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记忆悲惨的一段故事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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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笔者的二哥并没有参加看电影，他是听见在院坝里的闹声后才起床叫笔者赶快躲躲。

当晚天空比较阴沉，提着铁梭镖见人就捅的队长让大家看事不妙就往何明祥家黑桃树方向跑开，没想到生产队长捡起石头朝躲闪的人追打。

队长从何明祥家黑桃树下追到何大光家院坝时，在何大光家院坝里追到躲闪的笔者的二哥，此时，队长用手里的铁梭镖向笔者的二哥猛打过去，幸好铁梭镖被何大光家院坝围墙挡住，紧接着，队长像疯狗一样扑向笔者的二哥，他抱住笔者的二哥后便从腰里掏出匕首向笔者的二哥刺去，笔者的二哥在与其搏斗的同时右手拇指被划伤，右胸肋被刺了一刀。

大家听见笔者的二哥喊救命的声音便跑到何大光家院坝将队长按倒。

当时，几个年轻人都不满18岁，只有何正云稍大些。

何某在抢夺生产队长手里的匕首时，把生产队长的手往墙壁上一拽，生产队长手里的刀子立即掉落在地上，此时，周某说，队长杀人，把他捆送公社去，顿时，大家一拥而上把生产队长捆起，正在这时，居住在本寨子的黄国安（生产队长的二哥）赶到何大光家院坝里说，让老子看看，此时，几个年轻人一松手，生产队长瞬间挣脱捆绑溜走，大家拿着从生产队长手中夺来的匕首和铁梭镖与生产队长的二哥（某医院院长）朝甘沟公社走去，正走到高家院（大队会计王世昌家门口时），大家准备把大队会计王世昌叫起一块儿去公社，但大队会计不在，后来大家沿着看电影返家的路往甘沟公社走去。

生产队长的二哥跟随笔者、何正云、周光发、以及笔者的二哥把生产队长杀人的刀子和铁梭镖拿起往公社走的时候，周光发提着从生产队长手里缴获的铁梭镖，何正云拿着从生产队长手里夺得的匕首途经小坡边时，生产队长的二哥叫把匕首给他看看，他看了匕首后没有吭声。

大家把铁梭镖和匕首拿到公社时，当晚值班的是公社书记罗永发，罗永发起床听取大家把发生的情况阐述后，使拿着匕首左看右看地说了一句，他妈的还有这个凶器。

此时，生产队长的嫂子钟青秀在公社的楼梯上大声说，黄定奎现在在医院里（生产队长），此时公社书记罗永发和大家从公社楼上下楼赶往医院，在赶往医院的途中，生产队长的二哥黄国安单独往区派出所走去。

大约深夜1点过钟，公社书记罗永发和大家赶到医院时，只看见生产队长坐在医院的木藤椅上，生产队长的哥从区派出所到医院后，把公社书记罗永发和值班医生叫到医院外面与派出所的熊正品和袁西涛说了一番话后便走进医院向大家说，黄某头被打破了、手被打断了、膝盖也被打断了，马上要住院治疗（指生产队长），对生产队长持刀杀伤笔者的二哥之事置之不理，随后，熊正品、袁西涛、罗永发、黄国安责令笔者在医院侍候生产队长，由熊正品和袁西涛把笔者的二哥押到区政府关进政府楼梯底下，理由是他提刀杀人。

忍着被生产队长刺伤右胸肋伤口的倪金富就那样被无端地关进黑区区的楼梯底下。

面对1976年7月2日晚上发生的那些事，笔者的二哥并不知道看电影回家途中发生什么，因为他没有去看电影，他只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听见闹声后起床叫笔者赶快躲躲。

当晚笔者的三哥没有在家，大哥骑单车去黔西买猪也没回家。

第二天，即1976年7月3日，天刚亮，生产队长的家属叫来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王昌友是生产队长的堂妹夫。

大队支部书记一到医院就破口大骂说，你他妈的想在生产队立都？

小私儿些，还不快找钱来把人送去省医治病。

当时笔者被大队支部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发抖，但还是咬紧牙关说了一句，我到哪里去找钱?

