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分布式创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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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布式创新
全球分布式创新：
企业致胜的关键
固守过去几十年来的单点式创新已经无法应对当今全球争加剧带来的挑战。
“以用户为中心”、“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等创新方式都无法解决当今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即创新所需的能力、市场和技术日益分散在世界各地。
唯有整合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素养，才是永续的创新方式——全球分布式创新。
全球分布式创新是指在跨地域的全球运营中，汇集来自全球多个市场的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和知识，然后加以整合成全球创新优势。
这种创新可能适用于产品、商业模式、新的增长平台，或者是专门为顾客定制的解决方案。
通过简化复杂的知识程序、加强公司内外部沟通与协同、培养和合理利用双文化经理人才来实现公司的全球分布式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知识数据的转移和全球共享。
（来源：
INSEADKnowledgeINSEAD战略管理与创新教授伊夫•多兹）
洛杉矶成为最适宜创业城市的六大原因
洛杉矶力压纽约、伦敦、西雅图、芝加哥、柏林等其他大都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宣传扩散器：
在洛杉矶，音乐、电影、电视、视频、网络以及媒介发行等等这一切都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基因之中，而演艺明星、电影公司、制作团队、设备和发行公司也大都云集于此，这就意味着，商业创意可以更快地为消费者所知。
2.名人多：
洛杉矶的商业圈子里从来不乏明星大腕级的人物。
3.金主多：
洛杉矶的天使投资人，既有雄厚的实力又具备识才的慧眼。
4.孵化器：
孵化公司在洛杉矶兴盛，都在帮助初创公司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5.团队精神：
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以及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都是未来成功初创公司所需的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6.天气：
洛杉矶有适宜的环境，阳光明媚、气候宜人。
（来源：
创业基因公司StartupGenome创业基因报告）
研究显示全球技术人才短缺
据调查，到2020年全球高科技企业将面临约4000万技术人才缺口，其中制造业最为严重。
届时，中国技术人才短缺将达到约2200万人，将成为受技术人才短缺打击最为称重的国家。
由于学术机构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合格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使得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高教育水平的新增劳动力人数减少，人口红利降低，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造成汽车、医疗设备以及航空航天等制造业子板块存在招工难的现象，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想延续制造领域的快速扩张或有难度。
（来源：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Manufacturingthefuture:
Thenexteraofglobalgrowthandinnovation》）
中国离职率高达近20％
合益集团（HayConsultingGroup）在2011年秋季对全球各国约6000家参与合益咨询集团薪酬调查企业的正式员工在过去1年里的辞职人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亚洲地区日本的离职率最低，为6～8％，泰国为10～12％，印度为11～13％，新加坡则达到13～15％，离职率普遍较高，是日本的2倍。
而中国的离职率最高，竟达到了18～20％。
（来源：
合益集团（HayConsultingGroup）人事咨询公司《Depressedemployeeengagementstuntsglobalbusinessperformance》报告）
如何应对当今人类面临的三大断层
当今人类面临三大断层。
第一，是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的失衡 。
人类正在毁坏着自己生存的基础。
第二，是企业财富积累与良知失衡 。
第三，是个人成功与心性提升的失衡 。
堆积物的追逐遮蔽了他们的心性，把他们送进了抑郁和惊恐的境地。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约翰·奥曼教授的从他看重的激励出发给出了办法：
我们都推崇善良，但是我们只能从现实出发。
人们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动机，大多数时候都出于非常自私的意愿。
对于所有经济体，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两大问题：
激励什么？
谁来激励？
从上到下的权威体制，注定会铸造超越真相的官僚权威；靠着公开透明公约的规则，才有可能把激励转换成每个人的自我激励，才可以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符合事实真相的激励机制。
稻盛和夫日前发了一条微博，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
“今后日本应该追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既不是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
而是以‘德’这一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 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
做‘以德立国’榜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
这个国策，也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当下中国的现实，重温老子和《易经》中提出的大道。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损上益下者昌，损下益上者衰”。
这些大的“国是”，也是企业的“企是”，同样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是”。
