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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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救死扶伤联合会1
辽宁省葫芦岛市救死扶伤联合会是一家由私营企业发起成立的社会团体。
联合会建立后，一度发展迅速，不仅及时救助了一些交通事故受伤者，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因此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知名度。
然而，仅仅时隔一年，救死扶伤联合会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联合会的发起人李树文不仅花掉了百万家产，企业也难以为续。
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然而，在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知名栏目）连续多年的报道之后，在联合会到处寻求各方支持之后，联合会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媒体的热情正在逐渐消退，联合会的困境却依旧。
作为联合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李树文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1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公路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机动车数量迅速增加。
然而，由于道路安全设施还不够完善，而1988年出台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不少内容明显滞后，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一直居高不下，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2002年1月29日人民网报导：
“据新华社电，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陈洁1月29日在贵阳透露，我国去年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
10万人。
陈洁说，去年美国因道路交通事故约死亡４万人，日本约１万人。
根据全国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上报的材料统计，去年前１１个月，我国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72.4万起，死亡9.5万人，受伤55.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7.8亿元”2。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段里仁介绍，国外的交通事故致死率3大大低于中国。
如日本的致死率为0.9%，美国的致死率为1.3%，中国的交通事故致死率平均为27.3%。
对这一数字，段里仁认为，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急救，东京100％的交通事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急救，因此，东京的交通事故致死率只有0.7％。
据段先生统计，交通事故在30分钟之内死亡的占85％。
这意味着在30分钟之内得到及时有效的急救能够挽救大部分伤员的生命。
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为9万多人，如果急救及时有效，可能少死6万人4。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城市的急救服务大多由非营利性的服务机构承担。
该机构通过发达的通讯、定位系统协调、派遣最近的救护车到达事发现场。
救护
1本案例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龚慧娴完成。
案例用于公共管理专业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教学。
本案例的调研工作得到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在此谨致谢忱。
本案例版权归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不得擅自复印、影印、打印、翻译、散发或以任何形式在
课堂教学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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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2788955，传真010-
62788135，电子邮箱sppm@，信址：
北京清华大学明理楼5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会。
2转引自2002年1月30日08:
55（北京时间）人民网日本版。
3交通事故致死率是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与交通事故伤亡总人数之比。
4《北京青年》周刊2001年8月21日“产经周刊”。
车通常有公共机构的（如公立医院的救护车），也有私人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
他们通过提供急救服务获得一定的补偿。
由于不同地方的相关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地方的救护车会得到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有的救护车会得到一些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支持，有的则通过额外的业务弥补资金的不足。
