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合和意合及Hypotaxis和Parataxis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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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认为，二者的区别不在于使用连接性词语与否，而在于事实上的从属和并列关系；

还有的认为，“parataxis”在古英语里用得比较多，而在现代英语里，则更多地采用“hypotaxis”的形式，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国外相关著述中所提及的“hypotaxis”和“parataxis”及其用得比较多的派生词“hypotactic”和“paratactic”可以看出，无论人们从什么角度予以提及，无论人们的界定存在什么分歧，大家对“hypotaxis”和“parataxis”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始终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充其量也只不过涉及相邻的句子。

（Li2011）（参见Chimombo&

Roseberry1998:

131-132；

Connatser2007:

140；

Gelderen2004:

8；

Halliday2004:

374-375；

Smith2005:

65；

Thibault1991:

46；

Wilson1993:

318）因此，把“hypotaxis”和“parataxis”简单地看作“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是不妥当的，把“形合”和“意合”的概念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深信不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具体概念究竟是什么不假思索，人云亦云？

一般认为，形合和意合的说法最早是由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

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王力（1984：

468-472）谈到汉语“联合成分的欧化”问题时，确实提到了形合和意合，并在括号里分别注明英语对应词“hypotaxis”和“parataxis”。

但是，从王力先生在文中所做的具体分析来看，他当时提到形合和意合，主要是针对汉语和英语复合句里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及一些连接性词语的使用而言的，并没有超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也没有特意对形合和意合做出一个确切的界定。

因此，就目前国内学术界讨论形合和意合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与王力先生当年在《中国语法理论》里提到形合和意合问题时谈及的具体内容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绝非“hypotaxis”和“parataxis”概念所能涵盖。

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谈到形合和意合问题时，引用奈达（EugeneA.Nida）的论述，认为奈达先生曾经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英、汉语两种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莫过于意合与形合的区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奈达先生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的确，奈达先生曾经谈到，就汉语和英语而言，“hypotaxis”与“parataxis”的差别或许是最重要的语言区别特征之一。

但是，奈达先生这样讲，并不能说明他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从奈达先生的著述里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两种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奈达先生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与国外其他学者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Nida1982:

16；

1964:

210；

1969:

168，202，204）至于人们之所以会误以为奈达先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可能是由于受到“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这种认识的影响，直接把奈达先生提到的“hypotaxis”和“parataxis”翻译成了“形合”和“意合”。

有学者提出，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不尽一致，应该对应不同的英文译语，如“hypotaxis”和“parataxis”、“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

（郑文婧2007）我们认为，虽然目前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它们毕竟是国内学者针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产物，不大可能在英语里找到一对现成的对应词语，这就“如同西方没有阴与阳这样的概念，而分别用yin与yang来表示一样”（王菊泉2007）。

如果人们在有争议或不成熟的认识基础上，把形合和意合以各种不同的概念传播出去，是不妥当的。

例如，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形合和意合即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影响，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未统一，但是在关注英汉对比研究的外国学者的眼界里，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恐怕就只能是他们意识中的“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方面的问题。

因此，我们赞同王菊泉先生提出的方法，在英语里分别用拼音“xinghe”和“yihe”来表示形合和意合。

这样，即使国内学术界对“xinghe”和“yihe”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至少不会让外国人误以为我们针对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即是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的研究，也不会让外国人误把形合和意合等同于“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之中的某一对术语。

国内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表明，我们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绝非这些英语术语中的任何一对所能涵盖，要远比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对复杂且深奥得多。

三、形合和意合的不同认识

尽管人们都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而且有不少学者把“hypotaxis”和“parataxis”当作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但是大家在讨论形合和意合的问题时，对形合和意合的界定却并不一致，存在着不少模糊认识。

王菊全（2007）在梳理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论述的基础上，将各家的论述归纳为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以连淑能为代表，把形合与意合看作造句法，认为形合与意合的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

另一种观点以刘宓庆和潘文国为代表，主张把形合与意合视为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认为形合、意合现象不仅存在于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也存在于句子以上层面，乃至语篇层面。

郭富强（2006）从语言哲学、语言结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汉语意合研究等方面对前人的形合和意合研究进行了分析综述，涉及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句法结构、语义范畴、篇章理论、语言类型等各个方面。

也有学者就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模糊认识提出质疑。

尽管这些质疑的声音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其终将会对形合、意合辩证统一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起到有益而健康的推动作用。

例如，沈家煊（2003：

30）提出，有人说汉语语法以意合为主，但实际上不存在脱离形式的意合。

汉语究竟怎么个意合法，我们自己也没有说出什么道道来。

西方的语法研究虽然长期注重分析，但是一些有识之士现在已经意识到综合的重要性，对意合的研究也已取得不少成果。

高卫东（2005）认为，我们对什么是形合,什么是意合缺乏深入的概念分析,导致我们在谈论汉语的意合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意合后面的形合因素,在谈论英语的形合时没有注意形合背后的意合因素。

