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吧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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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大帝吧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讲解
2012年3月第28卷第2期
唐都学刊TangduJournal
Mar．2012Vol．28No．2
收稿日期:
2011－11－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
《历史时期西安与周边城市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08JJD770092;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三秦学者”团队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
李令福（1963—,男,山东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
方向:
中国历史地理。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李令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
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
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
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
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
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
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关键词:
西汉;关中平原;水运交通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202－0005－10
OnWaterTransportationinthe
GuanzhongPlainintheWesternHanDynasty
LILing－fu
（ResearchInstituteofNorthwestHistoricalEnvironmentand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
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economicstrengthinthecapitalcityintheGuanzhongArea,theWest-ernHangovernmenthighlightedtheconstructionofgraintransportfacilities．First,theportagebetweenthetwonaturalrivers,theWeiheRiverandQianheRiver,wasregulated,next,in129BC,a300－lica-nalwasdugalongthesouthernbankoftheWeiheRiver,whichwasagreatsuccess．Soonafterwards,BaoxiedaoCanalwasalsoexcavated,butitwasapitythatitneveropenedtotrafficduetosomenaturalfactors．AlongthenorthernbankoftheWeiheRiver,theman－madecanalbetweentheLuoheRiverandtheWeiheRiverwasdug,whichconnectedthetransportbetweenthecapitalcityChang’anandChengyiWarehouseandhadanimportantrole．Thewatertransportoftheman－madecanalandthenaturalriversandgraintransportreacheditsclimaxintheancienthistoryintheGuanzhongAreaintheWesternHanDynasty．
Keywords:
WesternHanDynasty;GuanzhongPlain;watertransportation西汉关中是首都长安所在的京畿重地,为了充
实都城的经济实力,汉政府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
·
5·
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
其次,特别重视运河的开凿,先后修建了三条人工漕渠。
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在渭水南岸傍渭水开凿了漕渠,东西长三百余里,大为成功;漕渠不仅是关中最大最早的人工运河,而且还是西汉政府在关中也是在全国最早从事的大型水利建设。
其后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乎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
在关中内部,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作用。
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通漕运粮与渭水南北人工运河的修建,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一、渭河与汧河的水路联运
西汉王朝定都长安,关中成为京师重地。
政府机构的扩大必然带来官吏数量的增加,而为了京师的安全,军事警卫的力量也要大大加强。
