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docx
《陈宏谋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宏谋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陈宏谋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
陈宏谋“富民”思想与实践研究
张俊杰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1）
【摘要】 “富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
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陈宏谋的“富民思想”与实践主要表现在：
1.重农务本，德泽裕民；2.发展经济，自由贸易；3.培养人才，传播技术。
研究陈宏谋的“富民”思想与实践，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评价陈宏谋，而且还可以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陈宏谋；“富民”思想
“富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
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
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陈宏谋（1696-1771）是桂林乃至广西古代史上官位最高、政绩最著、遗著最多的一位清官廉吏。
研究陈宏谋的“富民”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评价陈宏谋，而且还可以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以此为题，撰写本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重农务本，德泽裕民
国以民为本。
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证明，每当社会士农工商各守其职，各乐其各业，则国家强盛，社稷绵延，人民安康，天下太平；反之，国家危亡，社稷倾颓，生灵涂炭。
作为一位地方官员应如何治理地方？
陈宏谋认为，不过“教养”二端。
早在担任云南布政使时，他就力持这种政见：
“牧民之道，不过教养二端。
就滇言滇，夫役私派之累，早已革除，可以稍纾民力，惟地土瘠薄，出产无多，兼之食指浩繁，米粮艰贵，养之一字，惟有兴修水利，劝谕垦种，力行社仓，是其急务。
每年多种几亩田地，多收几石粮食，即为穷民资生之计，而村寨多积几石社谷，则籽种有赖，遇有荒歉，有备可以无患矣。
教之一字，则惟勤宣化导，力行义学，广发书籍。
学校为风俗之原，士习端，则民风亦厚矣。
”[1]由此可见，陈宏谋认为要把地方乃至国家治理好，一方面应“教”民，另一方面应“养”民。
陈宏谋的“养民”思想，虽然内容相当广泛，但其中心则在于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百姓从事生产，以民养民，切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
他认为如果百姓生活问题没有着落，难免会铤而走险，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盗贼皆生于贫穷，贫穷皆由于无业，自来以保弥盗之计，不知防之使不敢为盗，不若养之使不必也。
”[2]，陈宏谋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到：
粮足天下定。
如果统治者不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则社会是无法安定的。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始终是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部门。
故陈宏谋在实践其“养民”主张的过程中，继承了儒家“重农务本”的思想，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方面，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兴修水利，发展交通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陈宏谋认为：
“耕凿为衣食之源，而水利乃农田之要。
”[3]故他在担任西部各省布政使或巡抚期间，每到一处，必查问当地水利状况，并根据农田灌溉的需要，积极兴建。
以陈宏谋在陕西巡抚任上的事迹为例。
乾隆十六年六月，他在给清高宗的奏疏上曾说：
“关中沃野千里，平原土厚，虽有河道，岸高难引。
惟凿井灌田，实为救旱良法。
臣谕属员劝导，凡以已资开井者，地方官验明奖励；无力者，就近借给社谷作工本，收息还仓。
无社谷者，以常平仓谷给之。
”[4]
陈宏谋的上述见解与举措，无疑是富有远见并切实可行的。
而他力主凿井，实基于深入调查与认真研究。
原来，在此之前，陕西地方官曾于乾隆二年，通令开井。
后因“当时各属举行未善，或操之过急，不论地土高下；或勉强开凿，有明知开亦无益而粉饰相欺者”，以致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而有人则仅凭个别开井无益的事例，断言“陕西开井无益”。
陈宏谋出任陕西巡抚后，通过调查了解到“旧有井泉之地，夏收皆厚；无井之地，收成皆薄。
小民有临时掘井灌溉者，则以免于受旱。
”由此他得出结论：
“有井无井，攸关年岁丰歉。
”[5]进而下定决心，鼓励并指导百姓凿井。
在陈宏谋的倡导与督促下，陕西先后凿井28800余眼[6]，大大地提高了陕西的抗旱能力。
适逢乾隆十三、十五年大旱，有井之处不仅常年可以种植蔬菜，而且旱年粮食有收，抗旱救灾效果显著。
除组织民众凿井外，陈宏谋对于疏浚河道，利用河流进行农田灌溉亦未放松。
