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儒学的当代使命杜维明第三稿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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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作为当代最有活力的著名的思想家，他不光是开拓了在西方的儒学论述空间，并且把国际前沿最新的思想传输到中土。
所以杜先生在当代可以说是一个儒家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集学术研究、人材培养、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
他在当代的世界前沿很多论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和见解。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杜维明教授到深圳读书论坛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下面我们就有请杜维明教授！
（掌声……）
杜维明：
非常谢谢景海峰教授的介绍！
景海峰教授、黄主任、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进行学术交流。
深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和深圳很有缘，记得在80年代初期，大概是84、85年，我就到过深圳和北京大学、还有美国的一些大学的学者进行交流，讨论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那一次交流合作的结果是在北京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这是80年代讨论文化热最重要的一次际会，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5年以前，我有机会来进行学术报告，探讨东西文化和“对话的文明”的课题。
我要特别感谢景海峰教授，因为那两次的会议都是由他主持的。
今天我讨论的题目是“儒家的当代使命”，这是我30年来一直关心的课题，虽然我思考的时间比较长，但心里面还是有点惶恐，因为这个课题太大，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课题讲得比较全面。
另外，现在21世纪刚开始，很多思想潮流和文化趋向纷繁复杂，走势也尚不确定，讨论“儒家的当代使命”肯定会涉及这些问题，所以多半带有前瞻性。
在学术研究中做预言是很危险的，很多经济学家在预言错误以后还常常用新的预言补救，一直处在预言错误和进一步预言之中。
我不希望犯这样的错误，因此我在讨论过程中只是会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体会，尽管这些经验可能比较离散，系统性不一定很强。
此外，我希望这次的讨论是一种真正的交流，所以我要把我的演讲时间压缩一下，留下更多的时间相互探讨。
能够和各位交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儒家是一个超时代、跨文化、多学科，而且多层次的学术门类，一般来讲我认为至少要从三个层面了解这个传统。
我曾经用三个字来概括这三个不同层面，第一个是“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基本理论；
第二个是“学”，也就是作为一个文献系统和学术传统的儒学。
第三个就是“政”，也就是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学，特别是体现在社会礼仪和政治制度中的儒学。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在儒家传统中做细致区分的话，这中间错综复杂，至少可以分成十几种，从先秦经过两汉、魏晋、隋唐，然后到宋、辽、金，到元、明、清，还有19世纪以后的近代，然后从五四以来到新中国建立，还包括当代，儒学一直在吸收不同的思想资源，以不同的形态完善和发展自身。
因此儒学传统波澜壮阔，不同时代的儒学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
所以要理解儒学，应该对它的时代性有所掌握。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到现在我仍然坚持，就是说儒学大体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儒学从一种曲阜的地方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原，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主流之一，这是第一期。
这个时期大概是从先秦，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一直到汉末。
后来因为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崛起，儒家逐渐在精神世界没落，虽然在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学注疏方面，儒学在唐代还有大的发展，但是严格地说，从魏晋一直到唐末，中国是佛教﹑道教的时代。
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儒学并不是一枝独秀。
在11世纪左右，儒学有所复兴，很多大思想家对佛教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创建性的回应，这是儒学的第二期。
这个时期的特色是儒家传统从中华大地向外扩散，影响到朝鲜、韩国、日本，也影响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地区叫做儒教文化圈﹙这是日本人的提法﹚，或者说是儒家的世界。
所以，儒家的世界不仅指中国，也包括日本、越南、朝鲜、韩国，乃至海外的华人世界。
从这个角度讲，儒学是跨文化的，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有道家、佛教、阴阳家、法家等各种各样儒学之外的传统，但儒学确实是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
儒学的第二期大致从魏晋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叶。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随着满清帝国的覆亡，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一直到目前，才有进一步发展的机缘。
所以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可以说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阶段。
