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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
“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
2014-03-2810:
13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蔡昉
核心提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重新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越来越成为亿万中国人的现实梦想，被恰如其分地表述为“中国梦”。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重新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世界领先地位，越来越成为亿万中国人的现实梦想，被恰如其分地表述为“中国梦”。
中国是人类历史中惟一实现文明延续的文明古国，并将成为惟一经历由盛至衰，继而伟大复兴的国家。
然而，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增长表现，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发展自然而然是包容性和分享型的，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任务，比摆脱贫困陷阱的任务更加艰难。
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付出更加巨大的努力。
一、“李约瑟之谜”
中国人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宏伟目标是：
到20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中国梦”被表述为“复兴”而不是“振兴”，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在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方面，并非从来就处于落后地位，而是曾经长期执世界之牛耳。
西方的经济史学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指出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和经济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
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
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逐渐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
激励人们把中国经历的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
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进行。
①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
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纪历史上，欧洲固然经历过开垦土地边疆的时期，但是，更多的时期则是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为特征。
惟其如此，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才成为最具有持续解释力的理论。
其次，经济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诱致发生的，因此，在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和土地节约型技术变迁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有经验研究证明，事实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更强的压力和动力，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
②
归根结底，高水平均衡也好，低水平均衡也好，都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的特定表现，即任何可能提高食物生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扰动因素，由此导致的人口增长，最终还会把生产力拉回到只能维持生存的均衡水平上来。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理论不断受到各种批评，但是，其影响力长盛不衰，原因就是，这个理论的确可以为工业革命以前长达数千年的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
既然一种经济形态可以在如此悠久的时间里，横跨如此广阔的地域而存在，自然不会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
所以，马尔萨斯陷阱既可以有高水平均衡，也可以有低水平均衡。
例如，根据麦迪森整理的数据，就1500年人均GDP而言，欧洲国家中最富裕的意大利比最贫困的芬兰高1.43倍，后来成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则比芬兰高57.6%。
而欧洲12个国家平均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幅度，1500年为33%，1600年为51.3%，1700年为72.2%，1820年为1.1倍。
③可见，“高水平均衡陷阱”既不足以完美地解答“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事实面前也难以自圆其说。
经济学家也尝试以更严谨的理论逻辑破解“李约瑟之谜”。
例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众多人口产生的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
④这个解释无疑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到现代科技创新。
然而，留待解释的是，何以中国会形成特有的科举制度。
经济理论的用途在于解释力，核心是其逻辑上的一致性。
因此，一种能够更好破解“李约瑟之谜”的理论，要求不仅能够解释历史，也能够解释与历史相连的现实，在理论逻辑上，则不能留有缺失的环节。
换句话说，不能把一个命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然后戛然而止。
例如，在未能完美地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科举制的情况下，问题就不能算得到解答。
此外，既然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之谜”是基于中西方的比较而提出的，那么，理论应该同时揭示与此相关的中西方之间的实质性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差异。
在一个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但是，一旦实现工业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机会来临时，一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否积累到一个抓住机遇的最低要求水平，决定了能否在该国形成工业革命的突破。
因此，我们尝试以极其宏观和大跨度的视角，来观察中西方在前工业革命社会的不同，以提供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合理解释。
在一个徘徊在生存水平的经济中，千千万万个农业经济家庭，甚至手工业家庭的规模都是大同小异的，所有这些“马铃薯”的一切成果，终究不过是维持或高或低的生存水平，因而也只是构成或高或低均衡陷阱的生产方式。
因此，个体经济单位不可能形成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要求的临界最小努力。
因此，比家庭更高层次的经济体，如领主经济、村落经济乃至国家的职能是否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产生不同经济发展结果的关键。
而恰恰在这个层次上，西方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分野。
在西方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君主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典型的封建关系，即前者把土地分封给战争功臣和贵族，后者藉此画地为牢、割据一隅，形成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
作为回报，君主要求领主和贵族在战争中效力，特别是在尚未形成常设国家军队的情况下，这种由封建主以骑士或者武装首领的身份提供的军事服务，以及招之即来的表现，是君主与领主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
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与军事服务之间的互惠，或隐或明地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也就奠定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
换句话说，这种统治合法性虽然常常也是脆弱的，但由于互惠互利关系的存在，总体上而言，可以被这种契约关系所保障。
获得分封土地等资源的领主，其财产权也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据此实现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增值，也得到产权的保障。
因此，领主是一个接近经济活动并从中直接获益的阶层，拥有促进领地经济繁荣的稳定激励。
此外，即使是财产权利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发展经济的激励。
在许多情况下，外族的侵略和相邻领主的掠夺，都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失乃至丧失殆尽。
因此，以自己可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筑建尽可能坚固的城堡，是保护私人财产的惟一有效手段。
而无论是保家卫土还是攻城略地的能力，无疑都与庄园或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看，教会与上述封建关系有诸多相似之处。
教士们不仅孜孜不倦地抄写复制了宗教典籍，在那些印刷业不发达和普遍文盲的时代，还对古典科学和文化艺术的留存及传播，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值得一提，地方教会领导人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就是建筑雄伟壮观、持久屹立的教堂，其建筑过程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积累，也是延揽、激励和培养人力资本的过程。
一旦教堂建成，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商业中心的开拓，对地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甚至超过那些直接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精英阶层既可以通过为国王打仗获得分封，也可以通过成为地方经济组织者甚至高级僧侣扩大自己的财富，甚至通过抢劫或蚕食其他庄园的财富，及至进入统治阶级。
