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新形势与我国应对策略新思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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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新形势与我国应对策略新思路

贸易摩擦新趋势与我国应对策略新思路

摘要:

中国是遭遇贸易摩擦的重灾区，本文研究了贸易摩擦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了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新思路和对策。

从世界范围看，本轮全球经济衰退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潮，但值得注意的是“南-南”型贸易壁垒显著增加，并且新兴经济体贸易保护的产业指向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差异。

中国遭遇贸易摩擦显示出明显的“歧视性”，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加入WTO得以改善，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中国贸易摩擦的来源地，而且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的产业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对中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应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发展开放型经济，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做好重点产业贸易摩擦的预警和协调工作，建立不同主体之间贸易摩擦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

关键词:

贸易摩擦趋势成因思路与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关税作为贸易保护手段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一方面经过多轮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关税水平已经处于很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关税调整受制于WTO规则的限制，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

在这种背景下临时性贸易壁垒（TTB）,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殊保障措施，成为各国越来越依赖的贸易保护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

然而，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遭遇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WTO统计数据显示，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全球对华实施的其它诸如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也呈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

2011年中国5%非石油出口产品遭遇TTB（Bown，2012），频繁遭遇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而且影响了我国企业和产业发展。

本文将对贸易摩擦的新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新思路，由于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TTB的使用，而反倾销是TTB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我国遭遇TTB中约70%为反倾销，并且反补贴也经常与反倾销一起使用，本文将主要以反倾销为例对贸易摩擦进行分析。

对中国遭遇摩擦特征和趋势的分析应该置于世界范围贸易保护特征与发展趋势的背景之下，将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情形与世界范围反倾销使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能够更好分析中国遭遇反倾销的趋势和特征。

一、世界范围反倾销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对于世界反倾销特征与趋势的描述不仅需要关注反倾销使用规模的变化趋势，还要关注反倾销使用主体以及反倾销产业指向的变化趋势。

（一）反倾销一直是一种频繁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

表1列举了32个经济体在1989年到2012年使用反倾销的情形，将1989-2012年分为三个时间段是因为考虑到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及2008年开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表1反倾销案件发展趋势与中国面临反倾销的趋势（1989-2012）

发起反倾销

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

时期

总计

对中国

中国占比

总计

对中国

中国占比

1989-2012

5616

1059

0.189

3103

725

0.234

1989-2001

3317

425

0.128

1560

250

0.160

2002-2007

1278

336

0.263

953

249

0.261

2008-2012

916

295

0.322

590

226

0.383

数据来源：

Bown,ChadP.（2012）"GlobalAntidumpingDatabase,”availableat http:

//econ.worldbank.org/ttbd/gad/

注：

分三个时期的统计删除了少数发起时间缺失的案件，因此加总数不等于总数。

从1989年到2012年的24年中，32个经济体发起反倾销案件总计达到5616件，年均234件，而反倾销裁定成立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也多达3103件，年均达到129件。

而从发展趋势看，反倾销的使用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二）本轮世界经济衰退并没有导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

一般的经验是贸易保护会随着经济衰退而更加严重，因为经济衰退意味着进口竞争产业对贸易保护需求的增加，利益集团更加倾向于促使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

很多学者认为2008-09经济衰退堪比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1930年代世界各国利用贸易保护手段将自身从全球经济中孤立出来，或者作为贸易报复在贸易伙伴间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被认为是1930年代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本轮经济衰退并没有导致如1930年代的大规模的贸易保护的出现，如表1所示，反倾销发起案件数量或者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在2008年以后并没有出现增长的趋势。

贸易保护主义得到遏制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WTO等多边贸易体系以及G20协调机制等发挥的积极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以邻为壑只能导致和加剧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时期更需要自由贸易。

历史教训使得各国在经济衰退期更倾向于通过协调确保不出现严重贸易保护现象。

另一方面，当代的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出现本质变化，国际价值链分工成为重要的国际分工方式，这使得各国间出现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

同时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很多企业既是进口者又是出口者，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在下降。

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之间的依赖关系也是本轮经济衰退没有导致严重贸易保护的主要原因。

