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的34周岁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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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三国时马谡亦用此计来守街亭，结果却导致兵败被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的历史背景不同而战略目标相反。
韩信出井陉，为的是能速战速决，马谡守街亭，任务是能坚守要塞。
马谡虽饱读兵书，却不察时易世变，遂有此兵败被杀的下场。
第三个层次，是知道历史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
历史是在不断变化中持续发展的，古人会做这件事，会说这句话，固然是与其自身的禀赋性情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其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的影响。
当我们将这些前因后果全部搞清楚后，那么历史就不再只是一个个人名，也不再只是一段段故事，而是连绵不绝的立体框架。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推导出隐藏在“事”的表象背后更深层的“理”，也才能谈得上古为今用。
不谦虚地说，司马光虽是良史之才，但《资治通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第二层次，后世历代注家亦未能有太多突破，而《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系列，正是通过篇幅五倍于原文的“姚注”和“姚论”，助读者将史学境界推升至第三层次。
已经在公号读过本书连载的读者，当知此言非虚。
至于《笨蛋，问题在战略》，则是在历史长河中截取一精彩片段，将其前因后果作更为详细严密地推理。
楚汉相争时期的故事，读者大多知道一些，甚至读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可只有在读到本书后，才有醍醐灌顶、耳目一新之感，觉得直到今天才算真正读懂了这段历史。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们以前所了解的主要是事，或者是在事的表层总结出一些肤浅的理，而只有读到姚尧的书，才能体会到其中深层的理。
已经在公号读过本书连载的读者，同样知道我此言非虚。
1872年，李鸿章在上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5年，在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又称中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此言既出，百余年来深受共鸣。
盖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百代都行秦政法”，惟鸦片战争后西人叩关，不仅军事上接连失败，政治文化上亦备受冲击，遂有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按照传统史学的说法，鸦片战争是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就在向西方学习。
最初，我们觉得是输在船坚炮利上，所以搞了洋务运动。
后来觉得是输在政治制度上，所以搞了戊戌变法。
再后来又觉得是输在思想文化上，所以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分为两支，一支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学习苏俄；
一支以胡适为代表，主张学习美英。
这两支在随后的三十年间既斗争又合作，合作的结果是联手赶走日寇的侵略，争取到民族的独立；
斗争的结果则是学苏俄的这支赢得最后的胜利，建立崭新的国家。
这套说法看似脉络清晰、逻辑完整，却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举例来说，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所托完成50卷的《海国图志》，至1852年又扩充至百卷。
对于写作本书之目的，魏源在序中讲得非常清楚：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861年，冯桂芬将其47篇政论文集结成《校邠庐抗议》出版，该书继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肯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且认为中国不如西方的不仅在军事工业方面，“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
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所以，冯桂芬提出要“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据此，人们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当时的中人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是没有问题的，所欠缺者只是科学技术，只要学会了西人的科学技术，就能够打败西人。
可是，就在魏源写《海国图志》后不久，徐继畲自1844年开始编撰《瀛寰志略》，于1848年出版。
该书在介绍华盛顿时，有这样两段话：
“华盛顿，异人也。
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
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
呜呼！
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作为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之一，徐继畲最推崇的人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
可是，如果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富国强兵，那么当时最该推崇的对象应该是英国，其次是法国，怎么会轮到美国呢？
