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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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陶礼天
［内容提要］作者自1990年代即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和中国文学地理学课题，熟悉我国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史。
本文回顾了我国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考量了此一课题（或曰学科）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问题，由此问题意识出发，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成果众多，成就也很大，但对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严重“贫血”的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涌起“文化转向”（cultureturn）思潮以来，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文化地理学研究已经具有新的面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变化，被称之为“空间转向”或“地理转向”，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这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特点之所在。
而在“地理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途径中，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其研究的中心与重心——笔者以为就是“景观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景观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景观和文化地理的景观及其关系的研究，才是具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景观学时间风格空间风格观看方式
一、小引
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现代、当代乃至外国文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探讨的“显学”，这就是文学地理学，论著甚多，成就也很大。
对中国当代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学界已经有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综述，但考虑这些论文和论著中，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西方文学研究界的情况、我国学界当代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都还缺乏分析和思考，故本文不揣浅识，挂一漏万——只能算是“点点滴滴”的思考而已，试图简要地回顾和检讨一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问题。
抛砖引玉，以期能够使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向前推进。
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存在问题
尽管上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谈论的是文学地理学的话题，但并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号，甚至也没有“学科意识”，也没有能够自觉地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探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近20多年的大量论著得到一个清晰的说明：
80年代，除少数使用“文学地理学”称名外，学术界大体多把“文学地理”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称为文学生态学、文学地域性研究、文艺的地域学、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等，如发表重要论著者有袁行霈、严家炎、滕守尧、章培恒、王水照、曾大兴、萧云儒、李庆西、金克木、樊星等诸位先生，这个名单其实很长，这里不能赘举。
自本世纪这10多年来，学术界逐步统一到“文学地理学”这个名称下，并召开了多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相关论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如杨义、李浩、陈庆元、梅新林等诸位先生的论著，相关论著难以屈指，专著有几十种，直接、间接相关的论文逾千篇。
可以说在今天，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初步规范已经得以建立，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其实，“文学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这是广为学界所熟知的。
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1949年后由于受到学术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多避免讨论文学地理论题，而是把相关分析置于民族性、人民性、大众化等论域之内进行讨论，例不胜举。
如李永生于1982年出版《孙犁小说论》列专章讨论孙犁小说的“民族化”特征。
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信中说：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
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李永生就曾引用鲁迅这一论述（很为流行）说明“艺术的世界性，取决于艺术的民族性，民族性艺术为世界、为全人类提供了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生活习惯，反映了这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心理内容、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的特点，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
”从此出发来分析孙犁《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小说的民族化表现。
又，鲁迅先生所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大概就是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所谓“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最初版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共同的文化自信和共同理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也必然有自己的中国作风、民族特色，中华文化是在汉文化为主流并吸收、包容与并存多民族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立于世界的浩浩洪流。
《诗经》和《楚辞》就反映和包容进了中国文学在早期发端时期已具有的不同民族特色、地域特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对此尤为关注，成为我国古代文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传统。
对此进行探讨，也是文学地理学这一研究课题中的应有之义。
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应该不妨碍建设文学地理学，二者应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当代文学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渐渐形成一种追求不同“地域文学”特色的创作潮流，随之，文学批评也及时加以总结并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有关创作现象，追溯中国古代及近代以来“文学地理”评论和创作传统，于是提出或重新提出西部文学、东部文学、南方文学、北方文学、地域（或称区域）文化小说等一系列的概念，人文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理论也被迅速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其批评概念还比较杂乱多样，但其共同指向在笔者看来都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批评。