（三）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南-南”型反倾销增加

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是TTB的传统主要使用者，表2列举了使用反倾销手段最为频繁的5个经济体，可以发现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巴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逐步成为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

表2使用反倾销的主要经济体（1989-2012）

发起AD最多的国家

裁定AD最多的国家

1989-2012

美国（797）、印度（667）、欧盟（656）、澳大利亚（521）加拿大（379）

印度（492）、美国（428）、欧盟（402）、阿根廷（224）、土耳其（186）

1989-2001

美国（578）、欧盟（457）、澳大利亚（425）、印度（261）、南非（233）

欧盟（279）、美国（277）、印度（140）、加拿大（130）、南非（125）

2002-2007

印度（239）、美国（151）、欧盟（124）、中国（117）、土耳其（92）

印度（204）、土耳其（105）、中国（105）、美国（85）、欧盟（80）

2008-2012

印度（167）、巴西（133）、阿根廷（79）、欧盟（75）、美国（68）

印度（148）、美国（66）、巴西（58）、阿根廷（54）、欧盟（43）

对中国发起AD最多的国家

对中国裁定AD的国家

1989-2012

印度（154）、美国（152）、欧盟（137）、阿根廷（82）、土耳其（77）

印度（125）、美国（108）、欧盟（102）、土耳其（70）、阿根廷（62）

1989-2001

美国（70）、欧盟（65）、印度（49）、秘鲁（46）、阿根廷（34）

欧盟（48）、美国（41）、印度（32）、阿根廷（20）、墨西哥（18）

2002-2007

印度（56）、土耳其（46）、美国（45）、欧盟（42）、墨西哥（18）

印度（50）、土耳其（48）、美国（28）、欧盟（28）、阿根廷（13）

2008-2012

印度（49）、美国（37）、阿根廷（36）、巴西（35）、欧盟（30）

印度（43）、美国（39）、阿根廷（29）、欧盟（26）、巴西（16）

数据来源：

 Bown,ChadP.（2012）"GlobalAntidumpingDatabase,”availableat http:

//econ.worldbank.org/ttbd/gad/

注：

案件数量不包括发起或者裁定时间缺失或者涉及产品HS编码缺失的案件。

2008-2012年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前三位均为新兴经济体，分别为印度、巴西和阿根廷，而且这三个新兴经济体也出现在同期裁定反倾销的案件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经济体中。

G20中的四个新兴经济体2009年相较于2007年TTB增加了40%，2011年相较于2009年又增加了13%。

这样，相较于2007年增加了67%，而同期G20高收入经济体只增加了13%（Bown，2011）。

新兴经济体对于TTB越来越增加的依赖来源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产业结构特征使得TTB运用主体发生变化。

本轮经济衰退相较于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产业结构转型，逐步摆脱了对传统制造业的依赖。

而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对于传统制造业的依赖程度较大，在面临本轮经济衰退时，新兴经济体面临进口保护的压力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南-南”型贸易壁垒显著增加，也就是新兴经济体对来源于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实施贸易保护不断增加，这与新兴经济产业结构重合度较大导致产业竞争加剧有关。

（四）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反倾销的产业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反倾销的产业分布存在显著差别，表3显示了使用反倾销四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六个新兴经济体经济体（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和南非）的反倾销产业分布状况，这四个发达经济体和六个新兴经济体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在1995-2001年分别达到WTO成员国发起案件数的39%和40%，2002-2006年期间比重则分别为29%和39%（Bown，2010）。

