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元忆宁夏煤矿区的勘探和开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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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元忆宁夏煤矿区的勘探和开发
忆宁夏煤矿区的勘探和开发
刘绍元
前 言
宁夏煤矿区的勘探与开发的由来，据原宁夏煤管局总工程师沈季良告诉我说，约在1955年底，周总理指示煤炭部部长陈郁同志，包兰铁路通车，但沿线的铁路机车用煤问题至今还没有落实，你们要加快找煤开矿的步伐。
至此，陈部长立即电告西北煤管局和西北煤田地质局开展沿线的找煤工作。
于是，我们便背起背包到了宁夏。
一、石嘴山向斜东南翼井田
1956年元月4日，我在陕西省铜川西北煤田地质局132勘探队地质科工作。
科长李天顺同志通知我：
“组织决定调你去新成立的勘探队工作。
地点在甘肃省惠农县石嘴山镇。
任务紧急，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动身。
”元月6日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我和邵子武、马秉瑚由铜川乘火车到了西安。
元月8日，吃完早饭，由旅馆急忙步行赶到西北煤田地质局，参加新勘探队成立大会。
会场设在局食堂，参加人员除该局全体职工外，就是我们几位新队的同志。
大会由局长主持，他先宣布成立146勘探队，并将新刻就的146煤田地质勘探队的公章交给新队队长郭文庆同志。
最后讲些该队的任务，要求即刻动身，早日开展工作。
这个勘探队就是现在宁夏煤田地质局的前身。
在此之前，煤炭部和地质部的专家们（包括苏联专家）曾认为，石嘴山地区水文地质条件太复杂，不宜建矿。
但地质部644勘探队则对专家们的意见持否定态度。
元月10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我们一行13人分别乘一辆美制中吉普车和两辆美制10轮万国牌卡车奔赴石嘴山。
在吉普车里有队长郭文庆、地质技术员刘厚贤、邵子武、马秉瑚、刘国雄、温荣、丁培民和我，另有搞计划工作的梁恩平。
卡车上除帐篷、行李等物外，还有搞钻探工作的李玉华、杨昆、高本才和搞行政管理工作的张凤山。
另外还有3位汽车司机。
我们这些技术人员都是刚毕业不久、不到26岁的大专生。
我们从西安沿古丝绸之路西行，北风怒吼，大雪纷飞。
积雪涌到汽车前的保险杠上，汽车轮胎挂上防滑链，推着积雪爬行。
汽车都是从朝鲜战场上运来的战利品，稍加修复就开始使用。
由于汽车发动机门阀上的弹簧质量低劣，走不多远，就因弹簧折断，停车更换。
配件用完，只好中途停在路上，等后面汽车驶来，向他们讨要。
停车时间一长，水箱马上就要结冰，还要烤车。
就这样，第一天一早出发，半夜才到了甘肃省泾川县。
直到第11天的晚上，才到达目的——石嘴山镇。
当夜睡在马车店的门板上。
第二天一早，顾不得几天的疲劳，就开始紧张的野外工作。
当时的石嘴山镇加上农村人口仅有3000人。
贺兰山前黄羊成群，有时跑到镇里来，如入无人之境，有人形容该地风沙时说：
“石嘴山一年只刮一次风，一刮就是一年。
”这话虽不准确，但风沙多，风沙大确是事实。
贺兰山前的砾石被风沙剥蚀，均呈三角形，其尖端均迎着西北风向；放在外面的自行车，一上午，被风沙剥去镀铬和漆皮，露出光亮的铁面。
小镇在工业方面，仅有一个陶瓷厂和为该厂服务的一个小煤窑及一座小电站。
据说，该电站的发电机曾是慈禧太后时代在清宫里使用的。
对此我们没有考究。
我们在野外工作中，除地质罗盘和锤子以外，就是一张马鸿逵留下的极不准确的所谓军用地图，其它再没有别的东西。
由于该区风沙弥漫，寒气逼人，气候干旱，不少人经常流鼻血，嘴唇干裂，脸上脱皮，喉咙肿疼。
