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清华大学的演讲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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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个料，
所以才有了新的今天啊！
人啊，一方面，努力会使你进
步，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你的天分。
后来我发现我的天分是做培训。
有时候，你喜欢的并不是
你这辈子就能做成功的。
比如说，我到今天还是很喜欢文学，
但是我只把它当做我的业余爱
好，不能靠它谋生，如果我靠它谋生的话，现在可能就饿死了。
不管你是想创业，领导一个企业干，还是未来想成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想要在任何一个事业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如果没有天分，那么这些东西就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的韧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恒的精神。
在我经过一些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持之以恒比天分还要重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也有坚持了最终失败的。
爱情与婚姻
男人没有女人活不下去。
当然，女人没男人也活不下去。
我发现女人的温柔与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说成长，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男人越成长，女人对你越温柔。
我老婆现在对我很温柔。
所以当你找到一个老婆对你很凶悍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凶悍还是你自己没出息。
我们经历了起起伏伏的阶段，我刚开始在北大当老师，她是大三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她算学妹，不是我的学生。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在某些规矩上，美国比中国更加明确。
比如说教授是不允许找自己教的学生的，他怕你写论文作弊啊或者给一个高分数之类的。
但是，我
认识的几个大学老师就找自己的学生结婚了，中国好像要更人性化一点。
我当时处在到了
25岁还没有女朋友的焦虑状态，因为我肯定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这不用说了啊，满北大追
着女孩子跑。
我老婆呢，后来是被我盯上了。
我就在路上看，她长得还是比较漂亮的——毕
竟你自己要看着顺眼嘛。
最后我就跟了三个月，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谈了话。
又过了几个月，
她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了我了。
在大学的时候对我还挺温柔的，我好像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婚姻是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结婚以前，爱情都是有点那种不真实的感觉的，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有一句话说得好，“婚
姻是爱情的坟墓”，绝对是的。
但是你还不能不结婚，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爱情没有坟墓的话，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不对？
钱对于爱情和婚姻来说，也许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
我做过一个调研，有钱人的离婚率比没钱人的高。
没钱的话，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够产生比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钱以后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结婚以后，因为不成功，也没钱，而且联系出国四年都没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结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时间，我就是出不了国。
我老婆觉得找了个挺没有出息的男的，就开始变得凶悍的了，说话老有一些威胁性的元素在里面——再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和你怎么怎么样！
每次都把我吓到半死不活。
当时我老婆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
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努力。
第二个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使危机感更加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
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
我们两个都是
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
两块钱一斤或一条什么的，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
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
当时我老
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在北大，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
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
记得有一次回来以后，她发现鱼汤是用活
鱼做的，就很开心。
那天晚上好像就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
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后来一直做培训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从北大出来了，先在别的培训机构呆了两年，到
了1993年的时候办了新。
当时办新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个规模，当时想的只有一个目的，那
就是赚够自己自费的留学经费，再到国外去读书，大概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左右。
两万五千美
元在当时也挺厉害的了，接近二十万人民币了，所以我觉得要干个两三年。
等到真开了新以后，学生就越来越多。
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舍不得走了，就
决定倒过来做。
我决定留在中国，把新做大，觉得挺孤单的，就去美国走了一趟，把我觉得有才华的北班同学请了回来。
