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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文化
∙铜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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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4 被浏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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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广西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独特器物，它绵延数千年，流传甚广，久远的岁月使铜鼓在先民心中不仅是一种器乐，也包含着权力的荣耀，财富的象征，并演变成少数民族虔诚祀礼的神器。
铜鼓以它雄浑的音色给许多少数民族带来欢乐和鼓舞，它以庞大的身躯和瑰丽的纹饰惊艳世人，铜鼓所蕴藏的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让我们为之倾倒。
时光流逝，古老的铜鼓声声不息，千古不灭，置身于广西的少数民族山寨中仍可以领略到那伴着粗犷节奏而深沉辽阔的鼓声。
铜鼓身上的纹饰主要表现少数民族的崇拜物与民族风情，铜鼓纹饰基础以太阳纹、青蛙饰、鹭鸟纹、雷纹、祥云纹、羽人舞、竞渡纹等构成。
大号铜鼓仿制源自于钦州出土的铜鼓原形，现鼓面直径为165公分，身高为85公分。
中号铜鼓仿制源自于贵港出土的铜鼓原形，现鼓面直径为104公分，身高为58.5公分。
小号铜鼓仿制源自于都安出土的铜鼓原形，现鼓面直径为61公分，身高为35公分。
壮族文化
农业、手工业的文明
壮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
在壮族地区，古籍屡有这样的记载：
其民“惟知耕作，不事商贾”。
他们把土地看成生存的命根。
壮族的农业萌发于新石器时代。
那时的壮族祖先，已从山地穴居走向平地河岸，聚成村落，发明石锄、石凿、石铲等农业劳动工具，过着农耕的经济生活。
在考古发掘中，新石器时代有关壮族的文化遗址很多，使用的农业器具也是多种多样，表现出壮族祖先已走向了农业文明。
秦统一前的西瓯、骆越时代，壮族先民们耕种“骆田”。
顾名思义，“骆田”，就是骆越人耕种的田，骆越人分布的地区都有这种田。
汉基中出土的牛耕图和禾仓，又是壮族先民农业发展的有力证据。
唐、宋以后，壮族地区农业获得很大发展。
唐代新泷州，俚、僚的垦田技术水平已相当高。
他们选择平荒之处，用锄锹开为町哇，春时储水，放鲩鱼苗于田水中。
一二年后鱼儿长大，将草食尽，栽上水稻，既收渔利，又能促使水稻生长。
他们种田，不仅使用猪牛粪等农家肥，而且学会煅烧石灰作肥料。
南方土质酸性重，以碱性的石灰作肥料，起中和作用，使酸性土转为中性土，并可提高水温，兼能除虫防病，促进作物生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发明创造。
宋代，中原战乱，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官府的鼓励垦荒和轻赋措施，壮族地区农业迅速发展。
其表现：
一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除平原地区早已普遍用牛犁田之外，桂西山区已使用踏犁，这样易于掘地开荒，功效比锄高得多，对山区的农业生产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是水利建设。
在桂北和桂南，俚、僚、土人在江河边修堤坝，架设水筒车提水，灌溉高处田亩，或用木枧、竹枧引山泉水灌田。
三是改造种植制度，栽种多季稻和大量种植苎麻，移植小麦等。
如在桂南的钦州俚、僚地区，利用天时地利种植水稻，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或二月种，四五月收（早禾）；或三四月种，六七月收（中禾）；或五六月种，八九月收（晚禾）；甚至有十一二月种，次年二三月收的（月禾）；一年二至三造，并逐步向北推广。
俚、僚、土人也普遍种植苎麻，一年收割二三次，用于发展纺织业。
他们又从北方引种小麦，扩大了粮食种植品种。
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吃不完，储粮的禾囤布于田间。
余粮便运下广东出售。
当然，这是在桂东地区。
而桂西山区，人们或狩猎，或种畬，收获甚少，但于龙江两岸的平地则种稻，与湖南差不多。
明、清时期，壮族的农业又有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在桂西地区，进步更为明显。
在土州土县地方的大小河流上，到处可看到拦河筑坝，蓄水灌田，到处可看到以水为推动力的水筒车日夜不停地转稳，把水提上高处。
明末的地理学家、大旅行家徐弘祖（徐霞客）来到广西考察，在柳江河畔看到人们正在运收获的禾把和进行粮食交易，一片繁忙景象；在桂南的太平、安平土州，壮民耕种的田块十分平整，以致感到这里“与江浙无异”；在上林的三里，看到一片片开阔的田野；在南丹山区，看到山间梯田上下盘绕，如堆漆叠彩。