但谁也没考虑这些，只是抢时间，争取早日提出勘探设计，满足施工要求。
2月12日春节这一天，我们仍坚持工作到深夜。
正月十五前，编完勘探设计，报西北煤田地质局批准。
当我们在开展野外工作的同时，勘探工人、管理人员和各种机械设备都已陆续到达。
我当时任地质科水文组组长，搞水文工作。
石嘴山矿区向斜东南翼井田煤层和地质构造都比较简单，对矿井开发不存在问题，但矿区滨临黄河，煤层向东北走向穿过黄河直达东岸。
煤层浅部报废的小煤窑星罗棋布，充满水的采空塌陷区沿三个厚煤层塌陷成三条深沟，直达河岸，因此，查清黄河水和采空区积水对矿井开采的影响，是决定该矿能否开发的关键问题。
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一股革命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不断激励着我，决心搞好工作，报答党的培养教育。
为了了解地下岩层的含水状况，必须在钻孔中作抽水试验。
一次试验最少需经15—20个昼夜不停地工作，并在抽水中每隔一1个小时测量一次钻孔内的水位、涌水量、水温和气温。
抽水所用的设备是空气压缩机。
将高压空气用管子通入钻孔内，使之与水混合后涌出地面。
高压的水和空气通过地面胶管向外喷出时，由于压力的影响，几米长的胶皮管在地面来回翻腾。
当时，没有任何仪表，需用力抱着胶管使水流到一个2立方米的铁箱子里，测定流满的时间，算出钻孔单位时间的涌水量。
在抱胶管时，翻腾的胶管有时把人打得很远，甚至击倒在地。
测一次流量，水溅全身，将衣服湿透。
这些工作都是在露天进行。
北风怒吼，滴水成冰，气温在零下29度半，工作之艰辛以及水文地质人员的奉献精神可想而知!
经过一年多日日夜夜艰苦的工作，终于作出黄河水和小煤窑废巷废水对矿井开采没有影响的结论。
1957年12月3日，我们向上级提交了《石嘴山向斜东南翼井田精查地质报告》。
1958年3月22日，全国矿产估量委员会下达第152号审查批准决议书，确定精查储量3．52亿吨。
1957年上半年，我以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先后参加煤炭工业部地质司、西北煤管局和银川地委召开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我们正紧张地进行勘探的同时，西安煤矿设计院派出技术人员到现场边收集地质勘探资料，边设计矿井。
同时，以孙昶同志为首的石嘴山煤矿筹建处于1956年元月24日成立，并进行紧张的矿井开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和他们都分别住在破窑里。
为满足矿区建设的需要，1956年初，决定首先建一座2台240千瓦发电厂，该机组分别于1957年4月8日和10月24日建成投产。
1958年6月7日又有2台1500千瓦发电机组投产。
在铁路还没修通前，完全靠汽车把一个庞然大物——发电设备由兰州运到石嘴山当时是不可能的。
他们用木筏将重型设备由兰州沿黄河经无数激流险滩，终于安全运抵石嘴山，创黄河运输史上的奇迹，至今传为佳话。
1957年10月20日，石嘴山第一对现代化矿井——一号斜井破土动工，年设计生产原煤45万吨，从此结束了宁夏没有现代化矿井的历史。
1959年，我在宁夏煤管局地质处（经济独立核算单位）任技本总管。
国庆节刚过，我随宁夏煤管局局长高节同志去北京参加煤炭部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
会议期间，煤管局打来加急电话，报告石嘴山矿井10月15日，在+1300米水平大巷内发生透水事故，淹死井下工人25名。
在处理事故时，周总理派了飞机从上海运来大水泵以解决矿井排水之急。
会议结束回银川，得知事故发生当时，矿务局局长孙昶同志说：
“刘绍元说黄河对矿井没有影响，快去找他解决问题”在紧急关头，146勘探队派水文技术员张永信同志协助调查事故原因。
