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聊斋志异》之悍妇形象毕业论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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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虐待继子的后母，如《张诚》中的张母牛氏；
还可以看到刁难儿媳的恶婆，如《珊瑚》中的安生母沈氏。
本文对其中写得尤为出色的悍妇形象及她们的结局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不幸的命运，看到当时妇女为争取幸福的生活而迈出的艰辛步伐，看到她们为追求人格尊严而不懈努力的拼搏精神，还可以看到那些扭曲的人性背后那令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一、《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
“作者对现实生活无疑是很熟悉的,甚至有过亲身的经历和体验”。
[2]“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3]他对现实生活中的悍妇痛恨至极,厌恶地称之为“母夜叉”、“胭脂虎”甚至比作“附骨之疽”，对妇人凶悍造成的家宅反乱有深切的感触。
在他的笔下有以下几种悍妇的类型:
（一）以虐待丈夫为主的悍妇形象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夫妇之道的认识和现在有明显的不同。
古人认为“乾，天也，故称乎父；
坤，地也，故称乎母。
”[4]“天为上，地为下，高低之别自不待言。
”“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5]可见在一个男权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里，女性生来就是卑弱的，而悍妇们则完全背离了这些社会准则，表现出了对丈夫的大不敬。
如《江城》，江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美貌和智慧并存的如火焰般的女子，但作者对江城的总体介绍却是“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词舌嘲啁，常聒于耳。
”也正是由于她的个性，丈夫的软弱花心，再加上公婆的退让漠视，使得她变本加厉，最终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悍妇。
她的凶悍在于毫不在意他人眼光，敢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毒打丈夫，当她知道知道丈夫要找陶家妇寻欢作乐后就导演了一出调包计，使得高生在看到陶家妇变成江城后“大惧失色，堕烛于地，长跪觳觫，若兵在颈。
女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
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颜色，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
女批颊而叱去之，益厌弃不以人齿。
生日在兰麝之乡，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
”由此可见江城的凶悍非同一般。
高生的花心固然可恨，也应该受到教训，却不该被江城打的下不了床，甚至因畏惧江城而不能行房事，反而被江城呼来喝去，就好像活在狱中。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几个人受得了的。
黑格尔曾精辟地指出：
“人物形象既具有主体性，也具有完满性。
必须要借种种不同的情境，把人物多方面的性格都揭示出来。
如果人物性格没有见出这样的完满性和主体性,就会显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暴戾反常,软弱无力的性格。
”[6]作家在精心刻画她的凶悍、泼辣这一主体性格的同时,也以灵活精巧的笔法展示了她性格中丰富多彩的侧面。
作者通过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烘托、对比,既刻画了江城悍谬不仁、性烈如火的性格特征；
同时也表现了她那疾恶如仇、聪明机智的可贵品质。
如充分运用自己的美丽嫁给富商的儿子、被逼回家后懂得用温情挽回丈夫的心、懂得在公婆面前毒打丈夫从而震慑丈夫、懂得在丈夫有外遇时要人赃并获等等。
她的凶悍与公婆的排斥，高生的好色，是密不可分的。
她是那种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占有欲极强的她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可以用尽手段。
对一个为了维持婚姻而用尽手段的妇人，在指责她的同时也应该想到更深层的东西。
从现实意义来说，江城的凶悍是封建时代的妇女对夫权压迫的畸形反抗。
而凶悍，是封建婚姻中女性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之一。
（二）以虐待婢妾为主的悍妇形象