大队支部书记说，找不着钱就卖房子，你们这些小私儿，用调虎离山杀人，杀了人还敢耍奈。

笔者冒起胆子问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调查了吗？

怎么是我们杀他，分别是他跑上门杀人，大队支部书记说，你再闹，老子把你狗日的捆起来，当时大队支部书记威胁人的煞气让人害怕，整个不知情的医生听到大队支部书记翻来覆去说杀人的事都感到扑朔迷离。

生产队长受伤并不是大队支部书记所说的那样是被人杀伤的，但大队支部书记硬要说是被人杀伤的，他的谬论让人怀疑生产队长的伤是否真严重，大队支部书记的谎言简直让看病的人（包括医生）都认为笔者是杀人凶犯，当时不但没有辩解的期会，还不敢插半句解释的话，笔者的母亲赶到医院看到凶神恶煞的大队支部书记，便对大队支部书记说，姨爹，你有话好好说，不要吓倒娃娃。

大队支部书记说，你再叫，老子把你捆起来，你养儿不教，我来帮你教，你的儿子杀了人你还在这里干叫，当时大队支部书记在医院不光大造舆论，还用凶神恶煞的语言吓唬母亲，母亲被大队支部书记恐吓得哭着走出医院，满脸是泪水的母亲刚从医院走出后，大队支部书记又威胁笔者说，小私儿，你还不赶快回去找钱，当笔者忍受着委屈从医院赶回家不久时，生产队长的老婆庞开凤叫来区政府工作的庞开林及粮油加工厂工作的庞开舟（庞开凤的舅子），他们到生产队后，与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的大哥黄敬文等人，在生产队长的二哥黄国安家吃完中午饭后，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以及大队支部书记的舅子黄老幺（憨包）一起闯入笔者的家中。

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黄老幺闯入笔者家时，笔者家只有笔者的外婆，笔者的五妹等三人正在吃中午饭，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叫出家门后，几个人就把笔者的手反扭，然后由黄敬文和黄老幺在笔者的家中乱翻，笔者的五妹和七十八岁的外婆问他们为什么乱翻东西，他们不但不听，反而继续翻箱倒柜，经过一番搜查，没有搜出有价值的东西后，黄敬文就叫憨包黄老幺把笔者家仅有的30斤面粉和15斤大米扛走，在那青黄不接的时节，笔者的五妹和七十八岁的外婆只好与他们争夺被强行抢走的面粉和大米，在争抢中七十八岁的外婆被黄老幺摔了一座独，最后还是被大队支部书记指使憨包黄老幺强行扛走。

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带到寨子中间大肆宣扬说，几个小私儿把生产队长杀伤，还说，几个小私儿把生产队长杀了很多刀，当时寨子里的很多社员都不明真相，所以只好不吭气。

大队支部书记还当着群众的面说，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

说着，说着，他便从周光明家牛圈旁边找出一根牵牛的麻绳准备捆绑笔者时，生产队的社员张风明说，哪有这样的做法？

大队部书记听到这话不好听，就把牵牛的麻绳砸在张风明的面前说，你支持他们杀人，社员们见势不妙就再以不敢吭气。

大队支部书记提着牵牛的麻绳问笔者说，你愿意借钱，不是愿意受捆？

社员们看到笔者幼小年轻，怕受不了折腾，就叫笔者说，还站着干什么？

赶快去借钱，目的是指走笔者。

当天笔者走进几户亲友家里借得16块钱和三十斤粮票，当笔者把钱和粮票送到区医院时，笔者的母亲已借了一百块钱送到区医院，笔者和母亲把钱交给生产队长的家属后，一起返回家中。

第三天，即1976年7月4日中午，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和大队会计王世昌来到笔者家中，大队支部书记首先用麻绳把笔者捆绑后带到周光发家门口臊皮不说，还对笔者边打边踢说，匕首是不是你的，因为匕首确实不是，所以笔者死活不承认，大队支部书记将笔者罚跪后，威逼说出刀子的事情，如果说出刀子是何正云的就立即放人，在场的社员实在看不下，有的社员就说，还是注意点，人家还年轻，大队支部书记说，我是大队领导，我有权捆人，滚你的去吧!