结果，证明是矿井巷道掘过了我们划定的采空区界限，上部采空区积水向下飞流造成的。
二、沙巴台矿区
沙巴台矿区位于贺兰山北段山中，与石嘴山东西相望。
东距石嘴山镇23公里，面积13．6平方公里，煤种为主焦煤和瘦煤。
在其南端有零星报废的小煤窑，据当地牧民介绍，在解放前闹兵灾时，人们曾在井下避难。
1957年夏，石嘴山水文地质工作步人正规的时候，我率领一个普查小组到沙巴台矿区普查找煤。
经一个多月的野外工作，提交了普查勘探设计。
1958年底，提交了沙巴台矿区清查地质报告，储量1．65亿吨。
1959年8月，宁夏煤管局决定成立石嘴山煤炭局一沙巴台筹建处，对该区进行正式开发建设。
同年12月，该区二三号斜井同时破土开工，设计年产原煤分别为90万吨／年和60万吨／年。
因该区煤中灰份太高、又难以洗去，加上矿区运煤铁路因矿区标高太高，从石嘴山火车站接轨经正义关沟或柳条沟均因铁路坡度过大，无法运行。
同时，又遇上1960年的全国工业大调整，随即下马停建。
三、石炭井矿区
石炭井矿区的煤种均为可供炼焦的主焦煤、瘦煤、肥煤和气煤。
煤的质量和可洗性均比石嘴山好。
探明工业储量3．3亿吨，矿区设计从南向北为一、二、三矿。
在50年代到60年代，甘肃酒泉钢厂和内蒙古包头钢厂正在加紧建设。
为切实保证东、西这两大钢厂用炼焦煤的急需，中央要求加快石炭井矿区炼焦煤基地的建设速度。
石炭井矿区最早是由地质部644勘探队勘探设计的。
1956年元月，我曾到过该队，他们已完成了全矿区的勘探任务。
设在石炭井南部渤力海带滩的队部，是用土坯盖起来的临时房子，算是当地最大的单位。
1959年，该处曾一度为石炭井建井工程处的办公室，当时，大部人员都已放假回家过春节，只有少数看守人员。
1959年10月，西安煤矿设计院根据644队提交的地质报告编《石炭井矿区总体规划》（矿区生产能力为240—270万吨／年），经审查，因地质资料不完整，不能作为矿井开发规划的依据，未获批准。
为此，要求加快该区的补充勘探，以满足炼焦煤基地的建设急需，就成为煤田地质勘探人员的中心任务。
1959年秋，我们接到西北煤管局通知，要求火速搬钻机前去石炭井矿区北部三矿进行勘探。
钻孔位置是由西安煤矿设计院在图上圈定的。
我们打完一批钻孔，紧接着又是一批，一直打个没完。
但地质情况仍是不清，反而觉得更加复杂。
由于钻探工作量不断增加，决定把146勘探队的主力由石嘴山迁到石炭井，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
为保证石炭井矿区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对石炭井矿区的所有地质资料作了全面地分析研究。
认为原地质资料存在不少问题，只有系统地全面地补充勘探，才能满足建井设计的需要。
于是，从1959年到1963年，在完成大量的地质工作的基础上，先后提交了《贺兰山煤田石炭井矿区一矿井田重新勘探最终地质报告（精查）》两份地质报告。
1964年2月13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我接到煤炭部地质司的加急电话通知，要我立即去汇报工作。
我急忙赶到部里，才知道是规划石炭井矿区的地质勘探会战工作。
我在部工作到正月十五过后，提出会战方案，经煤炭部批准。
这次会战的主战场是石炭井矿区中部的二矿和北部的三矿，要求通过会战的方式，在1964年国庆节前提出全国第一流的地质报告，以保证矿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确保任务的完成，首先调甘肃133煤田勘探队参加会战，负责完成三矿的勘探任务并提交精查最终地质报告。
银川勘探队（1962年夏宁夏煤管局撤销，组建西北煤管局，办公地点设在西安，其下属地质处改为银川勘探队，队部在原煤管局办公室）负责石炭井二矿并提交地质报告。
会战的全面工作由会战指挥部负责，指挥由西北煤田地质局正局长担任，我任会战指挥部地质组组长兼银川勘探队的技术总管。