儒学有没有第三期发展，1987年我们在新加坡进行过学术讨论，后来编成一个论文集，题目是我取的，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当时，我认为儒学可能有《易经》说的“一阳来复”，它目前的生命力非常微弱，像幼苗一样很容易被摧残，但确实拥有光明远大的发展前景。
1985年我到北京大学上了一门关于儒家的课，就是“儒家哲学”。
当时有人告诉我，在此之前也有学者上过，那就是梁漱溟先生，是在1923年。
所以从1923年到1985年，在北京大学没有出现过“儒家哲学”这门课，中国其他的大学可能也一样。
尽管这样，对儒家传统的研究却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在历史学、文学、社会科学都有人研究儒家，而且主要把它作为哲学来研究。
到现在为止，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学者从事关于儒家哲学的研究。
当然，儒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汉语文化圈，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
譬如说，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最早是1900年在巴黎召开，相当于哲学界的“奥林匹克”，全世界各方面的哲学家都参加，以前多半是在西方举行，直到去年才在韩国的首尔召开了一次。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
凭借韩国学者的努力，这次大会把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都列为主要的讨论项目，这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出现的。
另外更难得的是，以前的世界哲学大会是三种官方语言，一种是法文，一个是英文，再加上主办国家的语言，但在韩国举办的这次大会成功地将中文列为了大会官方语言。
最近我到莫斯科开会，讨论下一届即将在希腊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会议再一次强调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我认为这是值得庆祝的。
这意味着儒学和其他中国文化确实都有着广阔的前景。
所以说，儒学不仅是跨时代的，同时也是跨文化的。
除了跨文化、跨时代这些特点之外，我们还要看到儒学内部包含的丰富的、多元的内容。
这些内容的丰富性也是儒家得以保持强盛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讨论儒学，我们看到的是儒学的不同面向。
从史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起到过怎样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从哲学的角度讨论，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家的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以及它和其他学术传统之间的互动；
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民俗学的方法入手，我们可以了解到儒家文化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发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在民族文化建设和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认为儒学一直是知识精英的高头讲章，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其实这是非常大的错误。
儒学和儒家在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特色，就在于它渗透到了社会各个不同的层面。
民间的风俗教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儒家的力量，像《太上感应篇》、《菜根谭》这些通俗读物的流行都跟儒家有密切关系，还有现在京剧、昆曲、越剧等曲艺作品中也都包含着很多儒家传统的价值。
所以儒家确实是多元多样的，这些多样性使得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尽管没机会论证，就是说儒家在塑造中华民族乃至东亚文化圈的自我认同上起了积极的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之所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中国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国人，都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贯穿着儒家的许多核心价值。
另外，历来东亚的教育都以儒家为主，无论在中国、日本、韩国还是越南，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够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不能够想象的，大部分人思想结构、问题意识、自我认同、社会沟通过程中的理念都受到儒家的重要影响。
尽管他们也受到其他传统的影响，像在中国受到道家的影响，在日本也受到神道的影响，在韩国也受到巫道的影响，但是儒家传统的影响是最主要的。
这个事实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当代东亚社会的发展和儒学的密切关系。
这种关系在80年代有很多讨论，很多学者认为在日本、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体现了很多儒家的思想因素，各个地区受到儒家不同侧面的影响，因此，这些影响也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东亚现代性。
也就是说儒家对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融入程度是相当高的，这也可以看出，儒家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塑造过东亚的自我认同，而且在现代社会也一直在塑造这种认同感。
当然，这不是说儒家的生命力只在东亚社会得到体现，我认为，在全球的文明对话中儒家也确实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精神资源发挥作用。
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面对21世纪人们碰到的困难，像生态环保、社会和谐、文化冲突等各方面的困难，儒家都有一定的资源提供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参照。
