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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着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

“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是鲜明的。

此乃教育价值的转折。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

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崩溃而转向封建制,经济、政治的大变化,也变化在教育上。

为旧经济旧政治服务的受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的教育走向没落.春秋战国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完全被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

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

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

而学术和教育活动又是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的基础,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

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尤其是《学记》,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的孟子、荀子,各有学术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

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私学兴起,养士盛行。

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构成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页。

教育价值呈现多维度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前551年—前429年)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对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认识情感,意志和个性等方面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

1.认知方面,他重视探讨思想的启发,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意思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

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

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那就不再教他了。

还提出“叩其两端而竭焉”的启发方法,认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问,激发思考。

2.情感方面,孔子提倡好学、乐学的情景,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认为对于学习,了解怎么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

爱好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乐的人。

比喻学习知识或本领,知道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接受得快,爱好它的人不如以此为乐的人接受得快。

还强调立志,教导学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对学生的性格、才能、志趣都有深刻的了解,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如他的《论语先进》中所说的“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与平民天赋高贵,优越的思想。

从“习相近”的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排除消极因素的影响。

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主张“里仁为美”;

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主张“就有道而正焉”。

孔丘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提出引导学生自己思索,自己得出结论的“助产术“早几十年。

他认为,不论学习知识火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迎春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倡启发式教育。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推动着教育不断的发生变化,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教育逐渐分化出来,出现了学校的萌芽。

原始时期的教育主要以生产劳动为主,军事教育成为基本内容;

氏族生产里孝成为道德教育的新内容重视对有经验者和老者的尊重;

强调礼乐之教。

逐渐的文字的产生提出了新的教育需要,古史有虞氏之学为“庠”的传统,庠这种机构最早是作为养老的场所,渐渐地便兼有教育活动的性质,而教育的任务重点也趋向于德教。

特点是:

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

以生活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

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

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

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段分工,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

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国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是六艺教育,“六艺”及时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

它既强调道德教育,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了一种教育系统

由孔丘创立的儒家教育,至战国发展出注重内发的孟轲学说和注重外铄的荀况学说。

孟荀二人分别以仁义和立法为重,并表现出注重深造自得和注重文献经传的差异。

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

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各抒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

肯定教育。

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荀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养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

墨家私学传授生产和科学知识。

内容有农业和手工生产知识,军事器械制造和实用知识与技能,自然科学知识。

提倡主动的学习方法,“虽不叩必鸣”,赢主动地,积极地“上说下教”向人们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创造精神、实践精神“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

“言必行,行必果”—《墨子兼爱下》。

“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量力而行,,要求对学生“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指的就是用深一点的知识去教育程度较深的人,用浅点的知识去教育程度较浅的人,用使其增长的办法对待人的长处,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自尊之处。

量力方法的提出表现出墨翟对教学规律的把握。

孟子“深造自得”深入的学习和钻研,必须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主张学习中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盈科而进”强调了学习和教育过程的循序渐进,还通过“揠苗助长”的寓言告诫人们:

必须懂得教学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人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教育过程的视线。

道家“涤除玄览”、“虚而待物”、“心斋”庄周要求在学习中能够抛弃人和主管成见,“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认为教育教学的原则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预防性原则、及时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学习观摩原则、长善救失原则、启发诱导原则。

三、秦汉的教育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已延续了4000多年。

在整个古代,文化教育可以说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之本,更是中国的一贯传统。

秦代推崇法家学说,以暴力和苛政统一思想,焚书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迅速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王朝覆灭。

汉初去秦苛政,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虽有效地恢复了经济和民间学术文化,但不利于建立强有力的****统治。

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行选士,确立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此后延续两千余年的文教政策。

汉初的文教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朝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中的太学、鸿都门学、官邸学以及文翁兴学和地方官学的发展。

私学的书馆,经馆,董仲舒《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论人性与教育作用,道德教育思想。

董仲舒重视教学,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性,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习者应该尽主观努力,才能学有成就。

四、魏晋南北朝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

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

由于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代“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

这一时期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了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

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简而言之,是一种由“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朝廷按品授官的选士制度。

但是自魏末晋初,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中正总揽了大权,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

原本由德才和家世诸因素共同决定品第的九品中正制,演变成以家世为品评士人惟一标准的贵族化制度,、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也不屑学习。

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

这是九品中正制的消极作用。

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

寒门士子强烈要求参政,九品中正制受到猛烈抨击,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日益受到士人的欢迎。

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地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魏晋南北朝时期: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傅玄《傅子》

五、隋唐的教育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

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

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

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

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隋文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

至公元606年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

唐承隋制,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

无客观标准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

科举制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不拘门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

而且通过严格的考试,实行优胜劣汰。

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这毕竟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向中小地主打开了入仕的门路,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的中小地主,大大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了统治基础;

为封建国家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提高了吏治水平,为封建国家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调动了全社会研习儒家经典的积极性,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思想的统一。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中小地主的学习积极性和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兴学设教的热情。

各类学校蓬勃发展起来。

科举制犹如一根具有神奇力量的指挥棒,使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

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是为了科举。

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子“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所选其人,亦非其才。

因此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完全一致,这样就使教育成了科举的预备活动,附庸于科举。

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与日本等国互派留学生等注重教育交流。

韩愈反对佛老思想,主张复兴儒学。

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应该勤学、多博、善思。

如此在一大批儒学大家的带领下书院这种行驶在唐朝开始了萌芽。

宋辽金元时期程朱理学盛行。

这样书院便更加繁盛,当时著名的有六大学院: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

蒙学作为一门启发教导幼儿的学科开启了新的教学历程,启蒙的学塾,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或小学。

1.他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

重视用《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

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

明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王学”开始盛行,“知行合一”。

清朝的黄宗羲“力学致知”,学贵适用,学贵独创。

王夫之,因人而进,施之有序,血丝“相资以为功”。

颜元,“真学,实学。

习行教学法,教学中联系实际。

中国近代在洋务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教育体系也发生了新的革命性变化,一些由开明思想的官员和教育家开始向西方学习,主张经学致用,也出现了“教会学校”留学生一时间兴起,张之洞的理论著述《劝学篇》

维新运动到清末

民国蔡元培

五四以后

参考文献:

1.《教育心理学》付建中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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