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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目 录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一、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自由奔放,感情充沛…………………………4

二、逻辑严整,锐利雄辩、富有条理………………………………………6

三、高超的语言艺术…………………………………………………………8

四、想象丰富、巧于取譬的创作手法………………………………………9

注释…………………………………………………………………………9

参考文献……………………………………………………………………9

 

 

 

 

 

 

 

 

 

【摘 要】:

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作者早期那些具有自己独特艺术特色的作品,而不是作者中后期,特别是后期那些平庸说教的文章。

韩愈早期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集中体现为创作思想的改变,即创作手法的更新。

强调作文的自由和语言的提炼,建立了用情感来创作,用思想来创作的理念。

作家对文学创作创新的坚持,仍然是我们这些千年后的现代人的榜样。

 

【关键词】:

韩愈 散文  早期   艺术特色

 

 

 

 

 

 

 

 

 

 

 

 

 

论韩愈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王兆全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

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作注释)

文学史上一般都是把一个文学家的作品分期进行评论,而对于韩愈作品的分期问题,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提出韩愈诗分期的说法较多,而鲜有韩愈散文分期的说法。

这是因为韩愈的文学主张和反“佛老”的观点,一生没有很大的改变,造成了韩愈散文始终有其统一的风格,所以过去学者可能认为不如其诗有明显分期的必要,所以我们很少能看到有关韩愈散文分期的讨论。

其实我们认为韩愈散文可以与韩愈诗同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韩愈青少年至德宗贞元十九(803)年十二月被贬阳山之前后。

第二期是德宗贞元十九年至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时。

第三期是宪宗元和十年(815)起,至穆宗长庆四年(824)止。

以此分界,较合乎韩愈诗文风格的转变。

贞元十九年以前,即被贬阳山以前的韩愈因为文学著作的道路刚刚开始,创作的目的也不同于中后期,与早期的诗风一样,此时韩愈的散文显得古朴平正,语言特色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了。

这一时期韩愈的主要作品有《答李翊书》《祭十二郎文》《论天旱人饥状》《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师说》《马说》《讳辩》《获麟解》等。

韩愈早期的散文有三大特色:

一是求官作品多,二是开始确立自己的语言风格,三是散文创作初步建立以文以明道的理念为核心的思想,终生不变。

早期韩愈的散文给我们的感觉是一杯新鲜的奶茶,更是不停流动的河水,虽平稳而不缺激情,虽安静却不缺生机。

下面我们主要来研读一番韩愈早期的散文,品读咀嚼其早期散文的艺术特色。

一、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自由奔放,感情充沛

皇甫湜在《韩文公墓铭》说韩愈道:

“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

”苏洵也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到:

“韩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浑浩流转。

”韩愈散文的风格来自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主张,人格的浩然正气使其文章理直气壮;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使其文章情感强烈。

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

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要作注释)。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

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

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

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老成之死实出意外。

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

老成之死让作者感叹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

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

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

韩愈的文章是“载道”的,是“鸣不平”之作。

就是“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旧唐书·韩愈传》)或“鲠言无所忌”(《新唐书·韩愈传》),他敢于讲真话、实话。

韩愈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卓见、胆识和积极思想倾向,也与其思想上的进步面是一致的。

刚刚步入政坛的他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真相,不是报喜不报忧。

他屡谏屡贬,每次都是冒着被贬谪、罢官、杀身的危险,敢讲“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话。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韩愈大多数作品表现了他为国兴利除弊,为民说话争利的抱负,表现了他对国家、对皇帝的效忠精神。

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淫威下,在权臣妒嫉中,敢于写出应该说而别人不敢说的话。

正因为如此,韩愈的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

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

”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

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

”在《答李秀才书》中说: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

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

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

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韩愈在《答李翊书》书的后半部分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里的“气”是什么呢?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了“气”的概念,提出了“知言养气”说,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句话: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知言”,是指对于作品的鉴别力。

“养气”,是一种内省的修养功夫。

他所说的“气”,是指自我修养达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同义与道相辅而行,经过义的长期积累而产生。

他的“知言养气”说基本上是讲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他把“气”引入创作批评之中。

但他这里的“气”,基本上是就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体的个性而言的。

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创作主题的人格修养和作品的创作个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

他所说的“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创作对象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

他认为,气胜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发之而当,成文而类”;“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有了这股气,文章就会气韵生动的鲜活起来,成为合于时用的“道”的载体。

那些冗词、矫词、卑词自会淘尽,似秋末的秋末的狂飙摇撼着树林,将枯枝折断而曳去;像火山口升腾的熔岩,将蒸汽送到高空,把大气加以涤荡。

要写好文章,就要时时刻刻注意雕塑自己的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氤氲之气充塞创作主体,成为发而为个体文本的最丰富的源泉和最高的范本。

(第一部分内容没有内在层次性,逻辑性差,要注意先举例,后阐明)

 

二、逻辑严整,锐利雄辩、富有条理

韩愈早期的散文给人最醒目的特色就是其论述散文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且结构严整,行文波澜曲折。

