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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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情仇使两国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
当然，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无法改变历史。
但是，我认为，无论是着眼于中日关系的大局，还是落脚于对历史问题的思索，我们都需要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邻居，了解他们内心深层次的特质。
那么，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为我们了解日本人、认识日本的国民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在书的第一章，作者交代的很清楚，研究日本、著作本书，是二战后期（末期）美国正确制定对日政策的需要，是为美国政治服务的。
其实这一背景也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主要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
当初美国为了很好地制定、实施对日政策，采取了文化先行的策略，那么如今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是否也需要文化先行呢？
我们知道，日本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长期受惠于中国，鉴于两国文化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主要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渗透）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日本归入“儒家文化圈”或者说“汉字文化圈”。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日本文化、对日本人全面深刻的了解，也不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这点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本尼迪克特在接受委托从事日本研究时，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对其研究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使之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实地调查这一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只能相应地采取一些诸如与被研究的人民（生活在美国的、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直接接触、请教在日本生活过得西方人士、看日本人写的或者是其他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看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以及从其他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的民族那里获得启示等间接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在论述上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对日本国民性的基本方面的揭示还是相当可取的。
“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但本尼迪克特在此以“菊与刀”来命名她这部关于描写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的著作似乎与“菊”“刀”本身并无太大关联，而仅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相关风俗，并提出日本幼儿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关于日本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人尊崇“各得其所、各安其份”
“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信赖有如南北极。
”“（P31）这种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P31），而且，其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
”（P31）例如他们对发动战争原因的解释，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会结束。
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
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P15），“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
”（p16）如果顺着作者的这一解释来看日本在战争前后对战争的态度以及现今日本对二战的态度、现今日本的对外政策，我们或许会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日本人之所以不认罪、歪曲、否认、甚至妄图掩盖其战争罪行，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就是要将世界各国引入其在这个大的等级结构中应处的位置，从而维持世界应有的秩序。
从他们对待等级的态度出发来进行思考，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度。
到此，我就免不了会进一步思考，如果日本人对等级的信赖未变，那么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看法是否依然以此为出发点？
他们的对外政策是否依然作着相同的努力？
看来，也存在我们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认真思考的必要，有了二战的苦果，对日本我们仍然要警惕。
不平等、等级制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的礼仪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都必须考虑在内”（P34），因此，引以说“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P40）对于这点，我们毋庸置疑。
然而作者就此进行了中日文化比较时，对中国的论述我认为有悖事实。
作着认为“在日本，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的准则；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
那时，日本已经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其适应其自身的等级文化”、“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吴等级的社会组织”（P41），诸如此类的文字叙述反复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即中国是个无等级的社会，中国是个无等级的社会吗？
传统社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女子的三从四德等教条，这些难道不是等级制的历史吗？
也许中国的等级制不如日本，制度森严，但我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等级社会、民族、性别等方面都存在着主从尊卑，这与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受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孕含的等级思想影响的结果，也许是一种复制，只不过更发扬广大了而已。
提到了等级制，总要说一下日本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
作着认为“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
其下还有贱民......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根本不算人。
”（P43）如此森严的等级制，让我们免不了提到了印度，印度的等级制跟日本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的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四种姓之下还有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日本等级制和印度种姓制两相比较，其共同点在于都实行职业世袭，不同点则是印度实行内婚制（各种姓内部），而日本的等级制限制具有某种灵活性。
“日本的习惯具有一些明确的手段以调节制度，使之不致破坏公认的常规。
