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共产党员先进型教育活动专题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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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型教育活动专题讲稿
目录
一、党中央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背景3
（一）与贯彻邓小平“聚精会神抓党建”的重托和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密切关系3
（二）与新世纪之初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有密切关系4
二、从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及危害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6
（一）从社会腐败问题及其危害性看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6
1、腐败现象呈家族式趋势明显，危害严重6
2、学术腐败问题严重，亟待解决12
3、腐败官员洗钱5大黑招13
（二）从社会差距问题看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16
1、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突出16
2、中国富人的“慈善”16
3、从财富榜透出的不公平17
4、从财富榜结构分析，暴利行业特点突出17
5、富豪榜的背后18
（三）从安全生产问题看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18
（四）从拉美陷阱看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必要性19
三、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具体措施19
（一）分三批20
（二）分三个阶段21
四、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22
（一）准确把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22
1、坚定理想信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2
2、牢记党的宗旨，植根于民，回报于民22
3、勤奋工作，创一流工作业绩23
（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3
1、在引领时代潮流中体现先进性23
2、在执政为民中体现先进性24
3、在谋求发展中体现先进性24
4、在服务群众中体现先进性24
（三）努力实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目标任务25
1、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成为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先进分子25
2、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本领，努力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带头人25
3、自觉抵御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带头弘扬社会义义道德风尚26
五、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应注意的问题26
（一）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27
（二）把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27
（三）想方设法摆脱组织的约束27
（四）形式主义27
辽宁科技学院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讲稿
主讲人张淑春
一、党中央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背景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按照十六大这一精神，中央决定通过试点在全国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为什么中央在新世纪要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开展这一活动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认真回答和研究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参加这次活动的自觉性。
概括起来说，开展这一活动主要与以下四件大事有密切关系。
（一）与贯彻邓小平“聚精会神抓党建”的重托和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密切关系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记邓小平“聚精会神抓党建”的嘱托，一直努力抓党的建设，并把抓党的建设与抓经济建设和抓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共中央于１９９８年作出了关于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的决定，创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好形式。
第二，江泽民同志于２０００年２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从２０００年春夏到２００２年春夏，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两年多的学习和贯彻。
为了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贯彻更具有针对性，中央考虑，在适当时候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开展这一教育活动，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教育活动的落实，首先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搞好这次教育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
２００３年１月９日，中央批准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方案》。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央决定在新世纪之初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既是贯彻邓小平“聚精会神抓党建”要求的继续和深入，又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续和深入，也是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
（二）与新世纪之初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有密切关系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正处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重要时刻，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单极和多极的矛盾仍然很尖锐；二是经济全球化在加快发展，它对我国发生着两重性影响；三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推动力；四是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不断上升，使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五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
这里还要特别警惕，少数西方强国为了称霸世界，一方面扩军备战，用武力征服弱小国家；另一方面加强攻心战略，正在打一场无硝烟战争。
中国就是他们打无硝烟战争的主要目标。
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当今世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把握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为此就要把党自身建设好，关键是要在与时俱进中保持党的先进性。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员干部，才能在与时俱进中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员干部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和西方无硝烟战争的严峻考验。
