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货币政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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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0年代起，由于普遍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稳定的分量又加重了。
但针对新的情况，提法有些变化，如把稳定解释为将物价上涨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之内。
到了5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理论广泛流行，许多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把3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
从6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的出现，使维持固定汇率发生困难。
伴随着随后发生的两次美元危机，一些国家又将4平衡国际收支作为一项货币政策目标。
如果说，存在着得到较广泛承认的几项货币政策目标，那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三、货币政策诸目标的统一与冲突
货币政策各项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是正相关的：
经济增长，就业增加；
经济下滑，则失业增加。
但除此之外，各个目标相互之间都有矛盾。
目标间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充分就业与稳定物价的矛盾上。
澳大利亚籍的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研究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率和工资物价变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
在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置换关系。
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一条曲线，人们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如图13-1。
根据图13-1，如果要减少失业或实现充分就业比如要将失业率控制在相当于4%的水平上，就必然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总需求的增加则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比如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到8%的水平;
如果要降低物价上涨率，比如要将物价稳定在5%，那就要求减少货币供应量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总需求的减少必然使失业率提高，比如可能使失业率达到10%。
因此，要么是失业率低而物价上涨率高（如A点），要么是失业率高而物价上涨率低（如B点）。
可能面临的选择有:
（1）失业率较高的物价稳定;
（2）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充分就业;
（3）在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的两极之间进行权衡或相机抉择。
所以，按照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只有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寻求物价上涨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某一适当的组合点，而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是四大目标之间的另一有待协调之处。
就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而言，经济的增长大多伴随着物价的上涨。
对原因的一种解释也就是上面分析物价上涨与充分就业关系所说明的道理。
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见解是，适度的物价上涨能够刺激投资和产出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又取决于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产出的增加伴随着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价格可能趋于下降或稳定。
这就是说，稳定物价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并不矛盾。
更进一步的见解是，物价稳定也完全能够维持经济增长。
理由是，由于生产率是随时间前进的进程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的提高自然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且也只有物价稳定才能使整个经济正常运转并维持其长期增长的势头。
目标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矛盾上。
经济增长通常会增加对进口商品的需要，同时由于国民收入增加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强，又可能提出对一部分本来用于出口的商品的需求。
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使得出口的增长慢于进口的增长，这就可能导致贸易差额的恶化。
就资本项目来说，要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增加投资，在国内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借助于外资的流入。
外资流入可能使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出现顺差，一定程度上可弥补贸易逆差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但并不一定能使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共存。
处理上述目标之间的冲突，无非是：
（1）侧重于统筹兼顾，力求协调；
（2）侧重于权衡或选择，视经济环境的需要而突出重点。
由于对目标间冲突协调的难度看法不同，各国中央银行也就有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
例如，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货币当局一直认为，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只由一个，即稳定货币；
而美国，在不同时期则出现过货币政策目标有所变换的情形。
四、近年来我国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观点
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所宣布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显然，在“稳定”与“增长”之间，有先后之序，主次之分。
在许多场合，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非正常时期，两者的矛盾往往显得较为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应有什么样的目标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
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单一目标论。
这又可分成两种相当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从稳定物价乃至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出发，强调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
另一种是从货币是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出发，主张用最大限度的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起飞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定物价，即强调经济增长应摆在首位。
2.双重目标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单一的，而应当同时兼顾发展经济和稳定物价的要求。
强调它们两者的关系是：
就稳定货币而言，应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稳定，即在经济发展中求稳定；