在我国，通常，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执勤交警。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员到达现场，进行抢救伤者和财产、恢复交通等工作。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信息、人力、设备等资源不足，或者当事人协助不力，伤员的生命和财产常常无法得到及时的挽救。
特别是在中小城市，社会救援不够及时、不够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
事实上，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交通事故的紧急救助是交通部门和民政部门都难以顾及的盲区。
而且，由于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原因，有时即使交通事故的伤员被及时送往医院，还存在因为伤员无力支付医疗费和住院押金等问题而无法实施紧急救助等问题。
对此，民政和医疗部门也无能为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社会改革的步伐。
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建立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福利体系，即更多依靠社会力量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这一宏观环境下，中国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开始兴起，并积极参
与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
而且，民间组织的活动领域从90年代中期的妇女领域、环保领域、热线领域、孤残儿童、老年人、教育和扶贫领域逐渐延伸到以往很
少为民间组织所关注或介入的领域。
这些活动领域既包括一些新的社会问题领域：
如流动人口领域、艾滋病领域、下岗人员领域；也包括一些传统上完全是政府垄断或无人涉及的领域：
如交通事故的紧急救助、犯罪人员的子女等。
辽宁省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企业自下而上发起成立的新型民间组织。
2最初的日子
1993年初，李树文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创办了一家私营企业——前进汽车修配厂。
该厂靠近102国道，平时主修肇事汽车。
李树文因此多次目睹了交通事故的悲惨场面，并注意到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救助，交通事故中的伤员常常面临着生命和财产的双重危险。
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李树文回顾说：
我们葫芦岛市是沿海开放城市、辽宁的西大门，国道102线贯穿全境，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过往机动车就有两万多辆。
车多，难免出交通事故。
我开汽车修配厂之后，曾多次组织参与交通事故抢救，有过恳求过往车辆和行人协助救援而被拒绝的遭遇，也亲眼目睹了一些受伤人员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的场面。
如果能及时救助伤员，该有多好5。
1995年李树文开始带领工人对102国道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施救。
在实际
救助活动中，他渐渐发展了实行无偿救助的想法：
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是1995年1月在我厂子门前的102国道上，发生一场三车相撞的车祸，一辆吉普车被一辆货车追尾，大货车把对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撞了，轿车被撞瘪了，车里的三个人一死二伤，伤者都被撞昏了，伤口流血不止，生命危在旦夕。
我在屋内透过窗子看到发生车祸了，一面用电话向交警支队报案，一面下令全厂停产救人。
……后来我才知道，我救的是一位市政协常委、一位年轻有
为的青年私营企业家和他的妻子。
如果不是救得及时，一个国家有用的人才就夭折了，那损失该有多大啊！
想到这起救人的事，我决定对交通事故中的伤员实行无偿救助。
说来也怪，自打我有了这个想法，再加上
5《中国交通报》2001年2月2日第2542期
大夫对症治疗，我的病一天天见好。
……出院后，我立即实施我的想法。
1998年3月—1999年3月，是义务救助活动迅速发展的一年。
1998年1月，李树文以个人名义向同行和社会发出倡议：
提高修车质量，减少交通肇事，对交通事故中的伤员进行人道主义的无偿救助。
1998年3月初，李树文投入了3辆价值20多万元的施救车，配备了救护担架、氧气瓶、止血带等急救设施。
同时设置了专用救助电话（0429）2650790，24小时有人看守，为施救车司机配置了传呼机，并将电话和传呼号码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
从那时开始，3台施救车、12名救护员，每天在102国道和市区干线上巡视。
当接到求救电话，李树文或家人就拉响厂内警报或通知巡视施救车司机，在3分钟之内赶到事故现场。
到达事故现场后，救护员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护，并保护伤员的财物安全。
然后立即将伤员送入附近医院治疗。
救护员根据具体情况，为特困伤员支付挂号费、住院押金、医疗费，而且还常常为伤员购买食品和营养品等。
李树文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逐渐受到了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
李树文的办公室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电话，许多热心人还为他寄来了治疗肝病的药物和药方。