在杨成根家柿花树下，大队支部书记说，笔者家杀了人，你们还敢支持杀人犯，大帽子立即给社员们戴上。

大队支部书记杀鸡给猴看的目的是想显示自己实施暴力的厉害。

转眼笔者被折腾到晚上七点钟，大队支部书记准备把笔者吊在杨成根家柿花树上过夜，此时，大队民兵连长向荣华看不下去，便叫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交给他，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交给向荣华后，就到黄国安家去吃晚饭。

第四天，即1976年7月5日上午，大约十点左右，向荣华家刚把饭端给笔者在吃，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以及在区政府工作的庞开林、粮油加工厂的庞开舟等人推开向荣华家厢房门就把笔者揪出门外绑的绑，踢的踢，把笔者带往寨子中间苏传舟家门口。

在苏传舟家院坝与杨成根家柿花树脚下，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捆起后，随后又把周光发、何正云、何正祥、赵敬昌一起捆到杨成根家柿花树脚下，并威胁说，上述年轻人用调虎离山杀生产队长，当时不仅所有社员扑朔迷离，就连大队民兵连长都把握不住真假。

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庞开林、庞开舟等，把周光发、何正云、何正祥、赵敬昌揪来捆起后，威逼他们说出刀子是笔者家的就可以放人，当时几个年轻人只好说不晓得。

大队支部书记对上述人员进行捆打觉得不过瘾，又找来扁担、板凳、粮棍、锄头，包括地上捡的烂菜刀都拿捆绑在大家的身上，然后送往区政府，这是大队支部书记当时想转移他的舅子持刀行凶所采取的暴力。

大队支部书记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绑在所有被他们捆绑的未成年人身上游街臊皮，是想杀鸡给猴看所采取的卑鄙。

大家被他们捆绑折磨到区政府后，每个人身上除了收光一切物品外，连一片纸花都没留下就被关进区政府楼梯底下那又矮又窄的堆煤炭屋里，在关押的过程中，大队支部书记不断到区政府提审每个人，大队支部书记每次单独提审时都会说，只要承认刀子是其中一人的我就放人。

提问周光发、何正云、何正祥、赵敬昌时，叫他们说出刀子是笔者家的，提问笔者时，叫笔者说出刀子是何正云的?

在区政府楼梯底下关押期间，何正云被王昌友提问三次，笔者的二哥被提问三次，除此，都是被提问二次，有一次公社的安金华在场。

1976年7月5日中午，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黄敬文、庞开舟、以及大队支部书记的憨包舅子黄老幺把笔者和几个年轻人从寨子里捆绑到区政府楼梯底下关着后，大队支部书记叫起生产队会计黄国良（王昌友的亲郎舅姊妹）找到族中的长辈黄德金、钟玉珍、许定珍等老人商量说，希望三个长辈提供有利证据把几个年轻人弄两个去坐牢，否则今后不好当领导，三个老人对王昌友和黄国良说，我们虽然是族中，但我们知道黄定奎（生产队长）的脾气，他离来都是得理不饶人，如果当天晚上他不提起刀子追上门去，就不会出乱子，作为大队领导和生产队领导，你们要多行点善。

