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力发现文王拘而演《周易》的物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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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许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愚按：

从纣王的口气看，纣王是怜惜信任文王的，说囚文王是小人所谮，最后授予文王征伐大权作为补偿。

三公之臣只有文王得以保全，足见文王之德之智，只有如此圣人方有作《易》的资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太史公自序》：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司马迁先后在《史记·

周本纪》、《报任安书》、《史记·

太史公自序》提到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由于前两处都有一个“盖”字，为后来的疑古学者否定文王演易提供了借口。

近代疑古学者多“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史记》最后的《太史公自序》一文径直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已没有了或然之辞，说明他最终是认可文王演易的，故文王演易是信史。

愚以为，司马迁用“盖”字是只是为了表明他不知文王作《易》的细节和经过，而文王作《易》确有其事。

《周易·

系辞传》、帛书《衷》篇、帛书《要》、《乾凿度》、《帝王世纪》等权威典籍都证明了文王演易是信史：

系辞传》：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当文王与纣之事耶？

是故其辞危。

帛书《衷》篇：

子曰：

《易》之用也，段（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

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智）以辟（避）患，□□□□□□，□（非）□（处）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者），孰能辩焉？

帛书《要》篇：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易纬·

乾凿度》：

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

《帝王世纪》：

文王广六十四卦，普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有如此重要的众多的古代文献证据，对“文王演易”持否定态度，这不符合科学精神。

依据“二重证据法”，若有考古文物证实文王演易，那就不容怀疑了，这个机遇已经来到！

二、“文王演易”的考古证据：

（一）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简介：

在周原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商王与商之先祖名号，高明先生《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一文（《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说：

通过对上述几片在族属问题上有争议的卜辞内容分析，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周文王被囚居于殷时所贞卜，在周原卜辞中有一部分是随同文王归周时，从殷带回周原的。

1980年10月底，考古所甲骨组郭振禄和曹定云在安阳复查1973年小屯南地陶片时，在考古队仓库内发现一包龟甲，发现其上有文字和“易卦”。

后带回北京，由钟少林同志粘对复原，其文字和“易卦”排列有序、为以往所罕见，是难得的文物珍品。

关于“易卦”卜甲的情况，《考古》1989年1期发表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认为：

“尽管‘易卦’卜甲出于殷墟，可它在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呈现出从殷代卜甲到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

因此，我们推断，该‘易卦’卜甲的时代是在殷末周初”。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中甲文字与符号放大：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腹甲文字与符号放大：

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发表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一文，认为：

该“易卦”卜甲乃周人之物，而非殷人之物。

周文王在羑里所演之《周易》，大部分可能带回周原，少数可能遗留于殷。

今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其形制是周原式的，上面又“筮九六之爻”，确为《周易》。

因此，该“易卦”卜甲很可能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的遗留之物。

（二）安阳殷墟“易卦”卜甲解密：

以下笔者不揣己陋，尝试揭开文王在推算《周易》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以此窥斑见豹，印证《周易》尘封三千年的奥秘。

把筮数卦转化为《周易》别卦，依据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画出示意图如下：

安阳殷墟“易卦”卜甲示意图说明：

位于卜甲最上边中甲的两个文字是“阜”字的甲骨文写法，金文“阜”仍沿续这种写法。

愚认为“阜九”是“阳九”的简写，“阜六”是“阴六”的简写，阴阳二字皆以阜为偏旁，其金文如下：

中甲刻有“阳九”、“阴六”，这是《周易》有别于《连山》《归藏》的最重要的标志：

乾凿度》曰：

“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

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

”郑玄注：

“彖者，爻之不变动者”、“九六，爻之变动者。

《系》曰‘爻，效天下之动也。

’然则《连山》、《归藏》占彖，本其质性也；

《周易》占变者，效其流动也。

”