就经济增长而言，应是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即在稳定中求发展。
不兼顾，则两者的要求均不能实现。
3.多重目标论。
鉴于货币政策涉及面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快就业和国际收支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因此有人提出:
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包括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和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即目标不应是双重的，而应是多重的。
五、通货膨胀目标制
近年来，一些国家先后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
政策的核心是以确定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或一个目标区间。
如果预测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或目标区，则采取控制性的政策，以把可能高于目标的通货膨胀率压下来，使之落于目标之上;
如果预测的趋向相反，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等等。
通货膨胀目标制较之利用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通过解释实现公众最关切的通货膨胀目标所需的代价和手段，则提高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这样的货币政策目标，
（1）是明确的单一目标主张;
（2）反映着通货膨胀问题的普遍存在;
（3）从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说，反通货膨胀的方针被认为是正确的方针。
这个目标的理论依据是综合的。
承认有一个当前条件所决定的基本通货膨胀率，对应于这个率，可按“规则”控制货币供给；
承认有诸多外在的引发通货膨胀因素，则应采取相机抉择的对策。
而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又会使当局取得公众的信任，从而削弱公众预期对政策的冲抵作用。
这样的政策思路和实践，已得到一些肯定的评价。
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多的几个工业化国家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按照先后顺序，这些国家是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第二节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
在第十章曾经谈到法定准备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货币供给控制的工具。
这些属于传统的、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本节，我们还要谈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一、一般性政策工具的再透视
作为传统的、一般性的政策工具，其特点是经常使用且能对整个经济运行发生影响。
这里在第十章讲述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将存款准备金集中于中央银行，最初始于英国。
但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向中央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则始于1913年美国的联邦储备法。
当时，这个储备法硬性规定了法定准备率，以确保银行体系不因过多的放款而发生清偿危机。
开始，准备率没有伸缩性。
1935年的美国银行立法，开始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对会员银行的存款准备率调升、调降。
法定准备率作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的政策工具，普遍始于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后。
就目前来看，凡是实行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一般都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公开市场业务这类工具的广泛运用等原因，准备金工具的运用开始呈弱化之势。
准备金率普遍极低，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几乎接近于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现象。
一般地说边说，存款期限越短，其货币性越强，规定的准备率就越高。
因此活期存款准备率大多高于定期存款准备率。
也有的国家仅对活期存款规定应缴纳的准备金比率。
50年代以后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大多采用单一的存款准备率制，即对所有存款均按同一比率计提准备金。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于1983年作为中央银行行使职权后，于1984年首次规定了各专业银行缴存准备金的办法。
1984年初规定存款准备金时，企业存款准备率为20%，储蓄存款为40%，农村存款为25%。
1985年将准备率调整为这几项存款和其他存款总额的10%；
1988年9月1日又将准备率提高到13%并在近10年内未作变动。
随着1998年3月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的改革，准备率已从13%下调到8%。
法定存款准备率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政策的最猛烈的工具之一。
其政策效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定准备率由于是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即使准备率调整的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
（2）即使存款准备率维持不变，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体系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3）即使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由于种种原因持有超额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也会产生效果。
如提高准备金比率，实际上就是冻结了一部分超额准备金。
它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由于准备率调整的效果较强烈，不宜作为中央银行日常调控货币供给的工具。
（2）由于同样的原因，它的调整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心理预期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以致使得它有了固定化的倾向。
（3）存款准备金对各类银行和不同种类的存款的影响不一致，因而货币政策实现的效果可能因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而不易把握。
再贴现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再贴现率的调整;
二是规定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资格。
前者主要着眼于短期，即中央银行根据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随时调低或调高再贴现率以影响商业银行借入资金的成本，刺激或抑制资金需求，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
后者着眼于长期，对要再贴现的票据种类和申请机构加以规定，如区别对待，可起抑制或扶持的作用，改变资金流向。
再贴现的政策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
（1）再贴现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有一种告示效应。
如贴现率升高，意味着国家判断市场过热，有紧缩意向；
反之，则意味着有扩张意向。
这对短期市场利率常起导向作用。
（2）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和超额准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决策。
但是，再贴现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缺陷）
（1）不能使中央银行有足够的主动权，甚至市场的变化可能违背其政策意愿。
商业银行是否愿意到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或再贴现多少，决定于商业银行的行为。