（来源：
上海证券报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
哈耶克：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即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
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 。
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就是 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 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科学知识在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
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 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 ，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参与作出。
知道并使用末充分利用的机器或懂得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应中断时能提取的储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 。
奇怪的是， 这种知识今天一般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 。
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 。
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 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指责现存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基础，而忽视了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 。
当前贬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是因为 变化本身的重要性被贬低了。
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 。
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已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记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经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 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 。
然而，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然而事实是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便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
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
因此，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
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不能指望通过让“在现场者”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
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作出决策，还需解决如何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即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 ？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
在任何小变化中，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
（来源：
《AmericanEconomicReview》,1945年9月第4期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
中国经济2012年回顾与2013年展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今年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偏紧的情况下，应该会实现年初预期的7.5%，或者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6，7.7左右的水平， 很不容易。
明年总体来讲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等外部环境，我们的外部环境虽然还是紧，但是会比今年前三季度要好一点。
明年国内前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所放松，会产生滞后的积累效应。
所以，明年的经济总体来讲谨慎、乐观或者偏乐观，但是有风险 。
全球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不能太乐观。
国务院参议室的姚景源：
我们把稳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我们物价上涨率控制在4%以内，这是毫无问题，这也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就。
我们即使是实现了7.5以上的增长目标，但是应该讲 我们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还亟待提高；我们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还没有实质性的大的根本性的进步，这两条应该是大问题 。
明年中国经济应该为改革能够留出更大的空间 ，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放到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上。
因此，我主张我们明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要过快 。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中国经济今年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7.7%左右，明年情况会更好一点，大概速度能够在8%。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在发生变化，明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