这些都是这位旅行家看后所作的客观记载。
过去偏僻的庆远、镇安府境，没有种植小麦，清代康熙、嘉庆以后已普遍种植小麦。
双季稻的种植已从桂南向桂中地区推广。
作为农业组成部分的水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早已闻名。
如龙眼、荔枝，汉代已传誉中原，成为官中珍果；唐、宋以后出产更多。
甘蔗于汉朝也已种植，到清以后，广西逐步成为甘蔗的主产区。
八角、玉桂在唐以前已普遍种植，成为壮族地区的特产，远销中原以至海外。
而桐树在壮族山区也多有种植，清代至民国年间，桐油就成为广西出口的大宗产品。
壮族的农业文明，是壮族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但也同汉族的帮助分不开，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壮、汉民族的共同创造。
壮族的手工业历史悠久，并有其辉煌的时期。
有的工艺制造技术高超。
主要表现如以下几个方面。
金属铸造业 人们都知道，古代的壮族地区是铸造和使用铜鼓最多的地区。
铜鼓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从采矿、冶炼到铸成铜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高超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早在春秋战国时候，骆越人就铸造铜鼓，东汉时马援南征，曾得到骆越铜鼓，铸成“马式”。
历代至今，壮族地区仍不断有铜鼓出土。
虽然铸造铜钱鼓的遗址和铸造的方法尚没有具体的记载，但观察出土的各式古代铜鼓，其造型的多样，纹饰的精致复杂，甚至现代人都难以仿造，可知其铸造工艺的复杂和艰巨，工匠们不仅要掌握冶炼技术，而且须掌握造型、绘画、雕刻技术和声学知识。
如果没有大批精通技艺的工匠和大的作坊，是制作不出来的。
此外，壮族的一些铁器制造也很有名，如宋代冻州出的峒刀，可连斩数牛而不钝；梧州炼铁，熔如流水，以之铸器可薄如纸，没有破洞，既轻巧又耐用，被称为天下之美材。
可知铁器铸造，亦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造船技术 壮族地区境内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又濒临浩瀚的北部湾，渡江航海需用船只，于是逐步发展了造船技术。
江河小舟，皆刳木为之。
如今桂西的驮娘江上，壮族人民仍在使用这种刳木舟，保持古老的传统。
近海居民便造大船，称木兰舟，一舟可载数百至千人，扬帆而行，用于海上运输。
此外，还用藤编成藤舟，其制法是用藤将空板穿连约束而成，再用茜草塞于缝中。
茜草浸水后膨胀，不透水，可用于江海航行。
造船这门技艺，在壮族也有悠久历史了。
陶瓷手工业在宋代，壮族地区的陶瓷手工业就相当发达。
在桂北、桂中、桂东的沿江一带，多发现有窑址。
如桂北全州永岁乡湘江两岸的蒋安岭窑址、桂林北部的星华窑址、兴安县严关窑址；桂中永福县中和窑址；桂东桂平县西山窑址、容县的城关窑址、北流的岭峒窑址；桂南合浦的上窑窑址等。
有的规模宏大，工匠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
产品有杯、碟、碗、盏、壶等数十种，多上青釉，或青中带黄，绘有花草虫鱼等纹饰。
质地轻薄细密，底部印有工匠姓氏，如覃、韦、梁、莫、陈等。
这些姓多是壮族中的常见性，可知陶瓷工匠中有不少是壮族人。
织染业 壮族的手工纺织和印染业不仅发达，而且历史悠久，时至本世纪的50年代，广大农村还是机声哒哒，捶布冬冬。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纺织用的陶纺轮。
秦、汉时期已织麻布。
宁代初，壮族地方大种苎麻，年织苎麻面37万匹，或交换于市场，或出售给官府。
当时壮族所产的面类品种很多，如桂布、柳布、象布、郁林布，是以产地为名；还有葛布、蕉布、竹布、青贝布、水绸等，是以制作原料为名；又有斑布，是以色彩为名。
其中壮族聚居的左右江溪峒地方出的緂布和綀子布最出名。
《岭外代答》记载：
邕州出緂，“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綀子布“署衣之，轻凉离汗”，“一端十余缗也”。
綀子布早在汉代已很有名，故汉高祖有令禁止贾人不得穿用綀子布，以示轻商。
特别是壮族所织壮锦，色彩斑斓，达官富商都把它当成贵重之物，明朝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
现在已闻名于海内外。
此外，壮族地区盛产油桐、油茶、花生、甘蔗，广大农村的榨糖、榨油业不少，蔗糖和桐油成为大宗的出口产品。
壮族的手工业，许多还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
即从事手工业者仍拥有土地，耕田为主，农忙之余便进行手工业生产。
特别是手工纺织业，多数是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生产。
生产的目的首先是提供其家庭自身的需要，有剩余时才出售于市场。
又如铁器、榨油、榨糖业，都依季节进行生产，其余时间则从事农业劳动。
只有那些需要有较高的专门技术的行业如铸造、陶瓷业等，规模较大，才从农业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手工业。