这些说法可以在以后进一步讨论。
鉴于儒家思想的强盛的生命力，我们有必要反省一下近代以来我们对于儒学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尊重历史、注重反省的民族，在夏商周时代以前就开始了对自己历史的记载，而且每一朝都要修前朝的历史，现在中国还在修清史，我们有责任把已经覆亡的清代的历史记载下来。
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是具有高度继承性的。
儒家的传统也是如此，孔子就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后几千年的儒者也都已继承孔孟为己任。
但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出现了断裂，不只是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的断裂，而且还有这个时期内部各个年代之间的断裂。
举个简单的例子，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建国这110年，1839到1949间，每10年是一个大的变化，从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中日战争，一直到义和团，然后到民国以后的军阀割据和国共抗争，几乎每10年一次巨变。
从1949年建国以来到现在，每5年一个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期、文革等等，这个断裂非常强。
这些断裂对我们传承和发扬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除了这些客观历史的断裂，我们还在主动地遗忘自己的传统，甚至出于种种原因歪曲传统。
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我们对儒家传统的淡忘甚至歪曲，以至于我们对孔子都不能形成基本的认同。
我们一直努力想将孔子的诞辰，也就是将公历的9月28日作为教师节确定下来，却一直不能获得批准。
我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过，如果哪些国家目前还没有教师节，可以考虑用9月28日作为教师节。
上个星期，美国的众议院正式通过法令，9月28日纪念孔子，法令的文本上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对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所有的众议员签名，把9月28日定为纪念孔子的日子。
加尼福尼亚州9月28日祭孔，加州的州长都亲自出席纪念。
这都表明儒家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它的意义不是局限于一种历史陈迹或者地域文化，而是具有普世的意义。
作为这种普世思想的发源地和母国，我们应该对它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和最基本的记忆。
有一个德国的文化哲学家叫卡尔·
雅斯贝尔斯，他提出了塑造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典范人物，其中苏格拉底代表希腊文明、孔子代表儒家文明、释迦牟尼代表佛教文明、耶稣代表基督教文明。
虽然希腊后来沦陷了，但苏格拉底开创的希腊哲学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直传承下来，它的谱系是没有断裂。
佛教从印度发源，后来它又离开印度，在中国、东南亚、日本和韩国等地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现在甚至在欧美也有很大影响。
基督教是从中东开始的，但是现在影响遍及全球。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资源，它们的生命力不局限于特定的民族和地域，不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实体，而是在所有人类的心灵中拥有最坚实的基础。
现在我们关心的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它能不能从东亚进入全球的问题，比如说进入欧美，乃至拉美世界、伊斯兰世界，或者印度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发展前景，当然不是靠少数几个学术界的人就能够做到的，我们东亚所有关切儒家前途的人都有责任。
我相信这不是一两代人可以达到的目标，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家确实有这个生命力，也一定有这个发展前景。
前面提到了，我们在80年代看到儒家“一阳来复”的希望，在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比80年代更大，但是力量还很薄弱，在大的环境中看，它还是在阴阳往复的基础上。
刚才提到了孔子，实际上孔子在儒家传统中的形象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
孔子是塑造儒家最重要的大师，但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者，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我认为不是。
最近有一些中国学者把儒家当做“孔子主义”，完全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观念，中国就是“儒家”，日本叫“儒教”。
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者？
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不是”。
我们不能想象，基督教的创始者不是耶稣，我们也不能想象佛教的创始者不是释迦牟尼，或者伊斯兰教的创始者不是穆罕默德，但严格来说，我们不能说儒家的创始者是孔子。
因为孔子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他自己是“述而不作”。
在孔子前面儒家思想还有很长的发展历史，所以，历来儒家的学者都认为儒家的谱系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所以在孔子之前儒家就有上千年的发展，除去这些人，当然还有像箕子、皋陶这样的重要政治家和思想家。
另外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孔子是不是体现儒家价值的最高人格典范？
就像卡尔·
雅斯贝尔斯提到的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这些人是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典范，但我认为孔子并不是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典范。