世界经济在未来中间并不是很乐观的，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升，使过去低成本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投资驱动型经济也会走到尽头；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也要求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中国经济这个转折在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阶段，转向较高速的，比如说8%这样的增长。
摩根斯坦利董事总经理乔虹：
我们越来越关注的是中国从结构上是不是要面临经济潜在的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是不是要进行更多的 再平衡。
在2013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短期之中，我们很难判断政策在短期之中要进行非常紧促地进行刺激，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增长稍微低一点，是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现在来看似乎可以的。
在未来城镇化政策的出台，可能会伴随一部分政策的放松。
在2013年GDP的增长可能会恢复到8.2左右的水平。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哈继铭：
短期来看，我觉得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U形复苏的轨道，2、3季度是U形的底部，一季度是U形的前半段，估计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能够在7.5到8%这么一个区间，两头高中间低的局势，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明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要寻找两大政策，一个是提高效率，另一类是促进增长。
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是落后地区还是非常的落后 ，在区域间平衡发展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促进低收入地区更高速的增长。
未来解决就业的最大行业就是服务业。
（来源：
“财经年会2013：
预测与战略”观点集锦）
中国城市GDP：
珠三角和长三角仍在谷底
来源：
福布斯中文版调研部门
调研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和同比增速最慢的10个城市，广东、浙江各占4个，还有上海和东北的大庆。
总体来看，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国增长质量较好的主要经济重镇仍然处于全国经济增长靠后的位置，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城市仍然处于经济增长的谷底。
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包括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济重镇杭州、宁波、佛山、东莞。
这些基本上代表了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和出口的不景气是这些城市增幅减小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城市来看，中国接下来的“稳增长”，主要是稳定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增长。
北京：
最有创业精神
北京最具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北京是全国创业氛围最好的城市。
基金相对比较多，天使投资人也比较集中，媒体的宣传也更多一些。
第二，北京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更开放一些。
大家更愿意交流。
第三，大部分北京创业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对行业对市场了解得更多一些。
第四，北京是全国学校汇集的地方，最好的大学在北京，还是大的互联网公司或者大企业汇集中心。
第五，北京的中关村是全国最好的一个创业之地。
中关村原来是在海淀，现在扩展成一区十园，在各个城区都有落地。
这跟北京市政府的政策扶植是分不开的，这是最早一批去扶植企业创业的政策。
（来源：
创业邦，戈壁投资董事总经理童玮亮）
聚集经济发展存在上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 总4203号
证据表明，集聚经济的发展并非没有上限。
当城市发展到某个阶段后，进一步的集聚带来的负面效应会超过正面效应，从而导致城市的竞争力下降。
在人口达到150万及以上的78个OECD大都市中，有1／3的经济增长率比国内平均水平低。
最新研究表明，2012年前三季度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GDP增长均低于国内平均水平（7.7%），分别为7.5%和7.4%，经济增长依然处于疲软状态。
欧盟对258个居民人口达到25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一半以上大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国内平均水平。
苏州：
最为活跃的创业城市
苏州之所以成为最活跃的创业城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本地化人才优势是苏州成为创业城市的基础。
江苏属于经济大省，当地居民的经商氛围浓厚，苏州居民都是在这种商业氛围和商业文化中熏陶成长出来的。
第二，苏州政府具备很强的商业化意识和服务化意识。
首先，政府成立苏州工业园区、苏州生物纳米园等园区，都属于企业化运作。
其次，苏州政府讲的话跟投资人跟企业家是同一种语言，不存在交流障碍。
再次，苏州的政府团队，素质高、有国际化视野，善于商业化运作。
第三，苏州创业成本相对低。
相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苏州生活成本、土地成本较低，拥有成熟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政府推出对重点产业的扶持政策、服务效率高。
同时，居住环境、饮食、娱乐等方面的水平提高，吸引更多人才进来。
（来源：
创业邦，启明创投合伙人胡旭波）
袁岳：
上海，对创业者“斤斤计较”的城市
来源：
创业邦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我们现在感觉到成长非常迅速的就是现代服务业创业。