而且徐继畲明确提到华盛顿“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可知徐继畲推崇华盛顿之缘由根本就不是为了富国强兵。
那么，徐继畲推崇华盛顿的什么呢？
他在文中说得很清楚：
“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也就是说，华盛顿凭借武力统一美国后，居然不称皇帝，也不传位子孙，而是推行民主选举之法，几乎达到天下为公的境界，相当于我们三代时候才有的王道德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徐继畲心目中的向西方学习，并不仅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学习政治制度；
第二，徐继畲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政治制度，并非闻所未闻，只是失落已久。
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是担忧恐惧的，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可徐继畲却是积极拥抱的，因为他在西人那里看到了自周秦之变以来，失落三千年的王道德政复归的可能。
必须强调的是，徐继畲绝非远离世事的空想书生，当《瀛寰志略》出版时，他已官拜闽浙总督。
《瀛寰志略》也绝非小众读物，魏源在将《海国图志》扩充到百卷时就曾大量引用《瀛寰志略》的内容。
其人其书皆如此有名，可知这在当时至少已经形成一股思潮。
此事发生在洋务运动之前，若说中人是在甲午海战后反思洋务运动的失败，才想到不仅该学西人之船坚炮利，还应该学西人之政治制度，这恐怕是讲不过去的。
1875年，受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而出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将自己兴办洋务的主张写成《条议海防事宜》，文中提到：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制，皆可使富也；
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
即无所谓自知也。
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转弱为强，其余皆不可问，恐无此理。
”可以看到，在郭嵩焘眼里，中国要向西方学习，主要就该学习其政教，其次应该学习其商贾，最后才是船炮。
因为以中国土地之广大，人口之众多，只要政教适宜，富国强兵是自然而然的事。
现在舍弃政教不学而学西人之造船制器，那是在舍本求末。
1876年，郭嵩焘转任驻英公使，成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郭嵩焘将其赴欧之沿途见闻写成日记《使西纪程》，文中提到：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
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意思是：
在三代以前，天下只有中国是有教化的，其它国家因为远离中国，没有教化，所以被称为夷狄。
可是自汉朝以来，中国的教化日益微灭，政教风俗全部都转移到欧洲去了。
今天的欧洲人看中国，就像是当年的中国人看夷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与三十年前徐继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之所以要学西方，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教早已远离于三代时的王道德政，而这些王道德政反而在西方各国身上看到。
因此，学习西方之目的在于回归三代。
郭嵩焘又说：
“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
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
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在三代以前，中国与外族的战争是以有道伐无道。
自秦汉以后，王道在中国已经消失，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有道伐无道”一说，反正大家都是无道，相比较的就是强弱，中国强则中国兼并夷狄，夷狄强则夷狄侵凌中国。
可现在王道到了西方那边，他们进攻中国，看起来就很像是有道伐无道，所以真是危险啊！
按照郭嵩焘的这种说法，中国即便是学习富国强兵，富强到能超过西方，那么将来也不过是以无道伐有道，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观念在二十年后谭嗣同的《仁学》里表达得更加清楚。
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谭嗣同在1896－1897年间陆续写成《仁学》一书，在《仁学》的第三十五章，谭嗣同写道：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瞧类焉得乎？
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宜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
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意思是说：
幸好中国兵力不强，倘使中国的海军像英法，陆军像俄德那么强大，则不但是中国人要遭殃，全世界的人都要遭殃了。
所以东西方各国都要欺压中国，这正是天意使然。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对于失去王道德政的国家，不但不必要学习富国强兵，而且不应该学习富国强兵，因为你富国强兵的结果就是侵略别国。
看到维新派领袖是这样的观点，我们还能相信推动戊戌变法之主要目的，就是感叹于只学习科学技术不足以富国强兵，而必须要通过学习政治制度来富国强兵吗？
在《仁学》的第二十九章，谭嗣同写道：
“悲夫，悲夫！
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
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工媚大盗。
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三代以前是尽善尽美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则把这套政治体制给理论化了。
可坏就坏在荀子，荀子篡改了孔子的理念，把孔子的民主共和篡改成专制集权，还假托这就是孔子的思想。