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方法来改变他的等级身份”（P50），例如哦通婚、过继或收养，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并不要求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通婚。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土、农、工、商地位的差别，只不过不如日本，把它们作为严格的四个等级，中国的等级色彩不如日本和印度鲜明，而且中国的“土”主要是指士大夫阶层，最起码是有知识的文人学士，不同于日本的武士，从中也可看出两国社会的重大差别。
2、日本人的负恩感
作者认为，东方个民族“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
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
”（P68）在日本，“恩”这个字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所“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
”“一个人接受上辈、上级的恩，如果不是从上辈、上级或者至少是从同辈受恩，那就使接受者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
”（P69）因此，“尽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报恩思想，但在日本，乐于受恩仍非平常。
他们不喜欢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对日本人来讲，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是最讨厌的事。
”（P72）因为，“不论任何情况，过重的恩情都会惹出麻烦。
”（P76）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
”（P80）“对于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的，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
”（P80）如果真如作者所言，日本人对“恩”如此地看重，并且积极的“报恩”，那么在它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就实在与此大相径庭了，令人费解。
我们知道，中日是邻邦，历史上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长期受惠于中国，尤其是在李唐一朝，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日本和服、日本文字、日本茶道、日本的佛教、儒学等都源自中国。
按照他们的标准，中国对日本算是有恩吧，而且还是大恩，但日本又是怎么对中国的。
暂且不论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清末的甲午战争，仅其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长达是多年的侵略奴役，其滔天罪行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无法原谅。
这是恩将仇恨，不是有恩必报。
再回到作者的论述中，作者认为“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
一种在数量上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是在数量上相等并须在特定时间内偿还的。
对于无限的恩，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亦即他们所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
义务有两类：
一类是报答父母的恩——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恩——忠。
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
”（P81）“义务”是无条件的，“这样日本人就使这些道德成为绝对性的东西，从而就与中国那种对国家的义务和孝道概念产生了差别。
”（P82）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到底有哪些差别？
作者认为“中国人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P82）果真如此吗？
中国文化确实很强调统治者的“仁”、父母的“人”，但似乎并未绝对地讲“仁”作为“忠”，“孝”的前提条件，漫长的古代社会，不乏对那些庸昏之君、恶毒之父母（公婆）仍然尽忠尽孝，死而后已，有时甚至达到愚忠愚孝地程度。
当然也有在人民揭竿而起反对他的情况，就如同日本，人们迫于各分的情义而对君主做出不忠的行为一样，并不能以此武断地说在中国，“仁”就是“忠”、“孝”的条件。
忠、孝、仁、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推崇的四大美德，不能说谁是谁的条件，从属于不同的范畴，发挥与不同的领域而已。
就孝道而言，中日最大的不同在其范围上，日本人尽孝的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袭，也不包括衍生的庞大宗族。
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日本人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
”（p86）
谈到日本的忠，就不能回避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P21），“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P22），“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
‘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P23）为什么天皇在日本会获得如此重要的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虽然提到了，而且不只在一处分析了这个问题，但我并不认为她将它说清楚了，将她的意思试着总结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点：
1）天皇的地位与日本的国家神道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是神圣”。
（P42）他们这样“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人与人之间喧骚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p88），就使天皇变成了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圣父、能够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
天皇成了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
2）日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制，也是天皇地位的保证。
在日本古老的民间传说中，皇室被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在每个日本人的心目中，天皇都被奉为神灵，而“‘神’在英文中被译成‘god’，其词义则是‘至上’，即等级制的顶峰。
”（p89）作为神圣首领，天皇位于日本等级结构的最顶峰，他“可以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p48）。
“天皇，即使在政治上毫无实力，即使是所谓‘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按照日本人的定义，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个‘恰当地位’”。
（p49）因此，引以说日本的等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天皇的地位。
3）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日本人内心的“负恩感”密切相关。
在日本，“恩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使用的。
”“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就不能不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而且，“日本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切偏爱都增加了对‘皇恩’的感情。
”（p70）对天皇的恩，“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p81）为了报恩，就要对天皇绝对忠诚。
4）“在把‘忠’的对象转移到‘天皇’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
”（p89）这种血统上的连续性，显然是中国有史以来几十次的王朝更替所不能比的。
3、日本人的情义观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
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
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义务’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不同的系列。