王昌友和黄国良从族中长辈的口里没有得到好语气后便恢溜溜从黄德金家走了。

大队支部书记有一次单独提问笔者时说，只要你说出刀子是何正云的就把你放了，笔者回答说，既然你们都说我们几个杀人，有医生检查出队长是刀伤吗？

相反我二哥被队长持刀杀伤右胸肋，你们不追究？

大队支部书记说，你二哥是自己杀倒的，大队支部书记黑白颠倒的胡言，让人非常气愤，明明笔者的二哥是被队长提刀上门杀伤的，不但没有得医治不说，反而被关进区政府楼梯底下，生产队长提刀上门杀人不但没有被关，反而呆在医院里骗吃骗喝，上述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迫害若干人，就是因为有像大队支部书记那样缺乏人性的人破坏了政治生态，他们一天不搞残酷迫害心里就慌得厉害，这是当时法制不建全的弊病。

1976年7月9日，赵敬昌被释放，因为赵敬昌的爱人是生产队长家二嫂的亲戚，7月12日何正祥被释放。

要阐明的是，1976年7月2日晚上所发生的不幸，赵敬昌和何正祥并没有在场，然而，大队支部书记把他们两个都绑来和大家关进黑暗暗的区政府楼梯底下，原因是他们两个都是爱和大家在一起玩青年，大队支部书记为显现他的威风，居然把没有在场的人都抓来捆绑凑热闹，可想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的爪牙迫害了多少人，大队支部书记不但喜欢株连九族，还喜欢迫害他人，比如，王胜亚家和何大本家就是当时他随时揪斗的对象。

又如1973年秋，他把李恩生抓来戴上尖尖帽到处游街，冬季他把吴昌批斗得自寻短见的猖狂劲让人不会忘记。

1976年7月16日，红枫湖举行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

当时已在区政府呆了11天的笔者、周光发、何正云、以及笔者的二哥，虽然没有每天被关在楼梯底下，但活动范围不能离开区政府大院。

何正银和笔者的二哥听说红枫湖举行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他两就悄悄乘车到清镇，准备从清镇去红枫湖看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在三角花园被区派出所警官熊正品看见，熊正品问他们是不是想到县里告状，何正云和笔者的二哥说，我们是来红枫湖看热闹，熊正品说，回去！

何正云和笔者的二哥只好从清镇返回到区政府大院，两个回到区政府后，熊正品问他们愿意写检查还是愿意再关。

1976年7月17日，笔者和周光发被释放，7月18日，何正云和笔者的二哥被释放。

1976年7月2日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6年7月5日，笔者的三哥被生产队长的妹夫王昌友（大队支部书记）逼去医院侍候生产队长，在医院，笔者的三哥遭受生产队长家无聊的折磨和虐待，比如，笔者的三哥被逼租救护车拉起生产队长到省人民医院检查，然后又转到县人民医院住院，因为省人民医院没有生产队长家的亲属，所以不方便，县人民医院有生产队长的亲戚。

一路上拉去拉来不但钱财被折腾，而且遭受的辱骂非常低级，比如，他家的亲朋好友来回的车费和每天大吃大喝的经费，都由笔者的三哥支付，甚至还放话说，这不是遭死人命，是遭活人命。

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生产队长的亲朋好友一会要吃馄饨，一会要吃活鱼，折磨笔者的三哥花光借来的钱后，大队支部书记又叫生产队长的大哥黄敬文等人又跑到笔者家逼着笔者的父母把猪便宜卖掉。

生产队长在医院休养不到10天，就用去笔者家300多元现金、粮票60多斤、香油四斤、灰面50多斤、大米30多斤、鸡蛋100多个、面条十佘把。

笔者的三哥被逼得受不了后悄悄逃到平坝县甘溪农场一个堂叔家躲避，后来大队支部书记又把吴文学叫去医院侍候生产队长，还在保管员何大才处借了50元钱强记在笔者家户头上，生产队长前后休养不到半个月就用去笔者家钱财一大笔，而且并不是治病，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像遭人命那样摆酒席。