1998年6月，一位沈阳的老中医安民，在报纸上看到李树文义务救助的事迹，很受感动，听说李树文有肝硬化病，特意风尘仆仆地赶到联合会，给李树文带来了治疗肝病的特效药——一种产在云南的溪黄草。
第二天，老人又亲自为李树文熬了一天药，看着他喝下去，并告诉李树文家人煎药注意的事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到1999年3月为止，施救队共参与了近80起交通事故的救助工作，抢救伤员166人。
3．联合会的成立及其运作
在一年多的救助过程中，李树文注意到，交通事故伤员被送到医院后，有的无力承担医疗费和住院押金，而民政和医疗部门也无力解决这一问题。
李树文开始设想成立专门的组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交通事故中的特困伤员提供医疗费用。
1999年初，李树文上书葫芦岛市政府，建议成立葫芦岛市救死扶伤联合会。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把外地在葫芦岛市肇事的车辆统一送到前进汽车修配厂修理，所获利润作为救死扶伤基金，用于无偿救助行动。
企业创办联合会类社会团体在国内还极为少见。
1999年正值我国社会团体登记注册最为困难的一年之一，很多地方甚至暂时冻结了社团的登记工作。
但葫芦岛市委、市政府对此表示了支持。
葫芦岛市市长张东生在李树文的来信上批示：
“李树文同志在身患重病情况下，却乐于奉献、救死扶伤，充分展示了一个私营企业家的高尚情操，精神可嘉。
他在信中所提问题，请公安交警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给予答复”。
1999年4月2日，由李树文倡议成立救死扶伤联合会的筹备协调会召开，市委及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一个机构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
由于李树文本人与当时葫芦岛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私交甚密，因此，联合会找到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部门，而登记主管部门是市民政局。
1999年5月11日，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
在联
合会成立大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郑宏伟讲话，高度评价了联合会成立的意义，表示“这样一件利国利民利社会利家庭的大好事，作为政府、各级党委以及各有关部门，应该从行动、道义、舆论上给予大力支持、关心”，并要求
“我们宣传舆论部门要对救死扶伤这件事、对救死扶伤联合会的成立大加宣传”。
他在讲话中也同时要求“市直各有关部门、交警、交通、民政、医院等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应该从各自职能出发，尽可能为救死扶伤联合会提供政策上、物资上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救助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公益活动，它要付出体力，还要付出资金，工人要发工资，汽车要耗油，没有资金做保证，怎么把这项活动长期持久开展下去？
所以，对这件事，我再次代表市委、市政府重申：
要求和希望大家、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即使有些和我们有关政策发生冲突的，况且没什么冲突，有一些矛盾都会可以协调”。
当时人们对李树文的动机有过各种各样的疑问。
为此郑宏伟在讲话中说道：
“有些同志开始时对李树文倡导成立联合会不理解，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说李树文成立联合会是为名；二是说他为利，为多搞些修理活。
后来联合会成立，其宗旨就是义务救助、义务型的。
别说主观上不是想通过这件事弄些，就是确实有这个想法，确实想通过这件事情、多找些活儿，使前进汽车修配厂有些效益，然后拿出更多的资金作为联合会会费，在此基础上救助更多伤员，也无可非议，也是件大好事”。
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十分简单（见附录3）。
在成立之处，联合会“聘请”了一百多个科级以上干部为联合会的理事。
其中仅交警队就有30多人被“聘请”为联合会的理事6。
这些理事大多只是在联合会召开的成立大会时出席了成立仪式，之后绝大多数理事就没有再参与联合会的事情。
实际上理事会不起任何作用，只是象征性的。
联合会实行会长负责制，会长助理协助会长工作。
会长即前进汽车修配厂的厂长李树文，他的妻子李显云担任会长助理，李显云的妹妹李显洁任副秘书长。
联合会的职能部门包括三个部分：
办公室、财务室与施救队（见附录3）。
办公室和财务室与前进汽车修配厂的办公室、财务室是完全重叠的。
联合会的办公地点也就是汽车修配厂的所在地。
目前联合会共有工作人员24人。
从“入口”上看，联合会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来源于汽车修配厂的工人。
这些工作人员本着自愿的原则，由厂长，也就是联合会的会长根据工作的需要调拨到联合会中工作。
负责施救工作的12名成员，自1998年3月至今，一直没有变动。
联合会与以往前进汽车修配厂最大的人员区别在于联合会成立后，吸引了4名女大学生志愿者。
这4名女大学生志愿者并不固定在某个岗位工作，而是如李树文所说的，“她们什么都干”：
有时跟随施救车实行救护，有时协助办公室做接待、做宣传工作，也会自发地处理几个职能部门不能顾及的问题。
4名女大学生志愿者的加入，成为联合会的一大亮点，并成为组织人力资源的另一“入口”。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联合会仍采用前进汽车修配厂的企业式管理。
除具体工作内容外，联合会成员和汽车修配厂工人界限模糊，工资水平也保持平衡。
4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
施救队是联合会日常工作的核心，成员比例也最大。
施救人员一直维持在
6与李树文的访谈记录。
12名，按3台施救车自然划分为3个小组，每个小组包括1名司机和3名救护员。
同时每个小组也有一名主要负责人，参与联合会的每周会议。