家人与哥们儿
我的创业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新的家族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新的合伙制阶段。
新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个人和家族阶段、合伙制阶段、股份制改造阶段以及国际上市阶段。
现在新是第四阶段，因为已经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个阶段，刚开始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在干。
从北大出来了没事干，我就早上去贴广告，
下午坐在那儿等学生来，晚上到别的培训机构去上课。
后来慢慢学生就多起来了，我发现忙不过来，也没钱请别人来帮忙，就跟我老婆说，你看我们现在自己办学校好像没有问题，你
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辛苦，每天要骑自行车去上班，挺远的，你就干脆不做了，看你人长得
又不算太难看，往前台一坐，说不定能多招几个学生呢，是吧？
后来我老婆就真的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1992年辞的，和我一起干到了1996年。
她管行政、后勤、招生，我管上课和教师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还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来工作了，虽然他们都很能干，但这已经很明显带有家族倾向了。
至于我妈，她倒是没有参加过新的具体工作，她是觉得儿子在新能养活她了，就给我做饭来了。
她这一来带来两个大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家就一间房子，我老妈和我们睡一间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没有空间在一
起，这是个大问题。
大家知道，其实中国的婆媳关系是很麻烦的，我老妈个性比较强，我老
婆个性也蛮强的，两个个性强的女人在一起——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所以总是有一
种疙疙瘩瘩的感觉在里面。
第二，我老妈以前是农村妇女队长，特别喜欢干活，一看新地脏
了没人扫，她就要扫地。
我想老太太要扫就扫吧，可是她扫着扫着就领着新的人在干活了。
老太太能很自动地就变成领导人——说实话，我身上有一点点我老妈的特点，能够通过努力地干活使自己变成一帮人的领导。
老太太是我妈嘛，有时候会干预新的一些事务，后来新部因为我老妈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
但是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么大矛盾，因为那时候新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干。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我1995年年底去美国到
96年初我那帮哥们儿从国外回来，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放弃了重要的职务回来的。
比如说王
强，在贝尔的实验室工作工资接近8万美金，跟我喝了两天两夜啤酒就糊里糊涂跟我回来了。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不认为我很能忽悠。
我在大学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参加学生干部活动，也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而且学习成绩也挺差的。
其实我给全班同学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个特老实的人，也是个挺没出息的人。
其实这种印象留下来以后呢，给我
后来到外国去找他们，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后果：
第一，他们突然认识到，我们班当时最没出
息的那个人，没有出成国，在中国赚的钱竟然比他们还要多！
他们是这样想的：
像俞敏洪这
样的人在中国都能赚到钱，那我们回去还不发啦？
第二个好处，
就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挺老实
的人，如果我说回去能做成功，
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种空口说白话、
随便瞎忽悠的人，
因为我在大学里没有给他们留下这个印象——他们没有想到跟他们分离十年我已经彻底改
变了，哈哈，从一个不会忽悠的已经变成了顶级忽悠专家了！
当时他们没有明白，等回来以
后发现自己上当了。
他们问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违章建筑里。
他们说他们的汽
车在哪里？
我说总共就一辆天津大发。
最后一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叮当当就开始上班了。
当时我跟他们说发工资是没戏的，
但是我们新还有好多没有开发的项目，
当时只开发了一个
托福项目，还有像国考试、GRE项目、翻译等等。
我就给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后来
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知道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留下来。
我要给他们开工资
肯定是不行的，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说：
“既然咱们是哥们，原来也没有什么上下级关系，现在新虽然表面上是我的，现在你们一块儿来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业务划成版块，执行的‘包产到户’政策。
”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就是给你一块地，你爱种不种，但是农
民都会种的，因为不种终究没有粮食吃了。
所以呢，农民就包产到户，一直到今天种粮食还种得挺热闹。
当时新没有股份化，我们也没有想过要长期一直干下去——只是希望通过新的平台让大家一
起富起来，因为他们当时回来也还很穷，当然也是为了大家一种模糊的事业感。
这样，我们
就开始一起演讲，一起策划新。
大家一起干完以后，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国家税收付完了，该拿的钱全部拿走。
我跟他们说了，我一分钱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
碗喝酒，大盘吃肉，然后再一起把新做好做大，以后我们回顾这一段人生的时候，确实感到
痛快就可以了。
其实从1996年开始，直到2000年，新急速发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一种做事情的豪气和大方在里面。
到了后来，大家知道，包产到户嘛，小农经济，这个结构等到大发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出问题。
实际上，结构和你发展的现状必须是配合的。
如果说你的发展还没有到达一个点上，你就开始想把最好的组织结构放进去，这就把你的发展机会给扼杀了。
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没有组织结构来进行提升，也就死定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