近代以来“科学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无疑是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包含文化地理学）的引进而兴起的，20世纪初就有学术价值含金量很高的多篇论文发表，如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先生的论著，乃至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无疑已经成为传世名作，广为文学研究者所知；而最近20多年之所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为显学，也是与上世纪80年代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和近年来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移译、输入分不开的，也是与我国文化地理学专家学者特别是如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这样杰出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的。
尽管文学地理学在今天中国文学的研究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不少学者声明：
“文学与地理相关”，已经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但笔者以为当前的研究表明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匮乏，大量的学术论著仍然存在着理论逻辑的混乱性、充斥着人文“想像”的不足，尤其是对梁启超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能够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思考和回答。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论及“词章”时说：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而然矣。
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影响特甚焉。
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
”这一论断隐含着一个问题——这就是“交通益盛”的今天，还有无“文学地理”问题存在？
因为如果按照这一说法，文学地理学只有演变为文学历史地理学才能得以成立，就没有今天的文学地理学，或者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普适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就没有“文学地理学原理”。
不对这个理论核心问题予以深入研究和解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就会成为问题，自然一些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的论断，就易于变为空谈。
而笔者通过研究思考认为，新文化地理学的应运而生，也是碰到了这个理论障碍而得以激发的；“文化转向”的研究，已经昭示了文学地理学未来的研究路径。
笔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专门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后来曾在《福建论坛》、《中国文化研究》及《北大中文研究》上发表几篇论文，就是当时研究的结果。
笔者在《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中，认为可以给“文学地理学”下这样一个简明的定义，即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或称文学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今天大概更倾向于使用“跨学科”这一概念），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即在特定文化地域、具有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一步说，从人地关系角度综合论之，上述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大关系，又可衍生为具体的五大层面的内容：
一是地理环境与地域的文学发生发展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文学与地理的直接相关性出发，来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及其地域风格的成因；
二是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与超地域的流动变迁及其与文学创作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主体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地域特征，并进而对文学地域性的超空间（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相互演化的规律作出研究；
三是文化地理的景观与文学原型意象、境界构成及其审美心理积淀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客体和文本构成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地域性的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的特征及其在现时性与历时性过程中的发展过程；
四是地域的文化风尚与文学的地域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五是文化地域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独特的审美人格、审美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最后的两大方面的关系来讲，它要求把形成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的文化中介因素纳入研究的范围，并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综合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文学地理的空间的与时间的风格。
就平行结构而言，上述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文化中介因素，主要指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以及其它艺术学科如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基本观点，笔者仍然坚持，也为不少学者所引用，但没有能够对上述梁启超先生的论断所隐含的“问题”予以解答，一直困惑于心。
三、西方与中国：
文学地理学的产生
（一）西方：
文学地理学的提出。
据笔者初步考查，西方“文学地理学”的创立，实际主要产生于法国文学理论批评界。
应该说，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是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样的著作所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有关。
从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到丹纳《艺术哲学》再到蒂博岱《克吕尼》等，相继进行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讨论欧洲南北文学与文学地域问题。
据法国罗贝尔·埃斯卡皮初版于1953年的《文学社会学》所谓“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等有关论述和介绍，知道法国文学研究界在1942年迪布依出版了《法国文学地理学》，1946年费雷出版了《文学地理学》。
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正式命名、产生，是在二十世纪的40—50年代。
但“文学地理学”这个称名的法文具体是如何翻译的问题，笔者不懂法文，并不详知。
迪布依的《法国文学地理学》和费雷的《文学地理学》，迄今也没有中译本问世；而且除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和丹纳的《艺术哲学》外，其它提及到国外有关文学地理学的著作基本还未能翻译介绍到我国。
尽管法国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
