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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资先行。
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
“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
[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
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
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
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
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
“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
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
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
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
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
具体办法是：
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
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
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
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
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
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
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
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
还本之法模仿干路。
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
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
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
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
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
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
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
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
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
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
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
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
“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
”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
（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
（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
（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
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
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
”国之殖财，常资三物：
地也，人也，母本也。
三者亡一则不行。
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
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
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
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
”[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
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
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
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
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
“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
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
”[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
“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
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
”[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
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
解决办法有两条：
（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
（2）取消治外法权：
“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
”[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
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
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
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
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
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
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
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
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
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
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
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
1908年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
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
“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
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
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
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
与其拖延，不如行动：
“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
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
”[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二、停铸铜元，整顿币制
1900年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
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
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06年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
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
一是银价下跌；
二是银元流通。
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
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
（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
”
（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
“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
”[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一）时代背景
1.国际市场银贱铜贵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
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
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
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
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2.国内出现钱荒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
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98年至1899年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
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二）存在问题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
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
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
“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
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
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
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
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
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
”[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
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
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
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
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
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
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
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
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
于是严复感慨道：
“呜呼！
国有圜法，以便民也。
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
”[6]（P182-183）
（三）社会弊病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1.铜元驱逐银元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
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
”[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
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
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
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
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
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
2.铜元贬值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
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
“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
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
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
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
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
“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
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
”[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
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3.百物腾贵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
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
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
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
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
“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
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
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
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
”[6]（P185）
4.州县官为难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
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
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
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
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
”[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
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
“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5.私铸铜元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
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
虽有重法，又将何施？
（四）挽救之术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
严复主张双管齐下：
一方面停铸铜元；
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
“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
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
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
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
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
“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
”[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
他指出：
“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
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三、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
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
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
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
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
斯密的经济理论。
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
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
1905年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
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
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
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
第一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严复.路矿议[A].严复集：
[3]严复.为张燕谋草奏[A].严复集：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
第二册[M].北京：
[5]严复.《原富》按语[A].严复集：
第四册[M].北京：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去下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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