”（p93）参见本书的82页，“情义”实际上就是作者所划分的“恩”的第二种类型，即“应当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在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
”（p82）可以说，“情义”是对“义务”的补充。
二者的不同在于，“‘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了内心的不快。
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p94）
“情义”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p94）；另一类是“对名分的情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
”（p94）“‘对社会的情义’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
因此，‘情义’的范围包括对姻亲家属应付的一切义务，而‘义务’的范围则包括对直接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
”（p94）这点与中国是不同的。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并没有如此细微的划分，对姻亲的情义、对伯父母等的情义都笼统地归入孝的范围，对主君的情义是忠，对同伴的情义是义……
“情义”如同“义务”一样，是必须报答的，履行“情义”对日本人来说是件很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事。
“为了情义”、“报答情义”就把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加诸在日本人身上。
“情义”的第二种，即“对名分的情义”，是“使名誉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类义务不是报恩，不属于‘恩的范围’，不涉及往日受恩于别人的问题，而是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
”“其内容包括：
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够忍受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
对于名分之‘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荣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甚或自己自杀。
”（p101）如同对“社会的情义”必须报答一样，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也是必须报答的，这种报答就使得一些暴力的侵犯行为在日本取得了合理性，为复仇所进行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这样以报复或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是品德高尚的表现。
理解了日本人这种“对名分的情义”，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一些表现。
对日本人来讲，“荣誉就是战争到死”，“投降是可耻的”。
日本人的勇敢排斥对陷入困境者的救援，他们反复强调“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
（p26）“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攻击，但绝不应投降。
”这也难怪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日本人在任务失败后多选择剖腹自杀。
对日本人来讲失去荣誉就失去了生命。
如果士兵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成了俘虏，那么他就会认为对于祖国而言自己已经是个“死人”了，既然已经“死了”，那么他们的人生就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
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
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
”（p118）他们对外侵略也许也是他们维护名誉、试图博得普遍尊敬的手段，但实际上他们却为此丧失了名誉。
战后，“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名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日本人绝不欣赏消沉”，他们宣扬的是“从消沉中站起来”（p118），我觉得这点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我想这种精神在这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对名誉如此地在乎，以至于他们不能承认失败，他们对与人竞争的失败是尤为敏感的。
因此，“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p107），“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及引起有关名分的情义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其范围远不止直接竞争。
”（p108）在大多数民族中，竞争都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鼓励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我想，至少在现今的日本，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日本人对名誉如此在乎，那么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至少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面对日本如此普遍的信誉缺失，它应该更谨言慎行。
基于他们“对名分的情义”，他们应该采取行动来维护他们的名誉。
但事实上，他们似乎对此并不在乎，听之任之。
也许这就是政治……
4、日本人的人情观
作为世界上有数的佛教国家之一，“日本人并不谴责满足私欲。
他们不是清教徒。
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
他们追求享受，尊重享乐，但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
”（p123）这种“一方面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又规定不能把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p123）就使得日本人的生活变得很难处理。
日本人的这种“人情”观具有一些严重的后果。
“它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
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
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
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
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构，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
”（p131）我们知道，不管在中世纪的西方，还是在封建制的中国，都是主张禁欲主义的，而日本却把肉体享乐做为人与生具有的“人情”加以重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斗争的舞台。
”“他们把人生看成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为方针与另一种行为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p137）这显然与东西方其他民族的人生哲学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善与恶有严格的区分，我们追求的就是真善美，这也是衡量人的行为的重要标准。
总之，日本人的道德体系处于多层次的分散状态，“用他们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
”（p135）这构成了日本国民性中几个大的框架。
以上所分析的四个方面，也只是从大的框架着眼来分析日本的国民性，当然还有许多细枝末节的部分，这有待我们在对日本文化作进一步关注和研究中更全面、更深刻地挖掘。
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取向差异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例如：
东汉光武帝曾经册封日本倭奴国，并赐予其金印．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大和民族把中华民族视为自己的母国;因此,在日本的古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中国文化;如:
唐招提寺和奈良平京城.
日本人至今仍然感激唐朝的恩惠----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双目失明而不远万里过海传播佛法;这在中日友好史上堪称是一段佳话.