《周礼注疏》贾公彦曰：

夏殷《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

沈括曰：

卦爻之辞皆九、六，惟《连山》、《归藏》以七、八占。

郑谔曰：

《连山》以艮为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连山》，言如山之相连也。

又曰《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

《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

中甲刻有“阳九”、“阴六”，说明安阳殷墟“易卦”卜甲属于《周易》，仅此一点就可证明它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作《周易》的遗留之物，这块卜甲宣布了易经由《连山》《归藏》占彖体系向《周易》占变体系的革命性转变。

学术界认为《周易》爻题九六名称始于秦汉，现在看来文王在作《周易》之初已有九六之说。

以下从四个卦的卦辞看腹甲上文字的奥妙：

渐，女归吉，利贞。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

利见大人。

贞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兑，亨，利贞。

《象》曰：

丽泽，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

腹甲左上，渐卦下有“贞吉”二字，这与四个卦的卦辞皆相符。

腹甲左下的坤卦是五个爻，没有用筮数卦表示，而是用了后世阴爻的符号，真是不可思议！

从中甲“阳九阴六”符号和这里坤卦的阴爻符号看，后世九六爻题和阴阳爻卦符的“发明专利人”实际就是文王。

坤卦上有“友”字，坤卦卦辞“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与坤卦处于对角线位置的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腹甲右下兑卦的《大象传》“君子以朋友讲习”（《大象传》即《易象》，起源很早，孔子述之），三个卦都有“朋友”，西南得朋，故蹇卦“利西南”即“利西南得朋”。

分析到这儿，我们发现卜甲确实与《周易》关系密切，继续看！

《周易》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暂时抽去外卦，则腹甲内卦分布图如下：

内卦即下卦，上为天，下为地，故此四卦表示殷地与周地。

《周易》以艮（东北）代表殷商，坤（西南）、兑（西）代表周。

坤卦、蹇卦卦辞里的西南代表周，东北代表殷商。

小畜卦卦辞、小过卦六五爻辞皆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这三处的“西”皆指周。

殷商为天下宗主，故居上，西伯侯为诸侯之首，居下。

按照古代地图的惯例，左下为东北，右上为西南，坤为西南，但居于东北，蹇卦下卦艮东北，但居于西南，于是坤卦卦辞里出现东北，蹇卦卦辞里出现西南，历来蹇卦卦辞难解，于此则涣然冰释。

腹甲外卦分布图如下：

外卦即上卦，上为天，下为地，故此四卦表示先天与后天。

笔者在解读《说卦传》时，发现了《说卦传》的“借象”法则（见拙著《周易诠释·

论《说卦传》的“借象”和“逸象”》），实际就是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互借，没想到《说卦传》的“借象”法则在这里又得到了印证。

看图，从坤卦开始，先天坤卦对应后天坎卦，先天坎卦对应后天兑卦，先天兑卦对应后天巽卦，先天巽卦对应后天坤卦，循环一周，正好形成一个古文“五”字，似乎见证了坤卦写成五个阴爻的奥秘。

拙著《周易密钥·

论先天八卦的演化以及向后天八卦的转变》说：

《说卦传》第三章“天地定位”言伏羲先天八卦，第四章“雷以动之”言黄帝先天八卦，第五章“帝出乎震”言后天八卦，前人没有发现这三章之间存在逻辑关系。

窃以为《说卦传》三、四、五章的顺序正好阐述了先天八卦向后天八卦演化的主干。

如此，按腹甲外卦分布图巽、坎的下卦皆是艮，艮为宗主（大国、大邦），也视为先天，则分布图排列又为：

坤——巽——坎——艮——兑——坤，这正是黄帝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对应循环。

黄帝先天坤卦对应后天巽卦，黄帝先天巽卦对应后天坎卦，黄帝先天坎卦对应后天艮卦，黄帝先天艮卦对应后天兑卦，黄帝先天兑卦对应后天坤卦。

三千年前西伯侯在殷商都城留下的这块卜甲，想不到蕴藏了先天八卦的演化以及向后天八卦的转变的特大信息，使《说卦传》先天后天转化学说有了互证，大矣哉！

华夏幸甚哉！

以下分析腹甲总图：

腹甲总图：

腹甲总图与《周易·

杂卦传》卦序密切相关。

笔者在《周易诠释·

论《杂卦传》“互体”“三才”之道》中认为：

《杂卦传》思想源于文王和周公，《杂卦传》与《周易》古经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杂卦传》保存了二十七宿体系向二十八宿体系演变的历史信息，《杂卦传》在《归藏》与《周易》之间承前启后，浓缩了殷商文明到成周文明的演变，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杂卦传》的基本规律，杂卦第一组代表“地”，杂卦第一组的乾实际属于第三组，如此则有27卦。