这是历代首都所在地区的通例,而西汉京畿地区特殊的是,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大量移民充实关中,使京畿的人口急剧增加,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口的膨胀,给粮食供给带来极大压力。
西汉初立长安,统治者面临的形势是北近匈奴,东有六国强族。
《汉书》记载:
“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
”娄敬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于是向汉高祖建议:
“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并强调指出迁豪的政治、军事作用,“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是“强本弱末”的良策。
[1]（P2123汉高祖于是“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其实早在这之前就已有移民关中之举,如汉高祖七年（前200,“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徒丰民以充实之”。
[1]（P72
汉文帝时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大批移民迁入关中,造成关中地区人口增加太快,文帝不得不疏散关中非生产性人口。
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
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文帝十二年（前168,政府又废除关禁,允许百姓出入关自由。
[1]（P115
景帝时发生吴楚七国之乱,为防止此类反叛再次发生,景帝又开始采取“移民实关中”政策,并恢复了关禁。
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
”[1]（P143景帝迁豪强徙入关中主要以充实陵邑人口来实现,名为守陵,实际上则是通过移民、迁豪来达到“强本弱末”的政治目的。
这项措施遂为西汉各朝所继承,《汉书》记载:
“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商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
[1]（P1642武帝时建元三年（前138,“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元朔二年（前127,“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前96,“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1]（P158、170、205
西汉多次迁徙豪强的结果,使关中地区成为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2围绕首都长安的的三辅地区总人口超过了256万。
而这些人口又多集中于都城长安和七个陵县,其中长安（246200口、茂陵（277277口、长陵（179469口三县的人口就有七十多万。
据葛剑雄先生研究,西汉迁入陵县的移民有一百二十余万,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
[2]（P198迁来的豪富多是非生产性人口,《史记·货殖列传》载:
“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
虽然“八百里秦川”有郑国渠的浇灌,但是急剧增长人口带来的物质需求还是需要外来粮食的漕运。
好在关中平原有渭水贯通东西,渭水北岸又有汧、泾、洛水等较大支流,成为水运交通的有利自然条件。
汉代关中水运交通主要是渭河的通航。
《诗·大雅·大明》: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这是说西周时代渭水上已经具备数量众多的大船,显示出组织较大规模水运的条件已经成熟。
《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47年,晋荐饥,秦人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汎舟之役’”。
杜预《集解》云:
“从渭水运入河、汾。
”《国语·晋语三》:
“是故氾舟于河,归籴于晋。
”这是关于政府组织渭河水运的第一次明确的记载,而且是渭水与黄河、汾水联运。
对于运输形式也有不同的说法,《史记·秦本纪》记载:
“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这被认为采取的是水陆联运形式。
然无论何种看法,渭河水运的存在是大家公认的。
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能够最后取得胜利,也与萧何经营的关中漕运有关。
《史记》记载: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
……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
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
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
……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3]（P2015－2016
·6·
西汉定都长安的重要原因就是关中地区有着渭河漕运的便利,从张良对刘邦的解说中可以看出来: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汉代初期,“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①这些应该全部来自于渭河的水上运输。