如商业银行可通过其他途径筹措资金而不依赖于再贴现，则中央银行就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
（2）再贴现率高低有限度。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贴现率无论多高，都难以遏止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贴现或借款。
（3）对法定准备率来说，贴现率比较易于调整，但随时调整再贴现率也会引起市场利率的经常波动，等等。
同前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相比，公开市场业务有明显的优越性:
（1）中央银行能够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从而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
（2）公开市场业务使中央银行能够随时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经常性、连续性的操作;
（3）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可以主动出击，不像贴现政策那样，处于被动地位;
（4）由于公开市场业务的规模和方向可以灵活安排，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它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而不会像存款准备金的变动那样，产生震动性影响。
然而，公开市场业务要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中央银行必须具有强大的、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金融势力。
（2）金融市场必须是全国性的，必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证券种类必须齐全并达到一定的规模。
（3）必须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没有存款准备制度，这一工具也无从发挥作用。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都属于对货币总量的调节，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
在这些一般性政策工具之外，还有有选择地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措施。
其中有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的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
消费者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销售融资予以控制。
其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用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时第一次付款的最低金额;
（2）规定用消费信贷购买商品的最长期限;
（3）规定可用消费信贷购买的耐用消费品种类，对不同消费品规定不同的信贷条件，等等。
在消费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采取消费信用控制，能起抑制消费需求和物价上涨的作用。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是中央银行对有关证券交易的各种贷款进行限制，目的在于抑制过度的投机。
其中如规定一定比例的证券保证金率，并随时根据证券市场的状况加以调整。
不动产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在房地产方面放款的限制措施，以抑制房地产投机。
如对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规定最高限额、最长期限以及首次付款和分摊还款的最低金额等。
优惠利率是中央银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如出口工业、农业等，所采取的鼓励措施。
优惠利率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多有采用，发达国家也普遍采用。
预缴进口保证金，类似证券保证金的做法，即中央银行要求进口商预缴相当于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以抑制进口的过快增长。
预缴进口保证金多为国际收支经常出现赤字的国家所采用。
三、直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是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所进行的控制。
其手段包括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流动性比率和直接干预等。
规定存贷款最高利率限制，是最常使用的直接信用管制工具。
如在1980年以前，美国有Q条例，条例规定，活期存款不准付息，对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则规定利率最高限。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用抬高利率的办法竞相吸收存款和为谋取高利而进行高风险存贷。
信用配额是指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市场状况及客观经济需要，分别对各个商业银行的信用规模加以分配，限制其最高数量。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极为不足，这种办法相当广泛地被采用。
规定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比率，也是限制信用扩张的直接管制措施之一。
流动性比率是指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重。
一般说来，流动性比率与收益率成反比。
为保持中央银行规定的流动性比率，商业银行必须缩减长期放款、扩大短期放款和增加易于变现的资产等措施。
直接干预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放款范围等加以干预。
如对业务经营不当的商业银行拒绝再贴现或采取高于一般利率的惩罚性利率，如直接干涉商业银行对存款的吸收等。
四、间接信用指导
间接信用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所谓道义劝告，指的是中央银行利用其声望和地位，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经常发出通告、指示或与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举行面谈，劝告其遵守政府政策并自动采取贯彻政策的相应措施。
例如，在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时可劝告各金融机构减少海外贷款；
在房地产与证券市场投机盛行时，中央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减缩对这两个市场的信贷等。
窗口指导的内容是，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每季度贷款的增减额，并要求其执行。
如果商业银行不按规定的增减额对产业部门贷款，中央银行可削减向该银行贷款的额度，甚至采取停止提供信用等制裁措施。
虽然窗口指导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其作用有时也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窗口指导曾一度是日本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间接信用指导的优点是较为灵活，但要起作用，必须是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有较强的地位、较高的威望和拥有控制信用的足够的法律权力和手段。
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和选择问题
中央银行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其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并无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只能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客观条件而定。
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经济金融条件等客观情况，而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经验。
就目前来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
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政策等。
从1984年起，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政策工具之一。