杂卦第二组代表“人”，有28卦。

杂卦第三组代表天，有9卦。

杂卦第一组：

杂卦第一组的乾属于第三组，有27卦，则首卦是坤，这与腹甲总图始于坤一致，按照三易的通例，左下东

文王演易详解，文王演易与文王八卦

如果说“伏羲画卦”，至今还不能说是信史而是传说的话，那么，“文王演易”，则可以说是信史而非传说了。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在《史记》中，关于“文王演易”的记载有多处，如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西伯”即周文王。

在《史记·

周本纪》中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在《史记·

日者列传》中，司马迁又明确地说：

“自伏莪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从以上引文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显然是把“文王演易”即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作为信史记载的。

据考证，周文王，姓姬名昌，生于公元前1213年，卒于公元前1117年，活了97岁。

他在位时，广施仁徳，礼贤下士，使其所管辖地区“周”日趋富强。

在他82岁时，由于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

“积善累德，诸侯皆乡之，将不利于帝。

”（《史记·

周本纪》）意思是说他尽做善事，威望很髙，将来要威胁帝王的安全，因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

羑里位于现在的汤阴县城北4公里、安阳市南15公里，地处羑、汤两河之间，是我国历史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座国家监狱。

关于姬昌在羑里坐牢的情况，《史记》记载不详，而根据其他相关记载和传说，姬昌在羑里监狱被闪禁了长达七年之久，期间受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凌辱。

纣王甚至将其长姬考（即“伯邑考”，“伯”是长子的意思，“邑”是封地或官名）杀害后做成肉饼（一说作成肉羹）让他吃。

姬昌忍辱负車:

，在痛苦而漫长的囚禁生活中，表面上借摆弄莕草来消磨时光，而实际上则志在韬光养晦：

借用占筮，一方面用来迷惑、麻痹监管人员，掩饰其内心早就立下的灭纣的锐志；

一方面慢慢思考灭纣的策略。

后世的孔子将《周易》视为周文王的“讳而避咎”之作，是符合史实的。

我认为“讳而避咎”，跟我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意思相近。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周文王最终将伏羲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并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

根据《史记》的记载，以及《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来看，所谓“文王演易”就是指周文王完成了将伏羲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而并非指写作《周易》。

但是，世人却每每将“文王演易”理解为“文王写作《周易》”。

这是一种误解，是违背史实的误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

这与对司马迁关于“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一段文字的理解有关。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上述一段文字作了提炼，这样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后人将“西伯”改成“文王”，并将“昔”字去掉，将“大氐”改为司马迁在《自序》中用过的“大抵”，加上书名号，于是这段文字就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文王拘而演《周易》；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

这段文字，长期以来，成为鼓励身处逆境的人们奋发著述的经典名句。

但是，在对于这段文字的理解上，却一直存在歧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把“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

在古文向无标点符号的背景下，也许不易看出人们对于这段文字的误解，而一但加上标点符号后，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

《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及其弟子和传：

弟子所作，周文王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易传》，至于《易经》，至少其中的多半卦爻辞，也是在周文王之后才完成的，周文王本人也同样不可能看到。

因此，就整体而言，《周易》并非文王所作，文王也根本不可能见到《周易》。

所以，不但把周文王“演周易”理解为作《周易》大错，违背《周易》成书的史实，就楚理解为推演《周易》也不准确。

试想：

周文王怎么可能对他生前根本未能见到的《周易》，进行推演呢？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至少在上述两处引文中，都称文王“演周易”呢？