施救人员在常规工作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对于交通事故救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灵活对待。
在每天的救护工作后，救护员会有简单的“碰头会”，交流各自当天碰到的情况。
办公室的业务员协助会长和助理，进行接听救助电话、接待、咨询、宣传等工作。
联合会的财务工作放在前进汽车修配厂的财务室中与修配厂的财务一起管理。
联合会对施救人员的工作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李树文要求巡视的施救车必须在事故发生后的3分钟内赶到现场抢救。
施救人员每天工作时间常常超过8个小时。
联合会的激励机制主要是人道主义精神。
施救人员作为联合会的主体，长期在血肉模糊的交通事故现场工作，工作是很辛苦的。
组织成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救死扶伤工作的热爱和奉献精神。
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和支持，来自媒体的不断报道也是他们重要的动力。
联合会采用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
李树文作为汽车修配厂的厂长和联合会的会长，是两个组织的创立者，始终是两个组织决策机制上的核心人物。
联合会实行会长负责制，组织的重要决策，最终要由会长和助理协商后做出。
此外，联合会也存在着每周会议的形式。
每周会议的成员一般包括会长、助理和另外
4个主要负责人，其中有3人是施救员。
6人在会议中对工作的主要问题进行共同协商。
目前联合会的财务主要是由会长李树文和助理李显云负责。
4短暂的繁荣
联合会成立之前，李树文领导的救死扶伤事业经历了一年左右的快速发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联合会的正式成立，更迎来了一段繁荣的时期。
首先，正式的组织建立起来，工作人员配备整齐了，联合会又先后投入数万元增添和更新了相关设备，一度每天派出多达四、五辆施救车，通讯设备、救护设备等也都得到改善。
这些不仅使联合会的施救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也很好地激发了施救成员的工作热情。
4名大学志愿者的加盟则为联合会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
其次，联合会成立后，得到了市政府重视，并与葫芦岛市交警、医院、保险等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方面得到关照。
例如医院对联合会提供先抢救、后付钱等协助服务，使交通事故中的伤员的得到了更加及时有效的救助。
而对于交通事故中的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在多方面的支持下，联合会的工作一度开展得十分顺利。
再次，由于救助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就在联合会成立前后，联合会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等媒体对联合会进行了报道。
李树文的事迹也先后被收入《中华群英谱》、《光辉的历程》、《辉煌20年》、《华夏风采录》等著作之中。
据李显云介绍，由于联合会的救助更快捷、更周到，在联合会救助区域内发生交通事故时，当地群众都会优先拨打联合会的救助电话，而不是优先拨打其他救助电话。
群众的肯定是最好的褒奖，是激励联合会开展工作的力量源泉。
1999年6月21日凌晨，联合会的施救车遇到一起重大车祸，冀-J30229号货车从广东
进货，车在塔山附近被撞，车体严重受损。
肇事车逃逸。
车内三人昏迷不醒，当时车上满载着价值30多万元的商品。
为了护理伤员、看护商品，20名联合会的工人从睡梦中爬起。
一部分施救人员和交警把伤员送到医院抢救的同时，另有10名工作人员看守车上的货物。
天亮后，工作人员又把车拖进前进汽车修配厂内代为保管。
后来沈阳和广东的两位老板看到价值30多万元的650箱货物没有任何损失，十分感动地说：
“我们的车在别的地方也不是没出过事，但是象这样一箱不少的几乎没有。
”
2000年10月的一个雨夜，一辆面包车与一台摩托车相撞，摩托车上4人有3人当场死亡，只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幸免于难。
施救人员火速将小孩送到医院抢救，并在病床前护理了4天4夜，还给小女孩买来衣服换上。
在这期间，又通过新闻媒体千方百计找到了孩子的家人。
一个月后，小女孩的奶奶和叔伯拿着锦旗来联合会表示感谢，全家人一齐跪倒在会长李树文的面前，哭成一片。
7
5财务困境
联合会建立时的初衷是“以厂养会”，具体的建议是：
把外地在葫芦岛市肇事的车辆统一送到前进汽车修配厂修理，所获利润作为救死扶伤基金，用于无偿救助行动。
联合会郑重向社会承诺，联合会“一不拉赞助，二不搞募捐，三不收会费”。
据李树文所说，前进汽车修配厂曾是市内九家汽车定点修配厂之一。
但在联合会成立不久，市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取消了交通事故车辆定点修理的办法。
此后除了少数主动前来的车辆外，交警只指定了少数几辆交通事故车到前进汽车修配厂修理，前进汽车修配厂开始陷入几乎无车可修的境地。
相比之下，
1998年3月以前，每月都有十几辆交通事故车到前进汽车修配厂维修。
从联合会提供的1998至2001年资金使用情况看，建会前，前进汽车修配厂每年的产值可达150余万元，利润30多万元；建会后的第二年，前进汽车修配厂的利润严重下滑，产值不足30万元，利润仅3万元。
前进汽车修配厂在投入40万元更新了设备之后，一点流动资金也没有。
而施救车每月的燃油费和修理费大约1万多元；20几名工作人员的工资，肇事伤员的挂号费、食品等，部分特困人员的医疗费，租用房地费用，招待费用等也大约1万多元。
全年实际支出约30万元。
联合会渐渐收不抵支。
由于联合会在成立之初向社会承诺“一不拉赞助，二不搞募捐，三不收会费”，联合会的资金全部依赖于前进汽车修配厂的利润。
因此在汽车修配厂利润不断下滑的情况下，联合会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
在这种情况下，李树文只好自己出钱来维持联合会的运转。
从此联合会的资金开始依靠李树文和李显云夫妇的积蓄，财务管理更是以家庭理财的方式进行。
李树文夫妇的积蓄能贴补一天，联合会就多一天运转的资金。
贴补多少、如何使用，都只能视李树文夫妇的经济能力而定。