壮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历史悠久，有许多发明创造，有的闻名于全国。
这些，都是壮族及其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在满足壮族同胞自身的需要，保持其社会稳定，创造灿烂辉煌文化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结合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保守性，迟滞了壮族社会的更快发展。
文化艺术异彩
壮族的文化艺术，源于他们生活斗争的实践，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壮族的民间文学、绘画、音乐、织锦等，异彩纷呈，备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和称赞。
民间文学。
壮族及其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同自然界、同社会的各种恶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些斗争往往以故事、歌谣形式，口头流传于民间，形成丰富的民间文学。
这种民间文学充满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历经集体创作、集体修改这种千锤百炼的过程，凝聚着世世代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更具人民性，更受群众的喜爱和赞赏。
壮族民间文学流传最多的是故事，有神话故事、有英雄人物故事，有爱情故事，有山水动植物故事等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形象生动，流传深广。
如《姆六甲》、《布洛陀》的创世神话故事，就长期流传于红水河和右江流域的壮族地区。
姆六甲是壮族神话中的始祖神、创世神，她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万物，反映壮族祖先母系社会的斗争生活面貌，体现母系的巨大权威。
《布洛陀》神话故事，内容更为生动精彩。
布洛陀为第二代的邕始祖神，反映的是壮族原始父系社会人类的生活和斗争。
布洛陀不仅创造人类万物，而且是智慧之神。
他无事不晓，无所不能，聪明善断，为自然界安排次序，为人类排解纠纷，充满智慧和理想，受到人们的崇敬。
在壮族的广大人民中间，不仅有布洛陀故事的口头传说，而且编成史诗、唱本。
已经整理出版的《布洛陀经诗》，集流传神话、唱本之大成，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巨大成就。
壮族故事中英雄人物故事也很突出。
如广为流传的《莫一大王》故事，说的是壮族英雄莫一，不仅力气很大，而且武艺超人，可挥鞭赶走群山，用手能把太阳压下去，可把砍下的头再接起来，可编结草人变成兵马，总之，神通广大，本领非凡。
在反抗封建王朝压迫的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无比。
壮族人民在斗争中塑造出自己的民族英雄，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其他内容和形式的故事还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壮族民间文学的另一个流行形式为民歌。
壮族地区有“歌海”之称，“歌王”、“歌匠”、“歌手”，到处都有，聚众唱歌形成习惯，“歌仙”刘三姐便是其中的典型。
壮家人能触景生情，随编随唱，辩驳对歌，几天几夜，总之，他们有编歌、唱歌的高超本领。
而民歌内容极为丰富，许多民歌是用壮族“土俗字”记录传下来的，更多的是以口头传授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
流传于桂西右江一带的“嘹歌”，包含着山山水水、动物植物、农工技艺、世俗民情、婚恋嫁娶、从征打仗等等，内容无所不有，既叙事，又抒情，被称为“一部未经刊行的壮族古代原生态百科全书”。
它那来自人民生活的语言，朴实、凝炼、生动，唱出了壮族人民的心声。
这种民歌，形式独特多样，有长歌、散歌、套歌、组歌、勒脚歌、排歌；有五言、七言、长短句：
有二行、四行、六行、八行、十二行、十八行；其韵律有脚腰韵、脚头韵、脚韵等等。
韵律符合壮族口语习惯，唱起来非常和谐优美，体现了壮族人民在文学上的创造才能。
壮族美术，有闻名于国内外的铜鼓纹、崖壁画、壮锦图案等，它们体现壮族历史上美术创作的光辉。
铜鼓上和壮锦上的各种图饰，有平面的，有立体的，有形象的，有抽象的，有单色的，有多色的，民族特点很浓，无疑是一幅幅美术作品。
战国、秦汉时期的骆越铜鼓，硕大浑重；三国、唐宋时代的俚僚铜鼓，小巧玲珑。
各类铜鼓，大小不一，无底空腹，腰凹胸凸。
每一面铜鼓都是精美的耐人欣赏的艺术珍品。
它周身布满各种纹饰，繁缛精致。
鼓面上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围以精细的晕圈，晕圈之间有翔鹭纹，近边围处有铸造的伏蛙、蛇斗蛙、马、骑士、牛、牛拉撬、龟、鸟等动物。
鼓身的各个部位，有鹿纹、船纹、羽人纹、兽纹，还有各种几何纹样如云雷纹、方格纹、水波纹、圆圈纹、栉纹、菱纹、回纹、钱纹、席纹等等。
各种纹饰有多少种，连铜鼓专家们也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
