治态度是个人对政治系统、系统中的各种角色、角色承担者、政治系统中的自我角色以及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根据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态度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认知，即个人是如何理解各种政治结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的，它涉及到个人对其对象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层次是情感，这是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比如信任或者不信任，尊敬或者不尊敬，认可或者不认可。
第三层次是行为倾向，这是指个人在对各种政治结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有了一定的认知和情感评价的基础上，愿意参与或者采取哪些政治行为来从事政治活动，个人可能现实中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其政治心理却已经有了这样做的政治倾向。
国内不少学者对政治态度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涉及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态度，不过基本未对批判性公民及其政治态度进行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设计了测量政治态度的五个指标：
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腐败感知、政治信任和民主价值观。
政治兴趣，是指公民对政治领域、政治机构、政治现象、政治事件的兴趣程度。
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兴趣关系密切，也是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
1954年，坎贝尔等学者（Campbelletal.，1954：
187）在研究美国选民选举的影响因素时首次提出了政治效能感这一概念，它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已经或者可能影响政治进程的感觉，以及个体公民能够发挥作用以带动可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感觉。
1959年，莱恩（Lane，1959:
162）对政治效能感做了进一步的区分，他认为政治效能感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政治行为者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力，另一种是政治行为者认为政府机构或工作人员接收到自己的政治诉求时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回应。
前者被称为内在效能感，而后者被称为外在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都将其认定为影响行为者政治行为的关键心理变量。
正如马德森（Madsen，1987:
571-582）所说的，学者们之所以关注政治效能感，是因为他们相信政治效能感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和体制支持有重要影响。
因此，考察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就是为了理解不同类型的“批判性公民”参与政治事务时的心理状态，两者最终也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行为。
腐败感知指的是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状况的主观感知程度。
一般认为，腐败感知影响着公民的政治信任，一个认为政府十分腐败的公民往往也最不信任政府。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于政治系统、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等的信任与认可。
政治信任对于一个政权的合法统治至关重要，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府及其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从而体现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
在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
Norris，1999；
Inglehart，2005）的著述中，“批判性公民”的产生是因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政治领域就更多的是强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
在我们用来分析中国批判性公民的现状时，批判性公民特指对现有体制和民主发展现状不满的公民。
这一群体并不必然具有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
因此，对批判性公民的民主价值观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该群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逻辑。
2、政治参与
如果说政治态度是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参与就是个人具体的政治行为。
政治参与是个人或者群体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政治或政府决策，并试图影响政策结果的行为。
在我国，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包括投票选举村委会或居委会委员、选举乡级和县级人大代表、通过信访部门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包括请愿、游行、示威等。
那么，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公民是否将这种“批判性”付诸实践，以寻求改变政治现实呢？
答案或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孙昕等人（2007）的研究所说明的，对基层政府比较信任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加村级选举，并将参加村委会选举视为获取自身利益和实现政治价值的重要活动；
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村民反而将选举看成是“走形式”，而不参与选举活动。
那么“批判性公民”会更倾向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制度或非制度渠道参与政治还是选择逃避或疏离现有政治，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诸如反叛、颠覆等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统治呢？
这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
三、数据来源和概念操作化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亚洲晴雨表调查（TheAsianBarometerSurvey）2015年的数据库，该调查采用“GPS辅助的区域抽样”和多层多阶段相结合的抽样方法，科学合理地面向全国民众展开调查，最终大陆地区的样本总数为4068。
在分析数据时，我们还使用了基于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而计算得到的样本权重系数，以便使抽样数据更能代表全国总体的状况。
下文数据分析中的样本数为添加权重系数后的数字。
同时，为了分析批判性公民的变化趋势，我们还将亚洲晴雨表调查2002、2008、2011三个年度的调查数据库作为辅助分析的数据来源。
（二）概念操作化
1.批判性公民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批判性公民”的概念类型，其定义由两个维度组成：
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
