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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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土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来讨论，尤其是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一些研究甚至局限于语词和个体生活体验，较为缺乏社会实证，对社会变迁关注不够。
人类学方向的研究关注了社会变迁，但其经验研究容易局限于个案村庄，调研范围有限，未能意识到中国的区域性差异。
近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农村人情现象发生的各种变化。
[7]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几年前即开始关注面子、人情等本土社会现象，并将其与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联系起来，关注了本土社会现象的区域差异，已有一批成果发表。
[8]本文将在这一研究传统下继续深入展开研究。
文章将以江汉平原的调研材料为基础，讨论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
2005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江汉平原农村调研，如沙洋、洪湖、京山、江陵等县市农村，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相关质性材料。
在人情现象上，这些农村地区有着很大的共性。
一、人情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
“仪式性人情”主要发生在村民“办事”的场合，包括婚礼、葬礼、盖房、生孩子、上大学、生日等庆典仪式场合。
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办事”的场合稍有不同。
在这些场合中，与“办事”的主家有社会关系的人要前去“送人情”，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类：
亲戚、庄邻和朋友。
在村庄中，“仪式性人情”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是一个家庭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示。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办事”（发起“仪式性人情”并用酒席招待客人）的场合往往数年才有一次，甚至上十年才有一次。
但是，一个家庭去参与别人所办事的场合（“送人情”）一年至少有数次，甚至数十次。
参与的次数多少，反映了家庭社会关系的广泛程度，社会关系多的，参与“送人情”的场合自然就多。
人情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社会关系关系多，参与“送人情”的场合多，等到自己家庭“办事”时，来“送人情”的客人自然就多。
在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亲戚虽说是由血缘关系确定的，但也有自我选择的空间，因为血缘关系远的亲戚是否在人情上继续走往，取决于人们的选择；
庄邻也有可供选择的空间，有的村民在村里人缘关系好，办事时邻居来得就多，有的村民人缘关系不好，办事时邻居来得就少；
朋友的多少更是由家庭交往的范围所决定的。
从经济功能的角度看，作为习俗，“人情”是一种互助机制。
“送人情”和“收人情”是互惠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是平衡的。
“人情”的支出和收取实际上类似于储蓄和取款的过程。
当别人“办事”时，村民前去送人情，这等于在别人那里储蓄了一小笔钱；
日常生活中，村民的社会关系范围内，不断有人办事，因此不断送出的人情，就相当于在不同的地方做小额储蓄。
当村民自己“办事”时，他社会关系范围内的村民都会来“回人情”，这等于村民从从前的储蓄对象那里取回了自己的小额存款。
这些小额存款积少成多，就可以办大事。
办事中收取的人情，来自村民的各种具体社会关系，也就是村民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不定期存入的，虽然每笔不是很多，但汇集起来却不是小数目。
在传统社会中，“人情”作为一种互助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条件非常落后，人们的收入来源极为有限，为儿子完婚、安葬老人等“大事”往往要消耗一个家庭十年甚至大半辈子的积蓄，甚至花掉这些积蓄也不够办事。
而且，人们也很难将财物专门为办事而积累所有所需。
因此，在“办事”的时候往往需要求助于他人，借钱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人情”则是另外一种方法。
借助于“人情”，村民收回过去的储蓄，或者向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广泛进行“小额借贷”，积少成多，渡过难关，办成大事。
在“人情”的互助机制下，人们可以将伴随着生命周期变化而来的办大事的压力，较为均匀地分布到日常生活中去。
而“人情”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互助机制，原因在于村民的生命周期有所差异。
一个年轻的家庭，很可能劳动力多而负担轻，没有为小孩成婚的压力，父母还可以帮助打理，家里不断有收入而支出不多。