王菊泉（2007）认为，印欧语富于形态，注重形式，借助显性标记表达各种语法意义或逻辑关系是一种常态，不用显性形式而让语法意义或逻辑关系隐含即一般理解的所谓意合则是一种变态，这样也就不大可能形成一般人所理解的形合与意合的对立。

余东（2010）认为，作为术语,形合和意合本身虽然是以英语为参照物得出的产物,却同时也是典型的汉语思维表述方式,是按汉语的思维方式而非西方思维方式来论语言之形。

所以,若以西方逻辑思维来推敲,这对术语可以说模糊有余,严谨不够。

任永军（2010）认为，无论是把意合看成是造句法,还是看成语言表达法,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失误,那就是,意合概念并不是从汉语的语言事实中归纳概括出来的,而是以西方语言如英语为范本来套汉语的结果。

我们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问题研究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之所以会存在各种所谓的不同认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研究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所持的角度不同，所涉及的层面也不相同；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有关形合和意合，还有各种层面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正如许剑宇针对意合法的研究所说：

不能因为意合法暂时没有完美的定义而过分地指责它,因为目前研究意合法的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意合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只能逐步深入下去。

这不见得比那种盲目引进各式各样新潮的术语和定义却食洋不化的毛病落后到哪儿去。

（许剑宇1998）

因此，客观地说，除了针对那些以同样的认识基础所做的同类研究之外，不应对各类研究孰优孰劣，孰重孰轻，简单地做出评价，而应当对这些研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形合和意合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隐性机制有待人们去挖掘，认识到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因素，尚待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

全面深入的挖掘、探索能够扩展形合和意合问题研究的视野，不断完善研究的方法。

只要能够揭示形合和意合的本质性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认识形合和意合问题的全貌，对语言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有所启示，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层面进行的相关研究都是有益的。

四、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基本概念

尽管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而对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取向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似乎并没有多大异议。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概念在英汉翻译实践应用层面上的问题，就会发现，人们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倾向于从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对比的角度来找个说法，或是把它们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混淆在一起。

这种模糊认识对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以及普通翻译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有许多人以为，重形合和重意合就在于是否使用连接性词语或有没有性、数、时、体、态、格等形态变化，以为英汉翻译涉及到的重形合和重意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的加减问题。

这种负面影响之深、之广，仅仅从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相关文章及电子教案即可见一斑。

一些学者对以往那种重形合和重意合的诠释产生了疑问，开始从一些新的角度和层面来进行探索研究，摒弃了以往那种陈旧的观念（即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单纯涉及到句子内部成分从属和并列排列方式），把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形态变化、词语替代或重复、修辞手段等等，把句子以下层面和句子以上层面区别开来，开阔了研究的视野。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有许多实质上依然是在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结构为基础，试图从形式结构对比的角度来找个说法。

的确，就英汉翻译实践的层面来说，针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结构方面的对比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翻译实践活动毕竟需要通过两种语言信息载体的转换来实现。

这些形式结构方面的对比研究，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和关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形式结构上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拿这样的对比来界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与传意问题搅合在一起，无益于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

倘若照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一方面会使重形合和重意合的讨论范围向不合理的方向蔓延，增加不必要的争论焦点，从而使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译者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形式结构对比的桎梏，使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矛盾，使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越来越混乱，既颠覆了人们对于能够体现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及本质性差异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却又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失去了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英汉两种语言使用者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信息传递模式，一方注重形式结构，讲究以形驭意，即重形合；

一方注重语义逻辑纽带，讲究意定形随，即重意合。

而正是他们各自的这种特点鲜明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体现出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及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异。

因此，人们之所以对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概念存在着模糊认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大家就这方面的讨论，实质上始终局限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结构本身的对比，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形式结构对比的思路。

也就是说，人们往往只专注于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只热衷于讨论两种语言如何构形，而忽略了两种语言如何传意。

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两种语言性质不同且又不可分割的构形与传意的有机统一割裂、混淆在一起，没有抓住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本质性差异所在。

这里姑且仅以能够反映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形式结构特点核心问题的基本句式为例，来看看二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本质性差异。

英语的基本句型无论怎样归纳，充其量也就只有那么几种，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可以脱口而出；

而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倘若被问到汉语有哪些基本句型，也难以回答得上来。

如果要为汉语归纳出基本句型，数量则会十分庞大。

有学者曾经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对汉语的句型进行分类归纳，得出了一百三十多种基本句型（陈亚川，郑懿德2000：

437；

陈建民1999：

219；

李临定1986）。

如果把这种涉及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形式结构特点的语言现象拿来对比，囿于形式结构本身的细节性问题，那么刻意挑选出一些例子来对比某些方面的异同，还算勉强可以做到，但是若要深入，若要面对浩瀚的实际语言材料，则会困难重重。