一个多月过去了，大队支部书记见折磨笔者家粮钱已尽，才松了口气，搞得笔者家几乎倾家荡产。

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即1976年7月7日，笔者的大哥从外地买猪返回到生产队，他听说被人欺侮后很不服气，于是就去找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过问，大队支部书记告诉他说，我捆人有权力。

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确实很有权力，说捆谁就捆谁，这是当时的社会行情，当时只要社员说声不对，都会被指责为罪人。

在喊冤无望的情况下，笔者的大哥只好跑到平坝找到族中的大叔倪唐商量后又到六枝四角田煤矿找到曾孝兹书写材料上告，曾孝兹把发生的来龙去脉写成材料后叫笔者的大哥交到当时的安顺地区反映，没多久，向地区反映的情况得到回应。

1976年刚入秋，县委派出清镇一中的老师唐忠义、清镇师范老师王守信、卫城中学老师罗孟秋、清镇防疫站朱德荣、清镇人民医院的龙术林等到甘沟公社，然后甘沟公社又派公社委员郑登明组成工作队来到生产队，在工作队到达的那段期间，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和某医院院长黄国安不断往工作队住处跑，要求工作队把行李搬到他们家住，但工作队没有领他的情，工作队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事情的真相查得明明白白，工作队掌握了来龙去脉后，在弯子头的公房院坝里召开群众大会，在社员大会上，工作队队长唐忠义向群众宣布说，经调查核实，撒泥巴沙子并非是笔者所为，队长家说笔者家调戏他的人事实不能成立。

唐忠义大会上说，冤案的罪魁祸首是刀子问题，唐忠义从跨包里拿出刀子说，这把刀子已经查明，这起冤案就因为这把刀子惹出的祸水，就看当事双方有没有诚意，如果自觉承认可减轻处理，否则罪上加罪，一时过去了，没有哪家承认，在会的群众说，如果每家都不承认，就请工作队把查明的事实真相公布于群，随后工作队队长唐忠义又说，既然都不肯承认那就请双方都签字，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站在一旁不吭气，生产队长家的所有亲属也不吭气，只有生产队长说了一声，刀子是我的我负责。

他认为刀子来路很保密，其实工作队早就查明刀子的来龙去脉，接着甘沟公社委员郑登明向大家阐述了刀子的实情。

郑登明说，经我们调查取证，并多次核对，刀子的来源是生产队长黄某和他的姨老何大忠去老王冲帮舅子庞开林家改木料时，黄某在庞开林的床枕头下看见这把很锋利的匕首后就随手捡来装在自己的裤兜里，当时庞开林的儿子庞小明和他的姨老何大忠以及庞开林的母亲都亲眼看见黄某估倒把刀子装在自己的裤兜里，庞小明当时还说，姑爹，那是我家爸爸的护身刀，姑爹你不能拿走，当时黄某还说，到手就是财，在人证物证面前黄某不敢多言了。

会上，工作队还说，有的人利用职权破坏政策，捆人、打人都是不对的，下一步工作队将把是非功过公布于众，凡是有发票的支出都要从生产队长家公分里扣除，同时宣布撤销黄某的生产队长职务。

当天在弯子头公房院坝里召开的群众大会，虽然每个社员自带板凳，但座无虚席。

所有社员非常兴奋，社员们兴奋的是，县委派来的工作队不仅大公无私，而且敢于纠正冤假错案，特别是当场宣布撤销黄某的生产队长职务后，大家拍手欢迎，这就震慑了大队支部书记横行全大队的霸气。

工作队队长唐忠义宣布散会时，社员们都快要走完了，黄某才突然说不同意工作队的处理裁决，工作队队长唐忠义说，不同意可以申诉，那有持刀上门行凶还没有王法的道理。

自1976年10月5日在生产队公房院坝里召开那次群众大会以后再没有召开过群众大会，但工作队正义的行动得到群众拥护，特别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处理群众矛盾就是为民匡扶正义。