在这种状况下，联合会的财务管理自然无法进入正轨。
李树文感慨说：
“自己管着吧，反正都是自己拿钱了。
”渐渐地李树文不仅花完了自己的家产，还欠下了近40万元债务。
施救车每天要在路上跑，工作人员的工资月月要发，而汽车修配厂的利润越来越少，联合会的财务因此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迫于资金压力，2002年，联合会的施救车减少为2台。
7李树文，2001年9月的报告会演讲稿：
《论民营福利事业的发展》。
6矛盾与冲突
在联合会陷入财务困境后，无奈之下，2000年6月，李树文针对联合会的资金困难问题向市长和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政府对联合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6月20日，葫芦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李树文的信给市长写了一份报告：
“对李树文同志来信所反映问题的调查和建议”。
该报告指出：
“我们认为，对救死扶伤事业最有效的支持，就是走‘以厂养会’之路，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分配一部分肇事车和需维修的公车给救死扶伤联合会所属前进汽车修配厂进行修理，所得利润全部用于救死扶伤事业”。
2000年7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对李树文和联合会作了为期一周的跟踪采访。
市领导在回答“东方时空”记者提问时郑重承诺市里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2000年11月17日，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召开了专门会议，商讨联合会的有关问题。
并在其“会议纪要”第24期，指明“交警部门要为前进汽车修配厂安排维修车辆，保证该厂每年获利15万元，从而保证救死扶伤联合会的正常运行”。
2000年12月25日，葫芦岛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发出《关于落实市政府会议纪要的实施意见》，决定“从明年1月1日起，凡是在连山区境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我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外地肇事车辆一律安排送前进修配厂修理”。
如果该文件能够落实，那么联合会的经济状况无疑将得到很大缓解。
但文件在具体执行时变得困难重重。
本来应该安排到前进汽车修配厂的肇事车，尤其是利润较大的重伤度肇事车，常常被安排其他修配厂。
《会议纪要》下发执行后，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真正安排给前进修配厂的车并不多，且多数为轻度损伤，利润十分微薄。
原来就在联合会及时救助活动顺利开展的过程中，已经渐渐与当地的交警部门发生了利益冲突，为后来联合会经济困境长期难以缓解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时交警支队与联合会的矛盾已经隐约可见。
这种隐现的矛盾，也在客观上给那些想去前进修配厂修车的车主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望而却步。
对于联合会与交警的矛盾原因，李树文说：
“可能是由于接触第一现场而触动了某些职能部门的‘利益’。
”交通事故发生后，特别是在缺少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交警在判定事故责任归属上，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极个别交警可能会从中获得灰色收入。
而联合会在施救过程中接触的往往是在第一现场，掌握着事故的重要证据。
因而在对当事人双方责任的认定上，联合会就对一部分人构成了威胁。
“这期间，李树文还时常接到恐吓电话，一个阴冷的声音每次都在电话中威胁他说：
‘老东西，把你那张臭嘴闭上，交通肇事的事你少说！
你小心点！
’……恐吓电话提醒了李树文，怪不得自己多次遭暗算，原来是和‘1·25’事件有关。
1999年1月25日12时20分，在国道102线连山区二台子果树农场门前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16岁的中学生刘志超在车祸中身负重伤，12天后因脑干严重挫伤，造成脑扩散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事故发生后，刘志超的
父亲刘会学、母亲任艳君痛不欲生。
令刘会学夫妇更不能接受的是：
2月24日，市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作出的关于‘1·25’交通肇事案的责任认定，肇事方司机与刘志超负同等责任。
刘会学夫妻俩根据掌握的情况，认为汽车越过双实
线，车辆侧滑调头，在花坛边缘撞死孩子，事故处理责任认定不公。
为此，夫妻俩精神几近崩溃。
刘会学一家的不幸引起了李树文极大同情，事发时他亲自带领工人在肇事现场救助过伤员，对于事故发生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觉得自己应该出来为受害者说句公道话。
于是，在事故调查组调查取证时，他如实地反映了情况，这才有了后来一次次的恐吓和暗算。
更令李树文感到伤心的是，因为讲真话，他还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相关部门，无形中，他的修配厂越来越冷清了。
”8
李显云在接受访谈时说：
“这样的事还真不少，后来我们联合会就很怕再给人作证，怕惹来更多的麻烦。
”她十分惋惜地提起了这样一件事：
200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联合会施救人员发现一个姑娘被一辆车撞倒，肇事车当即逃逸。
这个姑娘名叫佟伟，刚22岁，头部和腰部受伤较重。
救护人员立即将她送往医院，并留下人员保护现场，同时立即向交警支队和塔山中队报警。
塔山中队很快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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