1964年8月—9月，当几千人的会战正在紧张而又有序进行的时候，指挥部在石炭井召开西北区煤田地质工作会议，参加人员为各队的技术队长和技术主管，还有煤炭部地质司的处长及工程师各一人和西北煤田地质局主要技术人员，到会人数约100人左右。
当会议正在高峰的时候，急速转到银川队的技术工作上。
一开始就是万炮齐发，对我们在会战中的技术工作提出很多批评和指责，一时空气异常沉重。
经过20多天，大家意见全部提完，再没有说的了。
于是，我在会上郑重提出：
“地质工作的主战场是在野外，大家在室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现在要求到野外实际查看一下，这样才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当大家到了野外，和实际工作一对比，无不异口同声地说，银川队的技术工作做得好!
真过硬!
我们又经过20多个不眠之夜如期提出了石炭井二矿精查地质报告。
西北储量委员会以全国第一流的地质报告批准。
133队的地质报告，在我们的协助下，于12月份才提出。
同年10月，会战总指挥部在银川招待所又召开了银川队和133队科长和工程师以上人员参加的总结会战的工作会议，又对银川队的工作大加批评，但大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好作罢。
会后，提出我是由家门到校门，又由校门到单位门的所谓“三门”干部，决定让我到大武口水源队当了工人，去“补这课”。
此后，我在当工人时，得知会战总指挥犯了错误，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给予留党察看3年和行政级别由原10级降为13级的处分。
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把当时党委会议纪要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
我才知道，我在当时已被定为“特务头子”。
在我下边工作的主要技术人员都是“该组织”中的“骨干”。
幸因会战指挥犯了错误，没能来得及对此进行处理，我们一帮技术人员才幸免予难。
在石炭井矿区的地质勘探中，正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由此带来的诸多困难可想而知。
1994年，我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题为《石炭井忆旧》，刊在《宁夏日报》“夏风”副刊上：
风卷满天尘，苍茫不见人。
地窖揉睡眼，寒砾打开门。
腊月床山宿，通宵被土蹲。
云中登虎豹，见路喜沾襟。
由于极“左”政策带来的困难，在当时经历过的人都记忆犹新，对此就不谈了。
这里仅讲一个故事，从中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
1960年元月，“三九”寒天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地质人员从石嘴山乘敞篷汽车去石炭井工作。
走到距石炭井沟口约10公里左右的王家庄附近，汽车突然停火，再不能发动。
只好步行走了20多公里左右，到了石炭井沟口山神庙。
这时，本来就没吃饭的肚子真是饥饿难忍!
加上寒气逼人，再不能前行，只好在修铁路临时工棚的墙根下，露天地里躺到天明才开始行走。
到了公路道班房，看见厨房有一锅可以照见人的高梁稀粥，正冒着米香的热气。
真是诱人!
大师傅拿着勺子盛饭，正等着上班的人来吃早饭。
我们环视左右，再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
我们好话说了千万遍，乞求一碗，暖暖身子。
管事的人说：
“我们就这么多，给你们喝，我们就没有了!
早晨工人吃完饭还要上班干活呢!