铜鼓从造型、绘画、雕刻，都充分体现了壮族民间美术之成就，其铸造工艺也是十分精巧的。
壮族美术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崖壁画。
崖壁画的制作几乎与铜鼓处于同一个时代，为壮族先民骆越人所创作，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数量之繁多和分布之广阔，可以说是国内独布，世界少有。
在桂南左江流域的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大新、凭祥等县市，秦、汉时期的骆越人，用精红色的颜料在河流沿岸的悬崖绝壁上，以涂抹法绘出众多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图像，以及鸟兽、刀具、铜鼓符号等等。
据考察，目前已发现的有84个点183处。
其中位于宁明县西北部明江北岸的花山崖壁画最为典型，画面高达40米，长达220余米，各种人物图像和其他图像多达1800余个。
人物为裸体状，大的高约2米，小的30厘米。
高大人物腰挂环首刀。
正面人两手曲肘向上呈倒“八”字状，下肢曲蹲。
许多画面是小人物向着大人物，列队曲肢起舞。
其内容，有说是祭神庆丰收，有说是誓师打仗，各说不一，其神秘之处还待人们深入探索。
但崖画画面的恢弘巨大，人物动作的生动粗矿，绘画崖壁的高削险绝以及绘画颜色经过2000余年风雨浸蚀仍保持着鲜明调子，无不使来参观者、考察者惊叹不已。
我国著名崖画研究专家盖山林先生在考察左江崖壁画后撰文说：
“左江壁画画面规模之宏大图像之高大密集，为国内岩画所无，世界岩画罕有”，还说“左江崖壁画是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化的璀蝶明珠，是世界岩画宝藏的一部分”，它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仅在国内岩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在世界岩画宝藏中占有光辉的一页”。
许多专家学者看了也感到“惊心动魄”，要求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崖壁画中，不仅看到壮族及其先民的绘画艺术的成就，同时看到古代壮族人民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勇敢奋斗精神，可说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成就。
体现壮族人民美术才能的第三方面是壮锦艺术。
壮锦，最早出现于汉代。
宋代，左右江出自绩，是壮锦的前身。
明、清时期的壮锦就大放异彩了。
壮锦的纹饰图案，生动精美，如鲤鱼跳龙门、蝴蝶恋花、狮子滚绣球、鸳鸯戏水、双龙戏珠、双凤朝阳，还有五彩花卉、福禄寿喜等象征着幸福吉祥的图案数十种，并有菊花、莲花、菜花、牡丹、石榴、梅花、兰花、 字、红棉、水波等纹饰，以红、蓝、黄、绿、紫各种彩色丝线交织而成。
总之，壮锦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壮锦不论是美术创作上，还是纺织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口再者，壮锦属壮族的日用品，可用来制成被面、床单、背带、围巾、腰带、门帘、挂袋等，因而每一件用品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向来为壮族和各族群众以及国内外游人所喜爱。
由于壮锦象征美好，而且佳丽厚重，曾被明王朝列为贡品，贵官富商也“莫不争购之”，名声渐由国内传扬到国外。
此外，壮族的蜡染图案也很漂亮。
据调查，天峨县向阳镇一带的壮族，先用溶蜡在白布上画荷花、牡丹、牵牛花、蝴蝶、喜鹊、凤凰等花卉及动物图案，然后沿着画线折叠，用针线缝紧，浸泡于蓝靛液中，视需要颜色的深浅，反复染几次后，拿出将线拆开，煮漂去蜡，便呈现出蓝底白纹的各种图案，色泽对比鲜明，精美素雅。
女儿结婚时作为嫁礼，并可制作成床单、被巾、围兜、门帘、裙子等，此种染法至今仍然兴盛。
壮族妇女一般文化不高，但却能绘出具有相当水平的装饰画，印染出相当生动高雅的艺术品，实在很不简单。
壮族音乐。
古代有越人歌，悦耳动听。
壮族人历来也喜好唱歌，那是从先民越人承传下来的，至今已有二三千年。
优美，的山歌声，经常回荡于千山万葬。
山歌中有单声部、双声部和多声部，有古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等等，各布各的曲调。
人们熟悉的电影《刘三姐》，其中所唱的曲调仅是桂北壮族民歌曲调的一小部分。
而每年的“三月三”歌节和歌圩的歌调，其旋律、调式的千变万化，其音乐形象的生动传神，那就难以形容了。
如普遍流传的二声部民歌，就有百余种唱法。
二个声部中，有的高声部先唱，有的低声部先唱，有的同起同落，和谐合拍，十分悦耳。
又如流行在马山、上林等广西中部的三声部民歌，高声部为主声，高昂明朗，亲切动听，由歌喉最棒的人主唱；中声部曲调平稳浑厚，对主声起到补充、润色作用；低声部则曲调迂回婉转，常以鼻音哼唱，对高声部和中声部起烘托作用。
三个声部唱起来浑然一体，高亢淳厚，听起来舒缓自然，入心入肺，是为壮族民歌音乐的一大特色。
此外，壮族的风俗歌，其种类也很多，如庆贺歌、祝寿歌、哭嫁歌、哭丧歌、酒歌、蚂虫另歌、牛歌、串寨歌、拦路歌、摇篮曲等等。
这许许多多的歌，一般都是随编随唱，曲调生动流畅，充满生活情趣。
壮族的乐器也是多种多样。