武帝修建漕渠后“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桑弘羊主持均输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3]（P1441这其中一定有渭河水运的巨大贡献。
杜笃的《论都赋》明确说明了渭河水运的巨大规模以及在加强东西地方间联系的重要作用:
“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
东综沧海,西纲流纱。
”[4]（P2603
直到东西两汉之交,渭河航运仍是关中与关东相联系的主要途径。
汉末王莽令孔仁、严尤、陈茂击下江、新市、平林义军,“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
[1]（P4176更始帝避赤眉军,也曾避于渭中船上。
②
西汉时代除了渭河的水运交通以外,汧河与泾河也很可能有水运交通,而且它们与渭河相互连接,构成了关中水运交通的基本网络。
2004年3月至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者在凤翔长青发掘的西汉仓储建筑遗址,证实了这里确实存在规模甚大的国家仓库设施。
发掘者还与早年在凤翔采集到的西汉时期“百万石仓”瓦当相比对,“因而推断该仓储建筑可能就是当时的‘百万石仓’”。
它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具有仓储转运、存储和军需守备多重作用。
该遗址位于凤翔县城西南长青镇孙家南头村西汧河东岸的一级台地上,西距今汧河河道300米。
发掘者将遗址定名为“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
遗址南北总长216米,东西宽33米,建筑总面积7200平方米。
[5]如果考古学者的推测不错的话,汧河的水运交通在汉代也是确实存在的,至少自凤翔长青至汧渭之会的汧河河段,西汉时期也曾经开发水上运输。
不仅如此,我们同时也可以推测:
渭水能够通航的河段超过了大家公认的只到长安附近,可以说一定向上游扩展到了宝鸡一带。
杜笃《论都赋》说道:
“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
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
”[4]（P2597这里涉及泾河在汉代有没有航运交通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北斻泾流”,“不是在泾水中航行,而是乘渡船过河。
从汉光武帝回洛阳后下诏在泾水上造桥来看,当时泾水上也没有桥梁,而且也没有造舟桥,而是用船摆渡。
人们在引用‘北斻泾流’这句话时,往往把‘斻’字写成‘航’字,其实,‘斻’与‘航’并非一个字,
‘’是‘并舟而渡’;《尔雅》中把‘方舟’与前述的‘造舟’一起,列为以船过渡的不同形式。
因此,《论都赋》中的‘’也是与‘造舟’相对并举的,是指乘船渡过泾水渡口。
李贤注《后汉书》,就认为
‘,舟渡也’。
”然而,论者又指出,“东汉光武帝刘秀没有乘船在渭水和泾水上长距离航行,不等于说这两条河流根本没有舟船载人航行的记录。
”[6]（P76然而“斻”实有“航”的意义。
《说文·方部》:
“斻,方舟也。
”段玉裁注:
“‘斻’亦作‘航’。
”在汉代,“斻”“航”或通用。
《方言》卷九:
“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
”钱绎《笺疏》:
“‘斻’、‘航’,古今字。
”“北斻泾流”,尚不可完全排除“在泾水中航行”的可能。
二、傍渭漕渠的开凿、渠系与效益
1．开凿的时间与经过
汉武帝在大农郑当时的建议下,沿渭水南岸兴修了一条由都城长安直通黄河的人工运河,主要目的是为漕运关东的粮食。
《史记·河渠书》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述: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
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
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
”
漕渠开凿之年代,《汉书·武帝纪》有明确记载,谓在元光六年（前129,“春,穿漕渠通渭”。
据上引《史记》文,此渠修建共用了三年时间,竣工当在元朔三年（前126。
古今学者皆是如此理解的,如宋司马迁《资治通鉴·汉纪十》在武帝元光六年条下记作:
“春,诏发卒数万人穿渠,如当时策;三岁而通,人以为便。
”唯有日本学者木村正雄认为漕渠兴修始于元光三年而成为元光六年。
[7]（P189其说似将元光六年当作了漕渠修成的年代。
·7·①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记载基本相同:
“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
《太平御览》卷六四三引《谢承后汉书》:
“前行见定陶王刘礼,解其械言:
‘帝在渭中舡上。
’随相随见更始。
”
郑当时开凿漕渠的计划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同意,于是武帝命令齐人水工徐伯进行线路勘测与设计,并征调数万人从事运河的挖凿工作。
数万人修了三年方才完成,可知漕渠的工程规模巨大。
历史上曾有人怀疑漕渠是否真的修成,如刘奉世就说:
“按今渭河至长安仅三百余里,固无九百余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浐数大川,固又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
”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论,认为“刘氏乃以漕渠中隔灞浐,缘山成渠为疑,失考甚矣”。
[8]（P1618现代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西汉“漕渠确曾开凿成功,并在运输上发挥过很大作用,那是不容怀疑的,第一,汉代漕渠《水经注·渭水》中曾明确记载,其时尚有遗迹;第二,汉代漕渠故道隋唐时一直沿用,其故道现在西安附近还有若干遗迹”。
[9]
2．漕渠的水源及其渠首段路线
漕渠以渭水为主要水源,《史记》明言“引渭穿渠”,这本是毫无疑义的。
到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凿昆明池蓄水,曾引一支入漕渠,是昆明池也成为漕渠的水源地。