而另外一个老龄化的家庭，很可能劳动力少儿负担轻，家里高龄的老人体弱多病，一旦去世就需要一大笔送终费用支出，年轻的孩子成婚的压力迫在眉睫，这是家庭压力最大的时候。
如此一来，第一个家庭在十年之内可能不会办任何大事，没有收取人情的机会，而不断地支出人情；
而第二个家庭却可能在较为集中的几年内办理好几场红事和白事，不断地在收取人情。
不过，再过十年，这两个家庭的状况可能正好颠倒过来。
这样一来，在家庭的生活周期内，当压力较大时，人们可以通过收取人情来分散压力；
而当没有压力时，则可以通过“送人情”来帮助其他家庭分担压力；
等到家庭的生活周期阶段发生变化，不同家庭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
当客人来“送人情”时，办事的人家需要用酒席招待来客。
在不同的地区，招待的餐数从一餐到三天不等，酒席的好坏程度也不太一致。
在传统农村社会，酒席比日常生活中的伙食要好一些，这主要是办事的农户为了表示自己的热情。
但这种好伙食是有限度的，其成本花费会远远低于客人的人情金额。
否则，人情的互助功能就无法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办事的人家对客人的“人情”会有专门的“人情单”记载，这种记载是公开进行的。
记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遗忘。
在传统农村社会，送人情和收取人情的时间间隔往往数年甚至十数年，没有“人情单”，因此以“人情单”的方式保留“储蓄信息”就非常必要。
送人情与还人情的时间间隔长，这表明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是在人们生活预期较为长远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
人们的生活预期长，才会在村民中进行长期的储蓄，才不会想着将已进行的储蓄即刻兑现。
这样，人情的经济互助功能才可能实现。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人情”是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
人情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护有着重要意义。
在村庄社会中，存在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
在秩序生产上，最重要的是熟人之间的整合。
理想状态下，熟人社会内部不但有先赋性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更重要是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都有着“人情”上的“给予”与“亏欠”关系。
[9]因为这种“给予”与“亏欠”关系，熟人社会构成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熟人社会因此才是一个“亲密社群”。
正如费孝通所说：
“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
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帐’。
‘算帐’‘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10]
人情“亏欠”是村庄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每个人都亏欠其他人的，每个人又被其他人亏欠。
因为这种“亏欠”，互相之间才有了“情分”；
因为这种网络式的“亏欠”，村庄熟人社会才构成了“自己人”的社会。
没有这种“亏欠”，作为亲密社群的熟人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这也是乡土熟人社会与城市里的“熟人”团体（如车友会）的重要差别。
后者的成员尽管也是“熟人”，内部信息透明，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厚的网络式“亏欠”。
熟人社会中，人情“亏欠”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仪式性人情场合中的表达性馈赠，如生育庆典、婚礼、拜寿、盖房、丧礼等；
也包括非仪式性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如日常互访、拜年、探望病人等；
[11]还与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互助等非仪式性的人情密切相关。
总之，人情“亏欠”镶嵌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中。
在维护社会团结上，所有的人情都能发挥作用，但仪式性人情的作用更加突出。
它具有村庄公共性，往往能将整个村落都调动起来，虽然频度不太大，有很强的间歇性，但比日常性人情有更高的强度和更深的含义。
因为仪式性人情在村庄中是一个公共事件，具有公开性和公示性，是村庄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示，也是社会支持的具体体现。
经由仪式性场合的人情表达，社会关系得以公开性地展示，人们对“办事”村民的社会支持就得以表现出来。
通过这种社会支持，村庄社会团结就得以维护。
在仪式性场合，来客的多少及客人的具体表现可以展示办事村民在乡村社会的地位。
前来“送人情”参加仪式的人越多，呆的时间越长，态度越尊重，办事村民的社会声望和面子就越大。
在这种仪式性场合，帮忙的人越多，甚至看热闹的人越多，也能表示办事村民的人缘关系好，能增加仪式的重要性。
这就是俗话中所说的“捧场”。
