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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这里将“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提出来是有所考虑的，这种考虑就是在分析历史事件尤其是分析事件影响及评判时应该坚持的观点。

历史意见不尽然都是正确的，同样的，时代意见也不尽然全和真理，但我们不该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钱老明确地指出：

“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皇帝，这是不必说的。

但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个皇帝，皇帝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摇篮是睡不得的。

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4钱老在此段论述时，引用了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表达他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辩证发展观。

而“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历史意见”：

在一个过去特定的节点中曾为“时代意见”，“时代意见”亦是由“历史意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节点所形成的。

因此，就中国历史而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极该重视的材料。

不了当时之事，仅以当今之事浅评论史上事之得失，实为愚蠢。

而得到对历史错误的认识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故重视时代意见的同时亦要重视历史意见，将二者辩证结合，分析历史之重，实为上策。

就全书的分析逻辑，我想分为以下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沿着传统的历史路线走的，即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沿革规律的。

第二条是就人事和制度两个政治构成要素的发展沿革来叙述的。

第一条线索中钱老之所以会选取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为中国古代朝代的代表是出于一定的考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2页

量的，这种考量的方式钱老在书中提到：

“唐宋元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

”5

从中央政府组织的沿革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发展变迁

在书中提到的历代中央政府的沿革严格说来可以归为一条线，即皇权的不断加强和相权的逐渐衰落，直至相权完全屈于皇权。

这个历史节点出现在清朝雍正帝设立军机处。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之后，君主专制可以说完全达到历史的顶峰，而相权则衰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以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及内廷及外廷的关系上浅窥这个线索。

先谈下书中提到的五个历史朝代的中央机构形成。

首先，在汉朝，中央机构有所谓的三公九卿。

三公即政府的行政官员，七卿6照名义上是皇帝的内廷官员。

这是大概，更有一点有趣的就是，以上的这九卿全部隶属于宰相，即政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难道在汉代皇室都得要隶属于政府么？

这个问题不难作答，钱穆先生在书子里提到：

“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的正式首长。

”7这里阐述了一个逻辑，以前家天下时，宰相的存在即是整个家庭的管家，在仆人的等级中处于最高地位，掌管整个大家庭的方方面面。

当这个大家庭沿革成为国家之时，封建家庭的控制范围逐步扩大，相辅相成的是国家政权机构的形成及不断扩大。

那么形成一个有力地管理整个封建国家的政府也就应运而生，大家庭的管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处理家庭事务到承担起了政府首脑的角色，做好本分（管理皇室）又履行其职责（管理封建国家）。

那时的宰相和皇室的关系可以概括为：

“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专报宰相。

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交中丞，在转入内廷。

”8此为当时皇室与政府的关系之大概。

在书中对此处的论述中，我留意到一个小细节，拿出来简单谈谈。

钱老在书中提到：

“因此讲中国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且不论。

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上是秦代之延续。

所以秦代暂且不讲，而只讲汉代。

”9钱老将秦汉作为一体展开的形式，与黄仁宇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先生坚持其大历史观，将中国古史分为三大帝国及诸多过渡阶段。

而秦汉作为古史第一帝国10，相互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而秦汉的特征当讲，“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着贵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页

6注1：

七卿是除大司农和少府的，除七卿外还有两卿，分别是少府和大司农。

少府主管皇室开销，大司农主管政府经济。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5页

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2页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6页

10黄仁宇（美）（1918-2000）从其大历史观出发，宏观上将我国古代上的朝代主要划分为三个帝国，分别为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唐宋）、第三帝国（明清）。

观点详见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赫逊

族性格，氏族力量大。

”11秦汉有诸多相似及联系，在内在性格12上有一以贯之的特性。

毫无疑问，秦汉处在由大家庭扩充到极权国家的准备及初步变化时期，不论是在整个官僚体制的架设上，还是在行政制度的设计上都带有此种转换的气息。

官员自身由大家从仆到国家官员的身份转换中，其独立性大大加强，逐渐形成官僚集团，其政治话语权亦不断增加。

官僚集团势力的扩大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形成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在随后的历史沿革中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

回归正题，视线再转向唐朝，唐朝的中央政府的特点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为“‘委员制’，而非‘领袖制”13。

唐代较于汉朝最大的不同是将相权分为三个部门14，由多人共同负责，采取全体决策制而非独立独策制。

三个部分的首长分别称为中书令，侍中，左右扑射15。

从官职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此三位政府最高的元首之前皆为皇室的内廷官，而在唐代成为了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

现简述唐朝行政运行一般过程。

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再呈皇帝画一敕字，再送门下审核，门下审核通过，如不涂归，则最后由尚书省负责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唐朝相权一分为三，但皇帝的权力发展不大，仅仅停留在画敕上。