他在陕西次第疏浚的渠道，比较著名的就有泾阳县的龙洞渠、富平县的大水谷古渠、鄠县的斜谷关渠、宝鸡的利民渠、蒲城县的漫泉渠等。
他还教民仿制南方的水车，引水灌溉，从而使田地无论高低，均可藉水车辗转引水，农民深受其益。
陈宏谋对交通建设也颇为重视。
他在任职期间，经他督导勘修的大型交通工程有十几项。
如陕西蓝桥、商州水陆各道、甘肃东桥路、黑水桥路等等。
修路架桥不仅方便行旅，而且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百姓致富的前提条件之一。
陈宏谋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例如，他赴陕西任职，便对陕西省境内的通衢要隘，河道桥梁，驿站河渡等有关交通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
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
”[7]当时的商州只是陕南一个小县城，但地处豫鄂三省交界，水路是西北通向长江唯一的通道，陈宏谋将滩险水急，仅能行小舟的水路疏通，极大地方便了南北商旅来往，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
陈宏谋还修复了沟通陕北、山西的韩城延绥险道，使北粮南运，晋煤西贩，活跃了关中的经济生活。
（二）狠抓粮食，劝民垦荒
雍乾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人田的激剧增加，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重大问题。
人口的激剧增加，固然给社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但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对物资特别是粮食的需求。
对此，陈宏谋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的。
他说：
“盛朝休养日久，生齿殷繁，纵尽水滨山涯，皆为民业，犹恐有限之地，不足以养滋生之民。
”[8]
为了解决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当然也为了通过发展生产以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清政府自康熙后期以来，即重申实行“重农务本”的政策，在提倡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百姓从事垦荒。
陈宏谋是这一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
试以陈宏谋在云南任布政使期间劝民垦荒、种植杂粮为例。
云南是一个“跬步皆山，水田原少”的地方，当地居民在“雨旸时若之年，只知耕种有水之肥田，其瘠薄者每弃而不问。
若遇风雨失调，则高田必不肯耕植，即别有可种杂粮之田，弃为废壤，束手受饥。
”针对这种情况，陈宏谋发布了《劝种杂粮檄》檄文指出：
“山田虽然瘠薄，未必尽系不可种植之土”，“仰即遍行传谕士民苗猓人等，凡有无水不能耕种之田地，悉令随其所宜，播种杂粮，以冀秋成。
”陈宏谋要求地方官员“务必亲身督率，多方鼓舞。
……必使地无弃土，民无遗力。
多种一块荒土，即有一番收获；多种一担杂粮，即养少活一二百姓。
”[9]正因为陈宏谋大力倡导，云南境内不少荒地得以复垦。
从事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对于新开垦出来的荒地，同样必须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引导农民合理经营。
陕西是陈宏谋曾经四次担任过巡抚的地方，他在那里，曾经通过各种途径，鼓励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多种经济，取得了显著成绩。
以乾隆八年他第一次任陕西巡抚为例。
他到任不久，即令地方官遍历乡村，广为化导，力行教养之事，并发布了《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其中特立“开垦荒地”一项，就垦荒问题详加阐述。
檄文指出：
“陕省地方广阔，山坡岭侧，未必尽无隙地”，故应大力开垦。
为了鼓励百姓垦荒，檄文明确规定，“凡有开垦荒地，许即承为已业，零星亩数，永免陛科。
”[10]在鼓励百姓垦荒的同时，陈宏谋还教以科学种植之法，并指导他们合理经营：
有水之处，种植稻谷，缺水之处，广种杂粮，使陕西居民，颇受其益。
如他在陕西大力推广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红薯），便是一例。
甘薯约在明初由安南、吕宋等地传入我国南方，易种易生，产量很高，亩产可达数千斤，“以充民食，与米麦同功”。
陈宏谋认为陕西高地沙土，种植此物，“最属相宜”，故先后发布了《劝种甘薯示》、《劝种甘薯檄》、《劝民领种甘薯谕》，明令推广，并就甘薯的栽种、收藏等问题，详加指导。
为使推广甘薯种植的举措能切实执行，他命令下属派人到东南各省采购薯种，并请会种的人前来试种和教种。
经过反复宣传与示范，“陕民争先学种”，获利甚多。
二、发展经济，自由贸易
陈宏谋作为一名力主为官必“咨询民情”，要“因俗立教，随地制宜”[11]的地方官员，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自然是了然于心的。
正因如此，他在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努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西部开发的主张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奖励蚕桑
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民众对粮食的需求，但在个体农民经营土地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要想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是难以实现的。