”结果，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只好忍着饥寒，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蹒跚地向前慢慢地移动着。
走到中午，来了一辆汽车，我们几个人都躺在公路上，拦着车，才到了目的地。
1959年元月，石炭井矿区一、二号斜井同时破土动工，其设计能力分别为90万吨／年和60万吨／年。
由平罗火车站经大武口和大磴沟而达石炭井的运煤专用铁路支线于1960年4月动工新建，到1961年8月全线通车。
1960年7月年处理原煤能力300万吨的大武口洗煤厂开始建设（同年12月，因全国工业大调整而缓建）。
同年8月，设计能力3．2万吨／年的8号水泥厂亦动工建设。
当时石炭井矿区仅有岩石和荒沙，一下子开进去近万人的建设大军，仅是过冬问题，就成了关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头等大事。
在宁夏煤管局高节局长的主持下，发动群众搞“干打垒”住房。
就地取土和沙，建成土坯窑洞房，门窗有用土烧成陶瓷的，有用水泥预制的，还有以竹皮代替钢筋。
1959年国庆节前，在石炭井和大武口地区，一排排整齐的土坯窑洞房出现在荒滩上，保证了建设大军及其家属安居乐业和过冬急需。
在三年灾害期间，铺铁路用的钢轨的确是短缺物资。
当时潮（湖）—石（炭井）支线上的钢轨是利用从别的线路上撤下来的报废旧轨铺成的。
记得在钢轨上还铸有“大清光绪XX年，汉治萍公司造”的字样。
四、石炭井四矿
李家沟位于石炭井矿区正东约5公里左右，东西宽100米—300米，最窄处仅数10米。
南北成条带状，长10公里左右。
煤种和石炭井相似，一般称李家沟是指其北部开矿地段。
南端系无烟煤，因位于大磴沟正东，故名东沟，后称石炭井四矿。
1959年夏，宁夏煤管局局长高节同志在石炭井矿区周围调查时，发现了李家沟，以前无人知晓此处有煤，且无地名。
同年12月，宁夏和内蒙古划定边界时，内蒙古提出该区应由内蒙古管辖，但不知该地区有煤。
当时平罗县管辖石炭井矿区，该县李县长（名字已记不清）说：
“这个地方（指李家沟）名叫李家沟，是我们若干年以前就已经经营的草场，应由宁夏管辖。
”结果收该区归属宁夏。
李家沟名称遂使用至今。
1961年初，高节局长提出正式开发李家沟矿区最南端的无烟煤作为民用，以代替宝贵的汝箕沟优质无烟煤，并收该矿井称为东沟煤矿。
我在会上提出该区只能开非正规的小煤窑，不能开正规井。
因为，该区煤炭储量甚少，地质构造十分复杂，煤中硫分高达2％以上，不宜作民用。
1961年，国庆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在下午四点钟吃完饭后，从文化厅向西散步，抬头看见高节局长拿着一个小红皮包匆忙迎面而来。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
“走!
跟我上自治区党委去!
你办的事，你给我交待去!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敢问，只好跟着他进了自治区党委后门（当时自治区党委在现在自治区计委大院）。
到了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我俩在进门处坐下。
我定神环视了一下：
该室是一砖柱土坯房，地上铺张破苇席作为地毯，门旁放着一个待生火的铁炉子。
室内烟气呛人，让人透不过气来，光线极暗，几乎分不清远处人的面貌。
忽听自治区党委工业处吴生秀同志讲话，他站在最北面的人群里说：
“高节同志来了，咱们开会。
今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东沟煤矿的事，请大家发言。
”在发言中，我才知道东沟煤矿已经建成，所产煤炭因其中硫份甚大，呛人不好用。
当地群众历史上就用汝箕沟的低硫、低烟煤已成习惯，故对用东沟煤的反对意见非常强烈。
坐在被告席上的高局长，汗流满面，默默无言。
会上气氛非常紧张!
为扭转这样一个被动局面，我站起来说：
“咱们宁夏每年都因取火不慎，致使煤烟中毒事故屡有发生。
煤中有味，可以提醒人们打开门窗换气，不会发生不幸。
”高节跟着说：
“对!