因为根据孔子本人的理解，代表儒家最高典范的是圣王，只有尧、舜、汤、文、武这些人是圣人，又是以后《庄子》说的内圣而外王，这是儒家最高的人格典范。
孔子在“内圣”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但孔子并没有获得政治实践的现实机会，所以“外王”当然不存在。
所以到汉代的时候封孔子为“素王”，意思是他虽然具有做“圣王”的条件，但是那个时代背弃了他，使他没有成为真正的最完美的儒家典范。
虽然如此，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后人也称赞他是“圣之时者”，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一方面说明孔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表明，孔子的思想为中华文明带来了“终极的关怀”，提升了中华文明作为普世人文精神的意义。
另外，后来有的学者将尧、舜、禹、汤、文、武和孔子相互比较，他们说如果把这些圣人比作金子，根据他们的内在修为和事功，那么尧、舜、禹是一万两，文王和武王大概有七千两，周公可能有六千两，孔子大概是五千两。
这是王阳明的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叫做“为圣人争分量”，就是讨论到底哪个圣人的气派更大，哪个影响中华民族的力量更大。
王阳明的回答是：
不要忘了，儒家真正的精神不是大，而是纯。
如果你是最纯的金子，就算是只有一两，它也一样具有最高的价值，你要是不纯的金子，就算一万两，也不会有很高的价值。
儒家的精神就是，一个人哪怕能力再有限，只要通过修炼，使自己的德性变得纯粹，也一样具有最高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和孔子、尧、舜、禹、汤、文、武他们的价值相提并论，就像一两纯金和一万两纯金，在纯度上的价值是一样的。
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信念。
当然，儒家的这种精神磨练是以自己的内在良知为基础的，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
这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提高自身精神境界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在其他宗教传统中，都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譬如，不信仰耶稣基督就不能进天堂，不信仰真主，也不能做一个纯粹的穆斯林。
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典范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达到的境界，不需要借助外部信仰，任何儒家的圣人都是属于他们特定时代的圣人，孔子作为“圣之时者”，他的“圣人”特征也是体现在当时特定的生活情境中，所以说儒家的精神磨练就是面对我们具体的环境进行人格塑造，这是儒家的精神。
在孔子的形象上，我们要认识到他的基本态度是入世的，但是他又和现实政治有很大的距离，他是要在入世的基础“转世”。
我们很多人对儒家有误解，认为儒家认同现实社会，特别是认同现实社会的政治规则，所以很容易被政治化，成为替当局服务的文人集团，它没有思想独立性。
可能汉代有些儒者，比如像叔孙通、公孙弘这些人完全是依靠现实政治的，但是同时还有董仲舒、贾谊、陆贾，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抗议精神是非常强的。
所以真正的儒家，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并不完全认同现实政治，他们的理想是努力促成社会朝着好的方向转化。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就是不希望自己像隐士一样遁世，放弃现实世界，而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中改变这个社会。
虽然他周游列国，而不能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一生凄凄惶惶，但他并不是向现实政治妥协，寻求与现实政治力量合作，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理想中的政治是把政治的“政”的右边去掉，就是“正”，政治的意思就是消除一切不公正的力量，使公共生活恢复应有的公正和道义，这才叫政治。
所以他要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在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君主和臣民要像父子之间那样恪守各自的本分，始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君主或臣民。
而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人民安定、富足，有了这样的条件以后，再通过教化，让每一个人得以实现人之为人的充分发展，充分完成他们的人格。
所以儒家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为每一个人充分的自由展现他的人格、展现他的价值创造条件。
否则就不是正，而是一种霸权、霸道，也不可能达到治的状态。
具体来说，孔子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政治、转化社会。
他的七十二贤、三千弟子在当时并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除了子贡，他算是冒险投资比较成功的，其他的像颜回连饭也没得吃，此外孔子的弟子中还有没落贵族、农民、手艺人等等，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通过道德教育的转化，这些人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而且儒家作为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儒家精神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像雅斯贝尔斯提到的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等人一样，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发掘出了一些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意义世界。
所以不管是政治权威还是金融寡头，他们的影响在他们死后很快就会消失，烟消云散，而那些在文化上有着深刻价值的人物，由于他们丰富和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世界，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而持久的。
