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发展史.docx
《中国期货发展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期货发展史.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国期货发展史
中国期货发展史
————————————————————————————————作者:
————————————————————————————————日期：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
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
清代：
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
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
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
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
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
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
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１99０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
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
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
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
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
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
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
“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
”鸦片在内地被适用。
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
1９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
１851年，Ａ·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
“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
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
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
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１９90年发展至今,仅有2４年的历史。
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
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 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８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
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
到１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J.P．Bisｓｅｔ&Ｃｏ.）。
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７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
到了1８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
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
股价呈上升趋势。
例如,招商局面值1０0两的股票，１876年的市价为40-５０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２00两以上。
1882年１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
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
（2）抵押股票；
（３）代买卖股票。
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
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
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３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
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１9世纪9０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
１8９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Shａngｈai Shareｂroｋeｒs Asｓociation）。
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９0５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
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
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
１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 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１9０４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
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７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
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
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 北洋政府时期:
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 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
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０0多人参加。
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ｕí）一主持会议。
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
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１91４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
当时会员有１3家。
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
当时，上市股票约２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
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
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
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
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
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
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９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ｊiǎｎ）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
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
191５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２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
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
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９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性交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
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
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
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８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
同年6月５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０0万元，经纪人6０名,王小宋任理事长。
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
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
据该所19１8年１１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
1９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
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
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９２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０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
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７种。
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
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
资本额为10０万元,经纪人５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
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２1年4月成立。
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
192１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
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３３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
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 民十信交风潮
１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
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１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
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
从这一年的５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
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
同年5－７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
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
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
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
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１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老习惯这时要清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
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
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
到1９２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
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
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 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
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
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
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９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
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
“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 国民政府时期:
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１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１９29年１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
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
然而,由于191９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９２０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２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１92９年宣
８
布停业清理。
１929年１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
此项法律共设5８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１９３０年１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
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
例如,2０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
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
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
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
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
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9
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９3７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
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
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
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
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
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１00多家。
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4０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
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
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
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
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８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
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
直到19４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
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４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
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
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1０
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
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
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９４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
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
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
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
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１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
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
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
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
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
19４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
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
其资本额定为1０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
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
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０-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１1
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
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
在此基础上,同年１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
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
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
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
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４亿元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１３种。
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１９4８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
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
到同年８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
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４9年２月国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