对此，陈宏谋已有所察觉。
他说：
“米贵民穷，当今通患。
致患者非一端，则补救亦非一策。
大要不外《大学》所云生财之道，《孟子》所云开源节流而已。
”[12]如何“生财”，如何“开源”？
陈宏谋把目光注视到发展农村副业、种植经济作物等方面上来，这与手工业对原料的需求，正好吻合。
陕西自古以来为蚕桑之地，自然条件适于种桑养蚕。
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社会对蚕茧的需求极为迫切。
尽管陕西原有桑地早已荒废，但如能重新种桑养蚕，并从山东引进山蚕，利用陕西的椿叶、檞树叶进行饲养，获利一定很大，不失为重要的生财之道。
为此，陈宏谋一方面广为宣传，另一方面又设立蚕局织局，并招募南方匠人到陕西，纺织斗文绸、土绸、秦绸、线绸以资示范，力图通过各种形式，在陕西大力发展蚕桑业。
乾隆十年，他在《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中写道：
“陕省蚕桑之事，正宜加意兴起。
”有桑“可摘卖桑叶”，“有丝可以织绸，不能自织，亦可卖丝”；“如有倡率种桑种棉者，地方官到处，量予奖励”。
[13]经过陈宏谋的大力提倡，陕西种桑养蚕纺织的人日渐增多，生产出著名的秦缎、秦锦、秦绫等产品，成为别具特色的丝绸基地，百姓受惠。
陈宏谋如此尽心尽力地劝导民众致力于农副业的生产，在同时代的地方官员中，实不多见，而其奖劝之法，亦足资借鉴：
“其鼓舞劝诱之法，当将已种成之桑树，加以奖励；种而未成者，不必过问。
每年官于城中设局养蚕，出示民间，凡有桑树，或估价摘叶，或听人民摘叶赴局，官即酌量给以价值，俾民人知家有桑树，年年可以卖钱，路上野桑，亦可摘叶卖钱，自必爱惜旧桑，广栽新桑。
”[14]
（二）扶持采矿
我国是世界上矿藏种类较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已发现的矿产有140多种，但在封建社会里，采矿业发展举步维艰。
雍正帝为了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防止百姓聚众反抗，对采矿业持压制态度，曾说：
“开矿虽获矿砂之利，然寒不堪衣，饥不择食，而聚集数十万不耕之人于荒山穷谷之中，其害不独有农业而已也。
纵云穷黎糊口资藉，终非养民之上策。
”[15]
在手工业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有矿不开，不仅阻塞了民众一条生财之道，而且势必影响手工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陈宏谋有见于此，多次上书，请求准许开采。
例如，他在《请开广信封禁山并玉山铅矿疏》中写道：
“以天地自然之利，为民生衣食之资，所养穷民不少矣。
”[16]这种敢于据理力争的态度，表明他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是颇有胆识的。
云南是我国重要的产铜基地，不但呈贡之黄土坡、和曲之白露、顺阳之老阴坡素以产铜闻名，而且其他各府州也设有铜厂。
陈宏谋出任云南布政使后，十分重视采铜业的开发，鉴于百姓“苦厂官烦苛，工资微薄”，他采取“增铜厂工本，更凿新矿，开采者除抽税外，听民货鬻”等措施，一时“民争趋之”[17]。
通过有序的管理，云南的矿冶业，尤其是铜银的开采，迅猛地发展起来，规模也较明代大得多。
在陕西，他奏请启用汉中宁州铜绿沟的旧矿场，并开采化阴川铜矿与白铅矿，开炉铸钱。
开采兰田汤山峪、焦戴煤矿，就近运输。
陈宏谋的上述主张与实践，不仅促进了矿产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支持贸易
我国疆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要求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便于实现商品交换，互通有无。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地方政权的各自为政，均严重影响商品流通，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一般封建地方官员不同，陈宏谋认为：
“天下之大，疆域之殊，歉于此者或丰于彼，全赖有无相通，缓急共济。
”[18]足见他是主张商品流通的。
特别是对于与民食密切相关的粮食，他更认为：
“米粮非犯禁之物，籴贱粜贵，贸易之常。
处处有米，处处可买，人人有米，人人思卖。
不但不宜禁，亦不可禁。
”[19]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日益商品化。
为了确保粮食能顺利流通，陈宏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商人贩运粮食的政策。
乾隆二十三年，他时任两广总督，在《晓谕流通西省米谷来广东接济檄》中，他写道：
“米谷一项，原贵流通，方可随处粜卖。
……贸易流通，两有利益。
”鉴于当时广西州县地方官员阻拦商人将谷米运往广东的现状，陈宏谋在檄文中明令：
“嗣后如遇东省商贩到境采买米谷，听其自赴谷多州县地方，照依时价公平购买，已买者即听解缆东行。
西省商贩买运米谷来东，亦一体放行。
一应经过地方，各听扬帆经过，不得稍有阻遏，并不许再往盘验，一切谷船运往何处，悉听其便，官役俱不必过问。
本督部堂现在委员分查，倘再有阻米盘米之事，定行严参，以为累商病民者戒。
”[20]
陈宏谋支持贸易，主张通过市场，互通有无，促进商品流通，这对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他主张利用市场调节物价，说明他对价值规律已有所认识，并试图用它来管理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培养人才，传播技术
发展社会经济，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文化，需要科学技术，也需要懂得科学技术并善于从事经济管理的人才。
知识要靠教育传播，人才要靠教育培养。