“夫人无妒忌之行，而贱妾安于其命，所谓上好仁，而下必好义者也。
”[7]显然，男人都是希望做妻子的有“后妃之德”的，但妻妾之间是不可能情同姐妹的，她们总是或明或暗的争斗着，反抗着。
妻妾之间和平共处只是男性一厢情愿的想法。
如《邵九娘》中的金氏，她的悍表现在丈夫买了妾，她就害死小妾，这使得丈夫宁愿一个人住也不愿和她在一起，等到金氏服软俩人才和好如初。
金氏虽然许诺再也不阻挡丈夫纳妾，但又暗中阻止媒婆，不让丈夫纳妾。
在得知丈夫背着她纳妾后，“于是授美锦，使学制，若严师诲弟子。
初犹呵骂，继而鞭楚。
柴痛切于心，不能为地。
而金之怜爱林尤倍于昔，往往自为汝束，匀铅黄焉。
但履跟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
林不堪其虐，自经死。
”可见她为了得到丈夫的心也曾试图改变，但又实在不愿丈夫被抢走，就把气出在了小妾身上，最终反而失去了丈夫，直到邵九娘的出现才有所好转。
正是由于邵九娘表现的不怎么想抢金氏的丈夫，反而劝她们和好才慢慢赢得了金氏的心。
但一句“彼薄幸人播恶于众，使我横被口语。
其实皆男子不义，诸婢无行，有以激之。
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此岂复是人矣？
”已使我们对当时妇女的生活和现状有了深刻的了解。
男子往往把一切“罪行”都推在女子身上，使她们身背骂名，却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们经常只用一句传宗接代为借口就可以去寻花问柳，却不在乎女性怎样想，这样做显然会惹恼女子，使她们心灰意冷。
“一夜夫妇少有反唇，晓妆犹含盛怒。
女捧镜，镜堕，破之。
妻益恚，握发裂眦。
女惧，长跪哀免。
怒不解，鞭之至数十。
”“妻烧赤铁烙女面欲毁其容，婢媪皆为之不平。
每号痛一声，则家人皆哭，愿代受死。
妻乃不烙，以针刺胁二十余下，始挥去之。
”这样的生活场景足以使我们对金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她显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所托非人的她却把自己的不幸转嫁到了小妾身上。
她认为丈夫离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邵九娘的勾引，就想要要毁掉邵九娘的容貌，甚至在被人挡住后还要用针扎邵九娘，可见她性格中的的悍与心中的恨。
从悍妇对小妾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女人病态的爱与恨，每个女人都想要丈夫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愿意和别人分享丈夫。
但当时的男人却以传宗接代为名寻花问柳，纳妾收婢，妻子却要守妇德妇规，整天怕失去丈夫，这样的生活怎能让女子心甘情愿的接受？
她们怎能不反抗？
对于金氏这样的可怜又可恨女子而言，我们在斥责她的凶悍时也应该看到凶悍背后的辛酸苦辣。
（三）以忤逆公婆为主的悍妇形象
孝道是封建礼教最为强调的内容之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8]《聊斋志异》中悍妇却全无仁爱之心，她们不仅对夫和妾大发龙虎之威，而且上不尊老下不爱幼。
如《马介甫》中的尹氏，她的凶悍不仅表现在对丈夫“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
对丈夫纳的小妾“体妊五月，妇始知之，褫衣惨掠。
已，乃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
后又使小妾“崩注堕胎”；
杨万石的弟弟杨万钟“因尹氏故，投井死；
万钟死，既殡，矢不嫁。
妇唾骂不与食，醮去之”；
万钟的孩子，“朝夕受鞭楚。
俟家人食讫，始啖以冷块。
积半岁，儿旭壬羸，仅存气息”；
万石的好友马介甫来看他，妇殊怠慢。
后马教万石驯妻、“出妻”，马介甫一来，妇即“呼万石入，批使绝马”；
这还不算，她在对待公婆上“杨父年六十余而鳏，尹以齿奴隶数。
杨与弟万钟常窃饵翁，不敢令妇知。
然衣败絮，恐贻讪笑，不令见客。
”、杨氏兄弟私自给父亲比较好的衣服穿，尹氏看见后，立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
使得“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
她的凶悍已经不能使人再忍受下去了，这是一种病态的凶悍。
在当时，人们都很重视孝道，认为孝是为人的根本，从举孝廉就可以看出管理考核中对于孝的重视。
有孝心的人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悍妇往往却不被公婆所喜，反而会因子嗣、教养、性格等被公婆处处叼难。
《马介甫》中没有写尹氏凶悍的原因，只写了她的悍，但也不难看出他对公婆偏爱杨万石弟弟一家的不满，公婆的偏爱也使得她深受影响，变得更加凶悍残忍。
在当时，像尹氏这样不被公婆所喜的女子还有许多，婆媳之间的矛盾也从来没有少过，而得不到公婆喜爱的女子是很容易被休弃的。
不同的是尹氏选择了对抗，想要以武力取胜，得到想要的一切。
虽说她最终没有什么好结果，可她也尽力了。
可见，再凶悍的人都有其可怜之处。
（四）以虐待继子的后母为主的悍妇形象
子嗣问题一直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不孝者三，一曰阿意曲丛，陷亲不义；