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激励。
至此，一个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已经昭然若揭。
那就是，既然君主与领主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互惠的契约关系，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根植于此，则没有必要形成一种机制，不厌其烦地要求领主表达自己的忠诚。
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西方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像科举制度那样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的原因。
一旦有繁荣和发展特定区域内经济活动的激励，道格拉斯·诺斯所阐述的必要的制度条件，就会向着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支持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发生工业革命所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条件就可以得到积累。
事实上，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它们已是万事俱备，只待合适的时间以及一点点运气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非典型的。
由于在较早的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除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时，如修筑防御性的长城和大型水利设施，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组织经济活动之外，并不直接介入一般的生产活动。
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并且与地方经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因此，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而已。
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通常也表现为个体的佃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由于皇朝与地方官员及士绅之间并不是典型的契约关系，而是威权式的层级关系，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与地方官员和贵族的互惠基础上。
因此，建立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和礼仪规则，辅之以君权神授的威权及中央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惟一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继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以阐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效忠为惟一内容的科举制度，并延续一千多年之久，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科举制度被看做是一个开放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同时也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
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对体制的忠诚，成为精英人才的晋升之途。
而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则都成为奇技淫巧，耻与人言。
因此，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
固然，生产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这样那样的技术创新，作为一个人口泱泱大国，热心于科学探索的官员或士绅，甚至普通工匠也大有人在，对人类文明积累做出了诸多贡献。
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激励不在于此，直接知识的创造就是随机性的，间接知识的积累就是间断性的，不足以积累到科技革命的临界水平，自然也就不能在适当的时机激发出工业革命。
对中国和欧洲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做出这样的宏观比较,就不难揭示出中国未能保持其早期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没有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的谜底了。
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的时候，中国较早并且或许常常处在高水平陷阱中。
而当欧洲通过从低水平陷阱到高水平陷阱的提升，进而逐渐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时候，中国反而没有进入这个发展阶段，错过了实现工业革命的机会。
二、两个“百年目标”
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补充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数千年中的兴衰更替（图1）。
在公元1000年-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经济规模（GDP总量），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的1/3。
而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以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
图1 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
2003年及之前数据取自AngusMaddison，ContoursoftheWorldEconony，1—2030AD，EssaysinMacro-EconomicHistory，OxfordUniversityPress，p.379，tableA.4；p.382，tableA.7；2004年及以后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
//data.worldbank.org/）记载的相关指标增长速度推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
在1820年-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大政策失误的影响，由于排斥市场机制、过高的积累率、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缓慢，不仅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反而拉大了发展差距。
中国终究没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经济发展失去了宝贵的30年，1978年农村尚有2.5亿人口未得温饱。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正如图1所显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也已经指日可待。
正是亲见了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人民有充分的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空谈，也不会仅仅流于一个励志的口号，而必然得到既扎实又迅速的推进。
回顾一下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到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再到进一步将其升华为两个“百年目标”表述的过程，无异于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实现目标的自信心。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的时间中，邓小平都在反复调研、咨询和思考“翻两番”、达到“小康”、“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等目标的可行性。
例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发达国家及相邻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之后，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先是实事求是地修改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继而形成“小康”的概念。
1980年又受湖北省提出的工农业20年“翻两番”设想的影响，形成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构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时，向对方介绍了中国计划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希望世界银行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中国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性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些可行性研究。
遵照邓小平的提议，世界银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于1985年给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
这份报告采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翻两番的可行性，这个报告文本也不胫而走，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广泛传阅。
⑤
在充分调研、论证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到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接见国外客人时，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
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GD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1世纪中叶这个时间点所对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因此，届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确立的两个“百年目标”之一。