否则，就经受不住这种严峻考验，甚至有被时代淘汰和国际风云吞没的危险。
开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关键时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华民族正处在发展新阶段，全党面临着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目标，前两步已经实现了。
实现第三步目标，还需要５０年时间，不仅时间长，而且任务艰巨，情况复杂。
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面临着能否“变革不变质”、“变革不变向”的严峻考验。
为了使党员干部经受住这一严峻考验，必须开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这是伟大变革时代向我们党提出的要求。
（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低潮中各国共产党人都面临着严峻考验。
列宁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时认为，低潮中容易出现三种情绪：
第一种是悲观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丧失了信心；第二种是消极颓废情绪，厌倦政治而崇拜金钱、权力、色情和享乐，腐败滋长泛滥；第三种是背叛情绪，背叛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不愿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愿再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所以，在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时期，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临着会不会丧失先进性的考验。
中央这次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在低潮中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要看到，有低潮必然会有高潮，这是规律，谁也不能违背。
低潮过去，高潮一定会到来。
２１世纪将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复兴的世纪！
（四）与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具有先进性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素质还不够高，先进性还不能发挥和体现；也有一些人已经不合格或者基本不合格；还有少数人问题相当严重甚至腐败变质。
从具体表现来看，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思想政治上，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有的“四信”（指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社会主义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动摇；有的“四信”丧失，如在佛门净土、耶稣教堂内的众多善男信女中，越来越经常地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可以肯定，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相信共产主义，甚至也不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
他们烧香拜佛、求神问卦，关心的是个人名利，信奉的是赵公元帅。
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必然要搞歪门斜道。
同时现在还流行着一些很坏的风气：
在日常交谈中、在理论研究中、在学校讲坛上、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讲资本主义的气粗，讲社会主义的气短；讲凯恩斯主义有人听，讲马克思主义没人听；讲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真话”，讲集体主义被认为是“假话”，等等。
所有这些，都对党员的信仰迷失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因此，在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列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其次，在组织纪律上，有的党的意识弱化，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有的目无组织，长期脱离组织，不遵守党规党法；有的甚至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党组织当成个人谋私的工具，买官卖官，违法乱纪。
再次，在作风和廉政问题上，有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作风飘浮，不实事求是；有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以权谋私，贪图享乐；有的损公肥私、贪污受贿问题严重，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不同程度缺乏先进性或者丧失先进性的具体表现。
所以，进行先进性教育，不仅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这些问题虽然只发生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但却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若不及时进行先进性教育，就会动摇党的基础。
中央决定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不乏这方面的考虑。
二、从各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及危害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一）从社会腐败问题及其危害性看进行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1、腐败现象呈家族式趋势明显，危害严重
①家族式腐败的含义家族腐败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
腐败家族化的优势是不仅以最少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还可以进一步维持固有的权利或进一步扩展权利，得到更稳定的依托。
腐败家族化的优势还在于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这个利益共同体异常稳固。
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与家族整体的利益高度一致，“囚徒困境”不容易出现。
这不仅使得家族腐败的成本收益比较高，同时也加大了查处的难度。
家族腐败在不发达国家十分引人注目，如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伊拉克的萨达母家族，都是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一种亲属窝案、家族犯罪，家族式腐败虽然也是常见的一种腐败形式，但由于家族式腐败的隐蔽性强等原因，一直未能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
最近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处，中国大陆的家族式腐败浮出水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近几年来，受到公开查处并引发较大社会反响的典型案件就有这么一些：
原广东人大副主任兼东矜市委书记欧阳德和他的儿子、女婿；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与他的女儿、女婿；原江西省检察院检查长丁鑫发与他的儿子；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他的儿子程幕阳；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和他的儿子田丰、他的妻子张振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他的儿子陈小同；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和妻子马玉龙；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和妻子符荣英；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和妻子傅培陪；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堂见奎一家三口；原湖南省邮电局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秀发及其儿子张淋、女儿张芳；安徽界首市原副市长张万超与妻子张果芬；广东阳春市原市委书记严文耀之妻刘经梅，山东滨洲市原市长杨永新和妻子孟丽娟。