正因为孔子的目的是为了转化政治，所以他的气度很大。
孟子也拥有宏大的儒者气魄。
他有一个政治信念，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互动的，假如君王尊敬臣民，那么臣民也应当爱戴君王，就好像君王的手足一样服从于他；
假如君王蔑视臣民，呼来喝去，那么臣民就可以像对待路人一样冷漠地对待君王；
假如君主残害臣民，那么臣民就可以革命，也就是“革天命”，将君主推翻，甚至杀死。
“革命”这个词就是从孟子那里发展出来的。
这个事情当然在孟子之前就出现过，夏代和商代最后的君主都是被臣民杀死的。
有人问：
这怎么行呢？
你怎么能把君主杀了呢？
孟子的回应非常简单，如果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标准看，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完全不符合一个君主应有的言行，那他有什么资格做君呢？
如果他还残暴地对待臣民，那么杀了这个人完全不是弑君，而是“诛一独夫”，只不过是杀死一个与民众为敌、为非作歹的人而已。
孟子就是在一个完全凡俗的世界坚持着这种神圣的政治理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最高的人文价值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体现。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教书、学习、做生意、做管理、交友，这些日常生活的内容是我们人生价值得以体现的最重要的方式。
在儒家的理想中没有未来的天国，天国就应该在这个世界里展现。
所以儒家的思想跟我们所谓的“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对人的理解也一定是多元、多样的。
因为在生活世界，一个具体的人一定是多元多样的，人不可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种会运用工具的动物或者会使用语言的动物。
人在一切行为言语中体现出来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活生生的情感。
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人还具有理性，而且同时还有社会性，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都和其他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也是政治的动物，处在特定的政治场合里。
同时只要是人就有记忆，所以人也是历史的动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当然，人也是追求终极意义的动物。
苏格拉底提到，假如我们对人生不进行反思，不考虑人生为了什么，不追求人生的意义，那我们不可能成为全面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全面的人一定要在意义世界里开拓自己的心胸。
总的说来，人是感情的动物、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历史的动物，也是追求意义的动物。
我认为儒家传统中的五经（《诗经》、《春秋》、《礼记》、《尚书》、《易经》），基本上分别体现了人的各个不同的侧面，只有综合各个面向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永远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学做人”。
所以儒家传统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学习的文明。
《论语》以“学而时习之”开始，也不是偶然，就是强调要学习。
孔子在各方面都在学习（“每事问”），他少年的时候学习各种知识，也跟当时最好的音乐家学音乐。
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一直到七十岁，他都一直在学习。
有人说孔子既然在七十岁时已经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那么他人生后面的阶段是不是可以轻松一下了。
然而，儒家传统作为一种学习的文明，是不可能停止学习的。
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老先生肯定要继续努力，永远处在学习的过程中。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形态和古希腊哲学家对人格的理想设计有很大的不同。
哲学家要参透现象后面的本质，他要了解逻各斯，对凡俗世界的事不太关注。
现在纯粹做学术研究的人，就对凡俗的事情不顾，但这不是儒家的态度。
儒家同宗教也不一样，它始终不能和凡俗世界脱离。
所以在儒家传统里面，没有一个儒家的学者是不关注世事的。
从孟子以来到19世纪以前，儒家学者多半都和现实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又不是单纯地认同现实政治。
如果用现代的话说，成为一个儒者或者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他一定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的构建，注重文化的传承，但他不一定认同现实的政治秩序。
尽管在很多精神文明的传统中，有又不关心政治，又不参与社会，又不注重文化的例子，但是在儒家所代表的传统中，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是一个学习的文明，不只是说儒家认为人应该一直处在学习的过程中，而且也意味着儒家自身的发展需要借鉴其他的精神资源，所以可以说儒家是一个对话的文明。
儒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来不是一枝独秀的。
秦末汉初黄老学说占上风，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他们的建议，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则相信方士。
在隋唐宋明时期，佛教大盛。
虽然我们提到中国传统，一般都说是三教（儒、释、道）并存，但实际上存在五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长期影响着中国文化。
基督教在唐代的时候叫做景教，现在还有“景教流行碑”，这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伊斯兰教至少在元代以来，就成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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