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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交流的迷狂

鲍德里亚:

交流的迷狂

鲍德里亚:

交流的迷狂

中文译者:

白轻(泼先生丛刊执行编辑)

本文选自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交流的迷狂》(TheEcstasyofCommunication)一书,译文另参考了《反美学》中的英译版本及相应中译本(李家沂,《通讯狂欢》,载《中外文学》24-7(1995),283期,第31~41页)。

文中灰色自体为注释。

封面图片为热内·马格里特(RenéMagritte)的画作《情人》(1928)。

一切开始于物(object,客体/对象),但物的体系已不复存在。

对物的批判是基于浸透着意义的符号,连同其幻想与无意识的逻辑,其声名在外的差异的逻辑。

在这种二元的逻辑背后,是人类学的梦想:

超越了交换与使用,超越了等价的物的梦想;牺牲逻辑的梦想,礼物的梦想,耗费的梦想,夸富宴的梦想,“被诅咒部分”消费的梦想,象征交换的梦想。

「这些概念源自马塞尔·莫斯和乔治·巴塔耶,在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L’Echangesymboliqueetlamort,Pairs:

Gallimard,1976)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中译注:

“被诅咒的部分”在Semiotext(e)版中为“devil’sshare”,在Anti-Aesthetic中为‘accusedportion’,李家沂译本作“凶项”,本文选用了车槿山《象征交换与死亡》中的译法。

所有这些依旧存在,同时又正在消亡。

对这个投影的、想象的和象征的世界的描述,依旧是对作为主体之镜的物的描述。

主体与物的对立依旧重要,正如镜像(mirror)和场景(scene)的深刻想象一样「这里指的是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mirrorphase),这一概念在《拉康选集》(Ecrits,NewYork:

Norton,1977)中被提出,并在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MirrorofProduction,St.Louis:

Telos,1975))中得到详细的研究」。

历史的场景以及日常的场景出现于历史的阴影之中,因为历史正被逐渐地剥去政治。

今天,场景和镜像已经让位于屏幕和网络。

不再有任何的超越或深度,只有操作不断延展的内在表面,交流的平滑的功能表面。

在电视图像,这个新时代最美丽的原型之物中,周围的世界和我们的身体正在变成监视的屏幕。

我们不再把相同的情感,把占有、丧失、哀悼和嫉妒的相同梦想,赋予我们的物;心灵的维度已被模糊,纵然我们还可以复原它的特殊。

罗兰·巴特已为汽车预见了这点,在汽车身上,占有的逻辑——它来自于强大的主体关系所固有的投射——是由驾驶的逻辑维系的。

不再有任何与物本身相联系的力量、速度与挪用之幻想,只有一种与物之使用相关的潜在策略——掌握、控制和命令,可能性游戏的优化,汽车提供的是矢量而不再是心灵的圣堂——最终,主体自身转变为一台驾驶计算机,取

代了醉心于力量的造物主。

就这样,汽车成为了一个密封舱,仪表板就是它的操作台,而周围的风景像电视屏幕一样展开。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随后的阶段,在当下的阶段,汽车还是一种展演的工具,而随后,它成为了一个信息的网络。

也就是一辆对你说话的汽车,它把它的正常状态和你的正常状态自发地告诉你(最后,如果你运行地不好,它可以拒绝运作),一辆提议的、商讨的汽车,一个参与生活方式之正常谈判的伙伴;某个在你看来是怪异的东西(或人,因为在这个阶段,不再有什么差别),与汽车的交流成为了根本之关键,一种对主体及其物(一个不可解释的界面)之在场的永恒测验。

自此,速度或位移——甚至无意识的投影,竞争或声望——都不再重要。

事实上,在“速度终结了!