陈宏谋在其从政生涯中，对教育与科学技术是颇为重视的，他曾大力兴办教育，传播科学技术。
（一）兴办义学，广设书院
陈宏谋认为：
“人才之兴，惟资教育。
”[21]他在任内，一直把发展教育作为己任。
他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教育，极为重视。
他曾说：
“然吾以为边土之义学，视中土尤宜；而乡村乡村夷寨之义学，较城市尤急。
边土贫寒，力能延师者寡；至于乡村夷寨，刀耕火种，力食不暇，何有诗书？
无惑乎椎鲁难移，礼义不讲，即有可造之才，亦委弃荆蓁草莽之中，重可惜也。
”[22]当时地方学校，有两种主要形式，一为书院，一为义学。
陈宏谋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各有其用的。
“书院则拔一省之俊髦，造就人才，敦崇实学，其掌教宜加遴选，务得学有根底者为之；学徒则取其资质可以造就者，不心尽系老师宿儒也。
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以诗书之气，化其嚣竞之风。
”[23]在陈宏谋看来，书院重在培养敦崇实学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各级封建官员；义学则是实施初等教育，使受教育者粗知文化，接受封建思想教育。
为了把义学与书院办好，他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筹集经费。
办学必须有一定的经费。
为此，他下令属员把各处义学官田清出，以其收入作为教师的酬金；同时又拨出专款和发动士民捐助，作为兴办义学与书院的经费。
由于措施切实可行，故步自封其所到之处，义学与学院渐次恢复和建立。
如他在云南布政使的四年间，当地恢复和兴办的义学达700余所，百姓不分夷汉，均可就读，远非他省可比。
史称“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24]在陕西，陈宏谋广察博访各地义学书院，并把经常“体察义学乡塾”，“到馆训勉师徒”，作为地方官员的规定性任务和考核政绩的一项标准。
[24]
2、刊印书籍。
办学需有教材和参考书籍。
陈宏谋考虑到边远地区购书不易，故倡议重刊了不少古今图书，分发给义学、书院，供士子阅读。
如在云南布政使期间，其所印之书就有：
《小学纂注》（附《童蒙须知》、《近思录集解》、《参订古文详评注》、《孝经注解》、《大学衍义补辑要》、《司马文正公传家书集》等十余种。
为了振兴广西文教，他曾捐资刊印了《十三经注疏》、《通鉴》、《通志》、《文献通考》，连同以前刊印的《小学正史约》及《五种遗规》等书，一并分发到广西全省72所义学和8所书院，供士子们阅读。
陈宏谋平日生活简朴，但却愿捐资刊印书籍，发至学校，足见其热心教育，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
3、躬亲示教。
陈宏谋认为书院、义学是培养人才、实施教化的重要场所，所以对其教学质量极为关心，并曾就如何办好义学与书院的问题，发布过一系列文告，强调指出：
“书院为育才之地，必使人务实学，庶望士皆真才。
”[25]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每到一处，必亲自过问书院、义学之事，还经常利用公务之余，到书院讲学和指导学生作文，躬亲示教。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宏谋对教育可谓尽心尽力。
勿庸讳言，陈宏谋主张发展教育，目的是在于培养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和实施教化，以维护封建统治。
但是，通过书院与义学教育，无疑也传播了不少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人才，这对于提高民众特别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确是起了重要作用。
（二）推广生产经验，传播科学技术
陈宏谋在兴办义学、广设书院的同时，还致力通过各种形式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传播科学技术。
翻开《培远堂文檄》，在陈宏谋撰写的各类文告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触目皆是，现略举数例：
1、积肥。
要提高农业产量，必须重视解决肥料的问题。
陈宏谋在云南任布政使期间，了解到有些地方“土田瘠薄，不能年年耕种，皆缘无粪。
其无粪之故，皆由民间不习积粪之法”。
于是，他总结了罗次县等地的经验，加以推广。
《广积杂粮议详》及《开沟种树详》中，他指出，积肥之法，是多种多样的，可“各积土宜，广行积粪”。
其法如：
“于郊外设置栏圈，多畜猪牛鸡鸭”，积其粪可作肥料：
“山岭土坯，连草带土，晒干火化，拌入粪水，皆可肥田”；又如“通衢大路，傍开小沟，添入杂草树皮，日受牛马践踏之水，既便行人，尤可积粪。
”经过陈宏谋大力提倡，果然收到了良好效果：
“农人积粪，总无遗弃。
瘦薄地土，种无不收。
”[26]
2、引进新品种。
发展农业，不可不讲求对品种的选择。
当年“陕西物产，五谷之外，可佐民食者甚少”。
陈宏谋了解到种植甘薯有许多优点，陕西也宜于种植，故决定加以推广。
他在《劝种甘薯示》中，列举出甘薯的12条优点：
“收入甚多，一也；色白味甘，二也；补益脾胄，三也；遍地传生，今岁一茎，次年可种数十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雹不能损，以土覆藤，虫不能食，五也；可当米谷，六也；充笾豆，七也；可酿酒，八也；磨粉作饼饵，味甜胜用蜜糖，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无多，其性耐旱，久旱亦易浇灌，十一也；春种夏收，夏种秋收，止须壅土，不用锄耕，不妨农工，十二也。
”[27]陈宏谋如此详细地说明甘薯的优点，实在是富有说服力的。
为了使这一品种能真正引进，他还具体说明了栽种甘薯的五种方法，即锄地法、藏种法、栽种法、收薯法、收蔓法，责成地方官“在城身先试种”，并派人到各地“教人种植”。
正是通过周密的宣传、示范，从而使这一作物得以在陕西推广，代代相传，直至今日。
