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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这种经济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比较与分析，对当前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生背景的比较与分析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这些背景具有一定的共性；
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角度看，这些背景又具有各自的个性。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以下这几个方面的背景特别值得注意：
（一）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与干扰
1.私有化浪潮的发源地——西方国家。
自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曾先后交替发生过数次“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浪潮。
在这两种相互交替发生的浪潮中，真正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息息相关并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只能是“私有化”浪潮。
这是因为任何一次“私有化”浪潮的目标所指理所当然的是国有经济，作为国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其产权的私有化必然会成为“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及其负面效应与“私有化”浪潮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与西方国家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私有化”浪潮相比，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创出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记录。
这次“私有化”浪潮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而且触及到了国有经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不仅迅速越出了西方国家的边界而席卷全球，而且影响力持久至今。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国际大背景。
在西方国家中“私有化”是一个外延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一般泛指为提高国民经济市场自由化程度而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私有化，即通过出售、清算、兼并等方式，将国有企业的产权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私人；
二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私有化，即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交由私人使用；
三是国民经济运行方式的私有化，即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放松管制和强化市场竞争，来提高市场的自由化程度；
四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私有化，即通过政府服务职能和宏观政策的调整，鼓励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以适应和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化进程，等等。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私有化”的含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国有产权的私有化，其内容要宽泛和丰富得多。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次私有化浪潮中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主要是围绕着上述“私有化”含义的后三部分进行的，真正集中围绕国有企业所有权私有化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推进“私有化”浪潮的西方国家，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加之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中本来数量就不多，比重就不大，因此，私有化浪潮对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私有化浪潮的重灾区——俄罗斯东欧诸国。
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俄罗斯东欧诸国却在泛滥于全球的私有化浪潮中深受其害。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借助于拉美国家普遍发生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强行向拉美国家输出私有化浪潮。
在西方国家的强制干预下，拉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大部分被私有化了，如阿根廷几乎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
90年代初，西方国家总结了在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浪潮的“成功”经验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
这一共识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内的十大政策工具，用于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推销。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将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私有化浪潮范式化、统一化了，由此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俄罗斯东欧诸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向其输出了“华盛顿共识”。
这些国家纷纷接受并实施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的，由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和制定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的实施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化浪潮。
经过这一浪潮，国有企业数量急剧减少，国有经济比重迅猛下降。
如俄罗斯截至2002年1月1日，共有13万家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占私有化之前全部国有企业总数的66％，国有成分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10.7％，而私人成分从1.2％上升到75.8％。
由此，美国和欧盟于2002年夏、秋分别承认了该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国际组织也认可俄罗斯为完成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①。
联系这些国家在私有化浪潮袭击之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国有经济的绝大比重，私有化浪潮对这些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所造成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3.私有化浪潮的波及者——中国。
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一样，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任，同样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西方国家出于全球化战略的考虑，必然不会放过向中国输出“华盛顿共识”，借此在我国掀起私有化浪潮的机会。
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造也不可能不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国际背景。
中国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时正值私有化浪潮在全球到处肆虐，俄罗斯东欧诸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因此，在我国国内理论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偏激言论，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私有化倾向，但是，这些始终未能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主流，始终未能改变这一改造的大方向。
（二）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与特殊性
1.经济转型——俄罗斯东欧诸国及我国共同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经济转型从最一般的含义上来讲，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
西方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它们根本不存在经济转型的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如俄罗斯东欧诸国以及我国。
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因为，计划经济国家长期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配置资源，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巨大浪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而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经济实践却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因此，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经过反思，不约而同地纷纷开始了对经济转型的探索。
这种探索由于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因而必然会成为这些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产生的又一个重要背景。
2.激进的经济转型——俄罗斯东欧诸国的选择。
众所周知，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东欧诸国的经济转型，大部分采取的是“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
这些国家曾先后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制定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一个试图在较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经济转型所有问题的改革方案。
它主张用一次性全部放开价格来形成市场机制；
用强制手段限期完成国有产权的私有化来塑造市场主体；
用紧缩银根和财政的方式来促使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按照这一方案的设计者萨克斯的说法，实施这一方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长痛不如短痛。
