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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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显然是现代法律部门的核心概念之一，它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责任是和自由裁量权相对的概念。
“法律责任有三个特征：
国家的强制、过错行为的确定和对违法者的消极后果。
责任由法律规范确定，法律规定包括确定责任的规范的贯彻执行，由国家的强制力予以保证”[4]（P148）。
因而，当违反义务的时候，则应当通过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形式来加以法律制裁；
或者是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
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是与法官或者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紧密相关的。
近代法律体系中，强调权利本位，责任的概念并不突出，这和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法律等同于科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
而现代法强调法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责任的重要性由此得以凸现。
2.责任是比义务更为广泛的概念。
责任更强调角色、职位、能力、具体情形下的判断、主观状态等与主体相联系的具体内容。
换言之，不同的认识状态、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具体情形，违反义务可能是相同的，但是责任并不相同。
现代公司制度中的董事责任，对董事的能力、地位、角色等加以综合性的考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样，“有限责任”并不否定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而只是责任承担范围的限制。
3.责任更强调社会性，包括社会危害性，甚至相同行为因为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责任，比如入室强奸和公开强奸，显然其社会危害性不同，责任也不同。
在经济法上更是如此，同样实施垄断行为，必然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不同。
进一步说，从义务控制转向责任控制，体现了对法律后果的重视和社会性的增强。
这是许多法律部门强调个别性调整的基础。
4.责任是和诉讼、证据、侦查紧密相关的。
不仅仅是与诉权相联系，责任的确定过程也是对事实与结果进行判断的过程，其中必然要考虑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偶然因果），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
因而，责任也是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的结合部。
5.责任进一步涉及法律理念中的对人的假定和标准确定问题。
在规则确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情况下；
法官和执法者在作出裁判的时候，往往演化成确定标准和对主体的认识问题。
法律的根本性假定——理性人、良家父、社会人——突出出来，在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专业化标准、行业性标准。
这两个方向均指向社会，也代表了法律的社会化趋势。
二、责任与债：
向财产责任转换的现代责任
责任是联结义务与制裁之间的桥梁。
如果有人违反了法定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来源于法律、合同或者社会关系），导致了一种应为性，这种应为性属于责任的范畴，经过法律（司法和执法机关）来加以裁判和衡量（强调法官的裁量权、对事实的再现能力和对环境的适用性），来确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大小和形式，从而导致法律制裁和法律救济。
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即主体A对主体B的责任关系；
其次才表示一种责任方式，如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责任方式。
（注：
参见张文显：
《法理学》，14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凯尔森：
《法和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凯尔森还对奥斯汀没有区分义务和责任提出了批评。
）
民法的债，实际上就是现代法学上的责任的形式化，不过，后者的含义更为广泛和积极。
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这里所说的责任不是指由于违法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不是指已有特定含义的‘法律责任’，有的称之为‘消极意义上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应予尽责完成的义务”。
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
《中国经济法教程》，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梁慧星：
《民法总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对法律责任的重视，体现了现代法上的能动性和对个人权利的关怀[1]（P471-472），也体现了现代法理学试图统一各个部门法中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责任含义的努力。
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应当重构责任这一概念，从而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等统一起来，并且指出，传统法学上划分法律部门的两个依据：
社会关系和法律制裁，后者是不科学的。
参见李颂银：
《从法律责任角度重新认识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八议》，载《现代法学》，1999（5）。
然而，由于私法上将债独立于责任，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责任等同于义务和制裁，例如“责任为违反法律义务的当事人所应承受的法律后果，亦即法律规定对违反义务人的制裁措施……法律责任总是通过一定的国家机关来执行的，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5]，并由此出发，指出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责任，进一步用来判断法律部门的划分。
这可以说是一种部门法对法律基本概念的“隧道视野”。
私法上的这种对责任的错误认识，是和传统法律体系相关的。
公法和私法划分清晰的法律体系，隐含着私法自治的命题，学者们试图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法官（执法者）的能动判断加以限制。
剔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剔除了法律的能动性，剔除了角色、能力等要素，自然，责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法律后果。
在现代法上，责任和债并无区别。
一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学家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林诚二教授在分析了债、责任、诉权、请求权等概念之后，精辟地指出“债务之本质在于责任，亦即债务系为责任所包含，债务为肉、责任为皮，去之皮，肉不存，是故，在债权法之认定下，有债务必有责任，无责任之债务，系一种空洞之概念……有无责任固为现代债权法认定债务之先提条件，但亦可认为系债权之本质……责任固系债务履行之担保，亦系债权之本质，但亦可说系债权与诉权间之桥梁”。
[6]
传统民法学之所以将债和责任区分开来，除了排除法官能动性之外，也满足了对分类严明的形而上的哲学化需要，债总是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区别于作为对世权的物权。
因此，责任在民法中进一步体现为请求权，责任和请求权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出于主体角度不同而已。