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蕉有诗为证:
“新叶滴翠，栽来拂拭尊师泪”．［１］这足以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这位唐朝和尚的感激之意．
但是，日本人更看重自己的本土文化．日本的大街上很少看见开别国汽车的，日本的丰田汽车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国产世界名车．
日本人的独立研发能力十分强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的座右铭是：
一号机线进口，二号机线生产，三号机线出口！
日本的独特思维模式，使日本成为第三次电子科技革命的受益者．日本的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公司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垄断财团．而此时日本的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经销业，数字化机器生产出一系列优秀品牌；例如：
ｃａｎｏｎ（佳能照相机），ｋａｎｄａ（柯达电子公司），ｆｒｉｔａｌ（丰田汽车公司），日本的民族公司继承了老一代创业者的“自强刻苦创造民族工业”之精神品质，把日本经济迅速壮大起来．
日本人自尊心很强，他们的生活以快节奏为荣，以慢节奏为耻．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无论早晨，中午，还是晚间，都是行色匆匆的忙忙碌碌的人们．
我的一位朋友说：
“如果说中国人是辛勤的蜜蜂，能单独将最好的花蜜带回蜂巢；那么日本人就是蚂蚁，能齐心协力将自己的帝国打造成最大的巨擘．”
日本人的珍惜时间观念近乎于苛刻，每天１６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学习，已经成为日本青年的爱好；一些人还把头发剃光（即流行青皮）以示与时间赛跑．
反观中国的留日学生，经常是早上一出门已经无车可乘，晚上一回来已经无饭可吃．中国人对日本人蚂蚁般的生存理念十分钦佩.
中国人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但是如果和日本人“工作狂”式的习惯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日本的学生每天要进行国民素质训练,即学习+实践+研究;这就要求日本学生每天除了在课堂学习以外,还要进行社会实践,还要进行专业项目的论文设计与专业研究.
这就难怪有朋友说:
“每个日本学生每天进行的不断地充电,是有日本独立以来最完备的国民训练”.
而中国人的应试教育,却造就了一批视野较窄、没有一技之长,缺乏创造能力的残才.由此可见:
日本人的民族心理品质是注重本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双面进步.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产自销之能力,远远地被日本超越.
*中日两国人民的崇尚观念不同
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少,人口多,先天资源和能源都很缺乏的国度。
日本民族从小教育自己的子孙：
尊重日本国家利益，节约资源，用自己的努力去拯救自己！
日本当代人口已经达到9000万，日本的人口密度是1000万平方千米：
3，这就意味着日本每出生4个人，就会有1个人面临无立锥之地的危险境遇。
所以，日本人很崇尚节约，民风淳朴，后天以自强，日本人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勇气。
例如：
日本的“向海洋寻根计划”使日本把海洋视做日本的生命线，海底石油开采，海洋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岛开发；这些事证明日本是一个海洋强国，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国度。
日本每年地震有大大小小274852次，每天有四次；但是，顽强的日本民族不屈不挠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新干线铁路，磁悬浮列车，跨东海大桥，创造了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
日本人从未因灾难丧失斗志，即使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与长崎，现在已经成为日本著名的旅游城市。
日本人很尊重自己的民族领袖，对于天皇日本人民有深厚的感情。
日本虽然是现代发达国家，但传统的民族魂没有丢弃，日本的“相扑、柔道、浮世绘、歌舞伎、茶道和禅宗”都并没有因国家现代化而弃之；所以，日本人不似中国人那么崇洋媚外，日本有自己的民族之魂！
日本人不管世界人民如何看待，或是制裁，或是歧视，日本人都按照自己的民族复兴之路走下去，即使住惯了高楼洋房的日本女人，也一进屋保持“踏踏眯”前给丈夫行礼的习惯。
日本艺人山口百惠说过：
“日本人很传统的，即使红星也不例外”。
日本从来没有放弃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尽管青年一代更自由，相反日本人民出奇的尊重天皇；对于日本青年一代来说“天皇+首相=民主”是最好的君主立宪政体。
虽然，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中国的南海澎湖列岛，但是，日本人崇尚自我发展，主张将民族之魂发扬光大，日本的神道教与佛教相融合，日本的文化内涵中包含一个理由：
日本人比中国人数上少，日本需要一个真真正正的老师。
上一个世纪前50年是美国人的时代，但是国民经济非军事化的日本却创造了工业奇迹，超越西欧，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
上一个世纪后50年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人不仅解决了粮食、耕地、人口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后顾之忧，中日关系，日本争取了主动权。
日本人已经不甘心屈尊美国之下，日本要从政治与军事上崛起。
日本几次申请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联络印度、巴西、德国，组成了“四国之盟”。
由此可见，日本业已不小是中国一个潜在的对手。
中国人看重血统与门第而日本人则注重改造自我，信奉唯意志论；如果哪天日本人饿了，他会向中国下手开刀。
中国人几乎无法与日本人的创造力相抗衡，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倒在了日本人脚下。
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得到了实惠，日本人从未因战争失败而灰心丧气，这使得中国学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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