办事村民需要别人来“捧场”，但别人的捧场不是没有条件的，前提是办事村民过去或将来也给他人“捧场”。
也就是说，办事村民要获得更多的面子，需要别人来“捧场”，这会激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给别人“捧场”，积极参与人情仪式中。
这样，人情仪式就成了具有了维护和增进村庄社会团结的功能。
费孝通讲：
“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
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
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
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
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
”[12]这也许是以江南的市镇为经验基础的，而江南市镇已经逐渐与理想状态的传统农村社会有所不同。
其实，在传统农村社会，贫穷或富裕确实会影响家庭人情圈的大小，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在有家族等结构性力量存在的村庄，人情圈是有一个基础性范围的。
比如同一房份或五服范围内的村民办事，其它村民都要去“送人情”；
在一些小的村庄，更是全村村民基本都要参与。
当然，并不是说传统农村社会的人情圈不存在社会排斥。
不过，在村庄社会中，这种社会排斥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虽然不能否认村民也有趋炎附势的倾向），而是一种基于道德评价的排斥。
村庄道德的越轨者常常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
人们在仪式性人情和非仪式性人情的场合来远离道德越轨者，而尤其是仪式性人情由于具有公开性而更让道德越轨者尴尬。
阎云翔在调研中就发现，村里不孝敬老人的农户在办白事时，村民会通过不去人情仪式现场或只作短暂停留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13]
在仪式性人情场合下，对道德越轨者的社会排斥，与通常情况下对一般村民的社会支持，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社会排斥是社会支持的反向表现，正因为存在社会排斥，社会支持的功能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来。
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排斥的有机结合，仪式性人情维护社会团结的社会功能才可以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二、财富聚敛：
人情的经济功能异化
在江汉平原农村，当前人情越来越多，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到了农闲时间，农村便几乎是家家办酒席，户户送人情，村民常常因为一天有几个人情仪式需要参加，而不能亲自赴宴，只好请人带人情。
江汉平原的农民很忙，除了忙农业上的事情，就是在忙着人情走往。
与以前相比，江汉平原农村的仪式性人情的场合明显有所扩大，内容越来越多。
1980年代以前，人们只是按传统的仪式送人情，不过就是做房子、结婚、小孩满月、老人去世。
一个家庭一辈子也才办有限的几次人情仪式。
那时，小孩周岁不需要摆酒席，不是仪式性人情的场合，只是家人和外婆、舅舅等人围着小孩，进行一个“抓周”的仪式。
在小孩面前放着笔、算盘、首饰等东西，以小孩抓到什么东西来预测他将来的职业和命运。
“抓周”这一天，小孩家人会给左右邻居送饼子，吃饼子不用送人情。
而现在，小孩周岁要摆酒席收人情，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性人情场合。
不只是小孩周岁，越来越多的场合成为仪式性人情场合，需要摆酒席收人情。
红白事当然要办酒席收人情，小孩出生“喜九”要办，满月要办，周岁要办，十岁要办，二十岁要办，接下来每个整数的周岁都要办，一直到去世。
近年来生日办酒方面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即不仅逢十要办，而且逢五也要办，如五岁生日庆典，十五岁生日庆典等。
不只是生日要办酒席收人情，人们还有很多办酒席收人情的理由。
小孩考学也要办，考上大学要办，考上高中、中专也要办；
考上学校的要办，花钱上学的也要办。
参军的要办，店铺开业要办酒席，新房落成要办酒席。
在仪式性人情场合，前去送人情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和庄邻。
每家都有亲戚，父亲一辈的老亲、儿子一辈的新亲，舅亲姑亲表亲，加起来总得有20家，每家来2个人就是40人。
每个人都有朋友，包括小学中学同学，生意场上或一起打工的伙伴，关系好的同龄人等，30人不算多。
一个村子有好几百户，关系好的庄邻少说也有40户，尤其是同一个村民组的，基本是比较稳定的人情圈。
这样算下来，不算那些帮忙打杂的人，就有一百多人的规模，一次就得摆十几桌酒席。
在红白事酒席规模较大的场合，一般都有几十桌，少的人家也有二十多桌。
这样一次酒席至少要花费几千元，不过这些花费可以在收取的人情中收回。
所有参加酒席的人，都不能白来，而必须送人情。
送人情的数目因关系远近及仪式性人情的场合不同，而有很大不同。
本村庄邻一般50-100元，朋友100元以上，一般亲友100元以上，特别的亲友比如舅舅参加外甥的婚礼，没有500百元恐怕很难拿出手。
办酒席花的钱虽然也多，但收的人情钱总是更多，这样，办一次酒席实际上就是一次赚取收入的机会。
由于办酒席可以赚钱，人们办的场次越来越多，吃酒席送人情越来越成为负担，人人惧之却无法摆脱。
