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读书心得体会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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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身体衰弱时才变得紧要，而是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紧要。
无论什么时候身患重病或者受伤，身体或者心智因此垮掉，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样的：
你怎么理解当前情况及其潜在后果？
你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
你愿意做哪些交易，不愿意做哪些妥协？
最有助于实现这一想法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后面的这些助人幸福的问题呢？
“无须同临
终老人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相处太长时间，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医学经常辜负其本应帮助的人们。
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结果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让这些治疗搅乱了我们的头脑、削弱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在各种机构，比如疗养院和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刻板的、无形的惯例使我们同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东西相隔绝。
”想想身边的患者吧。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慢慢有了助患者幸福的意识，那我们应该以什么姿态面对我们的患者呢？
阿图将目前的医患关系归结为三种类型：
No.1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关系是“家长型”：
我们是医学权威，目的是确保病人接受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
我们有知识和经验，负责作出关键的抉择。
如果有一粒红色药片和一粒蓝色药片，我们会告诉你：
“吃红色药片，这对你好。
”我们可能会给你讲讲蓝色药片，但是，我们也可能不讲。
我们告诉你我们认为你需要知道的东西。
这是一种祭司型的、“医生最明白”的模式，虽然经常遭到谴责，但目前仍然是普遍的医患交往模式，尤其对于易受伤害的病人——虚弱的、贫穷的、老年的，以及所有容易听从指令的人。
NO.2被称为“资讯型”关系，同家长型关系正好相反：
我们告诉患者事实和数据，其他一切随患者来裁决。
“这是红色药片的作用，这是蓝色药片的作用，”我们会说，“你想要哪一个？
”这是一种零售型关系。
医生是技术专家，病人是消费者。
医生的工作是提供最新知识和技术，病人的任务是作出决定。
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这个样子。
NO.3第三种医患关系可以称为“解释型”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确定他们想要什么。
解释型医生会询问：
“对你来说，什么最重要？
你有些什么担心？
”了解到答案以后，他们会向你介绍红色药片和蓝色药片，并告诉你哪一种最能够帮助你实现优先目标。
三种类型的医患关系归结后，我相信你的脑袋里一定会把一些医生对号入座，而你喜欢哪种方式的医患关系你心里也应该有了答案和理由，只是对于我们的患者而言，往往不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还是很多时候被医生牵着鼻子走，在目前我们紧张的医患关系中，如果我们也慢慢试着尝试后面的第二种当然最好是第三种的医患关系，医患矛盾会不会少一些呢？
我倒是不希望听到以患者太多、时间紧张、患者素质太低等理由而选择家长式的医患关系。
现在呢，作为医学工作者的目标定下来，助患者幸福，然后在采取一种较为容易接受的医患关系，剩下的事情应该就比较好处理了吧？
其实真的不是。
首先这是我们假想出来的剧设，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克服自身的种种困难，同时，患者也应该有着与时俱进的思维，对于生命的终点也应该有着自己的认识，但是，往往都会事与愿违。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国家极度贫困，因为得不到专业诊断和治疗，大多数人在家中亡故。
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资源使得医疗得到更广泛的提供，患病的时候，人们求助于卫生保健系统。
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往往在医院逝世，而不是在家中终了。
第三个阶段，国家的收入攀升到最高的水平，即便罹患疾病，人们也有能力关心生命质量，居家离世的比例又增加了。
其实就算医务人员有了助患者幸福的意识，往往也会受限于大环境，但是好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在我们国内开始尝试关注患者的生命质量，而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生存时间而忽略了生存质量。
我国大部分患者应该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故，第三阶段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体现在医疗卫生上面。
该书作者想要呼吁大家的，即为老年人抑或因为疾病即将走向人生终点的患者们，他们最后应该选择什么样子的方式或者患者什么样子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又能够帮助他们做些什么，临终关怀？