二曰家贫亲老，不为禄仕；
三曰不娶无后，绝其袒祀。
三者之中，以无后为大。
”[9]《聊斋志异》中悍妇却往往打骂继子，不让他们吃饭，不让他们上学，甚至有的就直接逼死或杀死继子。
如《大男》“大男渐长，用不给，何纺绩佐食。
大男见塾中诸儿吟诵，亦欲读。
母以其太稚，姑送诣读。
大男慧，所读倍诸儿。
师奇之，愿不索束脩。
何乃使从师，薄相酬。
”不给小妾足够的供给，不让人吃饱饭，不让孩子上学，再加上在封建社会妇女根本没多少赚钱的出路，这就使得没了丈夫的女人和孩子更加难以生存下去了；
《张诚》中的牛氏则是“牛氏悍甚，每嫉讷，奴畜之，啖以恶草具。
使樵，日责柴一肩，无则挞楚诟诅，不可堪。
隐畜甘脆饵诚，使从塾师读。
”牛氏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却让继子去打柴，打不够就不给饭吃，这也可能有经济的原因，在当时对于普通人而言能让一个孩子去读书就很难得了，这还能让人接受，但牛氏却不该把继子当牲畜一样打骂随心，不给继子吃饭。
《吕无病》中的王氏“夜使直宿床下，儿奔与俱。
每唤起给使，儿辄啼，妇厌骂之。
无病急呼乳媪来，抱之不去，强之益号。
妇怒起，毒挞无算，始从乳媪去。
儿以是病悸，不食。
妇禁无病不令见之。
儿终日啼，妇叱媪，使弃诸地。
儿气竭声嘶，呼而求饮，妇戒勿与。
日既暮，无病窥妇不在，潜饮儿。
儿见之，弃水捉衿，号啕不止。
妇闻之，意气汹汹而出。
儿闻声辍涕，一跃遂绝。
”由此可见王氏的凶悍。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那样对待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能真正忍下心的人能有多少？
再看不惯丈夫也不应该拿孩子出气，使孩子啼哭不止，还把孩子摔在地上，直到孩子断气为止。
不懂得尊重生命的人别人也不会尊重她，没有人有权利轻易害死别人。
悍妇虽然可恨，陷害继子的后母更可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看封建社会对子嗣的重视程度，看看没有子嗣的后果。
在《段氏》中段氏“段日益老，诸侄朝夕乞贷，一言不相应，怒征声色。
段思不能给其求，而欲嗣一侄，则群侄阻挠之，连之悍亦无所施，始大悔。
”“段中风不起，诸侄益肆，牛马什物竞自取去。
连诟斥之，辄反唇相稽。
无所为计，朝夕呜哭。
段病益剧，寻死。
诸侄集柩前议析遗产，连虽痛切，然不能禁止之。
但留沃墅一所，赡养老稚，侄辈不肯。
”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自己的孩子的女子该怎么活下去？
关于后母，可以说的的确很多，她们其实也很难做人。
她们也会怕照顾不好孩子被丈夫埋怨甚至休弃，怕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以前的孩子闹矛盾，分家产，怕在丈夫以前的孩子长大后报复自己等等。
后母也是很难做人的，但不管怎么说，孩子都是无辜的，不管怎么闹都不应该存心害死孩子。
作品中的悍妇显然很容易用孩子出气，这也是她们悲惨生活的侧面反映，是对社会无言的控诉。
作品中的悍妇大多数是喜怒无常的恶妇形象，但也有赞扬悍妇的篇目。
如《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侯虽小家女，然固慧丽，可弃雅畏爱之，所言无敢违。
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可弃以此少敛”，“会可弃盗粟出赌，妇知之，弯弓于门以拒之。
大惧避去。
窥妇入，逡巡亦入。
妇操刀起，可弃反奔，妇逐斫之，断幅伤臀，血沾袜履”，“罚使长跪，要以重誓，而后以瓦盆赐之食。
自此改行为善。
妇持筹握算，日致丰盈，可弃仰成而已。
”可见以恶制恶，是蒲松龄对待这类问题的一个认识。
侯氏能把一个仙女都没法管教好的人管好，可见悍妇对于构建幸福的家庭生活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社会，作者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悍妇，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先锋意识。
他不是那种一味批评痛骂悍妇的人，而是看到悍妇长处也敢于写出来的作家，也只有真实的表现事物的正反两面的作家才更令人尊重。
二、《聊斋志异》中悍妇的结局
从这么多形象生动的悍妇形象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悍妇的厌恶与痛恨，痛恨到甚至认为她们犯小错也是该杀的。
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和学者古巴尔在讨论女性作为美的对象时多次用到“杀”字，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常常被“杀”或“自杀”成没有生气、完全是因男性的需要而存在的物品。
另一个女权主义者朱狄斯•费德雷也曾说，男人确实对女人有杀心。
作者为什么会对悍妇如此厌恶呢？
胡适先生认为，“大概蒲松龄早年在自己家庭里看饱了他家大嫂的悍样，已受够了她的恶气；
后来又见了他的同社朋友王鹿瞻的夫人的奇悍情形，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他发愤要替这几位奇悍的太太和他们压得不成人样的几个丈夫留下一点文学的记录。