新其实还很小，总收入一年才有几百万，我要是给他们股份让他们弄的话可能早就散架了——因为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职位都会正规化，然后谁拿多少工资，谁拿多少奖金，谁来干什么都是一定的，当时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不能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当时的目标也没有像现在
这样复杂，当时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
既然不出国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他们回来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赚点钱，而且一帮哥们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学的友谊，隔了快十年了又聚
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做得挺开心。
这个结构的好处就是新急剧发展，总共五六年的
时间就从年收入几百万一下子冲到了几千万，这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的了。
害处就是后来引起了新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这些大学朋友回来之后，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给我带来了原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他
们进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赶我的家族成员。
这个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想：
这帮兔
崽子，怎么一来就要把我家里人赶走呢？
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
为什么呢？
如果我和他们
吵架——不管是因为业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说话说到多么凶，
都是哥们儿，不会最后出问题的。
但是我老婆在边儿上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她认为很平常的
话，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侮辱。
我是习惯被侮辱了，我老婆说话是不是侮辱了我，
我根本就听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行。
如果新想要做长久的话，
不能有女人干政。
但是我又怕
我老婆，怎么能让她走呢？
后来我就和我老婆说，
你看咱们新未来要做大吧？
她说是啊，
这
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我就说，你看咱俩现在的能力，做大新有点力不从心。
她说，倒也是。
我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先出去读书吧，提高能力。
我老婆就说，那你先出去吧！
我说不行
啊，我先出去了，这一帮兔崽子心怀叵测在你身边你哪受得了啊，
不如放我先对付
他们一阵子，你先出去读书吧！
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么被我忽悠的，
1997年底就真的跑到
国外去读书了。
她出去读了两年书，
我们这边也差不多改造完了。
她回来后说，我还能不能
去新工作？
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结构，
你回来好像不大合适，
你先在国外工作两年，
学学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本领吧。
我老婆说，那就再呆两年吧。
然后过了两年，我说，咱们会再要
第二个孩子吧？
她说，是啊。
我说，
那我们生完第二个孩子再回去吧。
所以我老婆就给我们
生了个儿子。
对付我老妈，我发现麻烦要大得多。
我老妈当时在新做一些后勤工作了，
她老人家平时说话
就更没有顾忌了——我妈经常说“老娘是新的妈”
，哈哈最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
的家族成员在新工作，新的其他一些管理者，当然不是我从国外回来的那些同学，
而是土生
土长的管理者，他们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弄进来了。
我觉得不对头，因为这样就形成了新一
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版块儿。
我想让他们这些家族成员走，
但是我开不了口，为什么呢？
因
为我想这个不公平啊，尽管说新是我创的，我可以说你的家族成员不能呆，
但是我觉得这样
不是做事的方式。
我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不纠正的话，
新就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
最后你想整
顿会很难。
但是要整顿就得从我做起，
也就是说先把我的家族成员全部请走，
于是我在朋友
的支持下下了一个命令：
在新只要家族相关的成员就不能呆。
后来是执行了，先由我来做，
这一段历史比我做新任何一段都要艰难，
原因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姐夫在新的书店当经理以
外，其他基本都是扫地的。
就是说，好不容易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话语权，还不
能在这儿干。
你想我是农村来的，农村有一大堆的村民，他们就会传：
俞敏洪这个人好狠心
啊，人家好不容易能够混口饭吃了，最后你又把人家赶回去，这让人家没法活了！
还有，我
老妈也必须被清除掉，因为我老妈在新什么都插手，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员。
而我从小就是那
种我老妈一说话就“扑通”一声跪下去的人，让我清除老妈比让我登上月亮还要难——一看
到我老妈不高兴我就会发抖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农村的这种教育方式，孝顺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老妈也比较有个性。
后来下了狠心了：
清不动也得清啊！
清完的结果是我老妈半年不允许我回家吃饭。
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如果坚定并且坚持了，最后还是会有结果的。
我可以在我老妈面前跪下去，就是亲戚朋友坚决不能再进来。
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事情做完了，新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动真格的了！
结果，新下了一条行政命令：
任何人，只要是在管理层面上的，直系亲属就不允许在新工作，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连亲属带管理者本人当天开除。
后来新还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把自己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他的亲戚朋友，后来被新查出来当天就开除了。
这一关当时我没过的话，绝对不会有新的今天了，绝对不可能上市的。