此外，诸如陕西宝鸡市民政局原局长茹小魁与妻子贺小兰，江苏淮阴市财政局原局长徐国熙与妻子管侠，浙江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与妻子王瑞珠，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黃伟如与妻子李萍，以及在山东枣庄市原公安局长徐忠、河南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湖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张德元、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等多人的受贿案中，其家人都充当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也都是家族式腐败。
②家族式腐败的特点
与其他形式的腐败相比，对“家族式腐败”人们应当更为警惕和担心。
这种警惕和担心来自于家族式腐败自身的特点。
首先，家族式腐败极难被侦破，即使被发现也难以被彻底查处。
“家族化的优势就在于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这个利益共同体异常稳固。
”有了这一“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的保证，不仅使腐败更有“效率”，而且更为隐蔽，更难被发现，这使得侦破家族式腐败变得非常困难。
即使某一位参与腐败的家族成员被捕，他最可能的选择要么是坚决不招，要么是把罪责一概揽到自己身上，借此保护家族中尤其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上述情况可以从利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进行解释。
在中国人的关系网中，外围的关系尽管也很重要，在真正具体操作时仍然是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抛弃的。
但越往关系网的内层，选择抛弃的动力会逐渐减少。
而作为关系网核心的家族尤其是家庭，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观念中，都被视为应该选择无条件坚守的。
另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由于家族中的“贪内助”的介入，行贿受贿都是间接发生，检举不易，查证更难。
即使东窗事发，也有开脱罪责的理由和反查处的措施，给查案带来困难。
其次，家族式腐败成本低、收益高，腐败动力特别充足。
按照成本－收益的一般分析框架，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个人才会实话腐败行为。
在家族式腐败中，关系网的稳固，利益的共同，使“同伙”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机会很小，或者即使发生，也很快就被“压下来”，这样，腐败被发现，被查处的几率变得很小。
家族式腐败发生在完全受自己或自己亲人权力所管辖控制的领域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它无需经济投资、技术装备，只需要亲人手中的大权，“空手套白狼”，“无本得万利”，再加上腐败收益完全由家族“独占”，所以“腐败动机特别充足，他们也不惜手段、不顾后果，甚至连脑袋都不要地腐败”。
（邵道生语）由于家族式腐败成本（代价）很小，而且被发现的概率又低，家族式腐败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一种形式。
理性的“贪官”也会自觉地将触角从其他关系网中收回，并精心构建“家族”这一关系网内核。
第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
家族式腐败的目标不仅仅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子子孙孙谋幸福”，他们大有“死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信念，因而，他们腐败的目标，不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
③家族式腐败的形式和发展趋势
经过对媒体公开的各个案件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族式腐败的形式经历了“家族官员贪，其他家族成员不贪”、“家族官员贪，其他家族成员也贪”、“家族官员表面不贪，其他家族成员疯狂贪”这样三个阶段。
笔者认为，现在可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渡时期，而且这个过渡已经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接近于完成。
在当前这个过渡阶段，又可以根据家族式腐败牟取利益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将家族式腐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通过妻子、儿女收受贿赂。
“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
如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与钟书娟是一对默契配合、善演双簧的夫妻。
孙在前台办事，钟在后台受贿，表面看来，丈夫无犯罪故意，妻子未利用利用职务之便。
几年下来，两人共同受贿财物30余万元，此外还有67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最后，孙与钟双双落网，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11年。
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唐见奎先后42次直接收受或通过其妻段贤进、其女唐毓遥（均另案处理）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09万余元。
其中，唐见奎直接收受107万余元，通过段贤进收受68万余元，通过其女唐毓遥收受33万余元。
（以上据《湖南再现家族腐败 省府秘书长一家受贿200余万》，中新网，作者吴湘韩）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亦可见，许多地方所搞的种种通过“廉内助”吹“廉洁风”监督官员的“反腐创新”，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是不是能够通过家庭制约来反腐？
如何通过家庭制约来防腐？
至少从现在看来还是任重而道远。
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
虽然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是政府的雇员，作为公务员，他们应该是为“人民打工”，从这一点上说本质上他们与分布中国各地的打工者并无区别。
但是，事实上，现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已经蜕变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内部人”。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正在完善，“官倒”的时代已经远去，但至少在目前，价格双轨制的残余存在，社会资源很大部分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仍然能够通过“行政划拨”等名义和方式将“体制差价”输送到自己的关系户。
例如，乔本平一案。
乔是原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法院审理查明，乔本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455.2万元，创下吉林省建国以来此类案件之最。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乔本平的儿子原先经营一家进口卫生洁具店，后来发展到一家规模能与同类国营企业相比的私营公司，周转资金达上千万元，一个年仅27岁的普通青年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让人惊讶。
从现有资料分析来看，官员子女开办的公司要么具有垄断性或者是可以通过“内部方式”调配资源，以此牟取暴利，要么就是负责“收钱”和洗钱的流水线。
据有关专家研究，已落网的省部级贪官的亲属大都经商，并且无一例外地大发横财。
针对这一现象，学者邵道生认为，“家族式腐败”是“堡垒”中的“堡垒”，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净”，还要“身边净”，事实上，中纪委早有明文规定：