”[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才写出了这么多凶悍非常的女性形象。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所有的悍妇在经过一系列事件后，要么就走入“正途”，要么就不得善终。
（一）设计报应,严惩不贷
《聊斋志异》中的悍妇无不受到残酷报应。
有受仙人捉弄惩处的，如《邵九娘》中金氏受神灵责难而“病逆,害饮食”；
《马介甫》中尹氏受狐仙做法捉弄，丈夫杨万石服用了狐仙给的“丈夫再造散”后对其大打出手。
有受官府刑法处罚的，作者认为“邑有贤宰，里无悍妇”。
因此他还求助于官府对悍妇进行惩罚，如《吕无病》中王天官的女儿被官府“判令大归”；
《邵临淄》中李生妻被县令“杖三十，臀肉尽脱”。
有受现世的报应的，如《马介甫》中尹氏受后夫虐待，受亲邻唾弃，最后“依群乞为食”。
悍妇如果不规教化就不会有好下场，被狐仙捉弄还是轻的，得病也不算重，被县令打算重了，但惩罚最重的就是“依群乞为食”的尹氏和差点被阎王招去“做客”的李久常之嫂了。
悍妇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就是不受欢迎的代名词了，是注定会被唾弃的群体，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妇女而言也许才是真正的不见血的杀人。
（二）感化教育,树立典范
综观整本《聊斋志异》，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很崇尚妻妾制度，维护封建男权。
但现实却是“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以德胜妒”的典范让天下的妇人去效仿。
因此作者在描写悍妇之恶的同时，又塑造了一大批贤妇的典型。
《邵九娘》中邵女不仅甘受摧折，还主动调解丈夫与大妇之间的关系，以德报怨；
《吕无病》中许氏“甚贤”，不与妾“争夕”，而妾无病也事许“益恭”。
这些贤妻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妒，能够容妾，主动为丈夫的子嗣着想；
而小妾则知命、忍辱、守分，以自己的诚心及甘受凌辱的行为感动大妇。
树立典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女性臣服，使她们只知道努力做好贤妻良母，只知道服务于男性。
没有自我的女性才是最好控制的，只知道奉献一切的女性才是男性的最爱。
树立典范才是封建纲常理论深入人心最大的帮手，也正是这种典范害了一代又一代妇女。
在只能看《女诫》、听贤妇的故事、守妇容妇德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女子没有了开阔的视野，只懂得“三从四德”、争风吃醋，这样的她们能有多少快乐和尊严?
（三）寻求出路,改过自新
作者虽然对悍妇恨之入骨，但终究将其斩尽杀绝，而是给了大多数悍妇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她们成了“贤妻良母”。
如《江城》中的江城听了高僧说法后马上脱胎换骨，不仅成了模范妻子，而且对婆母“承言顺志，过于孝子”。
《吕无病》中王氏不仅断指自明，痛改前非，而且“不茹荤酒，闭户诵佛”，死时竟“颜色如生，异香满室”。
《珊瑚》中安母悔悟，“为姑媳如初”；
减姑则“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
《妾击贼》中某氏妻“由是善颜视妾”。
在当时社会是容不下悍妇的，在大多数人心中能把悍妇变成贤妻良母的人才是值得人们称赞的，悍妇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她们在改变的同时也适应了那个社会，没有了反抗精神的她们也是在改变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变得人云亦云。
失去了自尊的她们也很难再找到生活的真谛，人活在世上是要有意义、有追求的，没有追求的生活对她们而言才是最可悲的事了吧。
三、《聊斋志异》中悍妇产生的原因
小说家埃莱娜•西苏曾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这样写道：
“她一直占据着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事事有罪,处处有罪；
因为有欲望和没有欲望而负罪；
因为太冷淡和太热烈而负罪；
因为既不冷淡又不热烈而负罪；
因为太过分的母性和不足够的母性而负罪；
因为生孩子和不生孩子而负罪；
因为抚养和不抚养孩子而负罪。
”[11]的确，女性是矛盾的、两难的。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妇女身上背负了太多的罪责，常常陷在两难当中。
作品中没有提到任何嫉妒产生、消失的原因，只是在《江城》里含糊地用前生注定之类的套话糊弄了读者一番。
那么，作品中的悍妇是怎样产生的呢？
（一）社会制度
从社会发展上看，中国家国一体的宗法结构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讲究主次、上下、尊卑、等级等,即所谓的父子之亲、夫妇之道、长幼之序、君臣之分、上下之义等。
为了使妇女“唯事酒食衣服之礼”[12]男性为女子设立了多方面的道德礼规。
班固早在《白虎通》中就宣称：
“三纲者，何谓也?