但是，在一个长期实行与公有制相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市场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的，与此相关的诸多经济社会领域的其他配套改革和法律法规的建设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急于求成的行为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渐进的经济转型——中国的特点。
与俄罗斯东欧诸国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一直采取谨慎的试探性的改革，即所谓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进行的。
这种先易后难、分阶段逐步实施的改革虽然比较稳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越到改革的后期，积累的矛盾越多，深层次的问题越难以解决，越容易引发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大完成经济转型的难度。
（三）社会基本制度性质的不同与剧变
1.两类社会基本制度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西方国家与中国。
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其作用、实质和目的就有根本性的区别。
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和国家垄断资本总体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由国家垄断资本经营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属于私有制的范畴，是私有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
当这种实现形式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时，国家就会将其私有化，直接交给资本家经营，这实际上是私有制具体实现形式之间的一种转换。
这就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作用、实质和目的。
而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国家资本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服务的，由国家资本经营的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
当这种实现形式不利于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时，就要对其进行改革。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就是对公有制具体实现形式的一种新的探索。
这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2.社会基本制度性质发生剧变的国家——俄罗斯东欧诸国。
与西方国家和我国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社会基本制度保持总体稳定不变有所不同的是，俄罗斯东欧诸国的社会基本制度在这一改造前后则发生了剧烈的根本性变化，由此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带来的负面效应格外引人注目。
西方国家和我国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现有的社会基本制度，而俄罗斯东欧诸国却将这一改造当成彻底摧毁现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工具和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俄罗斯把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私有化，而私有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将国有产权私有化，其目的是为了尽快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
被人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公开坦言：
“私有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而且是要在几个突出的年份中完成世界其他国家花了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作。
”②他有意识地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明确提出私有化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认为这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通过私有化使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不可逆转，防止苏联制度的复辟。
前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也认为，改革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为私有化而私有化。
因为摆在首位的是私有化的规模，而不是与提高生产效益的联系”。
③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这种社会基本制度剧变的环境中进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表现形式的比较与分析
（一）惊人的相似与相同
如果我们仅从现象层面上粗略地来看，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表现形式的确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
这些共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一般意义上的共性。
比较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发现其某些表现形式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有，比如失业人数激增；
社会公共福利水平下降；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减弱；
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加剧等等。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发生的变化不无直接的关系。
因为国有企业不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兼具扩大就业、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等等一系列特殊的作用与功能，因此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的股份制改造损害或降低了这些功能，影响了其作用的正常发挥，必然就会导致与这些功能降低或丧失有关的负面效应的发生。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践来看，这一改造对国有企业特殊功能和作用的损害或降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一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国所具有的共性就不难理解了。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产生由于主要来自这一原因，因而它的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在世界各国中就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性。
2.经济转型意义上的共性。
除了以上一般意义上的共性之外，经济转型国家之间还具有与其他类型国家不同的共性。
这些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往往会共同出现一些诸如宏观经济剧烈波动、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来势凶猛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凸现与加剧等等负面效应。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经济转型本身具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任何经济转型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最基本最困难的重要任务，即市场经济主体的再造工作，而这一任务的完成主要又依赖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众所周知，在这些国家中国有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国家宏观经济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又是左右国家财政和金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基于经济转型而对其进行的根本性改造，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国有企业特殊功能降低或丧失有关的负面效应的发生；
另一方面必然还会带来一系列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的负面效应。
这正是经济转型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出现的负面效应不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共性，而且还具有特殊意义上的共性的主要原因。
（二）存在的差异与不同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其表现形式在不同条件下能够保持完全一致，对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来说同样如此。
即使从现象层面上来看，只要稍微仔细地比较和观察一下世界各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那么就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它们之间仍旧存在着许多差异与不同。
1.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后者所发生的一些负面效应，前者并未发生或并不典型。
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国家中由于具体国情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种种差异，这一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也存在诸多不同点，甚至较大的差异性。
比如同是西方国家的美国，由于国有企业在该国的数量和规模本身就比较小，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更加少，因而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几乎在社会层面上难以看到。
再比如我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虽然都属于经济转型国家，但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表现形式就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这一改造中我国并未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相反却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也未发生国民经济受控于西方资本的情况等等。
2.波及范围差异较大。
在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中除英国之外，大部分国家都未采取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加之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中的数量和规模较小的原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在西方国家中波及的范围要小得多。
即使在英国经过私有化运动的15年之后，政府出售的国有总资产也只有450亿英镑，仅占政府手中尚有的2500亿英镑国有资产的1/5。