3、捕蝗。
蝗灾是水、旱之外的又一重大自然灾害，农民饱受其害。
陈宏谋总结各地捕蝗经验，在《搜捕蝗楠檄》中，提出了一整套捕蝗办法。
如“蝻子甫经出土，如蝇如蚁，屯聚一处。
多集人夫，各带鞋底、响帚、柳条等物，齐力扑打，扫入涤坑，用火焚烧，不至复生。
”“长翅之蝗，飞腾在数刃以上，网罗所不及。
夜半停落，侵晨露重沾翅难飞；又已午时落地，雌雄相配。
应预先多集人夫，多备器具，于此时合力扑捕。
”“飞蝗有望光投落者，预于空地多挖深坑，堆积柴薪，夜间用火焚烧，光焰上，蝗即见火飞投，自己烧死，仍令人夫站立坑边，用响帚扑打，所获必多。
”[28]其叙捕蝗之法，都是总结了群众的经验后才提出的，故能行之有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陈宏谋能采取各种措施，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传播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无疑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陈宏谋从政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宏谋的“富民”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应该受到肯定的评价。
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
[参考文献]
[1]寄广西府书[A].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上）[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寄王者相书[A].培远堂手扎节要（卷上）[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3]请兼委佐杂督修圩堤详[A].培远堂文檄（卷十一）[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4][6][7][17][24]陈宏谋传[A].清史稿（卷307）[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5]]通查进泉檄[A].培远堂文檄（卷二十六）[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8]寄托庸书[A].培远堂手扎节要（卷中）[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9]劝种杂粮檄[A].培远堂文檄（卷二）[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0]培远堂文檄（卷十九）[Z].桂林：
广西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1]咨询民情土俗三十条谕[A].培远堂文檄（卷三十四）[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2]寄方望溪先生书[A].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中）[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3]培远堂文檄（卷十九）[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4]劝种桑树檄[A].培远堂文檄（卷三十）[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5]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的矿业（上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2.28.
[16]陈榕门先生遗书．补遗[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8]申严阻米例禁檄[A].培远堂文檄（卷十五）[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19]寄辉观察书[A].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上）[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0]培远堂文檄（卷四十一）[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1][22][29]通省义学规条详[A].培远堂文檄（卷三）[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3]寄张灏书[A].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上）[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5]培远堂偶存稿（卷二十）[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6]培远堂文檄（卷二十四）[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27][28]培远堂文檄（卷二十）[Z].桂林：
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1943.
（桂林师专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1）
【作者简介】张俊杰（1962—），男，广西桂林市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汉语及桂林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