因此，那种试图以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本身的对比来界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的研究，且不说它继续深入研究的出路在哪里，至少对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指导意义。

我们认为，英语的重形合可以从英语本身以形驭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汉语的重意合可以从汉语本身意定形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分别揭示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要搞清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不应局限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结构本身的对比，不应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纠缠在一起来对比，尤其是不应像有些人那样，全然不顾汉语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而一味地比照着英语的形式结构特点来谈汉语缺什么、少什么。

就英汉翻译而言，我们讲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主要是为了使译者明晰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与本质性差异，了解它们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认识到在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应当自觉摆脱语言文字形式结构本身的束缚，并且知道如何摆脱语言文字形式结构本身的束缚，从而能够对其解决翻译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有所帮助。

也就是说，我们讲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是为了使译者认识翻译的信息传递本质，熟悉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如何构形，怎样传意，知道自己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可以怎么做，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五、构形与传意的有机统一

任何一种语言的信息传递模式都是构形与传意的有机统一，二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从而体现出这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王维贤先生曾经指出：

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

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是语言学的永恒的主题。

（王维贤1997：

86）

围绕着形合和意合问题进行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恰恰能够体现出英语和汉语各自形式和意义对立和相互制约的本质，同时也体现出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必须解决好它们各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

而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概念，能够高度概括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及本质性差异，对深入研究两种语言各自如何构形、怎样传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重形合和重意合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

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目的是为了传递思想、观点、意志、情感、消息等各种信息；

人们要通过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就必须遵守共同的语言形式结构规约，不然就无法进行交流。

英语使用者和汉语使用者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各自的信息传递模式，一方重视形式结构，一方重视语义逻辑纽带。

但是，重视形式结构，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语义通达；

重视语义逻辑纽带，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章法。

因此，无论是英语的重形合，还是汉语的重意合，都是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本身而言，都是针对能够体现这两种语言各自的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而言。

简言之，英语的重形合，就是指英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以形驭意，而不是指英语相对于汉语更为重视构形；

汉语的重意合，就是指汉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意定形随，而不是指汉语相对于英语更为重视传意。

六、硬道理与软道理

英语以形为先，注重形式结构；

汉语以意为先，讲究语义逻辑通达。

正如王力先生所说：

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

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

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

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王力1984:

141）

但是，王力先生所谓的“硬”及“没有弹性”和“软”及“富于弹性”，主要是以西洋语法为参照物，针对西洋语言和汉语在形式结构上的差异而言的。

如果从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即从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看，客观地说，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

英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的“呆板的要求”；

英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传意方法或手段，对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态度。

汉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语义通达、逻辑事理顺序的“呆板的要求”；

汉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形式结构，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各式各样，不需要按照英语的主谓结构那样一一对号入座。

因此，对于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而言，如何将这些硬道理和软道理运用到翻译实践活动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不妨用两个英汉翻译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用以体现正确认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将这些硬道理和软道理运用到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这两个译例的原文分别出自萨克雷（WilliamMakepeaceThackeray）的成名作《名利场》（VanityFair）第二章和海因茨（CarlHeintze）的短篇小说《回家》（GoingHome）。

[1]Whenhewasdrunk,heusedtobeathiswifeanddaughter;

andthenextmorning,withaheadache,hewouldrailattheworldforitsneglectofhisgenius,andabuse,withagooddealofcleverness,andsometimeswithperfectreason,thefools,hisbrotherpainters.（ChapterII,VanityFair）

他一喝醉酒，就会打老婆孩子。

第二天早晨，他便会头疼，抱怨世人不识其才华，斥责画界同行都是白痴。

他的话很尖刻，但有时也很有道理。

例1可以在句子的层面反映出英语以形驭意的构形规约与传意方法之间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体现出英语以形式结构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从构形来看，这个英语句子以主谓结构为核心，再利用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来扩展，符合英语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特征。

其中各个词、短语、分句分别依照英语使用者所熟悉的形式结构规约对号入座，十分严谨。

但是，从传意的角度来分析，句中采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实体承载了四层信息：

1）缘由：

喝醉酒（由从句“whenhewasdrunk”承载）；

2）后果一：

打老婆孩子（由主句的第一个分句“heusedtobeathiswifeanddaughter”承载）；

3）后果二：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宿醉的两种典型症状，即头痛和亢奋（分别由第一个“with”引导的短语“withaheadache”和主句的第二个分句“hewouldrailattheworldforitsneglectofhisgeniusandabusethefools,hisbrotherpainters”承载）；

4）作者对“he”所发牢骚的评论（由第二、第三个“with”引导的短语“withagooddealofclevernessandsometimeswithperfectreason”承载）。

可以看出，虽然英语的一个句子里可以有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但句子的结构框架必须符合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规约。

而在这个框架之内，作者可以灵活地把其意欲传递的各个层次的信息安排给这个句子中的各种语言实体，不受语法成分的限制，不以该语言实体在语法上的主次来确定其所承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