多驾驶,少消费”的意义上,汽车的去神圣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态的理想:

一种规制,一种温和的功能性,同一系统的所有元素的团结,整体控制和全面管理。

每一系统(包括家庭的世界)都形成了一个生态龛位(ecologicalniche),带着一种相关的装置:

每一项(term)都必须与其他的项保持永久的关联,在各自的策略和整个系统的策略上相互告知,因为一项的失败就会引发灾难。

虽然这无疑只是一种话语,但我们必须注意,六七十年代的消费分析就源于广告话语或专家的伪概念话语「见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LaSocietedeconsommation,Pairs:

Denoel,1970)」。

“消费”,“欲望的策略”首先只是一种元话语,是对一个真实结局渐渐不为人知的投射神话的分析「这里是指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NewYork:

Viking,1977)」。

实际上,对人与物之关系的认识,并不多于对原始社会之现实的认识。

这恰恰允许人们构造神话,但这也是为什么,试图通过统计学来客观地证实这些假设是无意义的。

我们知道,广告者的话语是给相应领域内的专家使用的,而谁又能够说,当下计算机科学的话语不是仅供计算机科学和通讯的专家使用的(为此,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的话语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私人的远程通讯:

每一个体都目睹自己被提升为假想机器的控件,被孤立在完美的自主之位上,与他的原初世界保持着无限的距离;也就是说,他和密封舱里的宇航员处于相同的位置,在一种失重的状态中存在;这种状态迫使个体遵循永恒的飞行轨迹,在零重力的情形下维持足够的速度,以避免和其本源的星球相撞。

与轨道卫星在日常世界里的现实化相对应的,是家庭世界被提升为天上的隐喻,是在最后的月球太空舱

中,两室一厨一厕的单元按轨道运行;因此,家庭世界被提升为真实(thereal)本身的卫星。

尘世栖居的日常性在太空中的具化,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和超现实时代的降临:

曾被精神地投射,并作为隐喻在尘世栖居中生活的东西,自此被完整地、不加隐喻地投入了拟像(simulation)的绝对空间。

我们的私人领域已不再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曾上演过主体与他的物/图像相争执的戏剧:

我们不再作为剧作家或演员而存在,我们只是多元网络的终端。

对此,电视是最直接的预示,而今天,一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被视为一个接收和操作的领域,一个被赋予了远程通讯权力的监控屏幕,即它具有远距离控制一切的能力,在家庭远程通讯的前景下,它将包括工作进程,以及消费、游戏、社会关系和休闲。

我们可以设想对休闲或假期的模拟,就像飞行员模拟飞行一样。

这是科学虚构吗?

没错,但直至现在,所有的环境变异都源于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指向了元素和功能的一种形式抽象,一个单一进程的均质化,以及姿态行为的易位:

身体和努力被易位成电和电子的命令,并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微型化。

这些进程就是舞台(它不再是一个舞台)如何成为了无穷小之记忆和屏幕的舞台。

这是我们的问题,只要这种电子的大脑化,这种电路和能量的微型化,这种环境的晶体管化,把曾经建构了我们生活舞台的一切谴责为无益的、过时的和淫荡的。

我们知道,电视的纯粹在场把我们的栖居转变成了一种废弃,一个封闭的囚房,一切存在极其成问题的人类关系的遗迹。

从演员及其幻想不再萦绕舞台的那一刻起,只要行为集中在某个操作屏幕或终端上,余下的便只能显现为某个大而无用的身体,并遭受遗弃和非难。

真实本身就显现为一个巨大的、无用的身体。

微型化的时代,远程控制的时代,对时间、身体和快感进行微处理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人的尺度上,这些事物不再有任何理想的原则。

剩余的一切都是微型化的、集中的、立即可用的效果。

尺度的这一改变随处可见:

人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似乎在其真正的广延性,在其器官、组织和机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变得多余,因为今天的一切都集中在大脑和基因编码上,它们单独地概括了存在的功能定义。

风景,辽阔的地理风景,似乎是一个广大的、赤裸的身躯,从所有的事件都集中到城市的那一刻起(城市也被集中到了几个极度微型化的高水平地区),它的广延就是无必要的(就连人们疲于穿越的高速公路也是无必要的)。

时间又将怎样,这个被抛弃给我们的大而无用的时间,它像

一个真空地带一样吞噬了我们;自从交流的瞬间把我们的交换微型化为瞬时的系列,一种广延就在其延展中显露为无益。

作为舞台的身体,作为舞台的风景,和作为舞台的时间,都在缓慢地消逝。

公共空间亦是如此:

社会和政治的剧场正被逐渐地降低为一个无形的、多头的身体。

广告的新形式不再是巴洛克的、乌托邦的脚本,对物和消费迷狂不已,而是公司、商标、公关人员、社会对话和交流德性之随处可见的效应。

随着公共空间的消逝,广告入侵了一切(大街、纪念碑、市场、舞台、语言)。

它决定了建筑和波布(Beaubourg)、亚勒(LesHalles)或拉维拉特(LaVillette)这样的超物体(super-object)之创造「三个被改造为公共商场或博物馆的巴黎区域。

见鲍德里亚的《波堡效应》(TheBeauborgEffect,October,#20,Spring,1982)」——这些是真正的广告纪念碑(或反纪念碑)——倒不是因为它们集中于消费,而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些纪念碑就旨在成为文化运作,商品的文化运作,和运动的大众之展示。

这是我们今天的唯一建筑:

巨大的屏幕,在那上面,运动的原子、分子和粒子被不断地折射。

公共的舞台,公共的位置,已然被一个巨大的循环,流通和瞬息连接的空间所取代。

私人空间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它的消逝与公共空间的缩减相平行。

两者都不再是景观或秘密。

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曾经刻画了物的家庭舞台与物的象征空间,如今已在一种双重的淫荡(obscenity)中被模糊。

你生活的最最私密的运作,成为了媒体的潜在牧场(美国喧闹家庭[Loudsfamily]里永不停息的电视「见鲍德里亚的《拟像》(Simulation,NewYork:

Semiotext(e),1983)」,法国电视上无尽的“生活切片”[sliceoflife]与心理节目)。

整个世界同样毫无必要地在你的家庭屏幕上展开。

这是一种微观的色情,说它色情是因为它是被强加的、被夸大的,就像一部色情电影里有关性爱的特写镜头。

所有这一切摧毁了舞台,昔日,舞台要通过一种最小化的距离和仅为演员所知的秘密仪式,才能得以奠基和维系。

私人世界无疑正在异化,只要它把一个人与其他人,与它曾作为一种保护性的封闭和一个防御者而行动于其中的世界相分离。

但它同样包含了异化的象征性便利(他者存在的事实):

他性可以得到更好或更坏的展示。

因而,消费社会就活在异化的符号之下;它是一个景观社会——但至少还有景观,而景观,即便被异化了,也从不是淫荡的「见居伊·德波的情境主义宣言《景观社会》(TheSocietyofSpectacle,Detroit:

BlackandRed,1977)」。

淫荡始于不再有景观,不再有舞台,不再有戏剧,不再

有幻觉,万物变得彻底透明和可见,并被暴露在信息和通讯的原始而无情的灯光下。

我们不再分担异化的戏剧,而是处于交流的迷狂。

这种迷狂是淫荡的。

淫荡恰恰是终结凝视、图像和一切表征的东西。

淫荡并不局限于性,因为今天存在着信息和通讯的色情,电路和网络的色情,功能与物的色情,就在它们的可读性,可用性、管制、强加的意义、展演能力、连接、多方相关性和自由表达当中。

不再是隐秘的、被压抑的、晦暗的淫荡,而是可见的、太过可见的、比可见更加可见的淫荡;不再是包含着一个秘密的淫荡,而是完全融入信息和通讯的淫荡。

马克思曾谴责商品的淫荡,这种淫荡和商品的等价原则相关,和自由循环的卑劣原则相关。

商品的淫荡源于一个事实,即商品是抽象的、形式的、轻盈的,和沉重的、不透明的、实体的物相反。

物从不揭示它的秘密,而商品是可读的,它显露其可见的本质——价格。

这就是对一切可能之物进行刻写的核心:

通过它,物交流着——商业形式是现代世界的第一种伟大的媒介。

但物传达的讯息被根本地简化了,并且总是相同——它们的交换价值。

因此,讯息在本质上已经停止存在,恰恰是媒介把自身强加给了其纯粹的循环。

让我们称之为迷狂:

市场是货物循环的一种迷狂形式,正如卖淫和色情是性循环的迷狂形式。

我们要做的,只是实现这种分析的全部可能,以理解在通讯世界的透明和淫荡中发生了什么,通讯世界早就超越了与商品世界相关的淫荡。

迷狂是所有的功能都被废止为一个维度:

交流的维度。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空间,所有的记忆,都被废止为信息的单一维度:

这便是淫荡。

在火热的性的淫荡之后,是冰冷的交流的淫荡。

前者表明了一种乱交的形式,一种在私人世界里累积的物的凌乱,或在压抑的沉默中保持不可言说和富饶的一切事物。

然而,这种乱交是器官的、内脏的、肉体的,而统治交流网络的乱交是一种肤浅的饱和,一种无尽的骚扰,一种对间隙空间的终结。

当我拿起电话,边缘的网络就连上了我,并用一种寻求并索要交流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好意,对我喋喋不休。

去管制化的广播言说,歌唱,表达自我「自由电台(radioslibres):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次要求归还媒体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尝试」。

这都不错,但就媒介而言,结果是形成一个空间——FM调频的空间——它浸透着相互重叠的电台,这样,曾凭借空间开放之便而一度得以自由的东西,便不能长久地自由。

世界是自由的,但我并不自由;空间是如此饱满,想要被人听闻的东西之压迫是如此强大,我不再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陷入了广播的否定之迷狂。

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迷恋和眩晕状态。

或许,它是快感的独一形式,但它是偶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

如果我们遵循罗杰·凯洛伊斯(RogerCaillois)对游戏的划分——模仿(mimicking),竞赛(agon),打赌(alea),眩晕(ilinx):

表达的游戏,竞争的游戏,机遇的游戏,眩晕的游戏「见罗杰·凯洛伊斯的《游戏与人》(LesJeuxetlesHommes,Pairs:

Gallimard,1976)」——那么,我们整个的文化运动,将从表达和竞争形式的消失,走向机遇(赌博)和眩晕形式的扩张。

这一切都不再暗示任何场景的游戏,镜像的游戏,挑战的游戏或他性的游戏;它们毋宁是迷狂的、孤独的、自恋的游戏。

快感不再是场景或审美显现(引诱)的快感,而是纯粹迷恋、投机、精神狂乱(减除)的快感。

这并不必然地表明一个否定判断,因为快感和感官的形式无疑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原始的变异。

我们几乎无法评价这样一种变异的结果。

而一旦运用我们昔日的尺度和“场景”感知的反射作用,我们便要冒险怀疑这种迷狂和淫荡的新形式对我们感官领域的入侵。

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如果场景引诱我们,那么,淫荡便令我们迷恋。

然而,迷狂是激情的反面。

欲望、激情、引诱,或者,再一次根据凯洛伊斯的说法,表达和竞争,都是热世界的游戏。

迷狂、迷恋、淫荡(凯洛伊斯的机遇和眩晕)则是冷世界的游戏(就连眩晕也是冷的,尤其是药物的眩晕)。

无论如何,我们都将遭受一切内在性的这种外向化,都将遭受一切外在性的这种内向化,这是交流的绝对命令所暗示的事情。

或许,在此情形下,我们应该从病理学中汲取隐喻。

如果歇斯底里是主体展演的恶化了的病理,是身体的戏剧化和剧场化转型;如果偏执狂是组织化的病理,是建构一个僵化而嫉妒的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已然步入了精神分裂的一种新形式——随着所有信息和通讯网络的一种内在乱交和永恒互连的出现。

不再是歇斯底里,或投射的偏执狂本身,而是精神分裂所固有的一种恐怖状态,是万物的过度逼临,是腐臭的乱交,一切都包围并穿透了他,不遭抵抗地汇合了,没有光环,没有灵晕,甚至都没有身体的灵晕来保护他。

虽然精神分裂者本身向万物敞开并活在极端的困惑之中,但他依旧是这个淫荡世界的淫荡祭品。

精神分裂者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以对现实接触的缺欠为特征;他的特征毋宁是事物的绝对逼临和完全的瞬时性,是过度地暴露在世界的透明面前。

精神分裂者被剥夺了舞台,被无障碍地穿越,他无法生产其存在的界限,他无法把自己

生产为镜像。

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屏幕,一个对流动网络进行吸收和再吸收的纯粹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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