在江汉平原农村，现在每个家庭几乎每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一个村民每年送给庄邻的人情就至少有二三十次。
一个村民参加亲戚朋友办的酒席，至少又是二三十次。
这样算下来，一年每户总共得出席约五六十次酒席，送五六十次人情。
现在每个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一万元左右，人际交往广的必定超过万元。
洪湖桥头村的村支书每年花在人情方面的开支是两万多元。
人情开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开支中最重要的部分，绝大多数家庭的人情开支超过了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教育花费，几年的人情开支加起来就可以做一栋房子。
如此一来，吃酒席、送人情，几乎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和苦不堪言的麻烦事。
在访谈中，对现在的仪式性人情往来人人叹气。
有老人说：
“现在的人情往来是陋习、是歪风。
毛主席那会，大家不搞这一套。
大家是个集体，有事情相互帮忙。
”村民都说，别人给你送了人情你不去人家那里还，就是没有道德，就是一万个不对。
因为人情往来讲究互惠，“来而不往非礼也”。
而现在人情又重，还人情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
人情是互惠的，以礼尚往来为原则的。
在村庄中，因为自己的人情付出多了，找机会办事将人情赚回来，也算是有正当的理由。
村民对此也比较理解，大家都默许这样，不会有太多的议论，这样下次其他人也就有了如此做的依据。
三年前，熊章云的儿子升高中摆酒席请客，那时升高中请客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
熊章云说：
“本来这样的理由请客不是太好，但是答应了儿子考得好就请客。
再说有三四年没请客了，也很有必要请客，要把人际关系理一理、顺一顺。
”其他村民则认为，答应儿子请客不过是个托词，而理顺人际关系的关键则在于收回人情支出。
不过大家对此也很理解，因为熊家最近没有什么大事可以收人情，自然会在经济上吃亏，想了这个办法请客，不算丢人。
随着仪式性人情逐渐成为回收钱财的工具，一些摆酒本来就多的人更加频繁地请客，他们不仅要回收人情，还要聚敛财富。
只要对人们突破过去的一般做法来回收人情的做法保持宽容，就会有更多的人想着突破过去的做法。
这样，人们最终对借仪式性人情来聚敛财富的做法也毫无办法，于是就有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例子，一些人巧立名目来请客赚取人情。
桥头村一个农户建两层的房子，建成第一层时请客办了一次酒席，过了一段时间建成了第二层，又请客办了一次酒席。
亲戚朋友和庄邻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乖乖送去人情。
有位村民给女儿连续做了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生日。
他大概有点心虚，跟人开玩笑说：
“都说养女儿划不来，我养的女儿倒是会赚钱。
”有人笑他房子做起来之前，年年都会请客，请客收人情才有流动资金。
没有开支搞生产，请客已经很频繁的人家仍然有请客的理由，即使被人说成不要面子，这样的人还是渐渐的多了。
有一个农户打了一条造价大约3000元的小木船，也请客收人情。
之后，有好几个农户开始“学习”，打船也办酒席人情了。
一起更极端的个案是“杀人请客”。
村里有八个小孩卷入一场人命案，他们的家长希望在二审中将初审判决的死刑改为轻判，决定花钱去“走后门”。
由于筹集不到更多的钱，八个小孩的家长先后请了客，他们说“收次人情筹点钱”。
村里的人都觉得好笑，那些与之有人情关系的村民却也只得乖乖送人情去。
在访谈时，他们说：
“没有办法，他家杀人了都敢请客，你还不好意思去？
”
更糟糕的是，为了聚敛财富，欺诈请客的现象开始出现。
在桥头村，最早是村里一对夫妇，他们没有生养小孩。
生小孩、小孩生日以及日后的订婚、结婚都是仪式性人情场合，可以有大笔收入进账的。
他们没有小孩就没有机会收取这种人情，因此在人情来往中这些场合只出不进，颇感吃亏。
后来他们对村民说抱养了一个小孩，于是请客收了一次人情。
事后，人们发现他们把小孩送走了，根本就没有抱养小孩这回事，原来是“借鸡生蛋”。
此事过后，村里马上有个年轻人说找了个对象，还照了结婚照，以订婚的名义告知亲友和邻居说要办订婚仪式。
但请完客收完人情后，他的“对象”就拿着两百元“租金”走了。
原来女孩是雇来的，村里一片哗然。
大家说，下次上人情可要擦亮眼睛防止欺诈了。
可下次有类似的情形，大家明知是欺诈，却还是“自愿”地去接受“欺诈”。
桥头村一带，好几个村的书记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请客收人情后不久就将房子卖出去，这么一个倒手的过程就可以赚四五万的人情收入。
这种欺诈的请客越演越烈，那些老实的农民支出的人情越来越多了。
三、财富聚敛与人情的社会功能弱化
在当前江汉平原农村，人情的互助功能正在丧失，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借人情的互助之名而行聚敛财富之实。
尽管一些老实的农民对此非常看不惯，背地里咒骂这些聚敛财富的村民“不要脸”，但他们毕竟抵抗不了潮流。
他们可能一面在背地里咒骂，一面却“热情”地出现在人家的仪式性人情的现场。
老实的农民也似乎越来越口是心非。
取消农业税前，村民们就开玩笑说：
“大家都敢拖欠农业税费，但从来没有人敢拖欠人情。
”取消农业税前，“苛政猛于虎”，大家就拖欠税费，也不怕村干部去搬东西，可是庄邻办事场合的人情，就很少有人敢欠。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欠了人情以后怎么打招呼？