如门下省涂归，则还需重画。

但此制度与现世君主立宪制度在某些方面相似，君主的不合理行为都受到限制，政府的权力较大，采取群体决策也亦趋于理性，因此钱穆先生力推唐朝的中央制度。

同时，钱老在书中提到：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

”16再说宋朝，宋之于唐，有一定的变动，却不能说是有很大的变动。

“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式推迁，无制度建立。

”17这句话正点中宋中央制度的核心特点，可谓一言以蔽之。

从宋代的三省位置就可见一斑，宋代三省中只有中书省还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到皇宫外头去了，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

注意一个“取”字，这个字显露了宋之于唐的重大变化。

在唐朝中书省是负责草拟政策的，可在宋朝却是取旨18，这不可谓不是君权的倾轧。

其实这种倾轧，从中央政府的某些方面说

1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二版第232页

12注2：

黄仁宇先生在前面所提的“贵族气息”

1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40页

14注3：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及以后的王朝中央政府的职权划分是将监察权独立出去，唐朝及之后的宰相拥有的是行政权而不包括监察权。

15注4：

由于唐太宗之前担任过尚书令，为了避讳，故尚书省不设最高长官，由两位副长官及左右扑射领衔，行使尚书职权。

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48页

1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74页

18注5：

宋初，宰相为了避嫌，为推崇皇帝，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个剳子，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草拟几种方法，送交皇帝审议，所谓“面去进止”。

然后宰相再照皇帝的意见正式

还是平衡的，谏官势力的兴起，对皇权的倾轧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这种所谓的遏制是有限的。

因为谏官之间势力较小，较为分散，较为孤立，他们的立场好像专在主持道义，而非反对政府。

这项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由于没有合理考量政府与谏官之间的相互制关系，没有一个客观可以威慑谏官的机制，结果谏官做大19，政府难堪。

故，钱老在书中做一个总结：

“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

20可宋代的皇权终究还是加强了，宋太祖在架设整体宋朝的架构之时考虑到了政府夺权，可未能考虑到政府内盘庚错节，制度松散无力，缺乏统一。

这是首创者的失职。

制度逐渐进行，等到危机之时，想要修缮，已无可能，故不能责怪日后的王安石和范仲淹等改革者的失职。

这是尊重历史意见的表现，也贯穿了钱老这本书的初衷。

明代的中央政府组织较于唐宋，皇权更加加强，正如书中提到：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独裁；

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期间比重不一，但不能说一切都由皇帝专制。

”21此话不假，自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受了此教训，从此废除宰相，不再另设，自此宰相这个政府首脑退出历史舞台。

君权膨胀得到极大的膨胀。

之后由于君权控制的需要，增设内阁，重树六部。

内廷压着外廷，相应的，作为内廷的“管家”太监的势力就会扩大，而这种壮大从废除宰相那刻起就已经开始，“不是树个牌子就能预防宦官乱政了，”22皇帝幼小，政府失权，宦官做大，垄断朝政，这一切都成了必然。

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回归汉唐宋，此事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小，然而这里却要面对一对矛盾，即相权和君权的矛盾。

相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宦官专权的几率。

可相权的存在依然是对君权最大的威胁。

如稍作引申，我国这种极权的国家政权形式，不论是皇权专制、相权独大，或是宦官专权都有其形成的沃土。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衡力量的缺失。

但这只是在民主制在现代得到极大发展的状况下而论的。

在当时在中国的农耕社会中决不可有过大的民主因素发展。

因此发表时代意见时更要尊重历史意见，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清代的中央政府设置基本与明制相似，只是由内阁制换成了军机处，相权已

19注6：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谏官群体从自身道德层面对合理的政策进行干涉属于典型大众心理。

在古斯塔夫?

勒芒（法）认为集体心理仅有“很普通的品质、智慧，最基本的智能，只具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

”*谏官对政策的反对过程中，这种心理让谏官集团缺乏对政策本身好坏的判断，因为“群体缺乏负罪意识，群体天然合理，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合乎正义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决定了这一点。

”**在专制皇权未达到足以限制这种集团之时，这种数量即合理的心理会一直存在，这样就可以解释之上谏官的行为了。

*古斯塔夫?

勒芒《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一版第8页

**古斯塔夫?

勒芒《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一版第25页

2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81页

2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02页、103页

22注7：

明太祖在洪武17年铸造一块“内臣不可干涉内政”的牌子，挂在宫门上，以防发生太监做大的情

经在这名称变化中消失殆尽。

此时，皇权已经达到顶峰，达到顶峰的那一刹，便是其衰落的开始。

就此简略的提及。

中央政府的沿革可以大概地总结为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内廷与外廷的变化。

从汉唐相权的相对独大，到明清时期的相权陨落，君权独大，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下面，我将谈谈对钱老书中地方体制的沿袭所反映出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形成的博弈。

从地方制度的变迁看中央集权的兴起和加强

全书除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制的变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即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与兴盛。

在概述之前，需先看看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从变迁中就可浅窥一番。

在书中，钱老集中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从对这五个主要朝代的地方制度的变迁的观察，便能够一窥究竟。