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上海不是一座创业的城市，但它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可说是一枝独秀。
上海的企业无论是从总量、水平、成长速度，应该说都是处在相当前沿的。
在现代服务业中间，所有城市都没法跟上海比这个，那是因为现代服务业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是它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概念。
而上海是一个向国外看齐的城市，前沿的东西上海会首先接受，会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找到第一批愿意认可的人和客户。
此外现代服务业的创业需要整合很多资源，而上海市场资源总量比较大，所以无论是PE、VC、天使，到产业投资者，还是做各种各样行业的人都汇聚在这里，你要找到一些合作资源就比较容易。
北京这个地方政策资源比较集中，但是市场资源是不够充分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服务业是轻资产。
轻资产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模式不错，一般都有不错的前景。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这个地方的人，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有一点远见。
所谓远见就是说，你今天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当下挣钱，但是你看好它未来是有价值的。
比如说浙商中间挣钱挣多了的人，都跑到上海了，总部也放在上海。
这些人主要不是眼下说再挣一点小钱，而是看未来什么地方有机会。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一些新模式就会有兴趣。
它有这种特殊的环境，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上海创业。
苏商、闽商或者是浙商都来上海，前提在于这个码头上有很多资源可以整合。
所以我觉得这跟商业传承，跟老上海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与一座城市的气质怎么样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上海是现在这种资源的多元化整合，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创业的机会。
这跟自愿禀赋有关，就是说它的资源决定了它做什么事儿。
适不适合在这里创业，跟这座城市是否包容失败也没关系。
你想不包容失败者其实也很难做到，因为它是一个跟资本之间的关系。
人家投进去，他不成功就不成功，没办法，所以这个东西跟城市文化的包容度已经没关系了。
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是不包容的，但是它不影响在这个里面的创业者，因为现代服务业已经超越了他过去那点儿市民文化，不是你市民文化能够控制的。
创业的特点是在于这里资源的总量和资源的结合模式，能够超越你这个城市原来的禀赋。
如果说一座城市只在它的禀赋范围内，就是说自己的气质方面做一点事儿的话，做不了什么大事儿。
实际上成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上海的特性，成都的很多创业者不是成都人，它在整个西部地区的资源总量最大，人家到成都来置业。
如果把成都和上海放一块看，他们有很多相近点，但是由于成都的这个前沿程度没有上海高，所以说成都创业的特点是相对传统一些。
它的这个市场消费比较旺盛，同样是服务业成都的创业者，更加体现在譬如连锁经营这些传统的领域。
它不是现代服务业，而是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
你看红星连锁、今日阅读在成都成长得就特别快，然后你就发现比其它城市做出来的小连锁更有发展的空间。
他每个店都能盈利，在其它城市里面做到这点就不容易。
红星连锁，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妈在那儿创业，而且创得还不错。
今日阅读，它就是一个小伙子在那儿创业。
他那个书店能开几十家，人家的书店都亏钱，他的书店能挣钱。
连锁店发达，就意味着人们每一样东西，都愿意让你送到门口来卖。
如果再换另外一个城市的话，大家都愿意自己多跑一点路去找东西，你两个城市的服务模式就不一样对吧?
有的城市的人们会追求自己的舒适感高，它就愿意给服务业予以机会;有的城市人家为了省钱，跑很远的路自己去买东西，服务业就没有机会，所以这一进一出，从个人到企业，它的服务采购的量就不一样了。
这个东西不是要你政府搞一个政策模式什么的，它那个市场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你脑子快一点的人，学人家学到这个地方来，你就能够行。
上海人会第一个去买新出来的东西，第二个是我会斤斤计较。
你质量做得不好我利马就不买你的。
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循环，我越斤斤计较你就做得越好，你做得越好，我就更斤斤计较你做得更好。
所以说，市场资源本身决定了它的特点，上海和成都之间的互动也是最强的，它远远超过成都和北京的活动，与成都和广东的活动，因此它的这种禀赋之间是有关联的。
创业成本高不高不在观念，是在于你瞄准了机会没有，有没有覆盖住你的成本，这个是跟创业者具体的创业者的素质有关。
好的城市的特点一定是，吸引周边好多地方的创业者来到这里，它才能够使得它在总量里面有很多创业者脱颖而出。
如果是靠你自己那个地方说，我把这个环境搞得很好，好多人都参加创业了，然后说连懒汉都创业了，这个成本反而会高了。
每个人都去创业，其实政府的行政成本也很高。
你不要以为给了你政策成本就降低了，没有，因为税负肯定会高，所以说这个地方反而是不好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简单地看那种所谓创业城市，实际上是看创业机会对于成本的覆盖能力。
成都位居全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按照它的经济总量，它本来都排不到那个地方的，你创造了市场，所以这就产生了机会，而且它是市场的机会。
只要这个地方有很多可创业的空间，它一定就会创新。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创了以后，后面人会学，学了要超过前面的他一定得创新。
创新不是我们憋出来的，是因为你只要在一个领域中，大家都选这个机会，大家就会创新，创新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只要在纽约、巴黎就会创新。
因为那个地方你不创新根本进不到这个市场当中，所以说只要有资源、有机会，大家都密集在这个里面一定会出现创新。
它是是资源和机会形成了聚集度以后，竞争导致的自然结果。
创业的人力资源是什么?
是周围的人会投奔他，投奔是资源的一种模式。
所以看创业的城市，要看是不是会变成被人们投奔的城市。
人们投奔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财务资源的聚集度——有钱人能不能把钱放在这个城市里面等机会。
在成都成就“蚂蚁雄兵”
来源：
创业邦曲琳
一个上海人跑到成都创业，并自喻“新知青”，他玩得转吗?