“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然而这个规定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执行。
第三种是施惠于商人、下级等，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官员自己不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
在开始阶段，官员们会物色人选，选择一些认为靠得住且能够对自己产生感恩心理的人，然后不要条件的给他们好处，如给项目、政策等。
在“未来”行贿者们获得利益之后，他们往往会报答官员本人或者官员的子女。
这种类似放长线的做法，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与人的感恩情结相契合。
在《三国》的语境中，这种行为被视为孔明式的智慧。
作为经济学博士，辽宁省法院院长田凤岐对于这套智慧是“熟稔于心”。
田凤岐捞钱是不动声色的，事前他从不要钱，事后也只是让对方看着给。
1999年，某部队副旅长贾某转业想到省法院工作，他通过关系先认识了田凤岐的女婿，可是田凤岐谨慎地说“先跟秘书谈谈吧”，根本没接见他。
贾某找到田凤岐的秘书才了解到，全法院只进5个人，竞争十分激烈。
于是他又让人递话过去：
不会让田凤岐白帮忙的。
之后，贾某不但进了省法院，而且当上了基建处副处长。
2000年春节，贾某把5万元放在水果篮里送到田家，算是了却心事。
“体制落差”、“近水楼台”等产生的利益他们必须通过“合法”的渠道名正言顺的获得。
这个过程类似于“洗钱”，就是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使国家的财产变成个人的。
而商人充当中间人，恰恰满足了这种需要。
尽管在这种“合法化”的过程中，官员只能取得部分的利益，“缩水”的部分为商人获得。
实质上是“洗钱佣金”、但是由于没有中间人官员很难获得利益（即使获得也充满风险），因此官员的预期并不会过高，这种“官商共赢”局面最为隐蔽，最能维持长久。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腐败期权化”，也可以归为一类。
上述这三种类型的腐败案件，虽然不能截然划分，但在出现时间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继起性，而从腐败手段上看，也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
④家族式腐败的成因
家族式腐败的流行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有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指出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
家族势力非常顽强且充满活力。
一旦权利获得变现的机会，腐败者会首先把家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成为官员，他便有为家族谋取利益的“义务”。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是对腐败现象的一种描述，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甚至制度。
贪官娇纵子女是家族式腐败横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时候，子女甚至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倒逼机制”。
官员不得不为了满足子女而变本加厉。
看过《水浒传》的人对高逑的儿子“高衙内”一定不陌生。
“衙内”本是对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的一种蔑称，如今腐败高官子女中却存在“衙内化”的趋势且一些人还以此为荣。
“衙内们”依仗父辈权势，聚敛数千万甚至上亿家财，并且早早备有外国护照，一旦东窗事发就潜逃境外，对社会危害很大，所以民愤极大。
除了官员本身及其子女，“贪内助”在腐败“家族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贪内助”比丈夫更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或怂恿丈夫拼命敛财，或明里暗里私设“夫人衙门”。
从资料分析来看，几乎所有的家庭腐败案中，腐败官员唱主角，妻子儿女充当“受贿代理”演配角。
可以说，每一个贪污官员的背后都有一个“贪内助”。
的确，正如《看这些“贪内助“的脸谱》一文中所说，当权的贪官之所以容易同妻子结成联盟，联手“致富”，与其利害关系一致、保密性能良好、容易及时沟通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一点也正是监督部门的无奈，“内助们”统一战线的联合者肯定是丈夫而不是司法机关，与此有关的调查往往在“内助”这里嘎然而止。
从行贿者角度分析，走“夫人”路线也被视为同领导干部搭上关系的一条终南捷径。
当然，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清其内存逻辑：
官员们在选择“腐败方式”的时候首先是理性的，他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且使风险最小化。
家族式的被选择恰恰说明了这种腐败形式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腐败所导致的必然是“零合博弈”甚至是“负合博弈”，不言自明的是，腐败过程中，官员利益最大化必然带来国家、社会的利益最小化，家族式腐败危害性较一般的腐败形式更大。
⑤家族式腐败的危害
第一、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
前文曾经指出掠夺财富的疯狂性是家族式腐败的一个特征。
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
各式各样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将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在全国居民约54万亿的存款中，10%的储户占有80%的份额，高达432万亿，其中不乏“家族式腐败”者。
”（邵道生）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暴富者，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代富豪。
他们当中要么是跟权力圈很接近，要么本人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豪的财产规模，积累速度，均非前两代所能企及。
虽然中国正努力告别双轨制，但残余的力量仍然足以使“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事实。
基尼系数的日渐扩大即是一个明证。
第二、腐败者生活奢华，使国民心态严重失衡，民愤极大。
大庆市国税局原局长那凤岐坐骑是近百万元的丰田4700型吉普。
他生活讲究奢华，吃喝穿用都是名牌，使用的钢笔一支近4000多元。
（《大庆市国税局原局长那凤岐案后余音》，《生活时报》 2000年5月12日）一些腐败官员不仅收钱胃口大，吃饭的胃口也大的惊人。
据新华社报道，在革命老区广东省陆丰市，有一家主要是官员吃喝的“人民大厦”酒店。
新华社记者乔装进入，记者发现，不仅菜价惊人，客人吃完饭后还可以带走纪念品（钱打入餐费），所谓的纪念品包括帝舵表7万元/只，劳力士手表10万元/只。
不过，这些与外逃贪官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银行开平分行的总经理及其他两名主管盗走5亿美元潜逃到温哥华后，均在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买下豪宅。
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赴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买下3处房产。
一些腐败官员没有选择外逃，于是在国内不敢花出来的钱大部分就用在了留学海外的子女身上。
腐败官员子女在国外一般都开豪华车、住高级公寓，花钱如流水。
这些留学生，其生活之奢华、花钱之豪放，已经在国外传为“美谈”。
不过“富豪”般的生活也让许多留学生丧失了理想，越来越迷惘。
第三、“家族式腐败”者通过笼络其他官员，加速了权力系统的“腐烂”。
使一些原本有理想、有志向的官员产生了不平衡心态，从而也走上了腐败之路。
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学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由于现存体制很少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官员便很难奉公守法，而是会效仿那些贪污受贿者。
尽管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但是“看到周围的人收钱都没有事，我也就慢慢开始收下了”。
这种说法至少在一个侧面提供了佐证，使我们有必要反思当下的“官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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