先提汉代，钱穆先生在书中极力推崇汉地方制，这从钱穆先生的论述上就可大概明了。

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

即“郡”和“县”。

县的总数稳定在一千一到一千四百个，郡虽流动性较大，但总数也维持在一百个左右。

“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点值得我们注意。

若与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

一省之大，等于一国。

或者还大于一国。

一省所辖县已达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23汉代郡长官叫郡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行政地位与九卿平等，皆为两千石。

那么，郡太守和中央九卿的就可以相互流转，郡太守进入中央可以做九卿，进一级为三公，中央的九卿调离中央可以在地方做郡太守。

“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也灵活，这又是汉制与后来的制度的不同。

”24由此看来，汉代中央地方的差距不是很大，中央的九卿和地方的太守俸禄基本相同，名义也差不多，在钱先生看来“虽为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的较小，却不感觉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25在制度上设立地方郡县两级制还不够，为了预防地方割据，监察地方，刺史应运而生，相较于中央机构官吏，刺史似是中央临时派下来的督导员26，品级较小，俸禄亦较少，故无所畏忌。

刺史在调查完了之后需汇报中央，御史丞再向上汇报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在汇报宰相，再由宰相负责统一处理，升降生杀别且再论。

再到唐，地方基础制度相较于汉朝变化不大，只是郡改名叫州，一州的编制与汉制一郡无异，之下管理的县数目较汉有所提升。

此乃基本情况。

但地方长官的任命权力由地方划归中央，这与汉制地方长官自行任用下属不相符，中央通过

2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5页

2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6页

2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16页

收归人事权达到消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但在执行中出现诸多流弊。

流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汉制中央和地方长官升转灵活，唐制地方官员皆为中央分发，品位较低，不得不希望升迁，但虽升迁迅速，但下级官员仍在下级，轻易不会升到上级去。

“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效率极大。

”27其二，设立御史台例行监察，监察脱离相权，且在监察过程中会长川地方，严重影响地方正常行政。

甚至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一级，明则地方行政为两级，实则在中央集权的发展下形成三级。

尤其在节度使的形成可见一斑。

最后的安史之乱不亦是这样的原因，中央指派大吏剥夺地方大吏之权，之后再由地方反抗中央。

再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为大毛病，至于任用外族军事首领，唐后期之动乱，可昭明示。

在延至宋，已在人事与制度皆出现问题。

地方行政制度之上设立三级，加之以“路”.增加了行政层数，再由中央委任长官，将中央暂时派任变为地方常驻，但这从严格上说是人事，非制度。

同时，主管地方的行政长官数目增多，相互扯皮推诿的可能性增大，这无疑降低了行政效率。

更要命的是，中央收归人事权的同时亦收归了财权和兵权，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的权力，这无疑加大了中央的权力，但当地方无钱无兵，遇到侵略则如何。

这也就是造成宋之积贫积弱的重要诱因。

也就是钱老在书中提到的“中央一失败，地方也就土崩瓦解。

”28这是制度方面的罅漏。

元明清基本沿袭唐宋之规律，行中书省，承宣布政使司换汤不换药。

但我们就其沿袭而看中央集权制度初步形成并得到加强。

到底这样的制度怎样，应该怎样评判，我认为当从两个方面去评判，即：

其一，削弱地方权力，有利于维护中央统治及国家统一，能有效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

其二，由中央直接指派官员不利于地方行政工作的开展，严重的削弱了地方的行政效率。

同时，剥夺地方人事权和财权严重的削弱了地方在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长此以往会致地方积贫积弱，如宋一般。

总的来说，怎样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统治者的难题，到底拿多少，放多少，怎么拿，怎么放，所宜深慎。

钱老在书中推崇汉制，言少其他。

正如钱老自己提出的，尊重历史意见。

每一项制度的出发点总在当时具有可操性的，只是在后来时间的流逝下显现流弊，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怎样认识和解决这种流弊。

从制度和人事上流转制度，完善制度。

后记

经过详细阅读，发现钱老的此本书不甚重视对历史的考实，然这只是初步认

2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51页

2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第87页

识。

后在阅读钱老的诸多著作后，这种疑问得以解决。

限于演讲稿的题材及演讲时间次数的限制，以至于钱老在提出观点中较少运用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述。

本身从治史的角度说，这种对于历史的概括本身就处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不需要更多的史实作为支撑。

此本读书笔记，专记书的大概轨迹及浅谈阅读，对钱先生的此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记述和谈论感想，也仅仅停留在浅显的水平上，仅用短短7000余言说明本书所答之全意，已不尽可能。

故只能择其重要，浅淡解读。

以期切入点能大概梳理钱老所要言及的历史脉络。

以至于本书涉及的关于选官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的内容都未提及。

可并非未能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机构建设的背后映射着一个皇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规律，而之上的三种制度的变迁及消亡与此规律息息相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诉求，必然通过改革某些制度来适应国家机器的运转，它的利弊得失，皆然是由后人去评判。

还是应了钱老的那句话，尊重时代意见的同时亦尊重历史意见，我想这应该是此书的要以之所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