如20世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史家美国雷纳·韦勒克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范围是1750—1950年，就没有提及有专门的“文学地理学”著作，但列有专节论述德国赫尔德（1744—1823）、法国的斯达尔夫人（1766—1817）、泰纳（1828—1893）、蒂博岱（1874—1936）等人的文学批评，涉及到文学地理问题，如其第8卷论阿尔贝·蒂博岱文学批评时，提及“文学地理”（Geography，literaray）这个概念。
从学术影响讲，1800年法国斯塔尔夫人（按：
徐继曾译为斯达尔夫人）《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发表，该书吸取、借用了欧洲人文学界地理环境论（特别如孟德斯鸠的理论与论述等），讨论了欧洲南北地理与南北文学之差异关系，影响最为深远。
其后有关论述甚多，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法国的伊波利特·泰纳（傅雷译作丹纳）《英国文学史》（1863年出版）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论，这些论述都收录或写入其《艺术哲学》，此亦同样影响深远，同时也毁誉参半。
然而，“文学地理”研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成为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派别。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所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1957年初版），没有收录“文学地理”和“文学地理学”词条，这也可以说明问题。
但艾布拉姆斯把泰纳“三因素”论归入文学社会学（SociologyofLiterature）研究中，指出有时文学批评家认为第一位现代文学社会学者是法国的泰纳，泰纳《英国文学史》提出一部作品大致是由三个因素即种族（race）、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决定的。
艾布拉姆斯认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注重作家和他们所生活与创作的文化时代的独特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注重文学作品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以及它们所创作的那个社会之间的关系。
”总之，在西方文学批评界，1960年代以前并没有广泛认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和研究，而是把文学与地理关系课题，主要纳入文学社会学研究范围进行研究。
（二）中国：
文学地理学的提出。
如前所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重新注重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重视人文地理学与文学研究的交叉问题，迄今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已渐成显学，已有多部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
实际上，中国古有“南桔北枳”的成语典故，而文学与地理关系问题的探讨，更可谓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且据笔者查考，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应该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
因为孟德斯鸠的著作，实际上运用了中国这方面的丰富文献。
中国文学地理学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但“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中国盖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这篇文章中才明确提出的。
他说：
“中国为天然之一统地理，……其在文学上，则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试略论之”，接着就简要论述哲学、经学、佛学、词章和美术音乐这五个方面的南北不同与地理环境及文化地理之关系，然后说：
“大抵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
”因此可以说明，梁启超所说的“文学地理”之“文学”，具有广泛意义的传统概念，包含一切文化学术（类似今天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所论大体与稍后刘师培先生于1905年发表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包括《南北文学不同论》一节）所包含的内容相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至1902年间，分别撰写了《中国地理大势论》及《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国史叙论》等；1913年梁启超归国；1924年又撰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
刘师培大约在1903年至1907年间，撰有《编辑乡土志序例》、《经学教科书》及著名的《南北学派不同论》等论文，讨论中国地理环境特别是南北地理差异与中国文化（包括经学、诸子学、理学、考证学及文学等）南北异同的关系，另还编有《中国地理教科书》二册。
王国维于1907年撰出《屈子文学之精神》，论及《诗经》、《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北方与南方地域文学精神之发端及异同问题。
汪辟疆于1934年发表《近代诗派与地域》，该文先论文学与时代关系，分清诗为康雍、乾嘉、道咸三期，然后重点分析第三期中同光以后五十年之诗史，以地域系之而分为六派，即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及西蜀派，每派先言其地域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特征，再分析其代表诗人、诗作乃至地域文学传统等。
又按：
除诗、文、赋、词主要文体外，古典小说特别是明清长短篇小说的文学地域性更为显着，因为其展开的是形象画卷，人物、语言、场景等描写，地域性突出，所以西方文学地理学者喜爱分析小说的地理景观以研究文学地理学。
中国文学中还有乐府、戏曲这两种体裁的文学地域性及其与地理之关系也非常突出，历来论者亦多。
（三）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及其研究理路，当是受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当时日本译介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关；而《论法的精神》又受到中国古代相关文献关于文化地理风俗记载和论述的影响。
据许明龙《论法的精神》中译本之《译者附言》所说，《论法的精神》早在1900年就有中文译文刊载于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译文汇编》上；1902年张相文翻译12章，于1903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发行，均根据日文本翻译，题名《万法精神》；1913年著名思想家严复又据英文本翻译，书名为《法意》，这些早期译本的刊布，使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论”对当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发端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真正据法文本翻译而且是全译本，最早为张雁深译本，书名为《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出版其上册，1963年出版其下册。
今天，《论法的精神》已有多种中译本。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
“炎热地区的人民几乎总是因怯懦而沦为奴隶，寒冷地区的人民则因勇敢而享有自由。
对此丝毫不必感到惊诧，这种效应来自自然原因。
”上述引文之前，孟德斯鸠还说“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并加注说：
“中国书籍对此多有讲述。
见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第448页。
”这就可以说明：
中国古代有关南北地理自然环境论、南北方之人的异同论，对孟德斯鸠建立他的学说也有一定影响。
《论法的精神》研究讨论了君主、专制、共和三种政体和各种政体原则及其立法原则等诸多问题，在其第三编（卷）共6章（第14—19章）中，分别讨论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民事奴隶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家庭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政治奴役法何以与气候性质有关，法与土壤的关系，法与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风尚赖以形成之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其中确有不少绝对的环境决定论的判断和言论，现在学界有不少学者指出孟德斯鸠并不能归入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派，此说还可以斟酌。