对!
就是这样!
”当听到银川市委书记介绍东沟煤的硫份为2％时，我立刻记在手心上，低声对高局长说：
银川市委对东沟煤的化验结果和咱们的资料一样，都是2％，并伸出左手掌给他看。
高局长猛地站起来，吓了我一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该文件是报自治区党委，建议撤销中卫上下河沿煤矿，人员成建制的调去开发东沟煤矿。
高说：
“我在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提到东沟煤矿的硫份为2％，和银川市委化验的完全一样，我没有向自治区党委写假报告，说假话。
我是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建议的。
这建议的决定权在自治区党委，我无权决定。
”高节同志发言后，室内沉默了很长时间，吴书记站起来说：
“在开东沟煤矿的问题上，高节同志是如实反映了情况，没责任。
问题出在自治区某些人身上，没调查研究，草率决定撤销中卫上下河沿煤矿，人员去开东沟煤矿。
这个浪费应由自治区某些人造成的。
”并作了立刻关闭东沟煤矿的决定，会议就此结束。
过不几天，高节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自我检讨的口吻说：
“当初没有听从你的意见，办了这蠢事。
今后，你还要和以前一样，看见我不对的地方就直言不讳地提出。
”对此，我很受感动。
1966年9月26日，李家沟四矿破土开工，设计生产煤炭45万吨／年。
1970年7月1日，建成投产。
该矿因地质构造极其复杂，不得不于1984年底关闭。
该区不准确的地质报告是1965年我当工人时由别人提交的。
1958年元月，146勘探队临时成立汝箕沟矿区普查小组，我任组长。
由于汝箕沟道路崎岖不平和沿途运煤的大轱辘车、马车、架子车、骆驼队等拥挤不堪，难以行走，我们去汝箕沟煤矿的卡车走了一上午还没到目的地。
我们普查小组每天早出晚归，不知爬了多少座大山，于元月底在现场编完了汝箕沟矿区普查勘探设计，返回石嘴山。
汝箕沟矿区山高沟陡，交通及其不便。
在勘探设计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把笨重的钻机搬到山后古拉本煤矿附近作业。
经过我们野外多次勘察，利用该区地质构造的特点，沿着厚达20米左右的第二层煤露头（也是最松软的地层）的走向一直把运输公路修过分水岭—大岭（最高点）而达古拉本煤矿。
该临时运输路，如今已成为宁夏连接内蒙古草原一条主要运输干线。
通过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证实，汝箕沟矿区的无烟煤质优、量多，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同类煤种中最好的品种，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盛誉。
因该区位于高山峻岭中，兰州铁路设计院提出由大风沟修筑矿区运煤铁路方案，但坡度过大，无法运行。
为早日开发该区，高节局长曾率总工程师沈季良和工程师关勋、朱宝光三位同志在矿区及其周围调查了半个多月，没找出理想的修铁路方案。
1961年夏天一个早上，我在石炭井146队蹲点，刚起床，接到高局长电话，要我赶快到石炭井矿务局招待所见他。
我急忙到了招待所。
见了高节同志，在座的还有关勋和朱宝光二位。
高说：
“我们在山沟里调查了半个多月，没找见通往汝箕沟煤矿区的铁路线。
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到山上调查，尽快解决修铁路问题。
”我立刻答应说：
“可以!