表3反倾销案件的产业分布（1989-2012）

，%

四个发达经济体

六个新兴经济体

发起

裁定

对华发起

对华裁定

发起

裁定

对华发起

对华裁定

第一类

0.64

0.95

0.68

1.05

11.22

13.37

8.16

8.79

第二类

0.56

0.51

0.54

0.75

3.38

2.89

4.04

4.35

第三类

0.15

0.12

0.00

0.00

0.05

0.02

0.00

0.00

第四类

1.85

2.55

1.56

2.11

0.45

0.40

0.26

0.30

第五类

0.49

0.35

0.63

0.83

0.46

0.45

0.22

0.20

第六类

4.04

3.85

6.23

6.77

21.55

26.25

35.94

39.31

第七类

1.96

2.20

2.00

2.33

6.88

5.98

2.81

2.50

第八类

0.11

0.06

0.54

0.38

0.35

0.00

0.92

0.00

第九类

0.99

1.33

4.91

6.84

1.09

0.52

0.75

0.25

第十类

1.53

1.70

4.72

6.09

2.47

1.92

0.39

0.40

第十一类

5.88

4.09

3.89

2.78

10.23

8.96

10.49

9.89

第十二类

2.68

2.21

8.08

6.39

1.14

1.38

2.76

2.95

第十三类

1.60

1.14

3.80

3.23

2.49

1.74

2.11

1.35

第十五类

71.20

70.63

51.53

51.50

24.65

20.15

9.92

7.59

第十六类

5.06

6.87

6.28

5.34

10.99

13.28

16.94

18.28

第十七类

0.71

0.88

2.77

1.58

0.66

0.63

0.83

0.60

第十八类

0.12

0.15

0.19

0.30

0.98

1.03

1.45

1.40

第十九类

0.02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十类

0.41

0.37

1.65

1.73

0.94

1.03

2.02

1.85

数据来源：

 Bown,ChadP.（2012）"GlobalAntidumpingDatabase,”availableat http:

//econ.worldbank.org/ttbd/gad/

注：

案件数量不包括发起或者裁定时间缺失或者涉及产品HS编码缺失的案件。

表3数据表明，发达经济体反倾销不论是从发起还是从采取反倾销措施看，涉及的产品类别非常集中，HS编码的第十五类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占发达经济体发起和裁定案件数量的比重均超过70%；相较而言，新兴经济体反倾销涉及的产品类别较为分散，第十五类产品和第六类产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所占比重均超过20%，其次为第十六类产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和第十一类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所占比重约为10%。

二、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一）中国是遭遇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由于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中国成为遭遇反倾销的“重灾区”，自1995年以来，我国连续18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

如表1所示，在1989-2012年期间，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占所有反倾销发起案件的18.9%，而占裁定案件的比重更是高达23.4%，而且这两个比重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比如2008-2012年期间分别为32.2%和38.3%。

表4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1989-2012）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比重（%）

1.70

1.80

2.05

2.25

2.43

2.80

2.88

2.80

3.27

3.34

3.41

3.86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比重（%）

4.30

5.01

5.77

6.43

7.25

7.99

8.70

8.85

9.57

10.32

10.36

11.13

数据来源：

根据WTO网站（stat.wto.org）统计数据计算。

如表4所示，这两个比重均远高于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在贸易保护方面，中国遭遇“歧视”的现象比较严重，Bown（2010）的研究也指出1995-2001年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在反倾销中遭遇显著的歧视性待遇。

这种情形凸显了中国对于贸易摩擦建立早期预警体系以及完善协调与应对措施的重要性。

（二）中国加入WTO并没有改善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状况

减少外部市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是中国加入WTO预期的主要收益之一，但是数据表明中国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方面的歧视性遭遇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表1数据支撑了这个观点。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包括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等其他贸易保护措施也被更多地采用来限制来源于中国的进口。

2002年至2012年，WTO成员国针对中国发起特保措施32起；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

2010年美国贸委发起337调查总数及涉华案件总数均达历史新高。

。

2013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中国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2%。

（三）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经济体出现“多元化”特征，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所遭遇到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

然而，近些年来开始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甚至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摩擦有超越来自发达经济体贸易摩擦的之势。

如表2所示，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都成为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主要经济体，2008-2012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五个国家中新兴经济体均为三个，尤其是印度在2002-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期间都是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调查以及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发达国家与中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贸易摩擦呈加剧之势，甚至有超越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势头。

（四）从产业特征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对华反倾销的产业特征与总体特征都呈现显著差异

从发达经济体看，相较于总体反倾销产业分布，对华反倾销产业较为分散，50%左右为“贱金属及其制品”，其他比重相对较大的包括第十二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第六类和第十六类产品等。

而新兴经济体对华反倾销的产业一方面更加分散；另一方面，重点产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第六类产品占发起案件数的35.94%，占采取反倾销措施案件数的29.31%，其次是第十六类产品，排名第三的是第十一类产品，而总体上比重最高的第十五类产品，只占对华反倾销案件数的不到10%。