本研究将用“即使我们的政治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民也应当支持”来测量体制认同，用“总体而言，您对民主在我国实施的情形是否满意？
”来测量民主评价。
两个问题都经过了再编码，-1表示不认同与不满意，0表示不知道，1表示认同与满意。
我们将1与0同时归入非批判性公民的范畴，只有将选择-1也即明确表示不认同与不满意认定为批判性公民的表现。
2.政治态度
本研究选择了五种政治态度，即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腐败感知和民主价值观。
其中政治态度的对应问题是“您对政治上的事情有没有兴趣去了解？
”；
政治效能感对应的问题是“像我这样的人，对政府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力，你是否同意”；
政治信任对应的是民众对法院、中央政府、全国人大、解放军、公安部门、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腐败感知对应的问题是“您觉得中央官员/地方官员的腐败状况如何？
”。
对民主观念测量，我们选取国内外学术界争议最少的自由民主作为民主的基本定义，以此定义出发，选取了若干个问题来测量民众的民主价值观念。
这些问项主要涉及民主的7个维度：
1、是否盲从政府；
2、言论和思想自由；
3、司法独立；
4、权力制约；
5、法治原则；
6、程序正义；
7、结社自由。
从这7个维度出发，我们选取的问项包括：
1、“我们可以相信，政府领导人所做的决定总是正确的”；
2、“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
3、“在地方上东一个团体西一个团体，会影响地方的安定与和谐”；
4、“法院在审判重大案件时，应该接受当地政府的意见”；
5、“如果政府经常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那么就很难办好大事情”；
6、“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会就会混乱”；
7、“当国家面临困难时，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困难的情况可以不必理会法律”；
8、“法律程序太复杂，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不审理、直接判刑”。
3.政治参与
本研究将采用四个问题来测量政治参与情况：
第一，“选举期间，一些人会因为外出、生病、没时间等不去投票。
您在（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的选举中，去投票了吗？
第二，“自从您有资格参加选举以来，迄今为止选举您都参加投票了吗？
第三，“在过去三年里，您是否跟大家一起联名提出要求或请愿？
第四，“在过去的三年里，您是否参加过示威或者游行？
前两个问题测量的是制度化政治参与，后两个问题测量的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四、分析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批判性公民”的基本情况（见表3）。
我们先来看2015年的数据，经过事后多层加权处理，同时回答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这两个问题的样本数达到4472。
从频率分布来看，“非批判性公民”人数最多，占61.3%，由此可见大部分民众既支持现行的政治体制，又对当前的民主现状包持满意。
“改良派批判性公民”人数第二，占比16.6%；
其次是“建制派批判性公民”，占比13.8%；
最少的是“疏离派批判性公民”，总共占8.3%。
尽管“非批判性公民”仍旧占据主体，但是其他三种类型的比例已经接近四成，是不容小觑的政治群体，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也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如果按照2010年中国15-59岁成年人口占总人口13.7亿的70%来推算，那么建制派、改良派和疏离派批判性公民的人数分别是将近1.32亿、1.59亿和8千万，而三类批判性公民的总和则接近3.7亿。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了。
为了考察批判性公民历年的变化趋势，我们分析了亚洲晴雨表调查2002年、2008年和2011年的数据。
数据显示，非批判性公民从2002年到2008年比例有所上升，但是自2008年以后其比例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86%下降为2011年的66.8%，直到2015年的61.3%。
伴随着非批判性公民的下降，其他三种类型也相应变化（见图1）。
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建制派所占的比例在波动中下降，最低为2008年的10.2%，2015年变成13.8%，但是还是低于最初的15.2%。
然而，改良派和疏离派却明显增长。
改良派2002年仅占比2.3%，之后不断上升，直到2015年成为批判性公民中的最大类型，占比16.6%。
疏离派所占比例也从最初的2.4%增长为2015年的8.3%。
由是观之，2002年到2015年，非批判性公民比例大幅下降，其下降空间正好由不认同体制的改良派和疏离派填补。
我们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公民的人口学背景特征（见表4）。
从性别上来看，非批判性公民的性别均值是0.46，建制派均值是0.56，改良派均值是0.48，疏离派的性别均值是0.52。
由此说明，建制派和疏离派的男性比例更大，而非批判性公民和改良派的女性比例更大。
从年龄上来看，非批判公民的均值最高，为48.3岁,其次是建制派（41.95）），再次是改良派（39.58），最低的是疏离派（37.76）。
这就意味着，越激进的群体平均年龄越小，疏离派的年龄要显著小于其他群体。
从教育水平上来看，非批判性公民的教育水平最低，其均值只有1.87；
第二低的是改良派，其均值为2.21；
建制派均值为2.44，疏离派均值为2.50。
这说明，非批判性公民的平均学历是最低的，而疏离派的平均学历最高。
从类型划分的维度来看，对民主现状不满意的建制派和疏离派教育水平要高于其他两类。
从收入上来看，非批判性公民的收入水平最低，其次是改良派和疏离派，收入水平最高的是建制派。
与教育水平相似，收入水平最高的是建制派和疏离派，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当前民主现状不满。
。
从城乡身份上来看，非批判性公民和改良派均值最低，都为0.20；
其次是疏离派，而建制派的均值最高，达到0.36。
这说明，非批判性公民和改良派成员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更多，但是建制派和疏离派成员却持有更多的非农业户口。
以上五个变量都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做了均值检验，其P值都为0.000，证明不同类型公民之间的差别是显著的。
综上所述，非批判性公民的女性比例最大、年龄最大、教育水平最低、收入最低，农村户口持有者最多；
建制派的男性比例最大，收入水平最高，城市人口比例最高；
疏离派年龄最小、教育水平最高。
改良派一直处于中间位置。
不同类型的民众已经展现出了不同的背景特征，那么他们在深层次的政治态度方面也存在差异吗？
从政治兴趣度上来看，不同类型公民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见图2），并且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均值检验，P值为0.208，表明差异不显著。
整体来看，四种类型的公民的政治兴趣都不高，其均值都为负值。
这说明，尽管不同民众在体制认同和民主评价两方面的反应不同，但是他们在政治兴趣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别，政治兴趣感都比较低。
从政治效能感上来看，不同类型公民的差别也不明显（见图3），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均值检验，P值为0.081，差异不显著。
从整体上来看，四种类型的公民的均值都为负值，政治效能感均不高，非批判性公民、建制派、改良派和疏离派的均值分别为-0.396、-0.481、-0.376、-0.374，但各组之间政治效能感差异不大。
自从“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高层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
考察公民对官员的腐败感知能够帮助我们窥探公民对政府的态度和评价（见表5）。
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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