有铜鼓、马骨胡、竹笛、毕咧、葫芦胡、瓦琴、二弦、四弦、峰鼓、八音（又称八仙鼓）、天琴、木叶、扁担等种，用来演奏壮族民间的各种乐曲。
如在盛大庄重的庆典活动时，乐手击铜鼓乐，大家跳起群舞，以示大喜之庆；在走村串寨时则吹奏八音；在上山劳动或休息时吹木叶、竹笛等。
这些都是壮族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的不同乐器。
壮族的文化艺术，多是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经过无数无名艺人的不断努力，才创造出来，再逐步加以改进，才达到今天这个水平，它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生活土壤，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历了千年百代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化艺术，不但不会泯灭、萎缩，相反，它将随着壮族文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日益趋于更加完善，更加美好。
这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之花，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绚丽的一枝。
壮医壮药
传统壮医美名扬
也许人们觉得，一束草根没有什么用处，但对壮医来说，或许就有“救死扶伤”的价值。
看来似乎土里土气，实则于命有益，不过是一些茎叶、树皮，不过是二把小针、一个杯子气一节牛角或者其它一些什么普通用器，不过是摸、昕、看、按、包、灸，结果往往却能使人减除病痛，恢复健康，再创新绩。
难怪，城乡百姓，中外名流，都要慕名而来，求助壮医的神力。
它有专门诊所，也有教学院室；它有研究新方，也有大作巨著；它有医生护士，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药物基地；成千上万壮医，出门看病，送医上门，常把人民疾苦放在心里。
他们爬山涉水，顶风冒雨，总在壮乡挥汗不息。
人们仰慕壮医医术，而更崇羡他们，把他们的高尚医德，牢牢记在心里。
发展中的壮医
壮医是我国民族医学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是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壮医历史悠久，有自己的特点。
壮医诊疗疾病的宝贵经验，多以家庭秘传和传徒师授的方式流传于民间，特别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聚居的南宁、柳州、河池、百色等4个地区流传较广。
壮医简便易行，疗效良好，因而历千年而不衰，对本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然受到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如百色地区的500多名壮医，每年为群众诊治疾病就达60多万人次，相当于3个中等以上的县级医院门诊量的总和。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门诊部，也是新成立的小规模的门诊部。
他们开展了壮医目诊、药物拔罐、针挑和大针疗法等项目，不久就有不少区内外患者及澳大利亚、美国等外国友人慕名前来求诊。
壮医的诊疗技术和方法有腹诊、甲诊、脉诊、望诊，陶针疗法、角吸疗法、骨弓疗法、针挑疗法、药线点灸疗法、艾灸和灯花灸疗法以及药物内服、外洗、熏蒸、敷药、药利、药垫等等。
用简便的工具、少量甚至单一的药方和简单的方法，即可把病确诊、治疗，方便、准确、节约。
这些丰富有效的诊病治病方法，是壮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广西对壮医丰富多彩的诊疗方法和大量的验方秘方进行研究整理，探讨壮医的基础理论和诊疗规律。
一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如《陶针疗法》、《壮族脉诊探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针挑疗法》、《壮族民间用药选编》、《壮医源流综论》、《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壮医学术体系综论》等等，相继出版和发表。
目前，各地都有→些名老壮医，如百色地区德保县86岁高龄的名老壮医罗家安，擅长针挑疗法，行医60余载，自著有《府症针方图解》一书；南宁地区宁明县80岁高龄的名老女壮医陈建英，擅长于骨弓疗法、灯花灸疗法，自著有《灯花灸穴位图解》一书；马山县76岁高龄的名老壮医农秀英（女），擅长腹诊，诊治妇科各种疾病；柳州地区著名壮医龙玉乾，擅长药线点灸疗法；河池地区河池市104岁高龄、行医80余载的名老女壮医莫五妹，擅长火针疗法，治疗各类风湿性疾病，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广西70年代已有壮医药人员2188人。
广西不仅有相当数量的壮医人才，而且还有较为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