无论是物权还是债权，都要通过请求权加以实现，而“请求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相对权的典范……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7]，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债的概念来区分责任的不同不过是一种学说上的偏好，而绝不是必须的。
侵权之债和合同之债，几乎不存在除了这种请求权的特定性之外的什么联系，但尽管物权是一种对世权，一旦其遭到侵犯，同样会产生特定化的请求权。
换言之，权利可能是对世权的，但责任则是特定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作为“给付”的债，其实质也不在于是否产生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而是在于“债的标的应当给债权人带来利益；
而且，根据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种利益应当是可以用钱款计算的”。
[8]“由于社会进步，基督教教义之传播及公权力之日臻完备，对债务人直接强制，使其屈服于债权人之意思及实力之因素，渐次消逝，当为给付之伦理因素，渐次增强，历经长期之发展，终于演变成为纯粹财产责任”[9]，“债权逐步实现了非人格化”[10].这种财产性责任的增强，表现之一就是损害赔偿责任逐步成为最主要的责任形式。
而民法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部门，“财产要素”同样也不能表明债权的独特性所在，只有当合同关系超出民法范畴的时候，这一特征才具有相应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债的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债的应为性而不是法定性，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表明了当事人之间缔造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自然地消灭而获得法律的承认。
随着人的平等化和商业行为的泛化，债的提出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独立做出了贡献。
债的概念进一步确立了现代法上的责任概念的基础。
在现代民法中，债的概念没有独立的必要，这是因为其积极内容已经被责任所吸收，而向更为灵活、机动的英美法的借鉴，更加推动了这一概念的衰落。
这正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再区分侵权之债、合同之债，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的意义所在。
那些批评这一做法的学者，不过是抱着对传统法学的迷恋情绪和借以抒发崇古的幽幽之情而已。
当债的概念越来越失去意义，被更为广泛的、能动的责任概念所替代的时候，合同的本质就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经济合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11]
三、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
Accountability
如果仅仅将法律责任理解为义务或者制裁，那么，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解，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
在这种概念化的意义上，经济责任自然是不存在的。
准确地翻译accountability的概念，必须考察其来源和发展，以及其所使用的意义和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accountability使用的广泛性，主要有三个来源：
（1）最初的起源显然是会计责任，即强调责任的经济性、可计算性；
（2）从行政责任发展而来；
（3）国有企业的责任，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政府白皮书，其中就使用了FinancialandEconomicObligation的概念。
随着私有化的产生，逐步使得责任进入了公共领域，从而导致了accountability的形成。
沃尔克（HarryI.Wolk）和特尼（MichaelG.Tearney）在分析会计目标的时候，将accountability作为首要目标，认为这一概念更注重竞争群体和收入、财富的主张权利中的平等。
[13]
从accountability的会计学含义来看，它显然是和组织关系、两权分离、委托一代理关系相联系的，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体现了“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发展趋势。
并且，这一责任主要是内部层级组织关系，也考虑对外部关系的负责，与说明、解释等信息上的义务是紧密融合的。
如果说会计学上的这一含义是在私人组织中使用的，那么，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则导致了这一责任在公共领域的扩展，并促使两个领域融合起来。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导致了对新的责任的要求，在公用事业市场化、国有企业市场化，乃至于政府管理向第三部门转移的国际性浪潮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获得公共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中介组织等机构的目标变得多元化，从而引起了公司法中公共责任和法人制度的变化，公司的商业和社会伦理在发生变化[14]；
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中效率日益成为主导型的目标。
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两个领域的融合，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效率的诉求。
英国的新公共管理与一系列的激励是紧密相连的，比如，下一步行动机构的创造、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激励、市民章程、开放政府激励、市场测试等。
其组成包括：
更多地强调“受控的授权”、在特定现金限制内的“物有所值”、更强烈的消费者或者顾客导向、商业计划规划和正式合同中的代理协议、分权化的成本中心、富含业绩目标和业绩相关的薪酬、中央人事管理的废弃以及同级结构。
新公共管理，既有拥护者，也有批评者，但是无论其是好是坏，其广泛推行已经提升了对公共行政的传统教条的挑战。
然而，将这一概念翻译成公共责任显然忽视了两个重要特性：
1.主体的多元性。
随着政府商事合同的大规模涌现，accountability不仅仅适用于政府机关和政府机构，也延伸到了合同相对方：
自愿组织、代理机关等，甚至中间利益团体，比如英国慈善协会。
[16]
附图{D413N901.BMP}
资料来源：
Johnjohnston，publicServantsandPrivateContractors：
ManagingtheMixedDeliverySystem，CanadianPublicAdministration，Vol.29，Winter，1986.550.
2.在经济合同中，accountability是合同双方共有的特性。
经济性、财务性、可计算性、这是经济合同、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分。
[18]
随着财务性、可计算性、公共性、复合性等特性的凸现，accountability已经超出了行政责任的概念。
在公司制度、政府商事合同乃至其他的商事行为、政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提供等各个制度中，不仅强调传统责任中的“可归责性”、“可追究性”、“说明性”，而且更是和会计责任中财产责任日益融合的过程。
这些公共性和私人性领域的融合，以及公共性责任和财产责任的融合，正是经济法始终强调的“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融合”下的责任方式。
四、经济法上的责任之特性和制度要求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特性是由经济法的特性决定的，正是“公私混合性”才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
经济责任的含义在于：
1.角色责任。
“经济法律责任包含各负其责，各尽其责，这种责任既包括管理经济的责任，也包括协作经济的责任，同时还包括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的责任等”[19].
2.能力责任。
这是和职位、角色、资格、判断能力等相适应的责任。
比如英国公司法对不同的董事责任的认定的不同，以及前文所述的对职业资格的认定等。
3.公共责任。
即对公共利益负责，对人民托付的财产妥善管理的义务。
4.财产责任。
“经济刺激有正反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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