昆明池属水库性质,水质较清,其引入漕渠不仅可以较稳定地补充漕渠水量之不足,而且还能减少渠道的淤积,甚至冲刷渠道,为漕渠的持续通航带来了重要保证,但却不能因此把昆明池当作漕渠的唯一水源。
《水经注·渭水》曰:
“（霸水故渠又东北迳新丰县,左合漕渠,汉大司农郑当时所开也……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
”郦道元是把昆明池东岸引出的昆明故渠当作漕渠上源的。
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多把漕渠的水源归根为昆明池,即谓漕渠的渠首在昆明池,这是不全面的。
因为开凿昆明池在漕渠建成后六年,而且昆明池水主要供应京师长安城市用水,向漕渠输送的水量有限,仅此一源不足以负载漕船,昆明池由汉迄唐一直保持有相当规模,而漕渠在汉唐之间却长期废弃不用。
以上各点皆可证明,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
漕渠引渭地点,因史文简疏确实不易考究。
马正林先生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根据实地踏勘和当地老农见告,汉代渠首应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鱼王村附近,距离（西安城约十五公里。
在若干年前,从鱼王村起,还有一条向东伸延的干河床存在……这条干河床最宽处达三百余米,河床清晰可辨。
汉代的漕渠从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经过今新民村、八兴、西营、中营、席王村、建丰村、惠东村、张道口、解放村、盐张村、张家堡、魏家湾”等村,在汉长安城以北流过。
其所绘《西安城北的漕渠走向和遗迹图》很直观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10]
从汉长安城北至渭河之间范围狭窄而地势低洼等特点来看,汉漕渠不应修建在汉城北,其引水渠口也不会在今鱼王村附近。
西汉长安城距离当时的渭水很近,据文献记载,汉中渭桥位于汉城横门外三里,1汉里折414米,汉3里为1242米。
这一点已被现代考古学成果所证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在横门外钻探出一条南北向大道,长1250米,向北多为淤沙堆积,不见路土。
[11]汉长安城与渭水之间除范围狭窄外,地势也平坦低洼,因其为渭河最新发育的高滩地,汉时渭河时有向南泛滥的事情,而且给整个都城造成了很大恐慌。
据《汉书·成帝纪第十》,建始三年（前30,“秋,关内大水。
七月
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吏民惊上城”。
从汉长安城北范围与地形看,汉人不会凿渠经此,因人为掘渠引水更容易造成不可控制的洪涝灾害。
再说,“渭河在鱼王村附近河身宽浅,为游荡分汊性河道,难以筑堰引水”。
[12]
那么,汉漕渠引用渭水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论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其观点是正确的:
“唐中叶后韩辽复开漕渠时,曾说过:
‘旧漕在咸阳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
韩辽复开的漕渠即所谓兴成堰,而兴成堰乃是根据隋永通渠的旧迹开凿的。
秦时未闻开渠事。
汉渠当指漕渠而言,是隋唐两代皆因前人旧规。
所谓咸阳西十八里的渠口,当在今咸阳县钩鱼台附近。
当地渭水河道相当狭窄,不似汉长安附近广阔,筑堰引水比较容易”。
[13]（P179
汉唐漕渠引水口地点相同,而从引水口到汉长安城的渠线也较少变化,经多位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此段漕渠已经基本可以勾绘出来。
首先,黄盛璋与辛德勇二位先生认为汉长安城南垣外护城壕即漕渠水道,因为汉长安城并未专修护城壕,其东北西三面都是利用自然水道或水渠的。
[14]古代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南覆盎门外有桥梁,证明其南垣外有壕沟,而且在汉城的南墙与东南角,至今仍遗留有较明显的古渠遗迹,城东南角一部分已被拓凿利用为污水池,一般的西安市地图上都可看出其水体轮廓。
清董祐诚《长安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
“汉城南有渠道自西南入壕,折而北至青门外。
”①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考察汉城时,也记述了当时的情形,并明确说明是西汉漕渠的遗迹:
“沿故城南壁,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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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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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安县志》卷一四《土地志下》。
壕池痕迹。
深约十数尺,宽二百余尺,与城壁西端相并行,贯通安门之突出部分,更东行,依城壁北行二里,再东向至龙首原而消失,按此即所谓漕渠之痕迹也。
漕渠开凿于汉武帝元光六年”。
[15]（P62
郭声波认为,“漕渠的起点高程不低于391米,由于汉城南漕渠高程为388米,兴城堰至汉城间的渠路应大致沿380389米等高线设计,渡沣地点当在今严家渠附近。
据清人记述,沣水两岸有古渠经阎家村（即今严家渠村、席家村（即今西席村、张家庄（即今东张村、马家村（当今段家堡一带入渭。
卫星照片也显示出这条古渠的痕迹”。
①这是隋唐时漕渠的渠首段,汉漕渠与其相同。
漕渠渡沣后,当沿389米等高线自今冯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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