药用动物、矿物、植物的资源都很丰富，药物品种达4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就有3600余种，是我国四大天然药库之一。
广西卫生部门重视水土保持、生态平衡工作，现有自治区一级核定的水源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56处，不仅保护了森林，同时大大有利于天然药物的保护，为壮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广西的民族医药事业得到了相当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局面。
全区先后建立了自治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和门诊部、广西民族医院、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融水、大新、天等、龙州、罗城、金秀、忻城等县（自治县）建立了民族医院或门诊部。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县中医院增设了民族医诊病科室。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结合本区和我国实际情况，重点开展壮医、瑶医等民族医药研究，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和防病治病工作，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成果，培养民族医药科研人才。
这个所的副所长黄汉儒副主任医师在壮医研究方面，撰写不少论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
在他带领下，这个研究所1987年中，为壮医的目诊、药物拔罐、针挑、药线点灸、陶针、推拿按摩、捏脊、气功等的研究，做了许多探索，取得可喜的进展。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主任黄瑾明副教授（壮族），在发掘研究整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经验的同时，在该院壮医门诊部和其附属医院推广运用于临床。
经大量临床验证，药线点灸疗法对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五官科等疾病中，凡属于寒、热、肿、瘦、痛、麻、痒等7个范畴的疾病，有着较好的疗效，颇受患者的欢迎。
药线点灸疗法是著名壮医龙玉乾献出祖传的宝贵经验。
黄瑾明副教授和黄汉儒、黄鼎坚等，将此疗法进行系统整理，编撰成专著《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一书出版，发行全国，并将疗法的具体操作及治验情况，拍成《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科教录像片和电影，在区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
迄今为止，他们已为全国26个省（自治区）、市培养了近400名药线点灸疗法的技术人才。
港、澳、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都有人慕名前来广西学习和专访。
1985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在初级保健中的作用区间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
西太平洋地区24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官员参加了会议，对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治疗疾病给予赞许和好评。
壮医药线点灸法是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龙玉乾所长公开介绍出来祖传的秘方。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在壮族主任黄瑾明副教授领导下，经过几十万人次的临床应用，证明这种疗法对于治疗多种常见疾病和某些疑难病症确有疗效，他们已把这种疗法整理成《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等专著出版，在全国加以推广。
目前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275个医疗单位，和港、澳两个地区以及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医疗单位推广应用了这个方法。
药用植物园
广西药用植物园创办于五十年代初期。
其前身是广西药物试验场，1972年改用现名。
经过全体职工30多年的努力,本园已有很大发展,全园职工296人，总面积3000亩,其中已种药物近500亩，成为全国最大的药用植物园之一，为保护、繁殖、使用和研究民族药物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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