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3]这就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理论。
在当时，男人只要打着宗嗣的旗号，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做幌子，就可以过寻花问柳、招妓纳妾的生活。
鲁迅曾揭露过这种普遍的虚伪：
“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
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
”在他们看来，女人就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必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
必须贞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休、再嫁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必须“贤良”，不能妒忌，甚至要帮丈夫纳妾，以满足男人的各种需求。
女人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就不得不竭尽全力，苦心追求驾驭男人的种种方式。
她们只能献媚取宠，争风吃醋，甚至采取暴力手段，胆子大的就棒打小妾，胆子小怕别人看出来的就用针刺小妾，至于不给食物、罚跪、下毒等等惩罚就更举不胜举了。
（二）家庭伦理
中国是个出贤妇的国度,以伦理纲常而论，贤是对等级森严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恪守，对人情人欲的自觉扼制。
蒲松龄宣称：
“人之伦有五,妇处其终；
妻之出有七,妒居其首。
慨自阳纲不竟,遂而阴寇相尤，风化因滋大坏,身道于此遂穷。
”他对当时阴帜日立的体统相当不满，而作者心中所谓的体统只是：
“侮夫不节,谴呵从之,愤怒不止,楚挞从之”[14]的夫统。
可见，蒲松龄这个伦理色彩隆重的作家对儒家理论的推崇。
封建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视家族的社会，每个人都得为家族费尽心力，只有抱成一团，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家族大了，难免会有矛盾产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悍妇的身上，是不合理的。
如《江城》中高生的父母对儿子与媳妇之间的矛盾不加劝解，就把江城赶回了娘家，给人一种被逐的屈辱，从而激化了夫妻矛盾。
还有《马介甫》中的尹氏，她对杨父不孝，或许是因为她极其自私，自己没有儿子就不愿意看着杨父偏爱杨万钟一家，尤其是杨家唯一的孙子。
（三）男子催化
在封建社会，男子可以朝秦暮楚、可以喜新厌旧、可以蓄婢纳妾。
在《聊斋志异》写到悍妇的篇章中，就写到了男子的行为不端或不负有责任。
如《江城》中的高生，有了美貌的江城还不满足，有机会便想着去纳妓或私会“陶家妇”。
《邵女》中柴生与金氏发生了矛盾就一直不回家，即使回到家中还一直想着纳妾，《大男》中的孙生，为了躲开王氏，他远游以避，因此给家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等等。
这些作品中，作者只是专注于书写悍妇的凶悍，却很少提到男性的责任。
可是如果男性能够真正负起责任，不去招妓纳妾，坚持从一而终，有矛盾就和女性认真沟通，而不是逃避退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怨恨满腹的悍妇了。
在当时，不要说毒打丈夫或小妾，就是埋怨丈夫也会被人看为不守妇德。
对一个女人而言，就只能守在自己的家里相夫教子，管理家务。
眼界很小的她们看到的也只是男人让他们看的那点东西，最多就只能弹弹琴、唱唱歌、看一些男人为她们编写的“教科书”。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被别人玩弄欺负是常事，被逼死的也不在少数，女人再不自强，就很难再好好的生活下去。
反抗是必然的，而悍妇这种畸形的反抗形式也是历史的必然。
（四）悍妇本身
凶悍嫉妒是女子反抗男权社会的畸形表现。
学者邓尼斯卡莫迪曾说过，在男性主位的语境中，对于女性，人们“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暗示着：
只有男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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