四、景观、景观学与文学地理学的未来
前文亦已指出，就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用一句话概括：
已成显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框架，确立了文学与地理尤其是与文化地理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人地关系”（Man-landrelationship）已经被认可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各种文化地理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得以新的综合运用和考量，从而产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的各种“称谓”已趋向于统一到“文学地理学”的名下，这是就成就的方面而言的；就研究现状的不足或缺失而言，笔者以为，仍然是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贫血，还需要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
笔者相信，经过学术界如此众多学者的努力，一本名副其实的《文学地理学原理》可能会很快问世的。
再接前文所谈的任公先生的论断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即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所谓“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如何发展，“交通益盛”尤其今天的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究竟文学地理学还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其研究重心、中心，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又有什么变化发展呢？
换句话说：
文学地理学研究什么？
如何研究？
梁启超先生这种论断所隐含的问题，西方学者也同样考虑过，而且论点几乎是一致的。
如匈牙利著名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就认为，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社会流动性的提高，“降低了地理条件的重要性，渐渐地把文化过程的空间系数变成了时间系数。
”那么今天的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情形下，文学地理问题还是否存在或者说文学地理学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新文化地理学的诞生，已经初步作出了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较为科学的回答，尽管这也只是问题探讨的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文化转向”（cultureturn）思潮以来，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文化地理学研究已经具有新的面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被扼要称之为“空间转向”或“地理转向”，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笔者以为这也是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研究中心。
如前所说，在法国已经流行“文学地理学”、产生《文学地理学》专著的20世纪的50—60年代，埃斯卡皮所著的《文学社会学》仍将文学地理学问题纳入文学社会学之中。
反而倒是1960年代以后“文化转向”带来的“空间转向”下的文化地理学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热中讨论“文学地理学”，并直接把它纳入文化地理学著作中，如英国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其第四章《文学地理景观》专门讨论文学地理学，该书涉及文学地理学问题还有多处，如第六章《成倍扩展的媒体空间》中有关论述等，着重从景观角度提出许多新见，论及“文学创作与地理”、“地区写作”、“文学文本中的空间”等问题，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关系也作出了饶有兴趣的探究，而且在方法论上自觉认为文化地理学应该包括文学地理学研究。
其第四章所附“进一步阅读”（Furtherreading），提供了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参考文献。
而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的“地理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途径中，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其研究的中心与重心——笔者以为就是“景观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景观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景观和文化地理的景观及其关系的研究，才是具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用“风景”（或“风土”、“物色”等）的概念，而特别运用“景观”的概念，并非简单地借用文化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从文学地理学的建构角度作出的探讨。
因为汉语中的“风景”（或“风土”、“物色”等）概念的内涵虽然也包括人文景观，如建筑物（山水田园诗中经常出现的亭台楼阁等）、古代战场、文化遗址等，甚至也包括审美对象中人（或人的行为活动）、动物、植物、气候（如不同地区的寒冷温热）、天气（如阴晴雨雪）、节序时令（春夏秋冬，中秋、重阳等）等，如山水田园诗中的劳作的农民、耕地的水牛乃至湖溪、草木间的鸟兽虫鱼、天空中的蝴蝶、蜻蜓、燕子、大雁等等，但主要侧重的是与审美主体相对而言的山水田园的自然风景。
而“景观”，就其概念的一般含义而言，除了包括上述“风景”的含义外，还有一个最突出的含义，就是“观看”、“观看的方式”。
“景观”这个汉语词汇本身原就包含“景”和“观”（看）两个方面的内涵，如果我们把汉语中“景观”一词之成词的历史进行描述和分析，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美）理查德·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虽然出版于20世纪上半叶，但该书第五章《“Landschaft”与“景观”》比较全面总结了西方新文化地理学兴起之前有关景观的各种概念，并作了严肃的反省和批评。
他说：
“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前地理学思想的一些大问题，在每个大问题中，对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的用法都有许多不同，有的彻底而明确，有的更为细微但也更易混淆，使学者屡屡被弄得晕头转向——这个术语就是‘景观’。
”“景观”这个词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演绎，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直接与文学创作的“观照方式”联系在一起。
“景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开始并没有作为一个“成词”来运用，后来作为成词来用乃是出自对《诗经·国风·鄘风·定之方中》一诗解释之中，如“毛传”、“郑笺”及“孔疏”的分析，关于“望景观卜”这个方法的说明。
“望景观卜”，本初是指先秦（至少在殷周时期）建筑学上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它因《毛传》的相关诠释，与中国文学创作中所谓“登高能赋”的审美方式联系在一起，可见我国“景观”这个词一开始就与人文景观和“观看方式”密切联系。
其后“景观”逐渐凝化为一个成词，最初用于寺观名和人名，大约在20世纪初，西方人文地理学传译至我国，“景观”就被用于一般指“风景”或地理学上的“专有名词”，从先秦直至明清时期还很少见到“景观”作为成词来表示“风景”这个词的意思，应该说几乎没有。
首先，我们看“望景观卜”这个典故，《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这里引前二章，诗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该诗第二章云：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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