悲惨故事出现的关键，主要是生产队长擅自把耙田公分提高导致出现大字报，大字报出现后，生产队会计告密写大字报的具体人物，此时，生产队长把握不住自己的理性，因此不但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反而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视为根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把大字报当成找茬报复他人的机会。

当时小孩疯玩耍撒泥巴沙子是否落在他女儿的身上根本无法考证，这也许永远是个密，但是，身为一队之长，居然不问青红皂持刀上门报复他人，事情发生后，大队支部书记出现的霸气，允许是受当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影响，所以大队支部书记才把握不住自己的人性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而产生的悲剧。

1976年7月2日发生的悲剧，笔者想不通的是，赵敬昌和何正祥并没有在现场，大队支部书记居然把他们两个都捆绑来和大家关进黑区区的楼梯底下，他们两个被释放后也没有上告，难道是不敢惹大队支部书记，还是不敢惹生产队队长?

其次是周光明，周光明身为共产党员，而且又是上任生产队长，自己的兄弟被无端侮辱和捆绑，不敢站出来坚持正义，不敢干涉大队支部书记实施的暴力。

按照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

当时大队支部书记采取的暴力属于非法拘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殴打和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当时大队支部书记如果遇到现行的法律他就死惨了。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1月8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中国十年动乱。

“四人帮”既是四个祸国殃民的罪犯，也是具有“文革”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

粉碎“四人帮”，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的斗争，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那次会议把学大寨运动与揭批“四人帮”结合起来。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指出，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借此，全国各地的主要精力又放在学大寨和批判“四人帮”的工作上。

县委派来的工作队到县里去开会就再没回生产队，临走时虽然把案子交给公社作处理，但由于公社书记与大队支部书记是儿女亲家关系，大队支部书记与生产队长又是郎舅关系，生产队长与区政府的庞某是郎舅关系，生产队会计与生产队长以及区医院院长又是兄弟关系，所以，案件性质虽然被工作队澄清，但在公社书记的压抑下，赔偿问题最终没有得到彻底了结。

1976年12月12日，征兵开始报名，被澄清身份的笔者和周光发得以参加报名，12月15日，两个遭冤枉的人参加体检，并同时被体检上，两个接到入伍通知书。

1976年12月20日两个被澄清身份的年轻人从生产队起程到部队。

从此，那件还未得到彻底赔偿的冤案在笔者的大哥催促下，公社书记罗永发向笔者的大哥解释说，你们家都是男娃娃，队长家是女娃娃，用出去的钱已经用出去了，不要再纠结了，笔者的大哥说，此事怕落在谁的头上都不会答应。

由于公社书记的压制，使工作队于1976年10月5日在生产队公房院坝里召开群众大会裁定的，凡是有发票的支出都要从队长家的公分里扣公分抵还的决定最后没有得了结。

1976年7月，笔者和几个年轻人遭受的那段不幸，从历史的背景来说是社会的形成，因此笔者不计较施暴者的得失是包容的选择，不在意那段历史，是宽恕他人的行为。

在那段社会所形成的悲剧中，全中国不仅是本故事中的几个年轻人惨遭不幸，而且全国遭受惨剧的人成千上万。

当然，那段悲剧不可不回忆，也不可把它抹去。

铭记那段历史，就会把遭遇转化为动力，特别是当初敢于坚持正义的唐忠义、王守信、罗孟秋、朱德荣、龙术林，是他们的正义才使持刀上门行凶引发的那段乌云得以驱除。

今天铭记那段历史就是对正义的敬畏，不把曾经遭受过的遭遇强加给施暴者，也是他人的宽恕，更是对当时县委派到生产队的工作队的铭记。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比如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阖然长逝，3月8日吉林发生罕见的陨石雨，5月29日云南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我们，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

1976年不愧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

回过头来看，那一年是一场噩梦的尾声，噩梦醒来就是早晨，那一年是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变迁，那年发生的大事可为天崩地裂，是古往今来罕见的巧合。

老百姓接二连三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