这时的作家刚刚踏上文学树立理论的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也正式向宦途迈进。

此时的作品显得极为正规,条理性很强。

这一时期的一些辩论性的作品多有这种特色。

如作品《师说》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师说》立意深远,高屋建瓴。

从大处立论,又善于从阔处行文。

首先强调从师的渊源和重要,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其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解惑”。

其中又暗斥时人以从师为耻。

接着以“师”、“惑”、“道”、“耻”等为中心话题,列举了“童蒙之学”与“成人解惑”,“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古之圣人的从师之举”,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论证,从而将小学大遗、贵不及贱、今不及古、圣益圣、愚益愚的不足为怪的缘由,揭示得入木三分,将从师的见解阐述得极为精辟,对当时的耻师风确有挽救和校正之效,这正是清人李扶九所言“此文之所以如潮也”。

文章首尾呼应,以“师道”与“古道”来互为印证。

文章开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后文“吾师道也”,“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中的“师道”分明是“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从师之道。

文中“传道”与“闻道”暗合,“解惑”与“惑之不解”勾连,还有“授业”又与下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爱其子,择师而教之”相呼应,既指出童子师的教句读,又指所接受的专门学业,脉络贯通,泾渭分明。

再如文中在反面论证时言“小学大遗”、“士不及工”,又远与“今之众人愚益愚”呼应。

又如《讳辩》,先从儒生们都不敢怀疑的《经》、《律》、《典》中找到充分的根据,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仅把论敌驳倒,而且把其逼到“宦官宫妾”的屈辱地位,使其无法立足。

宋人叶大庆评论这篇文章说:

“观其反复抑扬,论辩甚力,其不止机轴,盖出《孟子》”。

清人姚鼐也曾指出:

“盖退之著论,取《六经》、《孟子》。

”(作注释)《孟子》的最大特点是会辩论,而韩愈是最崇拜孟轲的,因此上述说法都有根据。

《争臣论》,(这篇文章前面没提到,是早期散文吗)对阳城拜谏议大夫后不能向皇帝进谏提出严厉指责:

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

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故如是乎哉?

且吾闻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

然后又从不同的角度拟出为阳城辩护的言论,一一加以批驳,以古喻今,层层深入,把“言官”的职责讲的明明白白。

最后表示相信阳城能够闻过知改,结尾也结的非常得体。

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

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

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

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三、高超的语言艺术

韩愈早期的创作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的创作观念有关。

他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讲究语言须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

他此时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

韩愈早期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

特别是《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

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

此外 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

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

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但是他的文章句法虽然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地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如《画记》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

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韩愈散文的语言艺术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有其独特的特色,与其早年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的钻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

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

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

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四、想象丰富、巧于取譬的创作手法

韩愈散文中有时整篇都是比喻,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散文如《杂说》、《应试科目与人书》、《获麟解》等。

在其更多的文章中,则随时以其丰富的想象作出巧妙的比喻,增加其感染人的魅力,如《送温处士赴河南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

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

解之者曰:

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

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

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

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

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

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谘而处焉?

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

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

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

若是而称曰:

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

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

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

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就是说象温造这类人一旦被节度使乌重胤选拔,东都洛阳就再也没有人才了。

很一般的道理一经如此比喻,就显得趣味盎然了。

(摘录了这么一大篇原文,就是为了说明这么两句还让人看不懂的话?

再如《送石处士序》赞石洪:

“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在这里作者用了五个比喻来比石处士的议论,“若河决下流东注”,用黄河的奔腾向东流比喻议论的雄辩不穷,“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用驾轻就熟来比喻他对所议论的事非常熟悉,非常有把握,显得了如指掌,万无一失那样。

用“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三个比喻来比他的议论有先见之明。

这五个比喻的文字长短错落,有变化,绝不呆板。

一经如此比喻,一个能言善辩,有才有识的任务形象就勾画出来了。

结语

韩愈的散文,无论是叙事,议论还是抒情的,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特别是他早期的散文,由于刚刚形成自己文学理念,这时的作者,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文章的结构的架构上,这就造成了韩愈早期的散文与其中后期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在我们现在看来作者早期的散文的艺术特色与中后期的作品区别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

无论是其文章的宏大的气势,还是深厚的语言功底,抑或独特的写作手法都显示出作者其强烈的创新意识。

虽然作者的一些创新没有被他的门生正确的继承已至于误入歧途,陷入孤僻冷涩的绝境。

但是其创新思路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讲,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文学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形成自己作品的艺术特色。

总之,韩愈早期作品的艺术特色告诉我们,创新是文学创作不变的永恒。

 

注释:

1)       《韩愈及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128页

2)       《韩愈及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156页

3)       《韩愈及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163页

4)      《论韩愈散文的艺术》,管希雄(《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第51页

5)      《论韩愈散文的艺术》,管希雄(《温州师院学报》)1963年1期,第55页

6)        《韩愈散文分期意义之探讨》,王基伦(《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6页

 

参考文献:

(不规范)

1.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词典》主编吕晴飞

2.        《韩愈及其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

3.        《论韩愈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局限性》作者李志宏

4.        《论韩愈散文的艺术》作者 管希雄

5.        《韩愈散文分期意义之探讨》,作者 王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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