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学士孔颖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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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助魏征撰写《隋书》，参与修订"
五礼"
。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
文治"
成了当务之急。
"
锐意经术"
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
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
五经定本"
此时，孔颖达已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
六学"
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
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
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
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日唐书·
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
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
所谓"
正义"
，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
先用"
正义曰"
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
再用"
注某某"
，"
注某某至某某"
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
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
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
《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
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
主孔安国《传》（即伪《孔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
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
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主杜预《集注》。
孔颖达等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是用颜师古的"
为底本，以"
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
（《尚书正义序》）为原则，采用了传统经学（即汉学）的训诂、注释、义疏等方法，将汉、魏以来的诸家经说加以系统的整理，并编撰成书。
其长处在于克服了以前"
师说多门"
的弊病，能够达到统一的目的；
而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疏文杂出众手，彼此间颇多相异之处，因此仍然显得比较繁杂。
贞观十四年（640），参与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
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
（《日唐书·
马嘉运传》）。
于是，唐太宗下诏"
更令详定"
但次年孔颖达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
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
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
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
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
《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
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些各是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劝自息，经学的汉学系统至唐初而得以统一。
这可以说是大大有助于统治思想划一的举措。
有唐一代，《五经正义》以五种单行本，分别流传于世，且五种《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
此后一直沿至宋代，明经科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标准。
南宋合刻《十三经注疏》时，才开始把《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
今通行本的《十三经注疏》中之"
五经疏"
，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因此，《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3、XX百科介绍孔颖达
孔颖达--盛世鸿儒（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
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
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
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
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
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
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
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
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
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
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
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
新旧《唐书》俱有传。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
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
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
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
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
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
但与南北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
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稳定。
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教育。
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教以儒业。
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
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濡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文帝。
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
“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
“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
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
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
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
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
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
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
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
“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
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生。
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
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
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
其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
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
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
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
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
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
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
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
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
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
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
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
李渊建国，海内一统。
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
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
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
文学馆位于宫城之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
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
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
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
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
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
儒雅之风，旷古稀有；
亲近之恩，百代罕及。
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级教官。
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
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帝左右，倍见亲信。
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
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
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饰非，不听劝教；
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
承乾被废后，其他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
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
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
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
又修订五礼，进爵为子。
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
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
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
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
太宗手诏褒之曰：
“洪钟待扣，扣无不应；
幽谷发响，声无不答。
……思涌珠泉，情抽蕙兰。
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
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
”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
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
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
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
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
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
《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
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
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
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的。
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
郑玄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
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消亡。
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
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学”的分歧。
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
北学主典实，重故训。
南朝治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
北朝，《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
《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
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从其所好。
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
这样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
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有鉴于此，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
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
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
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
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
《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
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
《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
《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
《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
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
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
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
“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
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
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
神速！
究其原因，盖有二焉：
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
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
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
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
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
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
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
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
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
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
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
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
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
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
（两《唐书》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
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
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成功伟。
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
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
《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最为详雅”。
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
《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
《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
《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
“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
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
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
（《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
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
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
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
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
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
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
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一句，毛传说：
“窈窕，幽闲也。
淑，善；
逑，匹也。
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
”郑笺说：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
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
”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
“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
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
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
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
”再疏通毛传说。
“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闲静也。
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
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
‘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
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
……”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
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
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
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
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
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
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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