④反之，在经济转型国家中国有企业基于转型的需要，大部分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加之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中的数量、规模以及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必然会使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波及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我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由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未完全采取国有产权私有化的方式进行，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因此便大大限制了其负面效应波及的范围。
3.持续时间长短不一。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而且随着这一改造的顺利完成，在一系列缓冲、化解机制和相关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快便减弱或消失了。
但是，经济转型国家由于改造任务的艰巨而庞杂，特别像俄罗斯和我国这样一些大国，面临的问题更多，改造的任务更为繁重，因而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改造任务，必然会使随之产生的负面效应持续时间较长。
不仅如此，由于经济转型国家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原因，一些已经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但不会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完成而逐渐减弱或消失，反而有可能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结合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发展或激化，如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问题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4.发生强度对比鲜明。
在西方国家中由于只有英国这个国家对本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集中实施了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因而由这一改造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在西方国家中以英国的强度为最大。
但是与经济转型国家相比，尤其与俄罗斯东欧诸国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同样的负面效应在这些国家中强度要大得多。
仅从国有资产流失来看，西方国家就与这些国家无法相提并论。
从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来看更是如此，这些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迅速形成并造就了这样一种社会阶层分化趋势，足以说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强度有多么大。
5.危害程度反差强烈。
从全局与综合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总体上是小于正面效应的，即便是英国这个负面效应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经济转型国家来说，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俄罗斯东欧诸国与我国相比，负面效应的危害程度显然要比我们大得多。
这些负面效应不仅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其带来了沉重的政治灾难，甚至导致了一系列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人口大量存在、经济犯罪率大幅上升、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装冲突不断加剧等等。
虽然这些负面效应对我国的危害程度没有这么大，但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的问题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
如果不加以重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和治理，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会步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后尘，深受这一负面效应之害。
三、主要特点的比较与分析
（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1.发生的范围有限。
如上所述，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本来数量就不多规模也不大，而在整个私有化浪潮中，除英国等极少数国家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主要方式进行私有化之外，大部分国家在这方面改造的力度和规模并不大，因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在整个私有化浪潮中所占比重就比较小，由此而引发的负面效应相应地就主要局限于个别国家或从事这一改造国家的个别经济领域，相对于整个西方国家和社会而言，其发生的范围就更有限了。
2.作用的强度有限。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具有比较完备的应对社会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发生的范围内，这一机制理所当然地会启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缓冲和化解有关矛盾来减轻负面效应作用的强度。
比如西方国家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失业职工的生活压力；
国家宏观调控的其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有资本退出所造成的某种失控；
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及时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和减少负面效应的发生等等。
3.引发的破坏力有限。
这里所说的破坏力应从全局意义上来理解，局部意义上的破坏力，其有限性已经完全可以从上述两个特点中得到证明。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应该承认，整个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其正面效应基本上是大于负面效应的。
这可以从改造后国家整体所取得的效益方面反映出来。
英国是这方面的典型：
上世纪70年代该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速度位居西方七个工业大国（美、日、德、法、意、加拿大和英国）最末，而从1980年到1988年即私有化之后，其增长速度已跃居七国之首。
⑤改造的利大于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抵消负面效应所造成的破坏力，制约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力度。
4.警示的作用有限。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颇具特色的负面效应，并不具备示范性，更不具备警示性，因为它的产生取决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并不完全或根本就不具备的因素。
比如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
灵活而有效的市场机制；
先进而发达的资本市场；
众多而活跃的民营企业；
安全而稳定的社会保障；
严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
有力而高效的政府调控等等。
特别是举世公认的庞大而雄厚的社会财富和物质基础更是其他非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改造的负面效应才不那么引人注目，才显现出上述明显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点。
非西方国家如果忽视这一点，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负面效应不过如此，那就会误入歧途，其后果不仅祸国，而且还会殃民。
（二）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的特点
我国与俄罗斯东欧诸国同为经济转型国家，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为了重塑市场经济主体，必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改造。
在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作用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不同：
1.发生的范围广。
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且数量众多覆盖面广，加之对国有企业的改造主要采取的方式是股份制，因而这一改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然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发生。
不仅如此，它的广泛性更表现为，这种情况在经济转型国家普遍发生而无一幸免。
2.作用的强度较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转型国家在应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负面效应方面明显缺乏有效性。
因为，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无序化程度比较高，发育中的市场经济难以提供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有效应对社会危机与突发事件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因而不可能及时有效地缓冲和化解这一负面效应，导致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某种失控状态，这无疑会大大提高这一负面效应发生作用的强度。
3.引发的破坏力较强。
从全局意义上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对计划经济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使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生产秩序遭到伤筋动骨式的彻底破坏，因而必然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无序化后果。
同时，这一大规模大面积高强度发生的负面效应，一旦作为一种集合力量共同集中作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其形成和引发的破坏力可想而知。
这种破坏力的严重程度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经济转型国家纷纷发生的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中略见一斑。
4.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经济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由于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因而不可能具备顺利从事这一改造所需要的规范而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与条件，加之各项配套改革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如果不能及时跟进，政府对这一改造的管理与监督不能有效和及时到位，那么就极易导致这一改造的非规范化和无序化，急剧放大和强化这一改造本已存在的负面效应。
如果这一负面效应的作用和强度大大超过经济转型国家本来就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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