新发展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随着新的发展，
原来的那种合伙制行不通了，
需要发展新的组
织结构。
我当时和那帮哥们儿的股份还没说清呢。
而这一关呢，他们的眼光有一点超前，我
的眼光有一点滞后，所以新有句话：
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干！
包括今天，我原来的那帮
哥们儿已经不在新的管理层了，
现在新的高级管理层有九个人，
六个是海外留学回来的，有
两个是纯粹的外国人，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出国读过书。
所以新一直延续着一只土鳖带着一群
海龟在这干的传统。
从
2000年开始，新的结构出现大问题，整个过程我就不再详细说了，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股份没说清楚。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到了这个时
候，才能开始说清楚。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每个人管的那一块都做得很好，
但是后
来新新的业务版块出现了，而且这些版块大家料定了能够做大。
那么这些版块给谁做呢？
就
没有办法了。
说给俞敏洪做，他们可能会说新整个品牌是我们一起创起来的，
为什么这个版
块给你做呢？
给王强做，
也会说那凭什么给你呢？
说给小平，
那也不行啊但总
得有一个办法吧，大家就说，旧的先不动，新的版块我们股份制吧。
所以新就出现了很多股
份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说用不同的股份搞图书，
搞电脑培训最后利益就相互扭着了，
而且每个人还有一块自留地在那儿拼命地干，
最后整个结构就不对了，
大家也很迷茫，很痛
苦，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俞敏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才导致我们今天这样的结果。
为我们不懂，就请外面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
把所有的东西统统都合
到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公司，最后你们就变成一个大型机构了。
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
把我们之前个人的东西再合起来，
一些小股份公司再重组股份，
全部揉在一起。
怎么揉呢？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谁占多少股份的问题。
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两天，
有了一个结果：
新的
原始股东，就是新参与创业的十一个人。
然后十一个人就分配，当时咨询的人说，
俞敏洪你
自己至少占55%，否则这帮小股东每天跟你不开心，他们手里有超过
50%，一生气就把你推
翻掉了！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管新需要用我的股份控制权来管的话，
我就不要新了，
我要把新做大，一定是通过我的个人影响力和大家对我认可的地位。
这个我是有自信的，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没自信，
是后来在北大当六年老师的时候开始产
生了自信。
其实本来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老师，
但是当了两年以后发现自己还是挺受学生欢
迎的，学生的眼神给了我自信。
办新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没有自信的，
因为一开始我自己一
个人糊弄嘛，也不需要一个人参加。
结果到后来我那帮哥们回来的时候，
新已经办得挺好的
了，我就对做事情又产生了自信。
但是这个自信在那帮哥们回来以后就彻底被打掉了，因为
我做任何事情他们都骂我，他们要实在没理由骂我就说我是个农民（笑声）这也是我没
有办法的，毕竟他们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而我连国外的影子都没看见过，除了去了一趟美
国把他们请回来以外。
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些喝了洋墨水回来的人会害怕，总觉得他们肚子里
装的东西都比自己要厉害、要新颖。
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人的智慧和经验是分在两方面的，
一个是实践智慧，一个是理论智慧。
我是实践智慧多于理论智慧，我的理论智慧可以从其他
人身上吸取，因为我有一种勇于接受别人批评的态度。
成立了股份公司，股份是分完了，
分完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
既然成立了公司而且公司要发
展，当时我们也已经有咨询公司了，
如果我们好好做，新说不定以后会上市——尽管我们根
本不知道上市是怎么回事，但都知道上市就发了。
一鼓动，大家就说好啊，就股份制了！
分
了以后，公司如果要发展，就需要有利润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前面新的结构是什么？
包产
到户，把所有的费用成本都弄完了以后，
利润全部拿走。
现在要有利润，就意味着现在不能
拿走钱了。
这就出现一个情况：
突然发现个人没收入了——原来我干了一年以后能拿三十万
五十万，怎么现在我干了一年才能拿十万了？
股份制不是发财的嘛，
怎么钱越来越少了？
是一。
第二，大家发现，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说话算数，现在不行了，为什么？
有公司
结构了。
还有，原来我们这帮人是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他们一直感觉俞敏洪是他们的下属，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班长、
团支书甚至老师，怎么公司一结构化就变成董事长
了呢？
而且还兼总裁。
当然了，这还好说，因为不管你怎么没出息都是新的创始人——他们
说，你是新的father
，我们是新的uncle。
但还是出问题了，知识分子嘛，都要面子，原来
是不分类的，现在就要有副总裁、常务副总裁和一般副总裁了，
有第一副总裁还有第二副总
裁完了之后，工资也有区别，总裁的工资总比副总裁高吧。
新很有意思，本来大家都是
骑自行车叮叮当当上班，都还挺高兴的，为什么呢？
骑自行车就是为自己干嘛。
新变股份公
司的第二天，就进了
11辆小轿车，一人一辆。
有了车以后大家反而不干活了，因为不知道
去哪儿干活，干了也不知道钱到谁的口袋里去。
大家虽然股份都占到了，但是股份不等于钱
啊，就觉得不行。
后来想来想去觉得不对：
虽然我们现在改造了，但好像上俞敏洪的当了，
俞敏洪表面上在推动改革，实际上用股份把我们架空，然后把钱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
实际上，我们是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突然间就结构化了。
那个时侯新有控制，但是不是像现
在这么现代化。
也有人管着财务，但是那个财务人员是当时我招进来的。
他们说，这个不行，
谁知道背后俞敏洪得拿走多少钱，
要求换财务人员，就换了。
他们后来又觉得俞敏洪当总裁
对新的发展起不到推动作用，因为观点确实太落后了，
就说咱们让俞敏洪下来吧。
开董事会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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