然后，荀子又把这套学说通过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传给了秦始皇，最后秦始皇用这套学说统治荼毒了中国两千多年。
因此，谭嗣同要搞的戊戌变法，同样也是要接续三代以前的王道政治。
综上所述，无论是洋务运动之前的徐继畲，还是在洋务运动之中的郭嵩焘，又或是洋务运动之后的谭嗣同，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不是船坚炮利或科学技术，而是政治教化。
这个政治教化，并非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而是曾经在中国生根开花，只是因为被秦始皇掐断后失落了两千多年，现在正在西洋诸国绚丽绽放。
因此，维新的本质还是复古，复那个被秦制断绝了两千多年的古儒理想。
那么，什么是古儒理想，又为什么会被断绝呢？
在三代的政治架构中，天下原本就是一个大家庭，最顶层的是天子，即天的嫡长子；
天子的嫡长子还是天子，其余诸子为诸侯；
诸侯的嫡长子还是诸侯，其余诸子为卿大夫；
卿大夫的嫡长子还是卿大夫，其余诸子为士；
士的嫡长子还是士，其余诸子为平民。
因此，在这个家国同构的体制下，君就是父，臣就是子，所谓的古儒理想，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亦是《大学》上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盖天子与平民之间山高路远，想要直接管理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是分层逐级管理，每个人都把自己身边所处的家庭关系搞好，那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可是，如果理想与现实不能尽如人意，当“小家”的父与“大家”的父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我应该是支持小家的父，还是应该支持大家的父呢？
按照儒家的观点，当然应该是支持小家的父，而这正是法家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韩非子在《五蠹》中讲了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说楚国有个很正直的人叫直躬，他发现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就跑到官府去告发，结果令尹下令杀死直躬，因为直躬虽然对国君忠诚但对父亲却是不孝。
第二个故事是说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出征，三次交战三次败逃，孔子询问他原因，他说：
“我家里还有老父，如果我战死，就没有人供养他了。
”孔子认为此人是个孝子，就提拔了他做官。
于是，韩非子评论道：
“君主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
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
因此，令尹诛杀了直躬，从此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再也无法向上报告。
孔子提拔了逃兵，从此鲁国就会有很多人投降逃跑。
国家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想在兼顾家族利益的同时谋求国家的利益，这是没有可能的。
”因此，历代的法家变法，一定是要弱化家族对于个人的控制。
由于没有了家族利益在中间作为障碍，故而君主才能直接有效地统领全国百姓，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而努力奋斗，这就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能够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由于缺乏家族利益在中间作为过渡，故而君主直接统领全国百姓的政治结构特别不稳定，特别容易崩塌，这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仅过了十五年，大秦帝国就惨遭覆灭的根本原因。
可见，完全按照儒家的周制来治国，那是没有效率的；
完全按照法家的秦制来治国，那是不能稳定的；
是以治国思想逐渐发展成了汉武帝时期的“儒表法里”。
汉武帝虽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的儒术与孔孟之道已有天壤之别，它不过是借用了儒家的外壳，内核却是以法家为主。
到汉宣帝时，有一场非常著名的父子对话。
时任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他见汉宣帝刘询“所用多文法吏”，以法家的刑名之学治国，便向他建议道：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闻言勃然变色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叹曰：
“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霸道，就是法家思想；
所谓王道，就是儒家思想。
汉宣帝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虽然我们口头上说独尊儒术，其实是王霸杂糅。
如果你当真只用儒家的周制德政，是会祸乱我汉家天下的。
因此，虽然孔子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但秦汉之后的历代君主却很少真正将其学说奉为指导思想，而是一律采取王霸杂糅的儒表法里。
于是，历朝历代都会有一大批读四书五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感慨天下偏离了孔孟时期的儒家理想，进而心心念念总想着要回归三代。
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复古的理想很难成为社会主流，因为两千多年的秦制证明，回归周制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赫然发现，这种已经断绝两千多年的古儒理想，居然在欧美诸国中实现了，这才是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等人要向西方学习的原因所在。