可能概念还是太小了。
身体的衰退像藤蔓一样悄悄蔓延，一天一天，变化微小，不易察觉。
人会适应变化，直到某天某件事情发生了，才终于明白情况已经不同了。
很多的高龄老人的心声是，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
在小说《每个人》
（Everyman）中，作家菲利普·
罗思（PhilipRoth）说得更加苦涩：
“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如果我们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或许剩下的事情会好做很多。
作者还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如此的阐述：
医学及其产生的照顾病人和老人的机构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对于使得生命有意义的事物有认识错误，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
医学的重心很狭窄。
医学专业人士专注于修复健康，而不是心灵的滋养。
然而，我们认定主要应该由他们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生命的衰退期，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悖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验作为医学问题对待。
这是一项社会工程学实验，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那些以技术威力见长，而不是重视和理解人类需求的人。
让医务人员和病人讨论临终愿望。
几年之间，在美国这已成为所有入住医院、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机构的病人的一项常规项目，他们同富有这类谈话经验的人坐下来，完成一项浓缩成4个关键问题的多项选择表。
在生命的这个时刻，他们要回答以下4个问题：
①如果你的心脏停搏，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
；
②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
③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
④如果不能自行进食，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
简单的观点是，医学的存在是为了抗击死亡和疾病，这当然是医学最基本的任务。
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这个敌人拥有优势力量，注定是最后的赢家。
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你不会想要一个战斗到全军覆没的将军。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的人，一个明白如果全部所为就是苦战到底则会造成最大损失的人。
在此书中，最让我动容的，或许就是阿图医生与他父亲之间的父子情。
由此阿图医生受邀参加俄亥俄大学发表毕业致辞，从得知阿图受邀的那一刻，其父亲一直很兴奋自己也要出席这次集会。
阿图医生觉得很荣耀，而他自己也幻想着我父母在场的情形。
很少有什么事情像家乡真正想要自己回去那样更加令人欣喜。
但是阿图医生最担心的是其父亲可能等不到那一刻的到来，他父亲的癌症已经出现恶化。
典礼将在学校的篮球场举行，毕业生自带折叠椅，坐在地板上，学生家长则坐在看台上。
阿图及家人想出的办法是，用高尔夫球车把父亲带到外面的斜坡上，然后把他转移到轮椅上，然后将他安顿在球场边上观看。
但是，到了那天，球车把他载到现场门口后，他执意要自己走，而不肯坐早已准备好的轮椅。
阿图扶他站起来。
他抓住阿图的胳膊，开始迈步。
半年以来，他行走的距离最多不超过客厅。
但是那天，他慢慢地拽脚而行，走过了这个球场，然后又爬了20级水泥台阶，来到家属看台。
仅仅是目睹这个过程阿图就几乎快受不了了，而我也已泪目自己虽然没能够带给父亲类似的荣耀，但是也在一步一步向着更好的生活迈进，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能够理解我选择的生活。
在年老和患病的时候，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
第一种勇气是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寻思真正应该害怕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勇气。
这种勇气已经够难了，我们有很多理由回避它。
但是更令人却步的是第二种勇气——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
不知道这和罗曼罗兰的那种英雄主义是否有相得益彰之处，而这些都是从患者角度而言，能够真正看清生活真相的毕竟寥寥无几，而拿出勇气并采取行动的也寥若星辰。
最后说到善终，没人能够避开的话题，而也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善终并非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人生的终点，这需要亲人朋友协同作战，绝非老人或患者的一己之力，也绝非是医务人员的一方努力，这时候映入眼帘的是诺基亚的开机动画，携起手来，一起努力完成帮助我们的至亲朋友善终。
今天上药物治疗学的时候，陈老师又提起了之前院士们的一些观点，其中一个便是要从过去“治疗病人的肿瘤”转变到“治疗带肿瘤的病人”上来，怎么理解？
是不是暂且不把肿瘤这个坏蛋放到我们的对立面，应该以患者为中心，这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助患者幸福吗？
幸福是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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