到底该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原话、原意呢？

我认为，司马迁是在笼而统之的意义上这样讲的。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在内的《周易》早已问世，而且是《五经》中惟一幸免于秦火，得以薪火相传的一本。

对当时的史料、文献等等都比较了解的司马迁，自然知晓《易传》是文王逝世以后多年才完成的著作，自然知晓《易经》的卦爻辞，大部分也并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公及其门人所作，甚至孔子及其弟子也参与了创作。

就是说，文王在世时，不但《易传》还没有产生，就是《易经》，也还没有最终完成。

周文王在《周易》这本书上所做的工作，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

二是将伏羲八卦的方位加以改造，即由“伏羲八卦”（也称“先天八卦”）改造成“文王八卦”（也称“后夭八卦”）；

三是，创作了部分卦、爻辞。

实际上，周文王只是《周易》之《易经》部分的首创者，而非完成者。

从《易经》作为《周易》之主干部分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周文王是《周易》的初创者。

所以，我认为司马迁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说“西伯演周易”的。

就是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而不是严格论证。

严格地说，司马迁所说的周文王“演周易”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

说司马迁在此只是泛泛而谈，从这段话的内容并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安排，也可窥见一斑。

按照年代先后，左丘生活在春秋时期，比屈原要早许多年，孙膑虽然大约与屈原同时生活在战国时期，但也稍早于屈原。

所以，“屈原放逐，乃賦《离骚》”，理应放在“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之后，而且这样安排，即使按照文法、韵味讲，也丝毫并不比现在看到的原文逊色。

可是，司马迁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司马迁不知道屈原活动的年代比左丘明晚很多，比孙膑也稍晚吗？

从《史记》的内容尤其是从《列传》的内容看，显然不是。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年代来写这段文字呢？

我认为，无论是在《自序》还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都非同一般，即不是一般地记述，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倾诉，其中充满了愤懑、羞愧等等极其凄楚而哀婉的复杂之情。

“发奋为作”，是这段话的点睛之笔，是司马迁从文王、孔子、左丘、孙膑、屈原等等的坎坷人生历程和“奋发为作”中，所得出的重要人生启悟，是他为了实现父亲遗愿、完成《史记》而自请宫刑，所切身体悟到的人生箴言，也是他向朋友、向世人所倾吐的肺腑之言。

作为恪守良知和操守的文人，尤其是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在李陵被匈奴俘获而不得不投降的事件上，应汉武帝的召见，仗义执言，实话实说，本是出于天性和职分，也是想宽慰为李陵亊件而震怒的汉武帝。

然而，亊与愿违，却不幸因此而触犯了唯我独尊的龙颜，被判死刑。

此亊发生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当时47岁。

在生死关头，司马迁记挂着草创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尚未完稿，想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忍辱负重“奋发为作”的前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人生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洞悉，产生“人固有-·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深刻体悟，因而决心效法前贤，为完成《史记》而毅然选择了“隐忍苟活”、“自请宫刑”。

这样，“发奋为作”就成为他感同身受、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由于宫刑是当时最下等、最让人耻笑的刑罚，所以，司马迁为此所承受的世俗和心理压力，所遭受的情感煎熬，是十分沉痛的。

正如他在8年后即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后，在《报任安书》中所倾诉的:

“是以肠一口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这杜鹃啼血般的言辞中，不难看出，宫刑之辱给司马迁带来的磨难，丝毫不亚于文王、仲尼、屈原和孙膑等所遭遇的“拘”、“厄”、“逐”、“膑”等等苦难。

要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为了把《太史公书》写成，他是绝不会选择“隐忍苟活”的！

完成《太史公书》，是他“隐忍苟活”的唯一精神支柱。

为此，奇耻大辱所带给他的强大压力，转化成了巨大动力，支撑着他“奋发为作”，度过长达8年近3000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终于了却这桩心愿。

他为此而欣慰，感到抵偿了“宫刑”所带给他的屈辱，纵然是千万次地被杀戮，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向好友任安所倾吐的：

“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写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感同身受之情，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激荡胸膛，绞杀心肠！

正因为这段文字乃是司马迁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泻，所以，司马迁才没有严格按照年代先后来写。