”即使明知道是人情欺诈，大家也只敢背地咒骂，当面还不该怎样便怎样？
他们说：
“人家人情欺诈，他不要脸面，你也不要？
”因此，明知道是上当也要去上啊，与对方有人情往来就必须去。
因为别人欺诈是别人的问题，你不去就首先是你的道德有问题，要被人笑话“小气”，因此没有人敢先拉下面子说不去。
所有的村民明知道对方欺诈存在问题，但都觉得维护自己的“道德”面子更要紧。
这活脱脱是一个现代农村版的“皇帝的新装”，明明是财富聚敛的不道德过程，大家却都小心翼翼地将之演绎成人情的温暖场景。
生活在村庄中的村民没有办法，只能被动地被裹胁进这种场景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聚敛财富的仪式性人情真的有温暖。
它不过是借用了传统仪式性人情的外壳，而越来越缺乏传统仪式性人情的实质内容。
在传统社会中，仪式性人情毫无疑问是一个增加感情、巩固关系的场合。
正是通过发展感情联系、培养私人关系，人情往来在村庄中具有了重要意义，成为增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
以办丧事为例进行说明。
老人去世后，庄邻都会去送人情吃酒席，尤其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
老人的遗体会在家里停放几天，供人凭吊。
这时，老人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会来与他告别，关系近的还会参与守灵。
他们会与守在老人遗体身旁的子孙叙及与老人之间的往事和情仇。
这种情况下，与老人往日感情深厚的会将这种良好的交往“下传”；
与老人有些小的睚眦间隙的，一切都会伴随着老人的去世烟消云散，活着的人之间还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村庄的关系格局会在这种场合强化，或者还会有些小的重组。
来送人情或守灵了，就能与主家建立起联系。
下次你办丧事，别人也自然有义务去送人情或守灵。
从社会功能上看，在这种场合中，人情数额的多少并不重要，但人情本身却是重要的。
每一次仪式性人情的场合及其运作的过程，都是社会资本被再生产的场合和过程。
通过仪式性人情，人们增强了互相理解，解决了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或者为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创造了条件。
通过仪式性人情，人们将生活中的一些包袱放下，从中获取了生活的目标，更进一步从心灵深处获得了村庄社会认同及生活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实际上，人情构成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社会团结维护的重要机制。
附着在人情上，有很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村民的行为。
没有人情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实现，社会团结的维护就缺乏具体的载体和运作机制。
当前，人情在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维护社会团结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功能弱化。
仪式性人情场合送人情的金额日益重要，送人情的行为及其它附属的重要行为日趋不重要。
仪式性人情场合的其它重要内容都逐渐丧失了，只剩下送人情一项实质内容了。
在白事现场，很多人仅仅去送礼吃酒席，很少再走近老人的遗体，也不会与老人的亲人去聊及老人一生的辛劳、得失、与恩怨情仇，更没有心思去参与守灵。
人情的社会支持作用几乎不再能够凸显。
办白事的主家为了吸引村民留在白事现场，往往要借助于狂歌劲舞，甚至一些庸俗下流的舞台节目来取悦他们。
这也是当前农村不断在葬礼上出现脱衣舞的原因。
仪式性人情的社会内涵已经逐渐被掏空，其中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了。
人情本来是为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进而增强人际关系的互动。
但这种经济互助功能日益丧失，逐渐沦为赤裸裸的剥夺和反剥夺的互动。
其增强人际关系互动的目的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了所有人提及都恐惧却又不得不“热情”参与其中的活动。
前文已提及，传统农村社会的人情也存在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主要是一种基于道德评价的排斥，村庄道德的越轨者常常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
人们通过拒绝参与道德越轨者的家庭主办的仪式性人情场合，而让他们在经济上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在社会名誉上受到羞辱和孤立。
由于存在这种社会排斥机制，村庄社会的主流道德得以维护，村庄社会团结才能得以有力维护。
可以说，人情的道德排斥机制是其维护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
但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仪式性人情中已经几乎不存在道德排斥机制，其中已经没有任何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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