请你用汽车把我送到葫芦斯台南部帽蒲鲁大山之下。
”我到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人乘高节坐的苏联制的嗄斯69小轿车（司机系刚从部队转业的许长顺同志）于上午10点钟左右到目的地，汽车就回去了。
我独自一人沿悬崖陡壁向北行走，见一峡谷，沿谷攀援而行，仰视一线蓝天，中有潺潺细流，齐腰身的野草随风仰伏，山风呼啸，虽夏尤寒。
穿过峡谷，登上银北山峰最高点——帽蒲鲁测量三角点。
环视四周，一比一的地形图摊在眼前。
日落西山，我到了矿区东部的白芨沟，宿在我们测量队测量小组的帐篷里（组长郭得棋）。
第二天早饭后，又向白芨沟西部翻了几座大山，沿葫芦斯台北部的流石沟（现称柳条沟）经宗别里，到陶斯沟，已是晚上10点钟左右。
住在146勘探队钻机的帐篷里。
醒来天已大亮，又步行到石炭井矿务局招待所。
向高节局长提出由大磴沟经陶斯沟、葫芦斯泰、宗别里、柳树沟而至汝箕沟矿的修路方案，中间打2．0公里左右的山沿。
该线穿过葫芦斯台的白灵矿井和乌兰矿井及陶斯沟、柴得郎两个煤矿，一举几得。
高节大喜，接着就说：
“刘工!
我命令你，三天之内把这个地区的地形测量图拿来!
”我回到银川立即布置测量。
到第三天晚上，我和郭得棋同志背着地形图原板，乘火车到达平罗车站，再由车站乘自行车，在沙漠地里走了半夜，天快亮时，见到高局长。
他坐在沙发上，一边打着蚊子，一边看图板，认为方案可行。
披衣起床，立即布置铁路线的选线测量工作。
这次铁路线勘察，我一人在山里走了两天没见人，除怕野兽外，就是怕人，因为在深山里，不知他是什么人。
六、同心县韦州煤田的勘探
1958年底，我由146勘探队技术总管调石嘴山宁夏基本建设局地质处任技术总管。
为解决勘探队的勘探后备基地和全面了解宁夏煤炭资源状况，曾对宁夏煤炭资源普查做了全面部署：
在石嘴山的146勘探队负责贺兰山东麓的普查找煤，灵武县磁窑堡的177勘探队负责其北部的横城和南部的石沟至下马关一带，中卫县上下河沿的208勘探队负责香山南麓和清水河流域。
1958年—1959年初，177勘探队重点在同心韦州地区进行野外普查，发现了韦州煤田最北端煤系零星出露的太阳山。
该区以前曾有许多小煤窑开采，故名炭窑山。
因炭窑山和太阳山谐音，故称太阳山，沿用至今。
韦州煤田北起太阳山，南至下马关以南的黑风沟一带，东西以青龙山和罗山西、东麓为界。
在煤田北端有零星煤层露头出现外，全部均为土层掩盖，成为隐伏煤田，有炼焦用煤20亿吨。
1959年4月6日，宁夏基建局地质处改为宁夏煤管局地质处（属独立经济核算单位），搬到银川南门外的胜利旅馆办公。
同年，“五一”刚过，就立即布置下属地震队、电法队、测量队在韦州地区开展大面积的综合普查找煤工作。
我于5—6月在韦州进行现场指导，从物探资料分析，结合现场地质条件，认为在韦州广大的土层下面有煤层存在。
为证实物探成果的可靠性，从177勘探队调502钻机（机长刘田）到韦州城东北约3—4公里打一钻孔。
该孔从1959年7月到同年12月10日共钻进170．95米。
在厚58．45米的土层下见到含煤地层，证实物探成果完全可靠，从而发现了韦州煤田，并向宁夏煤管局高节局长作了汇报。
高局长立即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两个拳头向上举，高兴地说：
“我现在有两个拳头，一是现在的石炭井，再一个就是韦州!
”
1960年8月成立214勘探队，在韦州煤田进行全面的普查勘探。
1962年4月，提交了《韦州煤田太阳山勘探区地质勘探总结（普查）》。
同年底，因工业调整，214队撤销。
1965年5月，139勘探队从河北邢台调到韦州（队部设在金积），进行普查勘探。
1982年底提交了普查报告，1983年1月经宁夏煤管局批准。
七、同心县线驮石矿区的发现和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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