2005年，上海人汤耀华到成都开便利店。
对这个问题，他比谁思考得都多。
上海是中国大陆便利店文化最发达的城市，汤耀华经历了便利店在上海布点的阶段，他曾经在卖场任职，负责过上百亿元的总采购单，如今要在一个大中型超市为主的城市重新开始，而且还要带头烘托起一座城市的便利店气氛，谈何容易。
他所创办的“wowo超市”在成都拥有近300家门店，全球便利店典范7-11以及上海的领头羊品牌“全家”都开始进驻成都。
下一个回合，wowo超市需要反过来迎战它们。
便利店就是“蚂蚁雄兵”
虽然汤耀华在百联、江苏文峰集团任职时每年要参加成都举办的糖酒会，但他总结，上海人不喜欢到外乡创业。
“要么出国，要么进国企、外企，上海人连北京都不爱去的。
我当时到内地来，所有人都持反对票，还给我命名：
新知青。
”
与沿海城市对比，成都被称为“内地”。
经营酒类起家的“川喜集团”与汤耀华曾有合作，2003年，他们看到便利店的趋势，愿意为此投资，邀请汤耀华作为职业经理人来成都开店。
汤耀华推脱一番，对方执意要求他作为总操盘手，采取投资者与经营层完全分开的形式。
思考两年后汤耀华欣然前往，便利店是他唯一没有接触过的零售形式，也是零售行业最难的模式，五脏俱全，看似小，实则深。
而他对成都最初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很麻辣”的城市。
后来他又做过很多调查，发现成都冬天不冷，夏天也不太热，人民群众的夜生活丰富，而且喜欢到外面吃饭，成都小青年就爱结伴去街头火锅店，下午在茶馆晒太阳。
“如果城管不管的话，我想马路上肯定到处都是串串香。
”
这座城市的“消费观”与其他城市很不同，成都人的消费会更提前，而且并不介意成为“月光族”，甚至有一些非理性。
一些奢侈品牌选择成都为进军中国西部的第一个城市，而那些品牌销量立即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开便利店，能够将他们潜伏的“购买力”唤醒。
巧的是，成都市长葛红林多年生活在上海，虽然汤耀华没有同市长交流的机会（“人家是市长，我只是个体户”），但他感觉这座城市很欢迎这种新业态。
例如，他们注册在成都市高新区，库房在郊区，曾经扩充3次，后来在高新区以优惠价拿到了50亩地，办公室、仓库、食品厂都放到一起。
“要感谢成都市政府的支持，便利店这种形式可以国家倡导的推动‘社区服务’、‘早餐工程’。
”
成都在2010年9月开通了地铁一号线，目前三号线在建。
汤耀华希望借鉴上海的“地铁消费文化”，不仅要在地铁站边上开便利店，而且“地下”也要布点，这是上海地铁线路的特色。
他找到成都地铁公司招商部，发现对方已经有了很周密的规划，究其原因，在“地下经济”方面，成都也在以上海为标杆。
“我们这个业态就是‘蚂蚁雄兵’，看似小，但是会出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蚂蚁形成巨大的队伍，也能够推倒大象。
”最近汤耀华到贵阳、昆明等城市考察，希望把店铺开到这些地区，让他郁闷的是，这些城市的大卖场虽然红火，规模最大的中小型超市也只有100家，但是政府对便利店的认识度严重不足。
他去找一些朋友咨询，对方想都没想，回答“我们这的小店够多了”，对便利店的概念并不了解。
“问题是，我又不能带他们到上海、到台湾去看。
但是成都非常好，感觉跟国外接触也比较多，清楚便利店是现代城市的标准配置。
”
变化中的成都
wowo超市面世后，首先把控了这座城市晚上8点后的市场，在此之前这里几乎没有24小时服务，如果晚上要吃零食就只能去大中型超市多囤货，现在终于可以随时下楼买东西了。
起初wowo超市的发展没那么容易，毕竟是新的业态，需要打拼出新战场。
汤耀华认为，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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