总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重在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真情实感，而非严格论证。

司马迁所说的“西伯演周易”只是泛泛而谈。

他所说的“周易”，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周易》，而是《易经》，并且只是《易经》的一部分。

在周文王于监狱中韬光养晦的同时，他的幕僚也一直在用美色、宝马、奇珍异宝等等通过贿赂纣王及其亲信来营救他。

89岁的姬昌被纣王赦免，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并告诉他，“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史记·

周本纪》）。

说明姬昌借占筮时韬光养晦的计谋起了作用。

姬昌出狱后又主动向纣王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免除炮烙酷刑。

“炮烙”，也叫“炮格”（见《史记·

殷本纪》：

“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具体的行刑过程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用炭火烧热铜柱，令犯人在铜柱上爬行，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而死；

一说是在浇铸而成的铜格下烧炭，令犯人在格上行走，犯人被灼烫得堕入火中致死。

不管哪种说法，都能看出这种刑法是很残酷的。

姬昌不惜献地而请求商纣王免除这种酷刑，因而深得民心，威望大增，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

这就是“西伯”这个称号的由来。

由于商纣王的残暴、奢靡，使得商王朝政亊日非，内部矛盾加剧，而姬吕则继承和发扬祖上的传统，躬行仁义，和谐万邦，善于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使得归附于周的诸侯国逐渐增多。

姬呂还求贤若渴，招贤纳土，毕恭毕敬地拜隐居在渭河之滨借垂钓以待明主的姜子牙为军师。

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姬昌开始实施其灭纣的计划。

首要的是先巩阂壮大自己。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使经济富足的同时，他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使周所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

在巩固壮大自己的基础上，姬昌又向东发展，灭掉在纣王面前诬陷他的崇侯虎（崇国），将国都自岐邑迁都于丰。

然后带领儿子姬发，继续向东扩张。

于公元前1117年染病身故后，由姬发即周武王承继其灭纣的大业。

姬昌在位约50年，到其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朝的大部分国土已经归属于周了。

周武王姬发实际上是在其父所奠定的坚实基业之基础上，完成伐纣灭商之伟业的。

但是，姬昌终生并没有称王。

“文王”这个称号，是他的儿了·

周武王伐纣灭商取得天下后，才追封给他的。

对于“文王演易”之事，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的搜集和理解不同，再加上相关的传说中带有神话、虚妄等成分所致。

我在这里权且谈谈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即使撇开那些带有神话和虚妄敷衍之辞的传说不谈，单凭《史记》的记载，“文王演易”并最终完成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一亊，就理应得到肯定。

我在前面讲了，所谓周文王在“演易”方面的主要页献有三：

一是完成了由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

二是将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的方位改造成“文王八卦”即“后天八卦”；

在这个过程中，周文王肯定借鉴、汲取了前人的相关成果。

因为在他之前，至少在殷商，就已经开始了从八卦到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推演和卦、爻辞的创作。

这在已经出土的殷商甲骨文等相关卜辞中，在近些年重新发现的《归藏易》的残留文字中，均已经得到证实。

尤其是卦、爻辞的创作，更是经历了从符号到符号文字，再到文字，并且经过逐步推敲和洗练的漫长衍变历程。

到周文王时，这个过程也并未结束，一直到他的儿子姬旦（周公）、孔子及其弟子等，才摄终完成。

本文出自国易堂，转载请注明出处/bg/wwbg/222.html北为起始，《说卦传》曰“艮，东北之卦也。

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个通例一直使用至今，正月建寅，寅为东北。

故位于腹甲左下（东北）的坤卦为起点。

坤卦用五个阴爻表示，因为杂卦第一组坤卦之后的中爻是一连串的剥复卦，而剥复卦位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坤卦的左右邻，剥复二卦都是五个阴爻！

然后是腹甲左上的渐卦，渐与归妹为互覆卦（互覆原则殷商已用，因为常见有倒书的筮数卦，这正是殷商使用覆卦的印证），故杂卦第一组中爻剥复之后是渐归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