不同于西方国家，该制度的初始设计思路主是为了使中国人民银行能集中控制相当部分信贷资金，进而通过再贷款形式控制信用规模及调整信用结构。
为此，不仅确定了较高的法定准备金比率，且后来又为商业银行规定了硬性的备付金比率{目前，备付金是指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超过存款准备金率的那部分存款，一般称为超额准备金。
}，从而提高了总准备金率。
由于偏高的准备金率使得商业银行可支配资金不足，反转过来增强了它们对中央银行强烈的借款需求，而中央银行实际上也往往不能不满足这种需求。
结果使得存款准备金对控制银行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不显著。
1998年3月对上述制度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准备金存款账户与备付金存款账户合并为一个账户统称为准备金，存款法定比率下调为8%。
这一方面有利于理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关系;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
再贷款的“再”字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词，它实际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
目前来看，再贷款的对象基本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从推出这一政策工具时起，再贷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中就占有很大的比重，是我国基础货币吞吐的主要渠道和调节贷款流向的重要手段。
在中央银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中，特别是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尚得不到应有发挥的条件下，通过再贷款调节信贷规模与结构，并从而控制货币供应量，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如前所述，由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扭曲，中央银行对再贷款工具的运用往往缺乏自主性，即不是出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仅仅是迫于商业银行资金需求的压力。
这不能不使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度有所削弱。
1994年以来，伴随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再贷款的比重开始下降，更多地引进和发挥其他政策工具的作用成为既定方向。
另外，伴随近年方方面面深化改革力度的加大，特别是规范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改革的诸多措施的出台，再贷款工具本身及其运用也在逐步规范和完善之中。
再贴现业务的开展始于1986年。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商业信用欠发达、票据承兑贴现量小且不规范、商业信用行为扭曲，或是其他政策工具扭曲或过强（比如再贷款）等，客观上使得再贴现业务量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中的比重微不足道。
另外，由于我国的再贴现率与其他银行存贷款利率一样，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它往往既不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及其变化，也无法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和放款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
凡此种种，使得再贴现工具在我国的作用一直不明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从公布实施票据法到加大利率体制改革，从引导广泛开展票据承兑、贴现到倡导和推行票据结算等方面，为再贴现的扩展创造条件。
1996年以来，再贴现规模已呈明显的扩张势头，其作用也将逐渐凸现出来。
根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以及外汇。
1994年以前由于尚不具备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条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无法通过这一工具来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
随着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汇率并轨的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
而以国债为对象的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正式启动。
从近年运用这一政策工具的作用来看，可以说是有作用但效果或影响有限，甚或可以说只具象征意义。
其主要原因在于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条件还有不少的欠缺。
比如，国债的发行与交易没有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国债品种的结构及对国债持有的微观主体结构的不合理或不对称，外汇领域实施非意愿、结售汇制度及集中储备体制，如此等等，都在颇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一政策工具的运作空间和运作力度。
随着改革的深化，各方面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做法有可能成为我国一个较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二是商业银行对企业和个人的存贷款利率；
三是金融市场的利率。
第一种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两种利率。
一般推论，当中国人民银行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时，相应增加各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商业银行可能减少对中央银行的资金需求或提高其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贷款利率，资金市场的利率相应上升，资金需求相应减少，从而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其所要求的条件，如前所述，是利率的变动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融资成本的变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金供求。
就现阶段来看，这两个条件均在发展变化之中。
除上述工具外，中国人民银行还采取优惠利率政策、专项贷款、利息补贴和特种存款等办法。
通过这些措施，分别扶持国家急需发展的部门，如能源、交通、出口、民族贸易和支持重点建设工程等。
这类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针对特殊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
但其直接行政决策的色彩过浓，对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运用效率也有不利的一面。
中国人民银行原来最强有力的一个政策工具是“规模”。
它于1998年已经停止使用。
在第十章第二节中，对这个问题有概略的说明。
第三节货币政策的
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最终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既涉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与中介指标的选择有关。
而有关传导机制的观点，往往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理论基础。
本节主要介绍西方国家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一、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最终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所谓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在西方，主要有凯恩斯学派的传导机制理论和货币学派的传导机制理论。
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其最初思路可以归结为：
通过货币供给M的增减影响利率r，利率的变化则通过资本边际效益的影响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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