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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统治下，却丧失了这种可能，走到了相反的一面。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
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使红军转战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在进攻受挫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
博古、李德等人曾考虑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
但是，他们对实行战略转移问题始终处于犹豫中。
直到9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阵地沦陷之后，各路敌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经匮乏，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他们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
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李德等人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对于战略转移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准备很不充分；
部队也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有的部队在撤离战场后又匆忙踏上了新的征程；
新征集的战士尚未完全集中和进行必要的训练，有不少新兵在转移后才陆续补入部队等等，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的出动”。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加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使中央红军难以在原有的根据地继续发展下去，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二、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
（一）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和初期的失利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瑞金、兴国、宁都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实行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阵势，等待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
红军突围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人一改五次反“围剿”初期所推行的冒险主义和失利时的保守主义，实行了逃跑主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一味地命令红军西进，放弃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动迟缓，使红军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由于左倾领导人指挥错误，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虽经红军英勇战斗渡过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连同沿途的减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如果红军继续北上，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
而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命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
次日，中央军委召开通道会议，改变了进军方向，转入贵州，但会后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
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
“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仍要中央红军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重大而急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入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规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
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
鉴于军事指挥集中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红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四渡赤水，声东击西，使敌军疲于奔命。
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调滇军增援。
红军乘机奔袭云南，直逼昆明。
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
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于5月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至此，红军摆脱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
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
5月下旬，在进入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
随后，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使蒋介石要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
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方针，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为了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并增补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
6月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离开两河口北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在这里，一面筹备粮食，一面耐心地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精神的决定，率军北上，会攻松潘。
然而，张国焘却借口种种原因，迟迟不肯北上。
7月9日，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
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强调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极端重要的。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随后，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北上，抵达班佑、巴西地区。
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余人，取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前进的门户，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初，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即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半夜从巴西出发，次日晨到达阿西。
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绝路”。
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鉴于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北上红军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乃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修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
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此后，陕甘支队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攻占天险腊子口，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翻越六盘山，绕道环县、曲子镇，晓行夜宿，长驱东进，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
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三、中共中央落脚陕北的必然性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的中心也就由南方逐渐地转移到了北方。
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做出的正确决策。
（一）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得到了复兴，在其鼎盛时期，最多发展到15块根据地。
然而由于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加之蒋介石变本加厉的“围剿”政策，致使各根据地都先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困难，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陕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在长征后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其他主要的根据地都先后丧失或被迫放弃。
从全国形势和主要任务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中日矛盾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中国与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北方成为抗日的前沿阵地，北上抗日更有号召力。
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
因此，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必然在北方。
陕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符合或代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模式。
陕北远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并且沟壑纵横，不利于机械化，有利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和发展自己。
这里已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队伍。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落脚做了大量的接应工作。
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一块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北方一块相当大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两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后，把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
正如国民党报纸所指出的：
“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现在共军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两万”。
[2]“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
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
事后，匪首刘子丹率领伪二十七军一部，由安定扰三边，匪首杨祺率领伪四十二师由延川扰陕北关中交界之韩城等处。
……本月十三日匪忽出现于绥德西川之三皇，约六千人，枪械三千余，势甚凶猛……十七日匪之主力部队，在清涧之老君殿、高家塔被发现，计三千余人，枪械齐全，为匪部精华”[3]。
（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的历史过程
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做出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却借口种种原因，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甚至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为此，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20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一份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阎锡山部队进攻陕北，得知陕北有红军的消息。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得到了报纸所载陕北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从报载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
仍然有苏区根据地！
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的打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
原来就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因张国焘的延宕、动摇、反对、分裂而失良机，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到陕北落脚，做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4]
习仲勋等回忆，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贾拓夫在长征途中“曾多次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甘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陕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对中央确定向陕甘根据地进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5]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根据贾拓夫提供的情况和敌人报纸提供的信息，在会上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地”，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共约7000多人。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正式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不仅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而且为其他主力红军长征指明了方向，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四、中共中央与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事关党和革命的重大决策并付诸实施，不仅使陕北根据地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束缚，克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而且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巩固，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6]。
（一）切尾巴战斗：
把敌人消灭在苏区之外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刚到吴起镇时，国民党的骑兵部队就尾追而来，成为拖在红军后面的一条“尾巴”。
为了保障陕北根据地的安全，使其不能在根据地骚扰，毛泽东决定在吴起镇把它切掉。
战斗于1935年10月19日打响，陕甘支队主力在地方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利用有利的地形，经过两天的战斗，红军歼敌骑兵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数百匹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切尾巴战斗是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打的第一个胜仗，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粉碎蒋介石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毛泽东不将敌军引进西北苏区的战略决策。
（二）纠正错误的“肃反”：
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时，苏区正面临着外有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内有“左”倾冒险主义干扰的困难局面。
1935年7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到达陕甘苏区后，同原在该地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结合，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后，那些在鄂豫皖苏区随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的人，与陕甘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结合，把张国焘编写的《肃反》小册子拿来照搬照抄。
陕甘晋省委成立后，9月21日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逮捕大批干部。
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包括刘志丹在内，陕甘苏区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入狱，使陕甘苏区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形势十分危险。
中共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前往瓦窑堡接管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控制的西北军委保卫局。
毛泽东要求“刀下留人，停止捕人”[7]，“一切候中央解决”[8]。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中央决定成立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等组成，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晋省委把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其工作，从而稳定了干部队伍，加强了内部团结，挽救了陕甘苏区的危机，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三）吴起政治局会议：
加强了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的行动方针》的政治报告。
他说：
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
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会议一致认为榜罗镇常委会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宣告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了领导陕甘军民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27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吴起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进行研究部署。
会上还对常委进行了新的分工：
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行动方针的贯彻落实。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重新制定了苏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了领导机构，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8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些工作，强化了领导，明确了责任，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直罗镇战斗：
军事上的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进入西北苏区后，蒋介石极为恐慌，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
他急忙调集五个师，从两个方向进犯陕北苏区，妄图把红军歼灭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陕甘支队发表了《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呼吁苏区军民“动员起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苏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
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9]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1935年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
这次战役的胜利。
迫使敌军退出富县南撤，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五）瓦窑堡会议：
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确立和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联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极为愤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
特别是一·
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已经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联共反日派与降日反共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日趋激烈。
1935年7月底，共产国际七大批准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
在此基础上，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会议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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