对华反倾销产业相对分散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难度相对提高。

尽管发达经济体在对华反倾销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并且产业主要集中于第十五类产品，但是应该注意到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达经济体开始对我国使用贸易保护手段。

比如美国频繁对我国产品实施“337”调查，2013年前三季度，美国共发起337调查34起，其中涉华15起，涉案行业以电子行业（7起）居首。

近年来，涉及中国大企业的337调查日渐增多，联想集团、海尔集团、华为、中兴通以及三一重工等国内诸多大企业频频成为美国337调查的强制应诉企业。

2011年我国光伏电池遭遇美国“双反”调查，这是我国清洁能源产品在国外遭受的第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2012年美国再次对我国风电设备启动“双反”调查。

2012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部件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

对于新兴产业发展的竞争使发达经济体对华贸易摩擦从产品层面上升为产业层面，比如美欧对于中国光伏相继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使得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受到巨大损失，2011年我国拥有光伏企业为262家，2012年已经骤降至112家，约半数企业退出光伏产业。

2013年3月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四大光伏企业的无锡尚德进入“破产重整”。

三、我国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成因

（一）我国出口结构“两端重叠”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我国频繁遭遇来自于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救济措施与中国出口结构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均出现“重叠”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与发达经济体形成了竞争关系，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的特定环节，形成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

产品内分工在信息通讯产业中最为发达，中国抓住机遇，迅速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加工组装地，使得中国以信息通讯等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快速增加。

2012年中国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1794.2亿美元和6012.6亿美元，分别占出口总额的57.54%和29.33%。

这导致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出现“高端重合”，竞争在短时间加剧，贸易摩擦成为必然。

同时，我国在传统产业上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依然明显，这与贸易伙伴国产业可能形成“低端重合”，这种“低端重合”可能影响贸易伙伴的就业（比如发达国家）和产业成长（比如发展中国家），因此贸易摩擦也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特征。

（二）危机后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是贸易摩擦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的重要促成因素

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普遍的高速增长，这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到本世纪初，信息通讯技术逐步成熟，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下降，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要想真正摆脱危机并进入新一轮增长，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才是根本之道。

此时，主要发达经济体正着手进行产业发展规划，以寻求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的突破，抢占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谋取全球竞争新优势。

美国和欧盟甚至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种再工业化并不是重新发展传统制造业，而是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上加大发展力度，率先获取下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而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并不排除新兴经济体在某些重要产业领域率先实现突破，从而抢占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制高点，领导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期盼着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实现超越。

近年来，伴随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现强劲增势。

2012年我国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和海洋工程等新兴产业全年销售产值增速约两倍于工业总体产值增速，其中，江苏、上海和广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当地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已分别达到38.4％、23.7％和19.8％。

可以预见，各国新兴产业发展竞争必然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出现，中国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产品出口自2011年开始连续遭遇美欧“双反”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三）全球经济低迷提升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经济衰退会增加贸易保护的压力，贸易保护政策措施的出台和使用频率，通常与经济衰退及其复苏的进程密切相关。

尽管本轮经济衰退并没有引致大规模贸易保护的出现，但是不管是发达经济体基于“再工业化”对我国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产业的贸易救济措施还是新兴经济体基于国内产业发展与调整压力对我国产业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都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密切相关。

本轮经济衰退引起国际贸易更大程度的收缩，在2008-2009年期间全球贸易占GDP比重锐减30%（Eaton等，2011），中国出口额也显著下降，但是如表4所示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却在上升，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上述背景也是中国成为贸易摩擦“重灾区”的一个原因。

（四）贸易摩擦预警和应对机制不够健全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因

贸易摩擦是有前兆的，并且可能包括摩擦发起国主动发出的贸易保护警示。

因此，建立合理的预警体系，并且使得预警信息能够被有效传递至相关企业，以便对预警信息做出合理的反映，是预防贸易摩擦非常重要的措施。

目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够。

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些贸易摩擦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有合理的应对机制，以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将损失降到最低。

所谓应对机制就不能是个案处理性质的，而要是建立一整套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