因此，过去所谓中国最初只是想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被打一次就多学一点的观念，虽然的确是在相当一部分人身上存在，但它只是晚清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切面，而绝对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鸦片战争之后七十年思想发展的主流，应该是徐继畲等人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推翻秦制、重归周制，其结果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两千多年的异姓换代，而是成立民主共和的全新政体，之后1915年和1917年两次复辟亦未能成功，实是因七十年来以向西方学习为名的王道复古思想所致。
然而好景不长，1918年一战结束后，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天下就该由齐桓、晋文之君出面组织会盟，尊王攘夷以安定天下。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本应为解决战后和平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和会，竟然成为强权无视公理的分赃大会，而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合法权益亦遭到粗暴践踏。
于是，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回归周制的梦想彻底破碎，紧接着爆发的“五四运动”，喊出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中国的主流思想再次由周制走向秦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的分水岭也没有错，鸦片战争是中国从秦制向周制回归，五四运动是中国再从周制向秦制回归，而最后的胜利者属于最懂秦制的人。
因此，要预知未来之中国，就必须了解当下之中国；
要了解当下之中国，就必须读懂过去之中国；
要读懂过去之中国，就必须读懂周制和秦制，因为中国的历史始终在这两种体制的循环之中，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并未打破这种循环。
而要真正读懂周制和秦制，就必须读懂以儒法争鸣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这正是姚尧在过去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文化的精华在先秦诸子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姚尧今天花这么长篇幅剖析思想史后的落脚之处。
是的，这是我在下决心写《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系列后的第二个心愿，我还打算写《姚尧精读先秦诸子》系列。
在此之前，姚尧曾经连载过11集的《姚尧精读道德经》，因为我说过《道德经》是先秦诸子的总纲。
从读者的回应来看，反响也还算不错。
然而考虑到绝大多数读者的儒法基础不够，使得我在写作时牵绊太多。
是以姚尧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先易后难，从打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
按照初步规划，姚尧解读的第一本书将是《商君书》，预计九月份就会开始执笔，农历年前完成初稿，明年此时与读者见面。
之所以选择《商君书》作为开篇，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是该书篇幅不长，可以帮助读者快速了解法家思想的精神；
其二是该书以实用为主，并无太多玄妙思辨，理解起来不会太难；
其三是商鞅的生活背景，正处于《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一册《战国变法》所讲述的时段之中，有《通鉴》的史学基础作支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读懂《商君书》。
《商君书》之后，姚尧打算解读的第二本书预计是《论语》，目的是为帮助读者打下儒家的基础，至于写作时间肯定是要安排在2019年了。
再往后，预计姚尧将陆续解读《墨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管子》、《韩非子》、《鬼谷子》等书。
最后按照惯例，再发一张今年的照片。
姚尧手中所持，即是《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一册《战国变法》的样书。
样书封面是打印的，实际出版后的效果会再好很多，亦由于封面工艺的繁杂，所以本书批量印刷的进程再次被延期数日，预计是17日发货（如果印刷机不再有黑天鹅的话）。
此前读者曾留言要修改地址的，姚尧都已一一改过。
如仍有收货不便的，请于14日前在公号或微店中留言，注明详细的姓名、手机和新地址，或者告知方便收货的时间。
等这批货发完后，姚尧会再次开通购买链接（预计在21日），还请读者们继续鼎力支持。
去年的这个时候，姚尧在写作《姚尧的33周岁》时，不少读者留言说，想不到姚尧才33周岁，这么年轻有为。
实话实说，对于“年轻有为”这四个字，我是诚惶诚恐、愧不敢当的。
“有为”固然是肯定谈不上，“年轻”只怕也越来越没有底气了。
当我还只有二十岁时，当我还只有二十五岁时，我经常会安慰自己，之所以没能建功立业是因为还年轻。
可当我三十岁后，时常会陷入一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恐慌感。
我所崇拜的韩信，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把天下打完了。
我所喜欢的诗人李贺，不到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我所喜欢的词人纳兰，不到三十一岁就去世了。
可我呢？
我有什么？
即便想不说自己一事无成吧，其实也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绩。
自古以来，思想家在七十岁以后就很难有多少创作。
也就是说，留给姚尧的写作时间基本上不会超过三十五年。
可是姚尧准备完成的写作任务，至少是一百五十本书，甚至有可能超过两百本。
以此推算，平均每年至少要完成五本以上，方有可能完成使命。
时不我与，只争朝夕！
之前有读者留言，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读着姚尧的书慢慢变老。
”每念及此，我都会觉得很贴心、很温暖。
所以，就请读者在家里为姚尧准备一排书架吧，我会努力填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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