2002年，党的十六大做出一项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原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基础上，从“第三步”即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中，划出其中头20年（2001年-2020年），作为“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2020年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因此，届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另一个“百年目标”。
包括邓小平拟定的“三步走”战略和两个“百年目标”，最终都可以统一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总任务之中，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十八大闭幕之后的29日，新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称之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我们可以将“中国梦”作为十八大提出总任务的“百姓版”。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的老百姓都希望过上幸福、富足和安全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形成各国版本的“梦想”，因此，各国民众的梦想和期待无疑是相通的。
但是，“中国梦”与其他国家提出过的梦想，也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其中最根本之处，应该是实现梦想的途径和手段。
作为一个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梦想者，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早在作为好莱坞动作明星成名之前，就期待着有一天人人能够拼出他复杂的名字。
最终他成功了，无论在娱乐圈还是政界都风头甚健，成为真正的世界名人，讲英语的人们不少能够拼写出他的名字。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美国梦”。
“中国梦”也是建立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努力基础之上，但是，最吸引中国人民之处，则是这个梦想中的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的理念。
面对中国眼前的挑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梦”的必要且充分条件。
三、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
作为“百姓版”的“中国梦”，也有收入增长的定量目标。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顺应时代潮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愿景。
这个报告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愿景和新要求，立足于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眼于改善民生和包容性发展，体现了改革的精神，既鼓舞人心又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其中，关于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宏伟愿景和战略部署，可以理解为包括目标、内涵和实现手段在内的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倍增计划”。
许多人会想到著名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在1961年-1970年间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
日本经济在1955年完成了战后恢复，回归到战前的正常增长速度。
在这个背景下，决策者希望制定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保持恢复时期的高增长率，更快实现对欧美经济的赶超。
该计划旨在通过刺激需求以拉动投资、加快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达到加快国民收入增长、提高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目标。
在这个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经济总量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正是因为日本经济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期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改善，使得许多人对此心驰神往，希望中国实施一个类似的倍增计划，一跃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是，在借鉴日本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同时注意与中国的可比性问题。
虽然日本经济在这个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这种赶超战略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助长了政府过度干预的弊端以及投资过度等风险。
可以说，这个计划的实施，也同时酝酿了后来的大幅度减速。
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并不能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提并论，因而两国面临的发展制约因素也不尽相同。
因此，中共十八大部署的这个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并非是对日本所实施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模仿或复制，而是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制约因素和主要任务相对应的。
首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数量目标。
党中央提出2010年-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即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
这个目标十分鼓舞人心，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即从2011年开始GDP总量只需以略低于年平均7%的速度增长即可达到。
考虑到2010年-2020年人口增长率不会超过每年0.3%，如果GDP每年增长7.2%左右的话，人均GDP也可以翻一番，即在2010年4382美元的基础上，按照可比价格，2020年人均GDP达到8764美元，也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设立的翻番目标，并不是十七大关于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简单重申，而是在过去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更高水平基础上的更高目标。
实现这个任务，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大幅度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1906美元水平。
这将为达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即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十八大报告并没有着眼于增长速度本身，而是强调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确定的量化指标为今后的经济增长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以避免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推进。
实际上，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翻番，所要求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以往10年乃至30年的平均增长率。
然而，在2010年基础上到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也并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
根据我们的预测，潜在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将呈现逐年减缓的趋势，在预测的最后一年即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5.8%。
要达到翻番的目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新的增长源泉是必由之路。
有趣的是，日本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出发点并不必然像后来所显示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实际上，在当时的计划者中有一些人，本意却是根据战后恢复期高速增长完成后的新情况，制定一个更为稳定的增长计划。
只是，最终拍板人倾向于推动一个更快的速度。
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61年-1970年期间的日本经济最终实现的高速增长，终究是祸是福，尚无定论。
而中国这个GDP翻番目标，却是与“十二五”规划预期的年均7%的增长率相互呼应的。
其次，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期待。
在GDP总量翻一番的情况下，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而且在2020年之前的时期内，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速度。
只有依靠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人们通常说日本是一个收入水平高度均等化的国家，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从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日本经济增长就越来越倚重大规模投资和扶持大企业，并以之作为主力军推进重化工业化。
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也必然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结果。
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得出日本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印象，是因为没有看到政府实施再分配之前的收入分配状况。
事实上，1967年日本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75，经过再分配调节降低到0.328，改善了12.6%；2008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532，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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